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领域, 20世纪20年代也颇为复杂, 既有大量吸收现代主义手法的开放性的作家, 如皮里尼亚克、扎米亚京等、叶赛宁等; 又有独特的讽刺作家左琴科; 更有颇为正规的现实主义文学, 如拉夫列尼约夫、法捷耶夫等。

皮里尼亚克(1894—1938), 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裸年》(一译《荒年》, 1920), 中篇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1926)、《红木》(1929)。代表作《红木》比较松散地描写了1928年俄国一个小县城多方面的日常生活:破落的贵族、地主在革命后靠变卖收藏的红木家具和大小古董为生; 普通百姓满足于一己幸福, 只要生活平静、自在; “被历史抛弃的”共产党员, 或者十分懒惰、生活窘困, 成天沉醉于幻想, 或者百无聊赖, 命运堪忧; 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投机商人, 倒买倒卖, 大发横财; 新的当权者, 徇私舞弊、贪污腐化、作威作福、肆意挥霍。皮里尼亚克深受现代主义的影响, 把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乃至印象主义融合起来, 形成了独特而又多样的创作风格, 往往把片断性、多视角、象征融为一体, 对当时一大批作家有很大影响。

扎米亚京则把表现主义、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结合起来, 其日记体幻想小说《我们》(1924), 运用象征、荒诞、幻觉、梦境、意识流等艺术手段, 表达了反对过于强调集中统一、维护个性自由独立的意向。巴别尔的《骑兵军》(1926)真实、客观地描写了红色骑兵军的战斗与生活, 把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与印象主义结合起来。普拉东诺夫的长篇小说《切文古尔》(1927—1929)把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自然主义结合起来, 描写20年代中期俄罗斯中部某草原小城切文古尔“自发地”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故事, 是“反乌托邦文学”的一部力作。

左琴科(1895—1958), 重要作品有幽默短篇小说集《蓝肚皮先生纳扎尔·伊里奇的故事》(1922), 幽默短篇小说《贵族小姐》《狗鼻子》(均1923)、《阔日子》《澡堂》(均1924)、《灯罩》《官威八方》(均1927)、《产品质量》(1928), 中篇小说《山羊》(1922)、《夜莺唱的什么歌》(1925)、《丁香花开》(1929)、《米舍尔·西尼雅金》(1930), 长篇小说《日出之前》(1943, 1987)。其中, 幽默讽刺作品占据主导地位, 这些作品对十月革命后人们身上的市侩习气、社会政治中的官僚作风等, 进行了生动、风趣的讽刺和揭露, 其特点是:揭露与同情并存; 讽刺和抒情结合; 叙述者与人物同构。

拉甫列尼约夫(1891—1959), 其代表作是中篇小说《第四十一》(1924)。讲述的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一个悲剧故事。身材苗条的漂亮红军女战士马柳特卡出身于一个渔夫家庭, 父母双亡。她为人善良, 富于幻想, 喜欢写诗。她的诗虽然写得不好, 但却是一个神枪手, 枪法如神, 弹无虚发, 她在战斗中已经击毙了40个白军官兵。政委叶甫秀可夫令她与另外两个战士把撤退途中俘获的一名白军中尉戈沃鲁-奥特罗克从海路乘渔船押送到司令部去受审。途中遇上了恶劣的天气, 风暴把两名战士卷入海中, 马柳特卡和中尉漂到了孤岛上。在这里, 两人不仅远离了队伍, 也远离了社会, 必须互相依靠相互帮助才能生存下去。马柳特卡美丽善良但没有文化, 白军中尉英俊文雅且修养极高。当她发现, 中尉的文化水平很高还能在文学上指导她时, 本来就迷恋中尉的“蓝眼睛”的马柳特卡在照顾生病的中尉整整一星期后就与他深深相爱了。但他们的观点立场迥然不同, 经常发生争吵。一天, 他们忽然发现有一艘帆船从远处驶来, 仔细一看, 是白军的船。中尉喜出望外, 朝船那边飞跑过去。马柳特卡在大喊劝阻无效后举枪射击, 应声倒下的中尉成为被她击毙的第四十一名白军。小说相当生动而深刻地描写了人性与阶级意识在女主人公身上的尖锐冲突, 较为大胆而超前地描写了阶级斗争中也有真正的人性——一种超阶级的爱。

与此同时,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 现实主义逐渐走向规范, 从多元化向一元化慢慢靠拢。一批作家开始正面描写社会生活, 表现人们走向革命的历程。

富尔曼诺夫(1891—1926)的《恰巴耶夫》(一译《夏伯阳》, 1923)、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的《铁流》(1924)、法捷耶夫(1901—1956)的《毁灭》(1927), 曾一度并称国内战争三大史诗。《恰巴耶夫》描写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式的军官恰巴耶夫怎样在政委的帮助下, 成长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军事指挥员; 《铁流》讲述的是十月革命后, 一群主要由农民和旧俄军队的军官和士兵组成的“乌合之众”, 怎样在指挥员郭如鹤的带领下, 历尽千难万险, 经过极度疲劳、饥饿和死亡等考验, 变成了纪律严明的铁流; 《毁灭》描叙远东一支游击队如何在队长莱奋生的领导下, 冲破重重艰险, 突破敌人的一次次包围与伏击, 最终有19个精干、坚定的革命者化险为夷。三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现国内战争中进行的人才精选的问题, 但前两部小说写得比较粗疏, 只有《毁灭》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关键在于它颇为出色地写出了有血有肉成长中的人(如莱奋生), 尤其是从心理上比较精细地刻画人的性格转变过程(如叛徒密契克)和精神成长历程(如排长麦杰里察、库勃拉克), 同时具有严谨的艺术结构。

鲁迅曾高度评价《毁灭》和《铁流》:“这两部小说, 虽然粗制, 却并非滥造, 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 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 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他称《毁灭》为“纪念碑的小说”, “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 并亲自把它翻译成中文, 极有眼光地肯定了小说对主人公莱奋生的描写没有落入英雄人物性格单一化、标准化的窠臼, 而是一个在战斗烽烟中滚打、生长的真实人物, 心里充满着“对于新的、美的、强的、善的人类的渴望”, 并“必然地和穷困的大众联结, 而成为他们的先驱”, 但也只是“以‘较强’者和这些大众前行”, 且“不但有时动摇, 有时失措”, 而且在他的率领下, “部队也终于受日本军和科尔却克军的围击, 150人只剩了19人, 可以说, 是全部毁灭了”, 但他最终在战斗的烽烟里成熟为一个出色的指挥员。

鲁迅还指出, 《毁灭》塑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美谛克(即密契克)的形象是真实的、成功的, 成功之处首先就在于他的性格是真实的。作者把这个活的人加以解剖, 有血有肉地展示给读者。作者写他性格的多样:“他要革新, 然而怀旧; 他在战斗, 但想安宁; 他无法可想, 然而反对无法中之法, 然而仍然同食无法中之法的果实——朝鲜人的猪肉——为什么呢, 因为他饿着!”鲁迅说, “读者倘于读本书时, 觉得美谛克大可同情, 大可宽恕, 便是自己也具有他的缺点”。

费定(1892—1977)的《城与年》(1924), 是最早描写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国内战争中应走什么道路的长篇小说。革拉特科夫(1883—1958)的《水泥》(1925)则是最早描写国民经济恢复、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长篇小说。

诗歌方面, 则有叶赛宁(详后)、“新农民诗人”[15]和马雅可夫斯基。

以克留耶夫(1884—1937)、克雷奇科夫(1889—1937)为代表的“新农民诗人”, 歌颂具有宗教色彩、古朴气息的俄国农民生活和古老的大自然, 呼吁关注机器文明对大自然和古老农村文化的破坏, 诗歌富于画面感和象征性, 超前体现了较强的生态意识。

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 主要作品有讽刺短诗《开会迷》(1922), 长诗《列宁》(1924)、《好》(1927)、《放开喉咙歌唱》(1930), 剧本《臭虫》(1928)、《澡堂》(1929)。早年是出色的未来主义诗人[16], 十月革命后, 他把未来主义手法融入现实主义之中, 创造了“楼梯诗”, 讽刺官僚主义者, 鞭挞小市民习气, 歌颂革命领袖, 歌颂社会主义建设。长诗《列宁》塑造了革命导师列宁的光辉形象, 歌颂了列宁对俄国革命的巨大贡献, 表明列宁及其事业将永垂不朽。长诗《好》描写了苏维埃共和国从诞生、巩固到繁荣昌盛的全过程, 被誉为苏联革命的英雄史诗。讽刺喜剧《臭虫》和《澡堂》尖锐抨击了种种不正之风。《放开喉咙歌唱》则是他从事文学创作的纲领和20年创作的总结。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气势磅礴, 联想奇特, 极度夸张, 节奏明快, 音韵独特。

在此时期, 戏剧创作也出现了初步繁荣。较著名的戏剧作品有:特列尼约夫(1876—1945)的《柳波芙·雅罗瓦姬》(1926), 维什涅夫斯基(1900—1951)的《乐观的悲剧》(1933)等。

这个阶段, 最重要的代表作家是高尔基, 他一方面继承了普希金、莱蒙托夫的浪漫主义传统以及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谢德林的现实主义传统, 另一方面学习和吸收了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的长处,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二、20世纪中期(1934—1953):创作的政治化和单一化时期

1934年8月, 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从思想上、组织上对作家和文学创作实行政治性的一统化, 结果使各种文学团体、思潮、运动和不同流派**然无存。这次大会通过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 确立了基本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并且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作为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 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由于规定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作用, 再加上此后执行过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由基本方法变成唯一的方法, 甚至以此来排斥、打击其他艺术方法, 因此苏联现实主义文学在较长时间里深受压抑, 不能写真实, 完全一元化了。其结果是出现了大量概念化、公式化乃至颇为粗糙的作品, 其突出代表是包戈廷(1900—1962)的电影剧本《带枪的人》(1937)这样公式化的作品, 潘菲罗夫(1896—1960)的《磨刀石农庄》(1928—1937)这样描写集体化农庄建立和发展过程的粗糙小说。

这个阶段, 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唯一的创作方法, 同时又负有严肃的政治教育任务, 现实主义文学单一化了, 大多数作品都是正面描写和歌颂为主, 如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的长诗《春草国》(1936)歌颂集体农庄, 但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马卡连柯和奥斯特洛夫斯基。

马卡连柯(1888—1939), 俄国现代教育家、文学家, 代表作品是长篇小说《教育诗》(1925—1935), 叙述了教养院的流浪儿童, 从染上了盗窃、流氓、抢劫、赌博等恶习, 毫无组织纪律观念的一群乌合之众, 在一种新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指导下, 逐渐转变为团结战斗的集体, 成为苏维埃新人的故事, 描写了如何把不良少年培养成有觉悟、责任感、荣誉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提出了通过集体和生产劳动来教育儿童以及在集体中进行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这一原则和方法具体包括:流浪儿是可教育的; 建设学生集体, 让学生在集体中自我教育; 前景教育方法, 即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过去的错误上, 而应引导他们看到美好的未来:“一个人向前瞻望的时候, 如果看不到一点快乐的远景, 他在世界上就活不下去, 人类生活中真正的刺激是未来的快乐。”教师要以身作则, 为人师表; 惩罚的方法是必要的, 而且要对每个少年犯罪者作具体分析, 对症下药。

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 代表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4)是一部自传性的作品, 描写了保尔·柯察金怎样经过革命的洗礼和社会主义的建设的锻炼, 战胜疾病, 成长为社会主义新人的一生经历, 提出了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乃至疾病,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在童年过着最底层的苦难生活。年轻时, 他受到老布尔什维克朱赫来的影响, 思想进步, 后来为拯救陷入敌手的朱赫来而被捕, 在狱中表现得坚贞不屈。出狱后哥哥阿尔焦姆送他参加了红军, 在柯托夫斯基骑兵旅和布琼尼骑兵团中转战疆场, 浴血奋战, 身负重伤后以惊人的忍耐力使医生们深为敬佩。保尔出院后离开了部队, 无论是做共青团工作, 肃反工作还是参加修筑铁路的艰苦劳动, 都表现出了坚持真理和不怕艰险的大无畏精神, 并且在爱情问题上也有着严肃的态度。残酷的战争、艰苦的劳动、繁重的工作使他病倒了, 双目失明, 全身瘫痪, 但他以惊人的毅力从事文学创作, 最终获得了成功。小说真实地描绘了十月革命前后乌克兰地区的广阔生活画卷, 塑造了以保尔·柯察金为代表的一代英雄形象。保尔的坚强意志和刚强的性格是在英勇的战斗和艰苦的劳动中, 在刻苦的学习和严格的律己中锻炼出来的, 小说通过他的成长道路阐明了小说的主题:“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 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 在临死的时候, 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 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小说中浓郁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献身主义曾对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很多人产生过重要影响, 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他们精神生活最重要的支柱。但总的来说,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还比较粗糙。

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是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详后)、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详后)以及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

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1928—1940)代表了与官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背离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一种另类融合(详后)。

阿·托尔斯泰(1883—1945), 著名诗人、小说家、戏剧家, 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尼基塔的童年》(1920)、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两姊妹》(1921)、《一九一八年》(1928)、《阴暗的早晨》(1941), 长篇历史小说《彼得大帝》(1930—1945)。《尼基塔的童年》通过小男孩尼基塔9岁至10岁这一年的经历, 生动优美地展现了俄国大自然和民间风情的美, 童心的美和人性的美。[17]代表作《苦难的历程》最早创作于1921年, 后来经过删改和继续创作, 终于在1941年完成了整个三部曲。小说通过上层知识分子家庭的两姊妹卡嘉和达莎, 以及工程师捷列金、中尉罗欣四人在战争、革命中的悲欢离合和最终走向革命的经历和心路历程, 说明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作用以及知识分子只有走向革命、与人民相结合, 才能找到真理, 走向光明, 获得新生, 从而写出了知识分子同人民的结合过程。俄国文学史家曾把它与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并称为苏联三四十年代最优秀的三大史诗巨著。

卫国战争(1941—1945年)中, 作家们以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创作出了大量的各种体裁的作品, 反映俄国人民英勇不屈的反法西斯斗争。颇有影响的作品, 诗歌方面有吉洪诺夫(1896—1979)的长诗《基洛夫和我们在一起》(1941)、阿丽格尔(1915—1992)的长诗《卓娅》(1942)、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1942—1945)、西蒙诺夫(1915—1979)的抒情诗《等着我吧》(1942), 以及《喀秋莎》《红莓花儿开》的作者伊萨科夫斯基(1900—1973)的《复仇者》(1942)、《你好, 斯摩棱斯克》(1943)等一系列诗歌; 小说方面则有格罗斯曼(1905—1964)的中篇小说《人民是不朽的》(1942)、瓦西里列夫斯卡娅(1905—1964)的中篇小说《虹》(1942)、戈尔巴托夫(1908—1954)的中篇小说《不屈的人们》(1943)、西蒙诺夫的中篇小说《日日夜夜》(1943—1944)、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1945); 戏剧方面则有柯涅楚克(1905—1972)的《前线》(1942)、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1942)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1946—1948年, 苏共中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 如《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办法的决议》《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等, 狠批反映苏联社会真实情况的作家, 并粗暴地点名批判了阿赫玛托娃、左琴科等著名作家, 开除其作家协会会籍, 不准发表他们的作品, 从而严重伤害了许多作家, 大大挫伤了他们的创作积极性。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文学界形成了“无冲突论”, 强调苏联社会生活中没有矛盾和冲突, 只有“好”和“更好”的区别, 作家们只能粉饰现实, 歌功颂德, 歌舞升平, 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粉饰生活、回避矛盾, 为极左政策大唱赞歌的作品大量出现, 产生了大量像巴巴耶夫斯基(1909—2000)的《金星英雄》(1947—1948)、《阳光普照大地》(1949—1950)这样粉饰现实的小说。当然, 还有一些作家依旧坚持严格的现实主义, 艰难地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但都受到严厉批判, 作品往往在当时不能发表。

尽管这样, 这一时期仍有一些较为不错的文学作品, 大多是战争文学, 如波列沃伊(1908—1981)的中篇小说《真正的人》(1946), 涅克拉索夫(1911—1987)的中篇小说《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1946), 布宾诺夫(1909—1983)的长篇小说《白桦》(1947), 冈察尔(1918—1995)的长篇三部曲《旗手》(1946—1948)等。此外, 还有柯切托夫(1912—1973)描绘工人家庭的《茹尔宾一家》(1952), 费定的长篇小说《早年的欢乐》(1945)、《不平凡的夏天》(1948), 尤其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中短篇小说取得了颇高的成就。

帕乌斯托夫斯基(一译巴乌斯托夫斯基, 1892—1968), 重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卡腊-布加兹海湾》(1932)、《科尔希达》(1934)《北方故事》(1938), 传记小说和历史题材小说, 如《夏尔·朗赛韦的命运》(1933)、《伊萨克·列维坦》(1937)、《塔拉斯·谢甫琴柯》(1939), 诗化小说《初雪》(1943)、《细雨蒙蒙的黎明》(1945), 诗意理论著作《金蔷薇》(1955)、《面向秋野》(1960), 长篇小说《一生的故事》(1945—1963)。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的还是他在三四十年代至50年代前期创作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 而最有影响的是《金蔷薇》《面向秋野》和《一生的故事》。

《金蔷薇》及其姊妹篇《面向秋野》, 是一部非常有趣、生动优美的关于文学创作方方面面的独特著作。这部作品主要论述“作家劳动的美好实质”, 阐述“对创作的理解”和“个人经验”, 是一部总结作家本人的创作经验、研究俄罗斯和世界许多大作家的创作活动, 探讨写作上一系列问题的美文散文集, 它娓娓而谈, 清新隽永, 对作家如何培养观察力、提炼素材、锤炼语言、丰富知识等都有独到的见地, 对想象的必要性、细节描写的功能、人物性格的逻辑性以及灵感的由来等也作了深刻的阐述, 尤其是《金蔷薇》, 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生的故事》包括《遥远的岁月》(1946)、《动**不安的青年时代》(1955)、《一个未知时代的开始》(1957)、《怀着巨大希望的时期》(1959)、《投向南方》(1962)、《漫游的书》(1963)六部作品, 以严谨朴实的风格、生动优美的语言, 反映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几十年间作家本人的生活和广阔的社会景象, 既是作家对其创作历程与道德、精神成长的思考、探索之总结, 也是不同时期、众多地方的生活风俗和人民群众所品尝的酸甜苦辣咸的忠实记录。

总的看来,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风格朴实, 语言简洁、生动、优美, 而且大都以爱和真善美为主题(他甚至宣称:“哪里有女人的爱, 有对儿童的关心, 有对美的崇拜和对青春的忠诚; 哪里的善行、人性和团结气氛被认为具有最高的价值, 新社会就在哪里出现”), 致力于表现普通人的心灵美和大自然的美, 善于创作富有抒情色彩的短篇小说, 善于从普通人身上发现永恒的人性之光和心灵美的光彩, 善于简洁细腻地刻画人物纯洁善良的心灵, 语言清丽、流畅, 富有音乐性和绘画感。1965年, 由于其出色的文学成就, 他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但由于苏联政府的干预, 最终该奖授予了他的同胞肖洛霍夫。

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 苏联文学出现了描写人与自然关系的出色作品, 并且形成了此后苏联文学关心自然、保护生态的优良传统, 代表作家是普里什文和列昂诺夫。

普里什文(1873—1954), 是农艺师、文学家, 一生多在大自然中行走, 作品也多以大自然为描写对象, 主要作品有:散文集《鸟儿不惊的地方》(1907), 自传体长篇小说《恶老头的锁链》(1923—1954)、中篇小说《人参》(1933), 随笔集《大自然的日历》(1925—1935)、《仙鹤的故乡》(1929)、《没有披上绿装的春天》(1940)、《叶芹草》(1940)、《林中水滴》(1943)、《太阳宝库》(1945)、《大地的眼睛》(1946—1950)。普里什文可以说是20世纪俄罗斯生态文学的鼻祖, 其死后出版的《大地的眼睛》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早十年表达了超前的生态环境关怀与前瞻性的生态危机意识。他认为万物有灵, 大自然的一切都是生命的奇迹, 因此应该尊重生命, 肯定生命, 人类对自然万物的蔑视与伤害, 反过来必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与此同时, 万物一体, 众生平等, 所以, 人与自然是平等的、和谐共存的, 最高的境界是“我在自然之中, 自然在我之中”。只要人对自然充满深情, 热爱自然, 关心自然, 便能够通过自然认识人自身, 并在自然中寻找到人类美好的心灵。在艺术上, 他的作品把准确细致的科学观察与乐观高尚的生活理想、泛灵论和生态关怀的哲学观念、优美生动的诗意语言结合起来, 结构严谨, 并以象征手法使内涵更丰富、深远。高尔基对他评价很高:“普里什文有一支生花妙笔, 善于将普普通通的词汇灵活地搭配起来进行描写, 使一切几乎都具有触摸得到的可感性”, 进而指出:“在我看来, 您所写的不只是大自然, 而是比大自然更大的东西——是大地, 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在您的作品中, 我觉得您对大地的热爱和对大地的知识结合得十分和谐, 这一点, 我在任何一个俄国作家的作品中都还没有见过。”帕乌斯托夫斯基宣称:“假如大自然能够因为人类洞察它的秘密生活和歌唱它的美而对人类怀有感激之情的话, 那么它首先应该称谢的将是作家普里什文”, “普里什文的散文完全堪称俄罗斯语言的百草园。普里什文的词汇万紫千红, 闪闪发光。它们时而像树叶一样簌簌低语, 时而像泉水一样潺潺歌唱, 时而像鸟儿一样啾啾啼啭, 时而像初结的薄冰一样嚓嚓有声, 有时则像林区上空的星移斗转, 从容不迫地印入我们的脑海”。

列昂诺夫(1899—1994),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獾》(1924)、《贼》(1926)、《索溪》(1930)、《俄罗斯森林》(1953)。代表作是《俄罗斯森林》, 继承并发展了普里什文关心自然的传统。小说通过林学教授维赫洛夫的坎坷身世及其为保护森林而进行的努力等, 反映了俄罗斯森林的盛衰历史, 明确提出要保护人类的绿色朋友——森林, 并且从哲理的高度思考了生态环境问题。俄罗斯森林既是大自然的代表, 又是俄罗斯民族的象征, 保护俄罗斯森林是关系到俄罗斯民族存亡的大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1946年, 普拉东诺夫发表短篇小说《伊万诺夫一家》(后改名《归来》), 写禁卫军大尉伊万诺夫战争结束后复员回家, 发现11岁的儿子彼佳和5岁的小女儿娜斯佳在战争期间早熟、懂事而能干, 妻子对两个追求者区工会指导员和谢苗充满柔情, 他深感痛苦, 决定离家远走, 但孩子们挽留了他。小说是苏联文学中最早揭露战争给人们心灵带来创伤的文学作品, 比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1956—1957)早十年表现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精神创伤, 却遭到猛烈的批判, 被打入冷宫。

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家是肖洛霍夫, 综合融汇了俄国文学传统和西欧文学之长, 把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有机地融入现实主义之中, 生动形象有力地塑造了出色的人物形象, 反映了人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

三、20世纪后期(1954—2000):创作的解冻与多元化时期

斯大林逝世(1953年3月)后, 苏共领导发出了“干预生活”的号召, 提倡写真实。1954年12月, 苏联作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大会报告中, 苏联作协书记西蒙诺夫提出删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的“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 引发了旷日持久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 深化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与创作。大会批判了“无冲突论”, 提出文学创作要“积极干预生活”, 并号召“写真实”, “大胆地表现生活的矛盾和冲突”, 苏联文学恢复了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传统, 并且涌现出一批大胆揭露现实矛盾、反映现实问题的出色作品。

1961年10月举行的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 更是提出“一切为了人, 为了人的幸福”和“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的口号, 从此人道主义更加鲜明地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中心。

勃列日涅夫(1906—1982)时期(1964—1982), 在文艺政策上, 提出“既反对抹黑, 也反对粉饰”的口号, 要求文艺适应苏联的远景发展规划, 适应发达的科学技术。因此,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 苏共文艺政策有所调整。1967年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十分明确地规定, 文学的战斗任务是“对劳动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 并明确提出反对“两个极端”, 即“既反对抹黑也反对粉饰”。同时, 明确要求文艺界“在党性、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立场上联合起来”, 反映“建设的高度热情”和“当代人的英雄性格”, “体现社会发展的主导倾向”。不过, 在这一过程中, 也充满了争论, 其中最著名的是特瓦尔多夫斯基领导的《新世界》杂志和柯切托夫领导的《十月》杂志间的论战。前者强调写“完整的生活真实”、写“小人物”和“普通人”, 后者激烈反对。由此, 他们对“写真实”“塑造正面人物形象”“艺术的本质、文艺与现实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论战, 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重申反对“两个极端”, 鼓励作家在艺术方面进行大胆创新与探索, 同时表示要惩处“持反苏立场的作家”。这个时期的文坛趋于平稳, 总的倾向是:强调写“正面人物”, 写“时代真实”, 写“生活的美”, 大力提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 则是:“真实地描写生活的历史的开放的体系。”此后苏共领导和苏联文艺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如倡导写重大题材、塑造反映时代精神的英雄形象, 尊重作家劳动、促进创作繁荣等。现实主义创作手法逐渐走向开放, 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手法, 包括借鉴现代主义的一些手法。20世纪80年代初期, 苏联文艺政策进而强调文艺的党性原则, 以抵制西方思想的渗透。

1985年, 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总书记以后, 实行改革, 强调“民主化”和“公开性”, 现实主义进一步走向多元化。与此同时, 被错误批判和错误镇压的作家得到平反, 侨民作家的作品也得以回归, 于是在1986年苏联出现了“回归文学”**。不过, “民主化”和“公开性”也引发了不同倾向作家之间的激烈争论, 燃起了派别之战的战火, 苏联文学界分裂成民主派、爱国派等多种派别, 壁垒森严, 相互论战, 并且很快升级到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敏感的民族问题上, 最终导致苏联作家协会的分裂乃至解体。苏联解体后, 俄国现实主义形成了自由派文学和传统派文学。自由派信奉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 揭露和批判苏维埃制度; 传统派则珍视俄罗斯民族传统, 主张弘扬民族传统, 俄国历史和宗教是其重要主题。与此同时, 早已出现的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也形成巨大的影响。

因此, 1954年以后是俄国文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 其特点是创作的解冻和文学的多元化, 各种思潮、流派和风格的作家作品争奇斗妍, 并存发展。既有柯切托夫的《青春常在》(1954)、《叶尔绍夫兄弟》(1958)、《州委书记》(1961)这类塑造正面人物的传统派, 更有多种风格的种种革新派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