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1]是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在世时就有世界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到他的住地朝圣。

一、从懒散的**者到救世的圣人

托尔斯泰(1828—1910), 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一个贵族家庭, 父亲是伯爵, 母亲是公爵的独生女, 拥有庄园、大量土地、农奴。托尔斯泰从外祖父那里继承了真正的贵族精神和蔑视权贵的正当的自尊心, 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艺术才华、讲故事的本领和丰富的想象力, 虚怀若谷、藐视平庸的性格和温文尔雅、高贵坦率的风度, 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善良和独立不羁。托尔斯泰两岁丧母, 九岁丧父, 由三位姑母抚养成人。姑母的温柔善良, 弟兄间的亲密无间, 同仆人、农民关系的融洽, 这种和谐温馨的家庭生活, 培育了他诚恳、朴素、率直的性格和仁慈、宽厚、高尚的品格以及正义感、道德感与丰富的情感, 也使他一生都重视家庭义务和亲情。

1844年, 托尔斯泰进入喀山大学东方系学习, 后转法学系, 接触到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 开始对学校的教育不满。不过, 一直到20岁, 他还没有确定自己的生活道路。这个时期, 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品是《马太福音》中的《登山训众》和卢梭的《忏悔录》。1848年10月他主动退学, 回家经营田庄, 进行农事改革, 钻研各种科学。从此时到1851年春, 将近三年的时间里, 他探索生活道路, 有过许许多多的计划和设想, 但都没能实现, 反倒被上流社会的“欢乐”所吸引, 经常去莫斯科玩乐、赌博, 过着懒散而**的生活。与此同时, 他又极其向往道德上的纯洁, 十分悔恨自己的**生活, 于是他不断地写日记, 分析、批判自己(米川正夫谈到, 他老早就养成了在日记里面留下自己生活痕迹的习惯, 常常用真挚而紧张的态度不断地做内省功夫:时而无情地鞭挞自己对于世俗的、肉体的**之软弱, 时而在日常行为上定下种种规则, 一心一意在完成自我的道路上精进。米尔斯基则认为:“我们如今所知的他的日记始于1847年。其日记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练习, 旨在掌握那门记录并剖析其内心体验的艺术。……与司汤达一样, 托尔斯泰感兴趣的, 即揭示自己行为之半意识的、遭到压抑的动机, 并暴露那表面的、仿佛被认可的自我之不真诚”)。而这奠定了他此后从**者变成救世的圣人的坚实基础。

1851年, 他追随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到高加索参军, 后来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 曾在最危险的第四棱堡任炮兵连长。他在战争中目睹平民士兵的英勇和贵族军官的怯懦, 激起了对贵族的反感。也是从这个时候起, 他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 并且慢慢变成一个探索人生、研究社会的作家。1855年11月, 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 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著名作家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的欢迎, 并先后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

1856年, 托尔斯泰退役回家。1857年和1860—1861年, 怀着探求俄国社会问题答案的强烈愿望, 他先后两次去西欧旅行, 访问了法、德、英、瑞士、意大利、比利时等国, 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无情和**裸的金钱统治, 终于使他失望而归。他创作了著名短篇小说《琉森》, 讲述一位出色的流浪歌手受到绅士们嘲弄的故事, 赞扬大自然的美丽, 揭露金钱统治的罪恶, 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明是善, 野蛮是恶’的观念把人类天性的本能的原始的对善的需要消灭了”的思想, 揭穿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虚伪。

1859年, 托尔斯泰因思想与艺术观点方面与革命民主派有分歧, 退出《现代人》杂志, 离开彼得堡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 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教育工作上, 力图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1859—1862年间, 他醉心于教育事业, 几乎完全放下创作, 先后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创办了20多所学校, 并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 撰写教育论文, 创办了教育杂志《雅斯纳雅·波良纳》, 把教育作为改善农民现状的极为重要的手段。

1862年, 34岁的托尔斯泰与沙皇御医的女儿——年仅18岁的索菲亚·安德列耶芙娜·别尔斯(1844—1919)结婚, 有了安定幸福的家庭生活。索菲亚帮助丈夫管理庄园, 料理家务, 让家里的生活井井有条, 这使得托尔斯泰可以尽情地埋头于文学创作; 她还为丈夫誊清手稿、保存文稿, 光是《战争与和平》的手稿, 她就从头到尾誊写了七遍(因为托尔斯泰创作极其认真, 每一部作品都要反复修改甚至修改很多次才会定稿)。

1868年秋至1869年夏, 他被叔本华哲学所吸引, 一度受到其影响。

1869年9月, 托尔斯泰因田产的事去平扎省, 中途在阿尔扎马斯[2]过夜, 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我在阿尔扎马斯过夜, 突然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念头。夜里两点钟, 我苦恼、害怕、恐惧起来, 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 出现了许多异乎寻常的思想……上帝从没有叫谁经受过。我坐了起来, 吩咐套车。”他“感到一种可怕的东西”在追赶他、纠缠他, 他无法摆脱, 疑惧万分中他听到了死神的声音在回答他:“是我, 我在这……”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这是一种对于死亡以及内心多重危机的恐怖, 因为在此前后, 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其中1860年他敬爱的长兄尼古拉突然逝世, 对他的悲观情绪有相当大的影响), 而对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人生、社会的探索者来说, 精神危机是多重的。正因为面临诸多对作家来说必须解决的问题, 而他又无法解决它们, 这就使他对生命突然产生了极度的荒诞感和强烈的死亡感, 这就是导致“阿尔扎马斯的恐怖”的心理根源所在。“阿尔扎马斯的恐怖”, 可以说是托尔斯泰思想激变的前兆。

19世纪70年代初, 民粹派的“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 震撼了托尔斯泰, 使他开始了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为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而苦恼、不安, 甚至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于是, 他加紧对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等问题的研究, 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 以寻找答案; 他还不断拜访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 并结识农民, 以获取教益。80年代初, 他终于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根本性转变, 完全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致力于“平民化”[3]:持斋吃素, 从事体力劳动, 翻土耕地, 挑水浇菜, 制鞋劈柴, 为农民盖房子, 并希望放弃私有财产和贵族特权, 把全部田产和稿费分给农民, 并且改变了文艺观, 宣称自己过去的文学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是“老爷式的游戏”, 于是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 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 揭露社会的各种罪恶。

这个时期, 他形成了完整的“托尔斯泰主义”——即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后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形成的一整套理论, 其主要内容是宣扬“勿以暴力抗恶”、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和普遍的爱, 体现了托尔斯泰反对暴力革命, 从宗教、伦理中寻求出路的意图。至此, 托尔斯泰已完全变成一个救世的圣人, 而且影响极大, 声誉遍及国内外, 成为人类伟大的精神导师而受到全世界的尊敬和仰慕。随后, 他的住地雅斯纳雅·波良纳也成为一处圣地, 世界各国的托尔斯泰信徒纷纷到这里来朝圣。

与此同时, 托尔斯泰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 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 1882年, 他参加了莫斯科人口调查, 深入贫民窟, 了解城市下层生活; 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 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 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 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所写作品的版权; 1891至1893年以及1898年, 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 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他的这一系列活动, 尤其是希望放弃私有财产和贵族特权的想法, 受到家人阻挠, 与夫人的冲突尤烈, 家庭关系变得十分紧张。[4]

1910年10月28日晚, 托尔斯泰发现妻子总在翻他的遗嘱, 于是写了给索菲亚的最后一封信:“我在家中所处的地位已是忍无可忍……我不能再在这种奢华的环境中生活……我的出走, 给你造成了一个新的环境……”然后, 82岁的托尔斯泰在私人医生的陪同下秘密离家出走, 途中患了肺炎, 11月7日(公历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 遗体安葬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森林中, 坟上没有立墓碑和十字架。

托尔斯泰的创作长达半个世纪, 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文学遗产, 其创作道路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早期创作(1852—1863), 这是作家学习、探索、实验和成长的时期。1852年, 他开始发表小说, 19世纪5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作品, 重要作品如下:

自传体三部曲《童年》(一译《幼年》, 1852)、《少年》(1854)、《青年》(1857), 描写主人公尼古林卡从童年、少年一直到青年对家庭和社会的观察、种种内心感受, 以及思想的发展、性格的形成、精神成长的过程。尼古林卡出生在贵族家庭, 从小就喜欢观察别人和分析自己, 对父母、哥哥、家庭教师、女管家以及来访客人的言谈举止都有自己的看法和内心反应, 他的童年充满了温暖与爱, 他生活在贵族庄园, 不知道世界上有贫困和痛苦, 天真地爱着周围的人。少年时期随着视野的扩大, 他开始认识社会, 看见了掩盖在幸福外衣之下的阶级对立和贵族生活中坏的一面, 开始用挑剔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青年时期的尼古林卡产生了精神危机, 他既欣赏自己的生活环境又逐步发现家庭与社会中人们之间关系的虚伪, 对于自己在这个环境影响下所沾染的恶习深感不满, 他开始了哲学和道德伦理的探索, 于是不断进行内心反省, 力求道德的完善。

三部曲表现了作者对贵族生活的批判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 表现出民主思想。同时, 他的“博爱”思想和“道德自我完善”思想以及心理分析才能, 也已明显地体现在这最初的创作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就已指出, 托尔斯泰的作品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心灵的辩证法”(即:非常注意观察人物心理过程和心理活动规律); 二是道德情感的纯洁(即: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5]

托翁认为一个人的童年是一生最幸福的时期。尼古林卡童年的精神世界里, 占主导地位的是对善, 对人与人之间的爱的向往和追求。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分析能力的加强, 尼古林卡扩大了生活接触范围, 加深了对周围现实的认识, 发现人与人之间并非爱的关系, 而更多的是恶与丑。与此同时, 他在贵族生活方式影响下逐渐养成了等级偏见和种种恶习, 贵族生活的空虚和伪善, 追求地位和金钱的愿望逐渐蒙蔽了他内心那种真诚的爱, 使他的精神世界失去了平衡, 他感到孤独和苦闷。托翁认为人的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人天生固有的爱和善与社会环境影响下后天的自私和恶的斗争过程。因此, 他在自传体三部曲中一方面揭露了贵族生活方式对人的性格的恶劣影响, 另一方面认为出路在于用伦理道德来解决人和社会的矛盾, 主张通过个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来发扬天性的爱与善, 克服外部的恶劣影响, 尼古林卡在其好友聂赫留朵夫的启示下了解到人生的意义, “相信人类的使命是力求道德的完善, 而这种完善是容易的, 可能的和永恒的”, 他要做一个“体面的人”。托尔斯泰一生主要作品的主人公在个性、生活道德和命运遭遇等方面千差万别, 但都有一个共同之点:他们都对周围的生活和自己的现状不满, 竭力想使自己在道德上不断完善, 为此而进行艰苦的思想探索。这些人物, 一般称之为“探索主人公”。尼古林卡是作家“探索主人公”发展链条上的第一个环节, 后来在一系列作品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米尔斯基对《童年》评价很高:“不依赖任何诗歌手法, 不依赖语言(某些感伤、华丽的段落甚至破坏了这部作品), 仅仅仰仗对意味深长的心理和现实细节的选取, 它便成为一部关于现实的神奇诗篇。让整个世界震惊的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创举, 即善于唤起回忆和联想的天赋, 每个人都会将这一切当成自己隐秘而又独特的回忆, 因为这里选取的是每个人都终生难忘、却又尚未意识到其意义和价值的细节。”

托尔斯泰还根据自己的军队生活尤其是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的见闻和经历, 创作了《袭击》(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军事小说。其中, 最重要的是《1854年12月的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12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和《1855年8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三部作品, 于1855—1856年陆续发表, 后来这三部作品组成完整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一书。这部军事小说以现实主义笔触描写了战场的日日夜夜, 有英勇奋战、气壮山河的场面, 又有流血、死亡等真实惨状的细节描写; 热烈歌颂了俄国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但却悲壮的爱国主义和英雄气概, 又以对比手法描写了贵族军官平时追求享乐, 极其虚荣, 装腔作势, 临阵却胆怯懦弱。这是以往俄国战争文学中虚假的浪漫主义战争描写所没有的, 因而立即给文坛带来了新气息, 受到了普遍的好评和欢迎。

1856年, 托尔斯泰发表著名的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 描写了作家青年时代在自己庄园上进行农事改革的体验, 首次提出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问题, 表现出明显的反农奴制的倾向。小说的主人公青年地主聂赫留朵夫从大学退学后回到庄园, 一大早起来巡视, 见到农奴的赤贫和困苦, 极表同情, 便试图着手改善他们的处境。但是农民们对此并不理解, 他们一直猜疑“老爷”的善言背后掩藏着自私的目的和阴险的打算, 故而没有接受他的恩惠。这位青年地主对于农民在千百年来受压迫生活中形成的这种对地主阶级的敌意, 也无可奈何。小说的主旨是:只要农奴制存在, 农奴和地主就不可能互相接近。小说体现了作家思想的矛盾:一方面同情农民的日益贫困、破产, 另一方面又为贵族在精神上找不到出路而苦闷。小说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描写了农奴的生活和心理, 也第一次表现了对地主与农民关系问题的探索。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是又一自传性人物、贵族精神探索者的形象。

1863年, 托尔斯泰发表了写作将近十年的中篇小说《哥萨克》。小说描写贵族青年奥列宁深感上流社会的空虚和虚伪, 便离开首都, 到高加索去追找“纯朴无伪”的新生活, 寻找自由和幸福。他看到这里雄伟的群山, 美丽的大自然和“大自然的儿女”——纯朴的哥萨克, 认识到幸福的真谛在于爱和自我牺牲, 为别人而生活, 于是开始否定自己以往的生活, 不断谴责自己过去的“利己主义”, 并且努力改恶从善。他喜欢哥萨克纯朴自然的生活和豪放的性格, 从而觉得自己也应该“为别人而活着”。不久, 他爱上了山村中的头号美人玛丽安娜, 觉得自己“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爱情”, 但是城市生活在他身上造成的性格和思想观念始终是个障碍, 终于导致在恋爱过程中暴露出自私的个性, 终因旧性情**涤未尽和理想的不切实际而失败了, 最终失去希望, 不得不痛苦地离开了哥萨克山村, 返回贵族上层社会。

小说与普希金的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茨冈》有一脉相承之处, 但又不同。奥列宁的形象, 艺术地体现了托尔斯泰返璞归真(即返回自然, 接近自然)的理想, “道德自我完善”学说, 最早的“平民化”思想, 以及把宗法制社会基础理想化的倾向。小说表现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这个“出走”的主题后来不断出现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艺术上, 《哥萨克》既注意心理的细致刻画, 又开始客观地广泛描写现实生活的史诗画面, 尤其是在对壮丽的高加索自然风光的描绘、自然景物的内在和谐对主人公道德的净化作用和对当地居民生活习俗的真实再现方面, 表现了作家杰出的现实主义才能。而深刻地从人物心理状态和整个人生观转变的角度来描写自然风景, 是托尔斯泰对文学的卓越贡献。以上这些, 为创作《战争与和平》作了准备。

从托尔斯泰早期的创作来看, 他进行着艰苦的思想探索, 他敏锐地注意到俄国社会中上层与下层、地主与农民、贫与富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 他不满俄国贵族社会, 也厌恶资本主义, 一方面对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对立深感不安, 并对农奴制不满; 另一方面又极力反对革命民主主义暴力革命的主张, 而希望通过“道德自我完善”的学说, 为俄国探索一条理想之路, 这一思想也是他终其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由上可知, 托尔斯泰在早期的创作中, 已经在探索中显示了自己的特点:歌颂人民、批判贵族的倾向, 开始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 以及深刻的心理分析。

中期创作(1863—1880), 这是作家创作的成熟时期, 艺术已臻炉火纯青之境, 也是其思想激烈矛盾、世界观酝酿转变的时期。最主要的作品是两大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战争与和平》(1864—1869)是托尔斯泰用六年时间写成的史诗性巨著, 小说的主要情节如下。

1805年, 在拿破仑率兵征服欧洲后, 法国与俄国之间也发生战争。青年公爵安德烈·包尔康斯基把怀孕的妻子交给退隐于领地“秃山”的父亲及妹妹玛莉亚后, 就担任库图佐夫将军的副官, 到前线去了, 他期望这次战争能为自己带来辉煌与荣耀。安德烈的好友、刚留学回来的彼埃尔, 是别竺豪夫伯爵的私生子, 由于继承了伯爵身后的全部遗产, 因此成为莫斯科数一数二的大富豪, 并一跃而成为社交界的宠儿。居心叵测的监护人库拉金公爵处心积虑将貌美如花但品行不端的女儿爱伦嫁给他, 最终如愿以偿。同年十一月, 安德烈所属的俄军参加了奥斯特里茨战役, 他高举军旗率众冲入敌阵, 不幸受了重伤。当他突然抬头看见那永恒的蓝天时, 被那份庄严之美深深感动, 觉得过去那些野心、名誉及心目中认为伟大的拿破仑, 都变得微不足道了。新婚不久的彼埃尔因妻子爱伦与好友多勃赫夫之间有暧昧风声传出, 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 便与多勃赫夫决斗, 一枪击倒对方后, 他旋即与妻子分居。从此以后, 他陷于善恶、生死问题的困扰中, 直至认识了互助会的领导人后, 才进入新的信仰生活里。一直被认为已战死沙场的安德烈突然回到秃山的那一晚, 其妻莉莎正好产下一名男婴后去世, 这使安德烈觉得自己的人生已告结束, 便下定决心终老于领地。

1807年6月, 俄国与法国言和, 和平生活开始了。1809年春天, 安德烈因贵族会之事而去拜托罗斯托夫伯爵。在伯爵家他被充满生命活力的年轻小姐娜塔莎迷住了。但由于秃山老公爵强烈反对, 只好在订婚后约以一年后再结婚, 随后, 安德烈出国去了。但是, 年轻的娜塔莎无法忍受寂寞, 且经不起彼埃尔之妻爱伦的哥哥阿纳托尔的**, 而擅自约定私奔, 幸好被发现而挽回, 但她与安德烈的婚约因此而宣告无效。1812年, 俄、法两国再度交战, 安德烈在鲍罗金诺战役中身受重伤, 而俄军节节败退, 莫斯科即将沦陷。罗斯托夫家将原本用来搬运家产的马车, 改派去运送伤兵, 娜塔莎在伤兵中发现将死的安德烈。她向他谢罪并热诚看护他, 但安德烈因伤重而去世了。彼埃尔化装成农夫, 试图伺机刺杀拿破仑, 却被法军逮捕而成为俘虏, 受到浸透宿命论思想的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启示, 形成了顺从天命、爱一切人的世界观。爱伦在战火中依旧**如昔, 最后, 因误服堕胎药而死去。几番奋战后, 俄国终于赢得胜利, 彼埃尔于莫斯科巧遇娜塔莎, 两人结为夫妇。婚后, 娜塔莎性格大为改变, 她忙于家务和教养子女。她抛弃了社会生活, 失去了“她所有的魔力”, 身体也“长胖了, 长宽了”, 变得“不修边幅”起来。而安德烈妹妹玛莉亚也与娜塔莎之兄尼古拉结婚, 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

小说发表后, 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屠格涅夫当即宣称:“托尔斯泰伯爵的近作《战争与和平》, 一部集叙事诗、历史小说和风俗描写之大成的, 独树一帜的, 多方面的作品发表以后, 他在公众心目中就断然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并积极向法国文坛推介这本书, 促成该书翻译成外文在欧洲传播。这部出色的作品, 最终为作者赢得了世界文豪的声誉。英国著名作家高尔斯华绥曾说:“如果要举出一部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 我就要推选《战争与和平》。”阿拉贡也称赞它是“人们曾写过的小说中最伟大的小说”。

小说由历史事件、家庭纪事、哲学说教三部分组成, 以库拉金、罗斯托夫、包尔康斯基和别竺豪夫四大贵族的家庭生活为情节主线, 以1812年卫国战争为中心, 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交替描写中, 气势磅礴地再现了1805—1820年间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 反映这一段时间里的重大历史事件, 包括俄奥联军在奥斯特里茨的会战, 法军入侵俄国, 鲍罗金诺会战, 莫斯科大火, 法军溃退等。其中着重写了1805—1807年在俄国之外进行的申格拉本战役和奥斯特里茨战役, 以及1812年在国内进行的卫国战争。作品肯定俄国卫国战争的正义性, 谴责拿破仑的野蛮入侵, 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

小说的基本主题之一是探索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托尔斯泰把贯穿全书的主要贵族分为明显的两大类, 并以他们对人民的态度如何、同人民是否亲近作为准绳而实行褒贬。

一类是理想化的宗法制领地贵族, 主要是温情脉脉的庄园贵族罗斯托夫一家(这是作家美化的宗法制庄园贵族的典型, 是作家笔下最动人、最富感染力和诗情画意的一个家族。他们并不富裕, 但充满了欢乐和生气。这一家族接近人民, 保持着淳朴、热情、真挚、好客等特点, 具有温情脉脉的庄园贵族的品质。拿破仑入侵, 他们都为祖国的命运焦急不安, 决心为保卫祖国贡献一切力量。尼古拉回到军队与敌人作战, 娜塔莎自动为伤兵服务, 15岁的彼加放弃了准备进入大学的愿望决定参军, 最后为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和忠贞为国的古老贵族包尔康斯基一家(这一家族具有正直、爱国、孤傲的特点, 保持了忠贞为国的老贵族的“古风”, 老公爵以严厉为名, 退居庄园后, 一直和朝廷疏远, 对宫廷持批判态度。他曾在军队服务, 很重视苏沃诺夫的军事艺术。当儿子安德烈和他告别从军时, 他特别强调军人的荣誉和爱国的责任感。1812年的战争震动了他, 他毅然召集民兵与逼近的敌人进行斗争。在激昂紧张的爱国活动中, 他中风了, 临死前还关怀着祖国的命运。他的儿子安德烈是爱国者, 女儿玛利亚同样是爱国传统的继承者, 当她想到会受到法国人支配时就颤抖了), 他们忠厚慷慨, 感情强烈, 富于爱国主义精神。

而彼埃尔·别竺豪夫、安德烈·包尔康斯基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他们厌恶贵族社会的空虚无聊, 渴望有所作为和献身崇高的事业, 经过曲折的生活道路和长期艰苦的精神探索和卫国战争的洗礼, 最后在《福音书》和宗法式农民那里找到了精神归宿, 了解到人生的真谛, 并在精神上得到新生, 成为造福于社会的人, 作家试图通过这两个人物宣扬“为上帝而活着”“爱一切人”的道德观念, 以此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妙方。

另一类是库拉金家族为代表的宫廷贵族(父亲库拉金是官痞, 儿子阿纳托尔是恶少, 女儿爱伦则是**), 是朝廷和上流社会贪婪、愚蠢和无耻的代表, 是对国家、民族没有半点责任感的家族, 阴险、狡猾、毫无节操和道德观念是其主要特征。他们远离人民, 接近宫廷, 谈吐优雅, 雍容华贵, 但崇拜法国文化, 漠视祖国命运, 自私贪婪, 虚伪堕落, 道德败坏, 利欲熏心, 在国难当头的时刻, 仍争权夺利, 醉生梦死, 沉湎于荒**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 生活奢靡堕落。作家肯定前者, 对此作了诗情洋溢的描写; 否定后者, 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作品的另一基本主题是人民的主题。描写了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战斗情景, 赞扬人民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气概, 如奥斯特里茨战役中行伍出身的军官图欣指挥炮队英勇奋战, 鲍罗金诺会战中士兵的高昂斗志, 敌占区农民在游击战中的英雄行为等, 都被刻画得细致而生动, 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英雄史诗。小说所热情歌颂的真正爱国英雄是人民, 是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军官, 他们朴实英勇, 藐视死亡, 与贵族军官的哗众取宠形成对照。

人民被描写成决定俄国命运的伟大力量, 对待人民的态度被看成是评价作品各种人物道德面貌的尺度。俄国统帅库图佐夫的显著特征是: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 接近普通士兵, 跟人民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 善于理解人民, 体现人民的意志, 掌握士兵的士气, 并能顺应客观事物的发展, 把握最佳的战机。他的活动顺应、体现了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民的思想和愿望, 所以作家称他为“民族战争的代表”和“真正伟大的人物”。而拿破仑则恰恰相反, 他是西方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唯我独尊的个人野心家, 傲慢自负, 敌视人民, 矫揉造作, 爱好虚荣, 他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 不惜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发动了侵略战争, 是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 渺小而微不足道。库图佐夫与拿破仑这两个形象所体现的, 正是小说中的基本矛盾冲突。通过这一冲突, 作家认为, 包括库图佐夫在内的上层人物中的优秀人物只有与人民结合在一起, 体现人民的意志, 才能发挥作用; 同时也否定了帝王将相的历史作用, 一反欧洲历史学家把拿破仑称为赫赫一世的英雄的观点, 认为他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种工具, 把他贬为一个自高自大、狂妄无比的大野心家和可笑可鄙的小人物。

托尔斯泰认为,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群众的情绪, 而不是帝王将相。不过, 他所理解的群众情绪, 只是一种顺从天意的、盲目的、“蜂群式”的力量。这一看法集中地表现在他所塑造的宗法制农民卡拉塔耶夫的形象上。这个农民逆来顺受, 一切听天由命, 宣称:“人不是自己在生活, 而是上帝在安排。”作者对这类农民的歌颂, 预示了其后期极力宣扬的“勿以暴力抗恶”思想。

米川正夫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思想, 有更为通达的论析。他指出, 如果为着方便起见, 把这部作品所包含的思想分为历史的部分和哲学的部分的话, 则前者大概可以用“剥夺英雄的价值”一语来加以概括。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当中所实行的偶像之破坏, 简直是无可比拟的彻底, 而这思想的根源, 却是老早就潜伏于托尔斯泰心中的宿命观。依照这种见解, 则一切历史事件, 都不是由一个皇帝、一个将军的命令和指示所掀动的, 而只是表现了跟那事件有关系的无数人类的意志之总和。而且, 那种民众的意志之总和, 是由一种宿命的过程所预先决定的。因此, 皇帝和将军及其他历史上的英雄, 都不过是些被粘贴在历史事件上的标记, 而为伟大的不可抵抗的力量所操纵的可怜傀儡而已。托尔斯泰眼中的真正的英雄, 乃是以单纯而谦让的心地, 接受生之苦痛和喜悦, 而默默地尽着自己的义务的士兵和农民。他们并不幻想堂皇而勇敢的英雄行为, 只是过着别人所不注意的灰色生活, 而完成着民众一分子的任务。

而小说的哲学意义, 则由两个重要的主人公, 即安德烈公爵和彼埃尔, 艺术地表现出来。这两个人, 分别代表了托尔斯泰性格相反的两个方面。作为先天的名誉欲、世俗欲很强的利己主义者的一面, 在安德烈公爵身上得到了艺术的表现; 而作为纯真的空想家和不屈不挠的真理探求者的托尔斯泰, 则在彼埃尔身上得到了艺术的表现。前者乃是作为习惯于权势的名门贵族, 具有无限的自尊心和冷静的理智, 因此, 为要使一切人们都俯伏于自己跟前, 他就不惜付出任何牺牲。他曾把领地借给农民们, 着农奴解放运动之先鞭, 但那绝非出于伤感的人民崇拜, 只是因为感到这是有教养的人物精神上的义务, 以及不愿意以无可奈何的不公正和残忍的行为, 以致为无益的良心苛责所苦恼。最后, 才因为死亡而领悟到爱同胞的观念。彼埃尔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观念。他是个富于感动性的、正直的、可爱的青年, 同时也是个富于抽象的思索倾向的典型的俄国知识阶级。他有异常强壮的肉体, 最初只晓得埋头于那只是满足自己欲望的生活, 但不久, 敏感而正直的他, 就再也不能够不明了人生之目的和意义而生活下去了。因此, 他就打算在神秘主义、博爱主义、激进主义等之中去寻找救助, 但偶然遭遇到的俘虏生活及与俄国农民之典型卡拉塔耶夫的邂逅, 却在精神上使他更生过来, 使他对新的不变的真理睁开了眼睛。那就是对于人类——人生的信仰。这种人生已不是建筑于否定自我的爱同胞的生活, 也不是抹杀他人的利己主义的生活, 而是利己的要素和利他的要素之有机的结合, 此中包含着人生的真谛。《战争与和平》这部书, 实在就是献给这种博大的人生哲学的光辉的祝福。在那里, 眼泪、血和苦痛都融合于洋洋的人生之流当中, 而演奏着一种强而有力的神圣的交响乐。

小说共描绘了559个人物, 上自皇帝、大臣、将帅、贵族, 下至商人、士兵、农民, 反映出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思想情绪, 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道德问题, 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具体表现为:

第一, 线索纷繁, 结尾开放, 但又结构宏伟, 布局严整。小说突破了此前西欧小说的框子, 特别突破了此前英国小说家司各特的框架, 安排了纷繁的线索, 描写了罗斯托夫、包尔康斯基、库拉金、别竺豪夫四大家族, 并把它们置于“战争”与“和平”之中, 通过众多线索的情节, 在多方面的复杂联系、发展中展示人类社会的广泛生活和人物的心灵和命运, 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俄国式的立体、开放的线索结构。更重要的是, 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像生活本身那样都有自己的命运, 具有开放式的结束——到小说结尾矛盾都没有解决, 还会有新的矛盾提出来, [6]从而使小说波澜壮阔, 像生活那样无始无终。与此同时, 小说又具有宏大的结构与严整的布局, 极为成功地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与多方面的和平生活有机地组织在一起, 具有突出的史诗特征。斯坦纳指出, 托尔斯泰刻意让其作品显现史诗特征, 使人将他与荷马联系起来。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相比, 《战争与和平》以更准确的方式, 体现了史诗方式的复活, 将弥尔顿之后在西方诗学中日渐衰落的语言风格、叙事方式和表达形式重新引入了文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