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并在此后尤其是两个世纪之交颇为兴旺的一个文学流派, 大多数学者认为安·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1978)是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该小说创作于1964—1971年间, 但直到1978年才在美国出版, 1987年“回归”俄国。小说刻画了奥多耶夫采夫一家祖孙三代知识分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精神贵族、苏联知识分子、消亡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描述了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和生存状态。在艺术上, 小说采用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手法。整部作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以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的一位青年研究人员为主要主人公的长篇小说, 其中写了他的家庭、爱情和工作; 二是插入的两篇故事、一篇文学论文和一篇随笔; 三是作者给小说写的注释。把这些体裁不同、文体不一的材料编在一起, 使这部作品显得内容庞杂、结构散乱, 具有一般后现代主义文学常有的拼凑性和多文体性, 同时刻意保留了一些带有划掉标记的句子, 好像不小心把这些句子从草稿上誊写到文章中; 还保留了作家本人对标注进行的修改以及书写错误的句子, 似乎是排字工人的排版错误; 作家在小说中还故意把自己的名字“比托夫”写错, 等等。作家试图以此来干涉读者的阅读, 使读者仿佛置身在小说创作过程中, 经历着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作者与读者的明显界限, 文学作品和生活的界限同时也被打破。小说中对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一系列主题、人物、情节和场景进行了重现和戏仿, 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常用的手法。小说中还包含情节故事的不同处理方法和变体, 这使得叙事具有不确定性。正因如此, 人们将其视为较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小说。

维·叶罗菲耶夫的长篇小说《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写成于1969年, 1972年在巴黎出版, 20世纪80年代末“回归”俄国。主人公嗜酒成癖, 故事由他用第一人称叙述。他从莫斯科乘火车去佩图什基, 在车上一面不断喝酒, 一面回忆往事和发表议论, 内心独白在叙事中占有很大比重。由于叙述者是一个酒鬼, 他的意识迷离恍惚, 飘忽不定, 讲话东拉西扯, 断断续续, 因此叙事类似酒后胡话, 这符合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通常所用的叙事混乱无序、跳动性大的写法, 不过其中也包含着某些警句以及过去的规范和格言的戏仿。这部作品被某些人称为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品”, 与安·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一起, 开创了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先河, 对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为作家带来了世界声誉。

苏联社会进入全面改革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 特别是苏联解体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一方面是人们信奉了半个多世纪的世界观被击得粉碎, 精神上面临着巨大的信仰危机; 另一方面整个社会混乱无序, 弥散着浓烈的种种现实威胁带来的无望的世纪末情绪。此时, 在某种意义上, 以归谬的手段, 通过无序的叙述和松散或消亡的结构来展示现存世界非自然性的后现代主义便很快被俄罗斯文坛接受, 成为苏联解体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体。一般认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时期, 每个时期都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

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 这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时期。公认的作家和代表作是上述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和维·叶罗菲耶夫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

第二个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 这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发展成一个流派的时期。其标志是在创作中运用后现代主义方法的人有所增加, 出现了一批具有后现代主义特点的新人新作。在出现的新人当中比较活跃的有叶·波波夫、维·叶罗菲耶夫、索罗金(1955— )、皮耶楚赫(1946— )、塔季亚娜·托尔斯泰娅(1951— )、纳尔比科娃(1958— )等人。主要作品则有:维·叶罗菲耶夫的中篇小说《安娜的身体, 或俄罗斯先锋派的结束》(1988), 叶·波波夫长篇小说《爱国者的心灵, 或给费尔菲奇金的各种书信》(1988), 托尔斯泰娅的《雾中夜游人》(1988), 皮耶楚赫的短篇《彩票》(1987)和中篇《新的莫斯科哲学》(1989)、纳尔比科娃的《白天和夜晚的星光的平衡》(1988)等。

第三个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 这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合法化”和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它不仅正了名, 而且得到文学界一部分人的认可, 曾在一段时间内在整个文学创作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并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在这个时期, 它的创作队伍有所扩大, 除了那些从“地下”走到“地上”和不再被视为“另类”的作家外, 还增加了不少从事写作不久的新人, 其中比较活跃的有佩列文(1962— )、加尔科夫斯基(1962— )等人, 而创作上颇为多产和影响最大的是作家, 则是被人们戏称为“后现代主义经典作家”的索罗金。

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叶·波波夫的长篇小说《生活的美好》(1990), 佩列文的中篇小说《奥蒙·瑞》(1992), 长篇小说《昆虫的生活》《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一译《夏伯阳与虚空》, 1996)、《“百事”一代》(1999); 加尔科夫斯基1985—1988年写成的长篇小说《无尽头的死胡同》(1992), 维·叶罗菲耶夫的中篇小说《长着一双漂亮眼睛的白阉猫》(1990)和长篇小说《俄罗斯美女》(1990)、《最后审判》(1996), 托尔斯泰娅的中短篇小说《利姆波波》(1991)、《情节》(1991)及长篇小说《野猫精》(2000)。

索罗金更是有长篇小说《标准》(一译《定额》, 1994)、《罗曼》(1994)、《四个人的心》(1994)、《玛丽娜的第三十次爱情》(1995)、《蓝色脂肪》(1999), 小说集《盛宴》(2000)。2002年, 他又出版小说集《狙击手的一个早晨》2002—2005年, 出版了小说三部曲《冰》《布洛之路》《23000》; 200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一个禁卫兵的一天》; 2008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甜糖城堡》。此外, 还有10余部戏剧和近10部电影剧本以及数十篇短篇小说。索罗金的确堪称多产作家。

在诗歌领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了以普里戈夫(1940—2007)、鲁宾施坦(1947— )等人为代表的概念派(一译观念主义), 这是当时的一个非官方文艺流派, 该流派主要活动方向有雕塑、绘画、写作等, 诗歌创作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诗歌被称为“最极端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这一诗歌流派主要代表人物, 除上述两人外, 还有基比罗夫(1955— )、甘德列夫斯基(1952— )、伊万·日丹诺夫(1948— )、叶莲娜·施瓦尔茨(1948—2010)等。他们出版的一些诗集获得了文学大奖, 例如甘德列夫斯基的《节日》(1995)和基比罗夫的《诗译》(1997)先后获得反布克奖, 伊万·日丹诺夫的《禁区的摄影机器人》(1997)获得了格里戈里耶夫奖。

此外, 还有一些作家虽然未归入后现代主义之内, 但其创作却有着颇为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点, 如哈里托诺夫、科罗廖夫、希什金等人的创作就是如此。

哈里托诺夫(1937— )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命运线, 或米洛舍维奇的小箱子》(1992), 讲述的是主人公利扎文20世纪70年代在研究20年代故乡的文学时, 一次在市档案馆偶然发现同乡作家米洛舍维奇留下的一个小箱子, 其中保存着许多糖纸片, 每一片糖纸上都是作家用谜一般晦涩的语言密密麻麻地记载的对生活琐事、命运际遇、人生哲理各种各样的感想和思索。他对这些内容五花八门但行文断断续续有时甚至是只言片语的记载进行了分析研究, 同时进一步查阅了各种有关的历史资料和回忆录, 终于完全弄清了米洛舍维奇的全部经历, 画出了他的“命运线”。小说本来是对人的命运进行一种宏大的哲理思考, 涵盖了十月革命前后和20世纪70年代苏联社会两个重要阶段的生活, 但却运用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艺术手法, 将宏大叙事消解、打碎, 使作品充满无序、荒诞、混乱、暗示、象征和寓意, 造成一种扑朔迷离、模糊不清的叙述氛围, 最终形成一个俄罗斯社会万花筒般的世界。有批评家把这种写法称为“糖纸体裁”(“фантичный жанр”), 其特点是叙事具有片断性和不连贯性。正是由于这一特点, 小说被归入后现代主义作品中, 甚至被誉为“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

科罗廖夫(1942— )的《果戈理的头颅》(1992)的叙事事件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时期, 其主要线索是:因果戈理墓地所在的修道院即将被关闭, 政府出于对伟大作家的尊敬, 决定将其坟墓迁走。在迁墓过程中, 主管墓地的政委诺索夫企图偷盗果戈理脚上那双全新的昂贵鞋子, 魔鬼乘机附身于果戈理的头颅, 并把头颅和诺索夫一起抛向空中, 从莫斯科到世界各地飞行。首先他们飞到法国巴黎的巴士底狱, 这正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 他们见证了法国大革命胜利之后新政权实行的恐怖政策和野蛮大屠杀。小说叙述了法国大革命的情况, 叙事中不同时代的界限被抹掉, 虚构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同时登场。接着, 魔鬼又把头颅抛向空中, 它追上了1945年的一列从柏林开往莫斯科的火车, 并化身成精通心灵感应的沃夫·梅辛潜入火车, 亲自感应这时正在车上的斯大林独裁心理。于是, 小说用很大篇幅描写斯大林, 写他在莫斯科的一系列审问, 并签署处决“人民的敌人”的命令, 写他与周围的人的谈话和他的自白。在谈话中斯大林承认自己杀了许多人, 但他认为, 既然他可以为所欲为, 这说明上帝没有尽到阻止他这样做的义务。小说结尾回到1991年夏天, 莫斯科仿照巴黎蜡像馆举行“俄罗斯历史人物蜡像展”, 以历史人物蜡像的描述结束。小说的整个故事情节荒诞无稽, 作家利用荒诞手法, 对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19世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颠覆, 消解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以及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之间的界限, 俄国批评家斯捷潘尼扬认为从形式的特点来看, 这是一部“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作品”。

希什金(1961— )的《攻克伊兹梅尔》(1999)的叙事方式也很特殊, 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故事发生的时间模糊不清, 叙事有时从这个时期跳到另一个时期, 地点也不断地变换。小说有三四个主要人物, 写不同人物的片段常常不互相连接, 有时弄不清说的是哪个时代或哪个人物的事。从小说中大致可以看出, 故事发生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当代这几个时期。开头写19世纪俄国司法改革后法庭审判的场面, 接着写法官和检察官到外省去作巡回审判, 对几个被告以及其他人物的不同生活遭遇和生活态度进行了描述。后来故事的叙述者“我”被安上了作者自己的姓名, 小说的尾声写了他与妻子的对话和儿子遭到的不幸。作者在小说中所描绘的俄罗斯百余年来的社会生活画面是阴暗的, 他笔下的大多数人物都把自己的祖国看作一个专制独裁、野蛮落后、盗窃和酗酒成风、不讲人道的国家。小说题目中的伊兹梅尔在历史上是个著名要塞, 位于多瑙河口, 16世纪为土耳其所有, 1787—1791年俄土战争期间, 俄军统帅苏沃洛夫率俄军攻占该要塞, 1812年起伊兹梅尔归属俄国, 现为乌克兰的敖德萨州城, 城内有苏沃洛夫纪念馆。攻占伊兹梅尔一直被看作俄罗斯赫赫战功的象征。而小说中的伊兹梅尔则是孩子的一种玩具, 所谓“攻克伊兹梅尔”指的是用干酪引诱老鼠爬上玩具要塞的游戏。因此, 希什金将作品起名为《攻克伊兹梅尔》, 并非意欲描写这场战争, 而是以此作为借喻, 意指主人公战胜自我和平庸生活, 在荒诞中叙说着人生的苦涩、艰辛与痛苦。

由此,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

一是在内容上有明显的俄国传统文学反映社会问题的倾向。斯捷潘尼扬指出:“我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作者们力图摆脱、离开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称之为‘元叙事’(即某种加在‘纯’叙事之上的思想‘负荷’和‘添建物’)的东西, 走向‘纯’语言游戏, 消除任何道德的和审美的等级体系, 但是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在这种做法过于明显时,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作品必然是对西方样品的模仿; 要是他们不强迫自己那样做, 那么这时, 简单地说, 社会问题就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进入他们的文本。”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很多作品并未完全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要求去写作, 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它的理论和原则有所偏离, 都受到根深蒂固的俄国传统文学的影响, 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直接间接地反映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

二是在表现手法上往往学习西方后现代主义, 打破文本的整体性和叙述的连贯性。为了表达消解官方霸权话语权、揭露现实虚假的思想内涵, 后现代主义作品彻底打破平铺直叙的传统写作方法, 力求使叙事符合后现代主义提倡的无序、无中心、无完整结构、无连贯情节的要求, 别出心裁地肢解故事结构, 故意增加内容深度、制造阅读“困难”。

侨民文学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 俄国作家队伍发生剧烈分化和重新组合, 约有一半在革命后迁居国外, 20世纪俄罗斯文学由此分为两大板块:“国内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的主体部分)和“国外俄罗斯文学”(侨民文学)。此后, 由于各种原因, 还有一大批俄苏作家侨居国外。因此, 一般把从1917年至今俄国侨居国外的作家所有的创作统称为侨民文学。从时间上划分, 侨民文学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浪潮)。

第一阶段:十月革命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这是俄国侨民文学的第一个浪潮。当时国内进行的十月革命、白色恐怖、国内战争及其他种种社会政治因素, 使得许许多多的俄国文学家取道新西伯利亚、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波罗的海的各个港口及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流亡到伊斯坦布尔、布拉格、贝尔格莱德、里加、哈尔滨等地。1921—1923年在柏林形成了最大的俄侨文学中心, 而后移至巴黎, 1940年起转到纽约。主要侨民作家有:安德列耶夫、巴尔蒙特、别雷(1923年回国)、布宁、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什梅廖夫(1873—1950)、库普林(1937年回国)、谢维里亚宁、阿·托尔斯泰(1923年回国)、苔菲(1872—1952)、列米佐夫(1877—1957)、奥索尔金(1878—1942)、鲍·扎伊采夫(1881—1972)、阿维尔琴科(1881—1925)、阿尔达诺夫(1886—1957)、霍达谢维奇(1886—1939)、涅斯梅洛夫(1889—1945)、格·伊万诺夫(1894—1958)、纳博科夫(1899—1977)、波普拉夫斯基(1903—1935)、加兹达诺夫(1903—1971)、茨维塔耶娃(1939年回国)和分别于1924年、1931年移居国外的维·伊万诺夫(1866—1949)、扎米亚京等。

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有:什梅廖夫的小说《死者的太阳》(1925); 奥索尔金的长篇小说《西夫采夫·弗拉热克》(1928); 阿尔达诺夫的《思想者》四部曲:《热月九日》(1921—1922)、《鬼桥》(1924—1925)、《阴谋》(1926—1927)、《圣赫勒拿, 一座小岛……》(1921); 布宁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及众多中短篇小说; 霍达谢维奇的诗歌; 波普拉夫斯基的诗歌; 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及长诗等, 苔菲的讽刺性中短篇小说。

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 这是俄国侨民文学的第二浪潮。这个时期, 有62万俄国人侨居国外, 许多人后来献身文学事业, 成为著名作家的主要有:克列诺夫斯基(1893—1976)、勒热夫斯基(1905—1986)、莫尔申(1917—2001)、叶拉金(1918—1987)。

代表性作品主要有: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洛丽塔》(1955)、《普宁》(1957)及58篇短篇小说; 克列诺夫斯基的诗歌, 叶拉金的抒情诗与长诗, 勒热夫斯基的中短篇小说。总体来看, 这个阶段的成果远不如第一阶段丰厚。

第三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 这是俄国侨民文学的第三浪潮。这一阶段引人注目的是作家们移居国外的浪潮几乎都与社会政治因素密切相关, 如三次入狱、两次入精神病院的索尔仁尼琴, 1972年因为在国外发表了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 1974年被驱逐出境; 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1932— )因为在国外出版了短篇小说《士兵伊凡·琼金的生平及奇遇》被开除出苏联作协, 而后于1980年移居国外; 布罗茨基(1940—1996)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言人于1972年被逐出国境。当然这一浪潮也与此时当局对犹太公民出境的限制放宽有关, 所以在大部分新侨民移居西方(美洲、欧洲)的同时, 也有一部分人侨居以色列。最主要的作家有: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维克多·涅克拉索夫、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马克西莫夫(1930—1995)、弗里德里希·戈连施坦(1932— )、阿克肖诺夫(1932—2009)、萨沙·索科洛夫(1943— )。

代表性作品主要有:沃依诺维奇的《士兵伊凡·琼金的生平及奇遇》(1969); 马克西莫夫的长篇小说《创世七日》(1971); 维克多·涅克拉索夫的《愚人笔记》(1974); 弗里德里希·戈连施坦的中篇小说《赎罪》(1979); 布罗茨基那“超越时空的限制, 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 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评奖委员会的评语)的多部诗集及散文; 阿克肖诺夫的长篇小说《燃烧》(1980)、《克里木岛》(1981)、《冬天里的几代人》(1994); 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1925—1997)的《苏维埃文化:一部文化史》(1989), 《伊凡:傻瓜(人们信仰概论)》(1991), 《俄罗斯知识分子》(1997); 萨沙·索科洛夫、索尔仁尼琴等人的创作。

1991年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国内文学与侨民文学之间的界限被打破, 两大文学板块的区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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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联是存在于1922年12月至1991年12月的一个联邦制国家, 面积2240.22万平方公里, 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 是当时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 占有东欧的大部分, 以及几乎整个中亚和北亚。它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摩尔多瓦、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15个加盟共和国, 巴什基尔、布里亚特等20个自治共和国, 8个自治州, 10个自治区和129个边疆区或州; 1936年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分裂为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3个加盟共和国; 1940—1956年, 出现了卡累利阿—芬兰加盟共和国, 加盟共和国总数达到16个。苏联共有100多个民族, 其中俄罗斯人占51%, 乌克兰人占15%, 乌兹别克人占6%, 白俄罗斯人占4%, 其他民族, 如哈萨克人、鞑靼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摩尔多瓦人、塔吉克人、立陶宛人、土库曼人、德意志人、吉尔吉斯人、犹太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等约占24%。

[2]“白银时代”是俄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辉煌时代, 有人认为, 其突出的文学成就甚至超过了以普希金为代表的“黄金时代”。但关于其上限与下限, 至今国内外还有一些不同观点。有人认为是1890—1917年, 有人认为是1892—1921年, 有人认为是1894—1924年, 有人认为是1900—1914年, 有人认为是1890—1925年。不过, 近年来中国有不少学者大体认同:“白银时代”大约从19世纪90年代初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其内涵也存在不同的理解, 有人泛化地认为, 它是诗歌的时代、文学的时代、艺术的时代、文化的时代; 大多数人认为“白银时代”是一个文学时代, 但关于这一文学时代的内涵又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 白银时代是俄罗斯诗歌的白银时代; 第二种观点认为, 白银时代大致等同于俄国现代主义运动, 是俄国现代主义创作思潮的崛起, 包括现代主义的诗歌、小说、戏剧; 第三种观点强调, 白银时代不仅应包括诗歌, 而且应包括小说、戏剧等, 不仅应包括现代主义作品, 而且应包括现代主义以外的其他文学作品, 如以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布宁、库普林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我们认为, “白银时代”是相对“黄金时代”来说的, 主要指的是现代主义的诗歌, 充其量再加上现代主义的小说、戏剧创作等。

[3]参见曾思艺:《俄罗斯诗坛的帕格尼尼——巴尔蒙特及其诗歌》, 载《中国诗歌》2011 (4)。

[4]详见曾思艺:《浪漫的灵魂 客观的形式——试论古米廖夫的诗歌创作》, 载《湘潭大学学报》2001 (6)。

[5]参见曾思艺:《俄国白银时代现代主义诗歌研究》, 440~460页,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

[6]一译“无产阶级文化派”, 是苏联早期规模最大的文化团体, 是一个广泛的、自愿参加的群众性文化组织, 分会遍及许多城市和工厂, 各地协会最多时达1381个, 会员40多万人, 拥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中央机关理论刊物)《未来》《熔炉》《汽笛》等20余种刊物和几个出版社。1917年10月在彼得格勒成立, 卢纳察尔斯基、弗·卡里宁为负责人。1918年以后, 由列别杰夫-彼梁斯基和普列特尼约夫先后任协会主席。起初在推动苏维埃文学事业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后来主张建立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 提出文化自治的口号, 全盘否定文化遗产, 产生了不良的影响。1932年4月, 联共(布)中央做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之后, 其活动宣告停止。

[7]俄国1919—1927年间的一个诗歌流派, 主要成员有舍尔舍涅维奇、马里延果夫、伊夫涅夫、马林霍夫等, 他们拥戴叶赛宁为领袖, 发表《意象主义宣言》, 提出“形象的韵律学”“艺术形式吞噬思想内容”, 把意象作为形式的决定性因素, 极力追求意象的奇特性。

[8]是从无产阶级文化派中独立出来的一个文学小组, 成员有格拉西莫夫、桑尼科夫、罗多夫、卡津、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等。不过, 他们的文学主张并没有超出其前身的范围, 只是后期又一批散文小说家如革拉特科夫、李亚什科、诺维科夫-普里波依、沃尔科夫等加入这个文学团体, 给其增加了一定的活力。

[9]1921—1926年间的一个文学团体, 成立于彼得格勒。名称取自德国浪漫主义作家霍夫曼的同名中短篇小说集。参加者大多是当时世界文学出版社翻译训练班的成员, 主要成员有:符·伊万诺夫、左琴科、隆茨、卡维林、尼基京、吉洪诺夫、费定等。扎米亚京和什克洛夫斯基在训练班任教, 这个团体的作家们程度不等地受过他们的影响。该派作家反对“文学中的一切倾向性”, 反对政治干预艺术写作, 强调形式和技巧, 追求情节的复杂性和戏剧性, 故事情节的新颖奇特和叙述艺术的生动有力, 有志于把19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和西方文学经验结合起来, 表现当代主题。

[10]是1922—1929年间的苏联文艺团体, 简称“列夫”。主要成员有:阿谢耶夫、卡缅斯基、克鲁乔内赫、帕斯捷尔纳克、什克洛夫斯基, 领导人和组织者是马雅可夫斯基。绝大多数成员基本上是由过去的未来派, 他们一方面拥护未来主义, 主张抛弃文学遗产, 否定文艺的思想性, 提倡“形式革命”, 极力追求艺术形式, 主张使用生僻、晦涩难懂的词汇; 另一方面又宣扬“纪实文学”理论, 并提出“艺术是生活建设”的口号, 宣称艺术必须制造出具有实际效用的东西。

[11]全苏作家联合会的简称, 是1923—1932莫斯科的一个文学团体, 到1926年曾出版了六期《山隘》文集。成员一度多达60余人, 理论家是戈尔包夫、列日涅夫, 著名的作家有普里什文、伊·卡达耶夫、巴甫连科等。他们反对在文学创作中“缺乏创作力的日常生活的描写”, 主张继承和保持俄罗斯以及世界古典文学的创作技巧, 捍卫现实主义原则, 肯定文艺对现实的认识作用。

[12]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苏联最大的文学团体, 一般用“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这一名称的俄文缩写音译为“拉普”。一般说的拉普, 包括1922年12月成立的十月文学小组、1923年以十月为核心成立的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1925年成立的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瓦普”), 以及1930年上述团体联合组成的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联盟, 因为它们的领导核心都是阿维尔巴赫等同一批人。拉普的活动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3—1925年, 以《在岗位上》杂志为主要阵地, 被称为“岗位派”, 主要成员有沃林、列列维奇、罗多夫等, 参加者有绥拉菲莫维奇、别德内依、法捷耶夫、富尔曼诺夫、肖洛霍夫等, 他们捍卫无产阶级文学的战斗原则, 但妄自尊大, 提出“不是同盟者就是敌人”等口号, 排斥不同观点的作家, 甚至把爱伦堡、阿·托尔斯泰、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也列为“同路人”作家加以攻击。1925年俄共(布)做出《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后, 原领导中的一些极端成员被撤销领导职务。第一阶段是1926—1932年, 拉普新领导表示接受党的决议, 提出要学习、创作和自我批评的口号。但他们继续排斥、打击“同路人”及其他不同观点、风格的作家, 搞宗派活动, 并在内部闹无原则纠纷。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做出《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后, 宣告解散。“拉普”提出过一些正确的观点, 如反对对文化遗产采取虚无主义态度, 提出“向古典大师学习”的口号, 但其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盛行, 行文办事简单粗暴, 喜欢“贴标签”, 有点蛮不讲理。

[13]是1924—1930年间一个苏联文艺流派, 一译“构成派”。主要成员有:谢尔文斯基、泽林斯基、卢戈夫斯科依、英贝尔、巴格里茨基、阿加波夫等人, 理论家是谢尔文斯基、泽林斯基。他们的文学主张和美学观点主要反映在两本文集(《国家文学计划委员会》, 1925; 《生意》, 1929)以及一系列宣言中。构成主义者崇拜技术, 突出人对大自然的斗争, 对社会矛盾则有所忽视。他们曾提出“苏维埃的西欧主义”的口号, 强调“掌握欧洲文化技术装备”的必要性。在诗歌创作上, 他们主张“紧缩”“简洁”, 力求用最少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思想, 为此, 以突出“思想的优势地位”相标榜, 提出“词的重负荷化”原则(即要求每行诗承担最大的思想负荷)和“定位语义学”原则(即要求运用与所写题材最接近的词汇来描写人和环境, 如写土匪就得用土匪的黑话), 并且在诗中引用文件、统计数字、应用文、记录、报告等, 结果“思想的优势地位”受到手法和技巧的排挤, 诗句意义含糊, 令人费解。

[14]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联文学界对活跃于文坛的一部分作家和诗人的称呼, 主要指那些在政治上同情并拥护苏维埃政权但对革命的性质和意义认识不清、世界观还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家和诗人, 首先是指“意象派”“谢拉皮翁兄弟”“山隘”“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列夫”等文学团体的作家, 同时也包括某些没有加入任何文学组织的作家, 如列昂诺夫、拉夫列尼约夫、阿·托尔斯泰、巴别尔、莎吉娘、希什科夫等。值得一提的是, 20年代苏联文艺界对“同路人”作家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岗位派”和“拉普”批评家对之持否定态度, 认为他们根本上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 甚至提出“没有同路人, 不是同盟者就是敌人”的口号; 而托洛茨基、沃隆斯基和《红色处女地》杂志则认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苏联文学主要靠“同路人”作家, 对其评价相当高。

[15]“新农民诗人”(一译“新农民诗派”), 是由叶赛宁、克留耶夫、克雷奇科夫、西里亚耶维茨(1887—1924)、奥列申(1887—1938)卡尔波夫、甘宁、拉吉莫夫、瓦西里耶夫9个诗人组成的一个诗歌流派, 他们都来自农村, 熟悉农民的生活, 热爱俄罗斯乡土自然风物和民风民俗, 渴望建立“农舍的天堂”, 他们大力讴歌俄罗斯的乡土、自然、风俗, 诗歌中往往有一个“城市与乡村”对立的主题。

[16]参见曾思艺:《俄国白银时代现代主义诗歌研究》, 第410~439页。

[17]参见[俄]阿·托尔斯泰:《尼基塔的童年》, 曾思艺译,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18]参见曾思艺:《交叉的画面与平行的思想——谈谈〈毕业典礼之夜〉的结构安排》, 载《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