首先, 是奥维奇金的农村特写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接着爱伦堡的“解冻”形成了“解冻文学”风潮, 而肖洛霍夫的《人的命运》则引发了苏联战争文学新的浪潮——“战壕真实派”。

奥维奇金(1904—1968), 1952年发表了描写农村生活、积极干预生活、揭露农村阴暗面尤其是农村干部的官僚主义和领导作风不纯使农民失去生产积极性的特写式中篇小说《区里的日常生活》, 通过包尔卓夫和马尔登诺夫两个区委书记不同领导作风的对比, 揭露苏联农业管理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等弊病; 接着, 又推出随后的几篇:《在前沿》(1953)、《在同一个区里》(1954)、《自己动手》(1954)、《艰难的春天》(1956), 矛头不仅指向农村中的官僚主义, 而且指向他们的后台——更高级、有资历、与莫斯科的最高官员有联系的人。这些作品后来合成中篇小说集《区里的日常生活》, 打出了“暴露文学”的旗帜, 产生了巨大影响, 被誉为当代苏联文学的“第一只春燕”, “标志着农村文学的质变”。随即, 形成了“奥维奇金派”, 重要作家作品有:特罗耶波尔斯基(1905—1995)的《一个农艺师的杂记抄》(1953—1954), 多罗什(1908—1972)的《农村日记》(1954—1970), 扎雷金(1913—2000)的《今年的春天在蒲扬诺夫卡》(1954)、《红色的三叶草》(1955), 沃罗宁的(1913—2002)的《不必要的荣誉》(1955), 卡里宁(1916—2008)的《在中等的水平上》(1954)、《月夜》(1955), 田德里亚科夫(1923—1984)的《伊万·楚普罗夫的堕落》(1953)、《阴雨天》(1954)、《不称心的女婿》(1954)、《死结》(1956), 索洛乌欣(1924—1997)的《金窖》(1956)、《弗拉基米尔乡间公路》(1957)等。

爱伦堡(1891—1967),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暴风雨》(1947)、《解冻》(1954—1956), 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1960—1965), 代表作是《解冻》。小说主要叙述厂长茹拉甫辽夫的故事。茹拉甫辽夫是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 自私保守、专横霸道、思想僵化, 毫无人情味, 一心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前程, 拼命追求高指标, 而不管工人的死活, 对妻子和女儿也毫无感情。他让工人长期住在破草房和木棚里, 总设计师索科洛夫斯基因为这个问题批评过他, 他就借其妻女去比利时为由散布流言蜚语, 对其进行诬陷和迫害。他漠然对待将有十级暴风的天气预报, 造成三排工棚在暴风雨中倒塌的重大损失, 因此被解职, 他的妻子——热爱教育事业的中学教师莲娜也带着女儿离开了他。小说以此揭露和抨击了官僚主义对人性的压抑及其造成的严重恶果, 最早提出“关心人、爱护人”的主题。小说“解冻”象征漠视人的官僚主义时代——斯大林时代的结束。

《解冻》发表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引发了一场“解冻文学”的潮流。解冻文学, 是指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到60年代中期的苏联文学, 它高扬人道主义旗帜, 以一种更理性、清醒的态度来对待历史, 批判个人崇拜和“无冲突论”, 反叛过去公式化、概念化、粉饰生活、回避矛盾的僵化的文学模式, 大胆揭露生活的矛盾、冲突和阴暗面, 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 充分反映了解冻时期苏联的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活。一般认为, 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从1953年到1957年初, **是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前后, 除了爱伦堡的《解冻》、“奥维奇金派”的特写小说外, 在当时影响颇大的作家作品还有, 杜金采夫(1918—1998)的《不单是为了面包》(1956)、尼林(1908—1981)的《冷酷》(1956)、尼古拉耶娃(1911—1963)的《旅途中的战斗》(1957), 以及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1957)、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1953)等。第二阶段大致从1957年到60年代中期, **在苏共二十二大前后, 从第一阶段的暴露个人迷信及其危害发展为全面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 充分肯定个性的独立和个人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甚至描写残害人的集中营生活。重要作家作品主要有:田德里亚科夫的《三点、七点、爱司》(1960)、《审判》(1961)、《蜉蝣命短》(1965), 雅申(1913—1968)的中篇小说《沃洛格达州的婚礼》(1962),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1962), 阿勃拉莫夫(1920—1983)的特写《绕来绕去》(1963), 特罗耶波尔斯基的《芦苇丛中》(1963), 扎雷金的长篇小说《在额尔齐斯河上》(1964), 卡扎科夫(1927—1982)的《曼卡》(1958)、《在车站》(1959)、《在途中》(1961)、《蓝与绿》(1963)、《面包的味道》(1965)等, 以及“第四代”作家的作品、集中营文学(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描写了苏联集中营的生活, 开启了“集中营文学”的先河)。

“解冻小说”中颇为另类、特别突出的是“第四代”作家(也称“青春杂志派”“青年小说派”“自白小说派”)。这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批青年作家, 他们大多反对继承文学传统, 主张不拘一格, 大胆创新, 宣扬个人主义, 致力于反映当时苏联青年缺乏信念、丧失理想、思想混乱、精神空虚的迷惘情绪, 表现出非英雄化的倾向, 在诗歌方面主要有诗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1932—1994)、叶夫图申科(1933—)、沃兹涅先斯基(1933—2010)、阿赫玛杜琳娜(1937—2010)等; 在小说方面, 主要作家及作品则有:格拉季林(1935—)的《维克多·波德古尔斯基演义》(1956)、《新年第一天》(1963), 库兹涅佐夫(1929—1979)的《传说的继续》(1957), 奥库扎瓦(1924—1997)的《祝你健康, 中学生》(1961), 马克西莫夫(1930—1995)的《人活着》(1962), 沃依诺维奇(1932—)的《我想做个诚实的人》(1963), 以及阿克肖诺夫(1932—2009)的多部作品:长篇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1961)、《是时候了, 我的朋友, 是时候了》(1964), 短篇小说《飞向月球的途中》(1962)、《爸爸, 拼一拼》(1962), 中篇小说《摩洛哥的橙子》(1963), 作品集《弹射器》(1964)、《可惜您没有和我们在一起》(1969)等。

“解冻文学”突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旧模式, 在相当程度上冲破了教条主义的限制, 脱离了庸俗社会学的影响, 摆脱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模式, 摒弃了“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弊病, 大胆触及了长期以来人们不敢尝试的禁区, 较为真实而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 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工业革命题材”“军事题材”“道德题材”的作品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肖洛霍夫《人的命运》(1956)高举人道主义旗帜, 不仅暴露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罪恶, 更着重于对普通人物的塑造, 思考战争中人的命运、人的价值, 描写了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悲剧, 在苏联当代文学中具有开拓意义, 引起了十分广泛、极其强烈的反响, 引发了苏联战争文学的新浪潮。

首先出现的是“战壕真实派”。这派作家以类似古典主义“三一律”的方式描写战争, 以中短篇小说的形式, 围绕主人公集中、真实地描写一个“弹丸之地”(“一寸土”)一昼夜间发生的小战斗, 描写普通士兵、下层军官在战场上的遭遇和真实的感受, 刻画在战争岁月中普通战士细腻的内心世界, 感染力极强。因描写范围较小, 时间跨度不长, 对战地环境、战争气氛描写又极其逼真, 而得名“战壕真实派”。这派作家十分强调描写的真实性, 尽力克服粉饰现实的倾向, 突出战壕真实, 渲染战争的残酷, 致力于表现普通人在战争中的不幸, 描写无谓的牺牲和人的求生本能等。这些作品, 较之过去的同类题材小说, 在对普通人的刻画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主要作家作品有:邦达列夫(1924—)的中篇小说《营请求火力支援》(1957)、《最后的炮轰》(1959), 巴克兰诺夫(1923—2009)的《一寸土》(1959), 贝科夫(1924—2003)的《第三颗信号弹》(1962), 阿纳尼耶夫(1926—2001)的《坦克成菱形前进》(1963)等。

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 战争文学出现新变化, 一方面是战壕真实向局部真实发展, 并且上升到从人性、道德等角度反思战争的高度, 如瓦西里耶夫(1924—2013)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 贝科夫的《索特尼科夫》(1970)、《活到黎明》(1972)、《方尖碑》(1973)、《狼群》(1974)等; 另一方面则出现了“全景性小说”, 其特点是采用鸿篇巨制, 多用复式结构, 多层次多线索, 不仅描写前沿阵地血腥搏斗的战壕真实场面, 而且表现高级指挥人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司令部的真实, 力求反映战争或战役的全貌, 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概括, 表现出当代人对历史事件的规律性认识, 从而构成战争的“全景图”, 画面广阔, 人物众多(上至大本营的最高统帅, 下至战壕里的士兵), 情节复杂, 地点变化(忽而前线, 忽而后方), 时间较长, 具有史诗规模, 形成了气势磅礴的历史画面, 因此被称为“全景性小说”或“全景文学”。代表作家和作品有:西蒙诺夫的三部曲《生者与死者》(1959)、《军人不是天生的》(1964)、《最后一个夏天》(1971), 邦达列夫的《热的雪》(1969), 恰科夫斯基的《围困》(1968—1975), 斯塔德纽克(1920—1994)的《战争》(1970—1980)。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格罗斯曼的《生存与命运》、西蒙诺夫的三部曲和恰科夫斯基的《围困》。

格罗斯曼的长篇战争小说《生存与命运》(1953—1961)以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为基本情节框架, 展示了从前方到后方、从斯大林格勒到莫斯科、从希特勒的集中营到卢布扬卡监狱、从乌克兰农家到喀山的广阔生活画面, 从各个方面多个角度, 写出了极权专制主义的可怕, 写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悲剧, 对历史、对战争、对千百万人的命运及造成其悲惨命运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 是一部很有思想深度的战争小说。在艺术上, 它打破了那种过分精致的结构, 而像生活本身一样广泛、跳跃, 从军队到普通百姓, 从苏德最高统帅到苏联尖端科技人员, 时而战争场面, 时而日常生活; 时而政治斗争, 时而科学研究; 时而爱情故事, 时而流血悲剧; 时而人物争论, 时而作者议论; 时而苏联, 时而德国; 人物众多, 线索繁杂, 结构庞大, 气势恢宏, 写法则跳**灵动, 大胆独特, 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因此被誉为20世纪“真正的《战争与和平》”。

西蒙诺夫的三部曲, 描写了苏军从1941年夏天失利被迫防御到1944年夏天转入全线反攻、德军被赶出国境的战争历程, 几乎囊括了战争的全部进程, 包括1941年夏德军突然入侵, 苏联西部边境战争失利; 德军进逼莫斯科, 苏军组织反击; 斯大林格勒战役; 库尔斯克战役; 1944年白俄罗斯即将取得胜利的战役。如此众多而又浩大的战争和场景, 通过原军报记者、后任集团军司令副官的辛佐夫和30年代被关押坐牢4年、战争开始后担任集团军司令的谢尔皮林将军这两位主要人物贯穿起来, 使之连成一个有机整体, 从一个侧面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卫国战争从1941年6月德军突袭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到1944年夏天苏军全面反攻将德军赶出国境的全过程, 对战争事件作了全景性的描写。三部曲画面广阔, 包罗万象, 既全景式地反映了有头有尾的战争全过程:前方的激战, 后方繁重的劳作、艰辛与全力支持, 敌后游击战, 乃至战俘营的悲惨景象; 又写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莫斯科大会战, 斯大林格勒大会战, 白俄罗斯大会战等大的会战。人物也形形色色, 上至最高统帅下至平民百姓——从最高统帅斯大林到各级指挥官, 从辛佐夫、塔尼雅等普通军官到平民百姓, 纵横交织, 形成了斑斓多彩的战争生活画面, 堪称苏联战时生活的百科全书, 在卫国战争题材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恰科夫斯基(1913—1994)的《围困》是苏联战争题材小说中规模最大、篇幅最长的一部, 共180万字, 以列宁格勒保卫战为主线, 再现了司令部里的最高统帅斯大林、朱可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以及德、美、英等国100多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同时也塑造了战壕里的军官、战士、民兵、工农群众等众多虚构的人物形象, 以虚实结合的手法描绘了卫国战争的重大战役——列宁格勒保卫战波澜壮阔的画面, 把前线战争与外交斗争以及苏联国内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全面展示了从苏德战争开始一直到列宁格勒被围困的900多天战争过程, 用编年史的方法, 真实地描写了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的日日夜夜及列宁格勒保卫战, 塑造了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希特勒、戈林、希姆莱、戈培尔等人物形象。这是一部真正的全景小说, 场面相当宏大, 场景不断转换, 从苏联最高统帅部到平民百姓——从苏联的大本营最高统帅部领袖斯大林、朱可夫, 到苏联司令员、师长、营长乃至士兵, 然后又从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希特勒及其左膀右臂, 写到围攻列宁格勒的冯·莱布元帅及其部队, 也写到其年轻的下级军官、希特勒十分欣赏的丹微茨中校等中层军官。小说故事情节曲折动人, 善于把列宁格勒的围困与莫斯科、斯大林格勒乃至当时苏联的整个战争局势联系起来, 人物形象也较生动, 如写出了上层人物尤其是斯大林在特定时期的矛盾性和一定的醒悟, 也写活了朱可夫和戈沃罗夫、日丹诺夫、费久宁斯基、华斯涅佐夫等高级领导形象, 还颇为生动形象地写了兹维亚金采夫、帕斯图霍夫、苏罗甫采夫等中下层军官形象, 非常真实地写出了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人民生活的惨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苏联现实主义文学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出现了工业题材、农村题材、战争题材、道德题材等多方面专门题材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 后现代主义等非主流文学也在悄悄萌生和发展。

1985年以后, 尤其是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 随着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一再发生深刻的乃至天翻地覆的变化, 文学生活也发生了具有根本意义的、全方位的改变。对文学的行政干预停止了, 创作自由、出版自由真正得到实现, 俄国文学更加多元化, 也真正多元化了。

现实主义文学继续发展, 并适当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艺术手法。总体来看, 从1954年以来, 20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成就, 除“解冻文学”“战壕真实派”等文学外, 还有“集中营文学”、道德题材作品。

“集中营文学”的主要作品有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长篇小说《第一圈》(1968)以及“文艺性调查初探”《古拉格群岛》(1973), 沙拉莫夫(1907—1982)的短篇小说集《科雷马故事》(1966—1978), 多姆勃罗夫斯基(1909—1978)的长篇小说《无用之物系》(1978)等。这类作品大都根据作者的个人经历写成, 往往融自传、纪实和政论于一体, 描写集中营生活的黑暗可怖以及集中营中的反抗、暴动和逃亡事件, 把劳改犯个人遭遇的展示和对他们心理状态的揭示结合起来, 并进行历史和哲学的思考。其中, 《古拉格群岛》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道德题材作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联文坛尤为发达, 到80年代进一步深化, 且深受当时的读者喜爱。六七十年代, 人的生存价值, 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人在爱情、婚姻、家庭、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喜怒哀乐, 成为作家从道德伦理角度挖掘的主题。70年代中期以来, 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世界的前途、人类未来的命运, 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冲突, 成为重要主题, 道德题材作品进一步深化并更哲理化。

1969年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发表, 开始了道德探索题材的文学走向。此外, 影响较大的道德题材作品还有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1976), 利帕托夫(1927—1979)的《伊戈尔·萨沃维奇》(1977), 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1969), 田德里亚科夫的《毕业典礼之夜》[18](1974), 邦达列夫的《岸》(1975)和《选择》(1980)等。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活着, 可要记住》(1974)是另一类型的道德题材作品, 属于道德反思、心理探索、良心谴责类型, 提出了“人活着是为什么”的问题。阿斯塔菲耶夫表现破坏大自然、践踏人类道德的《鱼王) (1976)和特罗耶波里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1971)等, 也属于道德探索题材的优秀之作。

在道德题材领域中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 主要有特里丰诺夫、舒克申、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万比洛夫、切尔内赫等。

特里丰诺夫(1925—1981)的创作生涯以长篇小说《大学生》(1951)开始, 到60年代末期, 找到了表现生活的最佳切入点, 善于描写城市日常生活, 并且通过日常琐事的描写, 揭示深层的、带普遍性的道德问题, 具体表现为关注城市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 由此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心理状况, 提出引人深思的人生与社会问题, 手法则逐渐由传统的严谨变为现代的跳跃乃至意识流。他陆续发表的《解渴》(1963)、《交换》(1969)、《预期的总结》(1970)、《长别离》(1971)、《另一种生活》(1975)和《滨河街公寓》(1976)等中长篇小说, 均以当代莫斯科生活为背景, 统称“莫斯科小说”。《滨河街公寓》是其中成就最高的一部, 也是特里丰诺夫的代表作。作品通过主人公格列勃夫这样一个精于权术、阴险狡诈、见利忘义, 踩着别人向上爬的野心家和两面派的升降沉浮, 刻画出一个“现代市侩”的典型形象。作家用阴沉、激愤的笔调, 批判了苏联社会上层的某些权贵人物, 勾画出双重的生活图像:一是人们所拥有的住宅、衣服、地位所造成的幻影, 二是由人们的思想道德风貌所代表的真相。作家在这一作品中提出了净化当代人心灵生活的重要问题。这部小说显然已超出一般道德评判的范围, 获得了一种历史反思的意义, 并显示出锐利的社会批判锋芒。在作家后来的长篇小说《老人》(1978)、《时间和地点》(1981)以及他死后才得以发表的《消逝》(1987)中, 这种批判锋芒犹存。可以说, 特里丰诺夫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都更为出色地继承了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对现代都市人情世态的洞察与体验, 对现代人的处境、心理、弱点和困惑的逼视与表现, 使他在20世纪后期俄罗斯文学中独树一帜。

舒克申(1929—1974):作为西伯利亚作家, 他的作品描写得最多的是农村生活和乡下人。他一方面揭示平凡人身上的美好人性和崇高品质, 力图以其一尘不染的纯洁心灵来感染读者; 另一方面又谴责和讽刺了乡下人身上那种愚昧无知、自私自利、自命不凡、固执己见的弱点和习气, 并展示出这类陋习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怪人》(1967)、《出洋相》(1970)、《我的女婿偷了一车木柴》(1971)和《倔强汉》(1970)等, 都是他的短篇杰作。这些作品一般不刻意追求情节的紧张复杂, 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人和事仿佛都是从生活中信手拈来, 作者几乎不加任何雕琢; 读者在他的小说中所看到的, 往往不是离奇的故事, 而是蕴藏在平凡生活中的真理, 并由此而受到某种启示。其代表作是中篇小说《红莓》(1973), 这是一篇哲理与抒情水乳交融的佳作。它通过主人公叶戈尔刑满释放后回到农村, 与在监狱中以信函方式结识的乡下姑娘柳芭结婚, 在后者的帮助和鼓励下改过自新, 却被他曾与之有过关系的盗窃集团头目杀害的悲剧, 揭示了人的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艰巨性。主人公以自己的死表达了愿意脱胎换骨的决心, 也显示出他对生活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这部作品体现了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由作者本人根据这篇小说自编自导自演的同名电影于1973年上映, 次年获第7届全苏电影节主奖。

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 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陨星》(1960)、《盗窃》(1966)、《牧童与牧女》(1971)、《能看见的拐杖》(1988), 由几十篇中短篇小说构成的自传体小说《最后的敬意》(1968—1989)、长篇小说《鱼王》(1973—1976)、《忧郁的侦探》(1986)、《树上的标记》(1988)、《被诅咒和被杀死的》(1992—1994)等。其小说兼收并蓄东西方文化, 既从中国古诗中吸收精华, 又广泛借鉴古希腊神话、欧美文学直至拉美爆炸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 使之融会贯通, 从而自成一家, 把抒情小说和哲理小说融为一体, 以情感旋律作为小说的内在结构, 综合运用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各种表现手段, 往往通过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和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感悟世界, 了悟人生, 把浓郁的抒情氛围和深刻的哲理结合起来, 尤其善于通过战争和生态来进行永恒的道德问题的思考。《陨星》《牧童与牧女》通过战争对爱情的摧毁, 谴责了战争的非人道性, 思考了生与死、瞬间与永恒等哲理问题; 《鱼王》更是通过一系列中短篇小说, 从道德的高度反思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提出:对大自然是掠夺还是保护, 体现了人性善恶的问题; 只有理解、珍惜、爱护一切有生之物, 并与之和平共存、友好相处, 才能构建与大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 保证人类自己的生存; 《忧郁的侦探》反思了“俄罗斯性格”, 开了“政论小说”的先河; 《被诅咒和被杀死的》则对苏联卫国战争进行了反思性的描写。

拉斯普京(1937—2015), 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给玛丽娅借钱》(1957)、《最后的期限》(1970)、《活着, 可要记住》(1974)、《告别马焦拉》(1976)、《火灾》(1985)、《伊万的女儿, 伊万的母亲》(2003)等。拉斯普京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 深深关注并从哲学的高度思考俄罗斯民族的命运及前途, 并且具有明显的生态意识。《给玛丽娅借钱》《最后的期限》揭露了世态炎凉的现实社会; 《活着, 可要记住》通过卫国战争中的逃兵安德烈和妻子纳斯焦娜的悲剧, 表现了道德与人生的价值问题, 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告别马焦拉》更是通过人们即将离开因建水电站大坝而被淹没的马焦拉村的不同态度, 表现了现代化建设与人们故土感情的冲突、社会发展与道德传统的继承等问题; 《火灾》则对于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这一现象表示强烈的谴责和深刻的忧虑; 《伊万的女儿, 伊万的母亲》更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 写的是当代俄罗斯一个普通家庭的悲剧, 同时也是社会的悲剧。女主人公塔马拉·伊万诺夫娜一家四口在西伯利亚安加拉河流域过着虽不富裕但也和睦平静的生活。但辍学后在自由市场寻找工作的16岁未成年女儿突遭阿塞拜疆商贩的强暴, 塔马拉和丈夫阿纳托利一起到警察局报案。在漫长而艰难的诉讼过程中, 遇到种种阻力, 她发现这个社会没有真理而只有交易。她不再相信法律能做出公正判决, 便在绝望中铤而走险, 潜入检察院开枪打死罪犯, 自己也锒铛入狱, 一个四口之家几近毁灭。四年半后女主人公因在狱中表现良好而提前获释。作为老伊万的女儿和小伊万的母亲的她, 心中还保留着对生活的些许希望。拉斯普京的小说善于以不长的篇幅反映富含哲理的深刻意蕴, 善于塑造性格复杂的人物, 擅长细腻传神的心理描写, 语言朴实清新、简洁有力而又含蓄深沉, 充满了浓重的西伯利亚乡土气息。

万比洛夫(1937—1972), 剧作家。生于伊尔库茨克州库杜里克屯, 1960年毕业于伊尔库茨克大学文史系, 在伊尔库茨克担任记者、编辑, 并主要从事戏剧创作。1972年8月, 在贝加尔湖不幸溺水身亡。早期创作主要是幽默短篇集《巧合》(一译《凑台》, 1961)。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 在道德心理剧的探索方面有突出贡献。一生创作七部戏剧:独幕剧《窗子朝着田野的房子》(1964), 多幕剧《六月的离别》(1965)、《长子》(一译《大儿子》, 1967)、《打野鸭》(1967)、《外省轶事》(1970, 由两个独幕剧构成:1965年的《密特朗巴什事件》, 1970年的《和天使在一起的二十分钟》)、《去年夏天在丘里姆斯克》(1972)、《约会》, 代表作是《打野鸭》, 别出心裁地以主人公齐洛夫6段跳跃的回忆构成全剧, 塑造了齐洛夫这一“当代英雄”形象, 反映了整个时代人的精神面貌:这个青年虽然不再有理想, 也不再爱生活, 但他还想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 却又无力改变现实。他在社会的精神危机中丢失了人生的价值观念, 在茫茫人海中找不到自己生活的应有位置, 因而浑浑噩噩玩世不恭。总之, 在上述戏剧中, 万比洛夫一方面继承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石公指出, 其创作既继承了传统又树立了新风。他继承了俄国古典戏剧的优秀传统, 汲取了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与契诃夫戏剧创作的丰富经验, 从而成为当代戏剧大师。真实与幽默, 是其戏剧艺术的两大特点。他继承了果戈理的大胆与泼辣, 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系列喜剧人物, 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 它的时弊与希望, 并结合对苏联社会的分析, 再现了当代普通苏联青年的日常性格风貌。对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的出色描写, 使这位抒情心理剧作家获得了“伊尔库茨克的契诃夫”的美称。他的戏剧不以情节取胜, 而以心理活动的描写见长——不以写事件为主, 而是描写事件发生后对人物心理状态的影响。因而, 他在世时其作品就在部分青年剧作家中具有很大影响。他去世后, 其剧作全部在国内陆续上演, 受到文艺界高度赞赏, 并受到东欧、西欧、美国和日本等国戏剧界的重视。

瓦连金·切尔内赫(1931—2012), 剧作家, 他于1977年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在道德探索题材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剧本讲述的是三个要好的姐妹的人生旅途, 最终都因自己的性格与追求, 而获得各不相同的收获。因此, 剧本共有三条情节线索:一条主线, 两条副线。

主线讲述卡捷琳娜的爱情故事。卡捷琳娜是一个朴实的17岁农村姑娘, 因两分之差而高考落榜, 就到一个工厂做工。她因天真幼稚和充满幻想而冒充教授的女儿, 并爱上了电视台举止潇洒的摄影师鲁道夫, 进而怀了孕。不久, 鲁道夫发现真相, 和她一刀两断。但她并未就此消沉, 而是忍辱负重, 勇敢地生下了女儿萨什卡, 一边抚养孩子, 一边工作和发奋读书。16年后, 她含辛茹苦把女儿抚养成人, 自己也当上了莫斯科一家联合化工厂的厂长。她进入了上层社会, 过上了真正的莫斯科生活, 可地位的上升, 生活的改善, 依旧无法消除她内心的苦楚。在火车上, 她偶然结识了高级钳工果沙, 并一直对他隐瞒自己的身份。果沙对她一见钟情, 并勇敢地向她表达爱意。当他们刚开始热恋时, 恰巧鲁道夫奉命来采访她, 并再次试图追求她, 她断然拒绝了。但真相再次暴露后, 果沙从此不再登门。她在玛丽亚、柳德米拉两位女友的帮助下, 经过一番周折, 终于和果沙重归于好, 从而结束了单身生活, 得到了一个女人真正的幸福。

两条副线分别讲述卡捷琳娜两位好友的故事:一条是玛丽亚的故事——玛丽亚举止稳重, 娴静端庄, 为人热情, 脚踏实地, 与同事科里亚相爱并最终结合, 生儿育女, 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 另一条是柳德米拉的故事——柳德米拉轻浮, 爱慕虚荣, 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著名的冰球健将谢廖沙相识相恋并结婚, 不料, 谢廖沙逐渐变成了一个酒鬼, 柳德米拉只好与他离婚。

根据剧本拍摄的电影于1980年公映后, 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1980年获得国家奖金, 1981年获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颁发的最佳外国影片奥斯卡金像奖。剧本之所以成功, 主要是成功地塑造了卡捷琳娜等当代女主人公的形象, 切尔内赫从新的视角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 从一个寻常的题材中发掘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通过以卡捷琳娜为代表的几个人物的命运, 涉及了许多观众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如道德、幸福、人生价值等, 展示了普通人的日常悲欢, 反映了苏联社会日渐突出的家庭、婚姻、道德等问题, 提出了怎样看待生活理想的问题。影片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别哭了,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现在不该哭, 而应该行动。”以此表明:在追求真爱的途中, 眼泪只能留给自己, 重要的是行动; 只有行动, 才能赢得真正的爱情。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家是索尔仁尼琴和艾特玛托夫。

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与政治问题紧密相关, 并且具有浓郁的政论色彩, 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体, 把纪实小说、政论小说和叙事小说结合起来, 用词丰富而奇特, 犀利而深刻, 有时又充满象征和隐喻。

艾特玛托夫立足于“全方位和全球性思维”, 提出并思考了关系到人类命运的紧迫问题: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时代, 如何面对人类的道德危机和生存危机, 保护人类的生态环境?进而研究了保护大自然与保护人类的关系, 对人和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哲理思考。在艺术上, 他把早期情节结构上的单一时空发展为后期的多条线索、多层空间共存, 并有意识地通过对本民族神话传说的大量引用和改造, 挖掘其深层意蕴和原型意义, 试图用神话的历史文化精神来启示现代文化中的现代人, 从而极大地丰富作品的警世功能。

除了上述主流文学, 社会批判文学、回归文学、“异样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侨民文学等文学形态作为苏联主潮文学的对立面, 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中, 有着复杂、特殊而独特的地位。

社会批判文学继承了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大声疾呼捍卫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尊严, 对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其中大部分作品在当时受到批判, 有些则在当时难以问世, 属于回归文学、侨民文学。因此, 它与多种其他文学类型多有交叉、重叠之处。它包括以下四种类型。

其一, 暴露现实生活中社会政治矛盾的政治性作品, 如: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 法·伊斯坎德尔(1929—)的讽刺作品《羊牛星座》(1966)等。如前所述, 《解冻》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 抨击当时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的弊端及其产生的社会官僚, 重在展示个人情感世界和个人生活, 提出了社会关心人、爱护人的问题, 并且还批判地触及20世纪3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等历史事件, 因此《解冻》成为社会批判文学的鼎力之作, 并形成了“解冻文学”浪潮。

其二, 对日常生活丑恶行径的道德心理批判, 试图在人性匮乏的社会中找寻某种精神道德支柱。如亚·亚申(1913—1968)的短篇小说《杠杆》(1956), 特里丰诺夫以中篇小说《滨河街公寓》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城市文学作品中对“现代世俗”的系统、深入描写。

其三, 披露劳改营和劳改犯生活的集中营文学。如:沙拉莫夫(1907—1982)的《科雷马的故事》(1966—1978), 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1973)等。

其四, 在对历史的反思中重新书写历史。如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1957年在意大利出版, 1988年在国内发表)以永恒的道德标准、至善至美、个性价值、人道主义的价值尺度来审视十月革命这一重大历史变革, 通过一位俄国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书写出暴力革命与“人性冲突”的社会史。鲍·莫扎耶夫(1923—1996)的长篇小说《农夫与农妇》(1976—1987)描写了梁赞20世纪30年代推进的全面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出现的强迫农民一夜间必须加入集体农庄等各种过火行为, 最终引发了宰杀牲畜, 村民骚乱等一系列流血事件。同类作品还有别洛夫(1932—2012)的长篇小说《前夜》(1972—1987), 谢尔盖·安东诺夫(1915—1995)的中篇小说《瓦西卡》(1987),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纪实中篇《辛酸往事》(1988)等。

此外, 对卫国战争的反思, 也出现了诸如格罗斯曼描写战争反思极权主义的长篇小说《生存与命运》(1988), 艾特玛托夫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提并论的长篇小说《卡桑德拉的印迹》(1994), 以及阿斯塔菲耶夫通过长篇小说《被诅咒的和被处死的》, 竭力渲染战争的不人道、战争的恐怖, 彻底反对一切战争。

回归文学是对本该属于苏联文学整体创作潮流之中的一种复杂文学现象的总称。它从时间上分为两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当时回归文坛的主要有阿赫玛托娃、扎鲍洛茨基(1903—1958)等人的诗集; 皮利尼亚克、巴别尔、伊万·卡达耶夫(1902—1939)、曼德尔施塔姆、左琴科、普拉东诺夫、布宁等人的小说和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等主要是白银时代的文学创作。

第二次浪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此时, 随着苏联实行改革, 公开性和民主化原则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贯彻执行以及某些政治性禁忌被打破, 文艺政策放宽, 各文学报刊竞相发表过去被禁止和遭批判的作品, 形成了被称之为“发掘热”的回归文学的第二次浪潮。其中主要有普拉东诺夫、别克(1903—1972)、特瓦尔多夫斯基、普里斯塔夫金(1931—2008)、布尔加科夫、皮里尼亚克、雷巴科夫(1911—1998)、田德里亚科夫、安·比托夫(1937—)、杜金采夫(1918—1998)、阿赫玛托娃、格罗斯曼、帕斯捷尔纳克、扎米亚京、纳博科夫(1899—1977)、索尔仁尼琴等人的创作。

因此, “回归文学”包含两方面内容:首先, 是指20世纪之初白银时代的作品、三代侨民作家的作品, 经过若干年月的风风雨雨, 终于回归到俄罗斯读者手中来; 其次, 也指自20世纪20—80年代的漫长岁月中由于种种原因被禁止发表、被封存或被“搁置”的作品, 从被禁状态回归到自由状态, 得以同广大读者见面。

“回归文学”之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还出现了所谓异样文学(一译“另一种文学”)。异样文学主要是指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坛上悄然兴起的一股文学新浪潮, 它往往不描写重大、惊人的题材, 而写一些日常生活琐事; 作品主人公往往是一些小人物、被损害者, 其精神心理特点是压抑、彷徨、怀疑、冷漠; 作品的体裁样式与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 往往兼有故事、小说、随笔、回忆录、日记或书信的文体特征, 并显示出零散化、剪辑性的特点。“异样文学”的作家们积极借鉴了意识流文学等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 但它仍然是俄罗斯文学人道主义传统的体现。这种文学的代表作品有维·叶罗菲耶夫(1947— )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1989), 叶·波波夫(1946— )的《爱国者的心灵》(1989), 托尔斯泰娅(1951— )的《彼得斯》(1986)和《雾霭夜游人》(1988), 皮耶楚赫(1946— )的《彩票》(1987)和《新的莫斯科哲学》(1989)等。异样文学实际上是下面就要说到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