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是作品的两个中心, 全部生活材料围绕这两个中心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形成两条交织在一起的情节线索。一条以俄罗斯民族与拿破仑侵略者的矛盾为基础:从宫廷女官安娜·涉列尔的客厅里关于拿破仑扩张政策的议论起, 经过1805年的国外远征, 1812年法军入侵俄国, 到鲍罗金诺大会战形成发展**, 随后是莫斯科大火, 俄军反攻, 直到拿破仑被赶出俄国而结束, 这条情节线索体现着作品的民族历史主题。另一条线索以社会进步力量与社会生活制度的矛盾, 贵族先进人物的思想探索和精神发展为基础。主人公安德烈和彼埃尔从首次出现在安娜·涉列尔的客厅与上流社会发生冲突起, 经过生活探索的种种矛盾, 曲折和迷误, 最后终于接近人民。鲍罗金诺大会战是他们的思想发展的总结, 也构成这条情节线索的**。尾声中“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兴起是保卫祖国的斗争在主人公身上产生的直接结果, 预示他们未来的命运。这时安德烈虽已牺牲, 但继他而起的是他的儿子。这条情节线索体现着作品的社会政治主题。反对拿破仑侵略的爱国战争是贯穿作品的主线, 社会政治主题从属于民族历史主题。主人公们的社会道德的思想探索受着整个历史进程、人民群众在国家历史发展中显示出来的决定性力量所制约, 他们在人民群众的爱国感情中找到了暂时的归宿。在这两条线索中, 又夹杂着众多其他的线索, 但作家具有很强的驾驭多线索的能力, 让千头万绪服务于两条中心线索, 从而使小说纷繁的众多线索衔接得天衣无缝, 具有一种大海般恢宏开阔的美。

可以说, 在小说中, 所有的生活素材都交织成宏伟、多彩的画面, 丰富的材料和众多的人物都得到无比客观的处理和描绘, 可能没有一部别的小说能如此通过对现实细节的准确把握和惊人的精细入微、形形色色的心理分析, 成功地反映出完整的自然的生活的整体风貌, 作家在战争与和平、心理与社会、历史与哲学、婚姻与宗教之间信笔挥洒, 而又主次分明, 独具匠心, 把一幅波澜迭起又层次井然地向前推进着的历史画卷写得有声有色、有张有弛而又富于变化, 构成了严谨、完整而又宏大的史诗格局。

第二, 人物众多, 性格鲜活丰满。小说塑造了数以百计的性格迥异而又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全书共描绘了559个人物, 其中作家对其性格做了比较具体刻画的约有70人。这500多个人物可以分为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两大类, 其中历史人物占200多人。上自皇帝、大臣、将帅、贵族, 下至商人、士兵、农民, 反映出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思想情绪, 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道德问题。与此同时, 大多数人物形象各具特色, 且都性格鲜活丰满, 如老包尔康斯基公爵性情固执, 独断专行, 甚至有些怪癖, 是一位严厉的老爷, 但他热爱故乡的土地, 有一颗爱国之心; 老罗斯托夫伯爵心肠很软, 善良而又轻信, 慷慨大方, 同时又不善管理, 用钱无度, 是一个十足的老好人; 瓦西里·库拉金则为人虚伪, 假仁假义, 见风使舵, 毫无原则, 反复无常, 贪婪自私, 为获取名利不择手段, 是一个典型的政客。作品着重突出描写了三个中心人物——安德烈、彼埃尔、娜塔莎。

安德烈出身名门望族, 坦率正直, 性格坚强, 博学多识, 富有头脑, 经常严肃地思考生活的意义并进行自我分析, 努力探求人生的意义, 研究社会问题, 是一个有胆略有理想的优秀贵族青年。他曾渴望荣誉, 想靠自己的能力建功立业; 他曾为改善农民生活实行农事改革, 曾怀着满腔热情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卫国战争时他投身鲍罗金诺战役, 在战场上感受到士兵的英勇和爱国精神, 发现真正的英雄是坚守阵地、英勇战斗的普通士兵, 懂得了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民的道理, 认识到生活的意义在于接近人民、同情人民, 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在于爱。他最后在鲍罗金诺战役中负伤而死, 死前接受了《福音书》的教义, 博爱主义成为他探索的最后归宿。

彼埃尔是莫斯科一个显贵的私生子, 大宗财产的继承人。他正直善良, 喜欢思考, 但感情冲动, 意志薄弱, 缺乏办事能力。妻子爱伦的堕落, 上流社会的腐朽, 使他悲观失望, 于是, 他试图探索生活的道路, 追寻一种道德的理想, 寻求一种在精神上能得到满足的生活。曾一度醉心于博爱主义的“共济会”[7], 办过慈善事业, 从事过农事改革, 但这些都使他厌倦。卫国战争的火焰使他精神再生, 与普通士兵的接触, 更是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莫斯科大火后, 他企图行刺拿破仑。在被俘期间, 他接受了农民士兵卡拉塔耶夫的宿命论思想:顺从天命, 净化道德, 爱一切人, 认识到生活的意义是对别人的爱。最后, 他虽然参加了“十二月党人”早期的秘密团体, 但主张用道德来革新社会。

娜塔莎是小说中最动人的妇女形象, 她天真活泼, 充满青春的生命活力, 有着真挚、热烈而丰富的情感, 热爱生活, 接近人民, 亲近大自然, 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在小说结尾, 婚后生活的娜塔莎变成了作家理想化的贤妻良母, 成为贤妻良母的典型形象。

此外, 宗法制农民卡拉塔耶夫的形象在小说中具有重要意义。他听天由命, 逆来顺受, 对善恶一视同仁, 因而获得了内心的和谐和人生最大的幸福。作家通过这一人物形象地宣扬其“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

小说诚如斯特拉霍夫所说的那样:“近千个人物, 无数的场景, 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领域, 历史, 战争, 人间一切惨剧, 各种情欲, 人生各个阶段, 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的感情最后迸发, 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 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 从窃取自己同伴的钱币的小偷的感觉, 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里都应有尽有。”

第三, 鲜明的民族风格。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物塑造具有突出的民族风格。小说描写了俄国从宫廷到平民数百个人物, 除了极小部分崇洋媚外者外, 大多数是热爱祖国、热爱俄罗斯文化的俄罗斯人, 他们具有俄罗斯式的思想、感情和行事方式, 尤其是以库图佐夫、卡拉塔耶夫等个人和包尔康斯基、罗斯托夫家族等众多人物形象, 更是俄罗斯民族的典型代表。更重要的是, 小说在此基础上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的人情世态和社会心理, 尤其是表现了国家危在旦夕时各个阶级思想的动向和情绪的变化。二是全方位地描写了当时的俄国生活, 并且具有浓郁的俄罗斯民族色彩。小说对19世纪初叶俄国社会生活进行了全面的反映, 揭露了宫廷和政界、军界各派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争权夺利的斗争, 描写了上流社会的各种社交活动和领地贵族的日常生活, 同时也表现了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尤为重要的是, 小说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大大小小的晚会、舞会、宴会, 以及各种赌博、决斗、打猎的场面, 并且详细描写了过节、占卜等俄罗斯民间习俗。通过以上两个方面, 小说再现了俄罗斯历史的、民族的品格, 显示了独特的俄罗斯地方色彩, 再加上独特的俄罗斯式的结构和手法, 尤其是大量关于战争、历史、哲学的议论, 使这部小说具有相当鲜明的俄罗斯民族风格。

贝奇柯夫指出:“广泛的、史诗式的历史事件描绘和最最细致入微的艺术细节刻画技巧, 有力的心理分析和惊人突出的人物外型塑造, 对大自然的非凡的感受力和对生活与人类行为基本准则的最深刻的理解, ——所有这一切托尔斯泰才华的特色, 都在他这部不朽的史诗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总之, 《战争与和平》是史诗、历史小说、风俗描写和思想论辩的有机结合, 浮雕似的人物外形塑造和洞察入微的心理分析, 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多层次流动变化, 叹为观止的战争场面与景物描写, 复杂繁多而又有条不紊的情节线索, 看似重浊实则雄浑的表达风格, 鲜明真实的民族特色, 使得这部打破欧洲长篇小说传统形式而独树一帜的巨著成了“生活的海洋”, “心灵的宝库”, 世界文学罕见的珍品, 小说充分体现了托尔斯泰对生活进行综合描写的艺术才能, 是现实主义艺术发展的高峰之一, 也是俄国现实主义发展的里程碑, 因此罗曼·罗兰称这部作品是“19世纪的《伊利亚特》”, 卢卡奇也因此称作家是“史诗形式的伟大创造者”。就其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来说, 就其完美的艺术形式来说, 这部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堪称一流。米尔斯基指出, 无论就篇幅还是就完美程度而言, 《战争与和平》均为早期托尔斯泰之杰作, 这也是整个俄国现实主义小说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整个19世纪欧洲小说中即便有堪与其并列者, 亦绝无能出其右者, 作为一部与19世纪之前小说构成对峙的现代长篇小说, 其创新特性比《包法利夫人》和《红与黑》更为醒目。这是一部超前的先锋之作, 它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领域和疆界。

1873年至1877年, 托尔斯泰经过12次修改, 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详后)。

晚期创作(1880—1910), 这是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后的创作时期。总体来看, 由于作家贬低艺术与美的价值而注重宣教的实用性, 其作品的艺术成就有所下降。总的倾向是:一方面揭露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 另一方面表达自己的新认识, 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不过, 由于其底蕴深厚, 创作又臻炉火纯青之境, 因此, 也创作了不少艺术成就颇高的作品, 主要有:戏剧《黑暗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又译《文明果实》, 1891)、《活尸》(1891); 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魔鬼》(1911)、《谢尔盖神父》(1912)和《舞会以后》(1911); 散文《忏悔录》(1879—1882), 代表作则是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

《黑暗的势力》揭露了资本主义侵入俄国宗法制农村后农民生活被腐化的情况, 作家在揭露金钱的罪恶的同时, 进行了拯救灵魂的说教。《活尸》写一个觉醒的贵族因社会制度不合理而离家出走, 同时, 揭露了贵族的自私冷酷, 讥讽了被贵族资产阶级道德、宗教和法律保护的“合法婚姻”的虚伪, 对沙俄的政治、法律和教会的罪恶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教育的果实》更是以其辛辣而又犀利的笔锋无情地嘲讽了游手好闲、精神空虚、醉生梦死的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表达农民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 作品首次把农民缺乏土地这一前人尚未直接触及的最尖锐的问题搬上了舞台, 评论家洛姆诺夫宣称:“在俄国, 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真实, 如此有力地表现贵族地主与被他们掠夺的农民之间阶级利益的冲突的剧作。”

《克莱采奏鸣曲》是托翁晚年最奇特的作品。小说讲述“我”在一个火车上听一个贵族讲他杀妻的前因后果。贵族主人公波兹德内谢夫本身是个**不羁的人, 但他发现妻子不贞的行为后, 却在畸形的自尊心的驱使下, 杀死了妻子, 揭露了在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男女正常关系尤其是爱情婚姻的异化、道德的堕落所带来的人生悲剧。托尔斯泰通过主人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猛烈抨击了贵族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和精神堕落, 表明了自己在婚姻和家庭方面的观点:如果男女的结合不是建立在真诚的爱情基础上, 而是建立在肉欲和买卖的基础上, 那么这样的婚姻必定酿成悲剧。因此, 作家在作品中宣扬“以节制和纯洁来达到善的理想”, 并且宣称妇女的解放不在学校里, 也不在议会里, 而在卧室中, 在厨房里。

《复活》描写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一译聂赫留道夫)诱奸了农奴少女卡秋莎·玛丝洛娃, 随后遗弃了她, 使她备受凌辱, 沦落为娼, 最后被诬告为犯杀人罪而下狱, 并判处流放西伯利亚。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在法庭上与她重新见面, 受到良心谴责, 决定赎罪, 为她奔走申冤, 上诉失败后又陪她去流放。他的行为感动了卡秋莎·玛丝洛娃, 使她重新爱上了他, 但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和地位, 她终于和一个一同流放西伯利亚的“革命者”西蒙松结婚。而聂赫留朵夫最终在《福音书》里找到了五条生活准则:对上帝要虔诚、不起誓、要忍辱、爱敌人、勿反抗。他认为人们如果遵循这五条法则, 并不断悔过自新, 便可以“获得最大的幸福, 地上的天国也会建立起来”。他开始过一种全新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得救了。

《复活》来源于1887年检察官柯尼给托尔斯泰所讲的一个真实故事。佃户的女儿洛扎利亚, 自小被女地主收养, 后来就当了地主家的女仆。16岁那年, 女地主的亲戚——一个彼得堡的贵族青年前来做客, 这个花花公子诱骗了纯洁的洛扎利亚后轻松离去。洛扎利亚因怀孕被地主赶出家门, 分娩后把婴儿送给育婴堂, 自己流落到彼得堡沦为娼妓。几年后, 因偷嫖客一百卢布被带上法庭。当年的诱骗者如今成了法庭的陪审员中一员, 看到被告席上的洛扎利亚, 他良心发现准备赎罪, 对检察官柯尼说出了真相, 并打算跟这个妓女结婚。检察官虽劝他不必如此, 但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过, 婚礼前那个妓女却患斑疹伤寒病故。托尔斯泰曾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柯尼的故事》。后来, 他多次参加法院庭审, 访问监狱, 并了解平民革命家的情况, 通过十多年的努力, 写成了长篇小说《复活》。

《复活》借用、加工、改造了年轻陪审员的故事情节, 并把作家晚年对俄国生活多方面的感受和思考注入其中, 借聂赫留朵夫的经历和见闻, 一方面表现了作家晚年代表性的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 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则是广泛展示了俄国19世纪后期从城市到农村社会各个方面的阴暗面, 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第一, 揭露法律的虚伪和官僚机构的黑暗。小说揭露了法庭、监狱以及法律制度的虚伪和非正义性, 展示了政府官僚机构的黑暗, 勾画了国家机构中各级官吏的丑恶嘴脸以及官吏的昏庸残暴。在堂皇的法庭上, 一群执法者各有各的心事:一位法官因刚和妻子吵过架, 愁容满面担心审完案子回家后, 妻子是否给他饭吃; 另一位法官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疾病; 副检察官喝了一夜酒, 根本还没有从酒宴中清醒过来, 便开始宣读起对玛丝洛娃案件的审判来; 法庭庭长为了要在六点钟之前赶去和一个红头发的瑞士姑娘约会, 希望审判早点结束。于是, 这伙人就随随便便将玛丝洛娃判了刑, 使玛丝洛娃深感纳闷、百思莫解:“我再也没有想到我会落到这样的下场, 谁想得到呢!人家做事比我坏得多, 他们却没有受处分, 我呢, 没犯什么罪, 却得受苦。”接着, 在主人公上诉的过程中, 作者又进一步鞭挞了达官显贵:国务大臣是个吸血鬼, 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从国库多捞取钱财和勋章”; 枢密官是**波兰人的罪魁; 要塞司令已屠杀了一千多个老百姓, 在他管辖的监狱中:“不到十年死了一半犯人”; 副省长一面以犯人的恩人自居, 一面经常以狠狠鞭打犯人取乐。而这批贪赃枉法、嗜血成性的家伙, 杀人越多, 职位就越高, 勋章也捞得越多。托尔斯泰愤怒地控诉道:“人吃人并不是从森林里开始的, 而是从各部门、各种委员会、各政府衙门开始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法院的阶级实质:“法院无非是一种行政工具, 用来维护对我们阶级有利的现行制度罢了。”

第二, 揭穿官方教会的虚伪和宗教仪式的荒谬。官方教会的一切都是虚伪的, 就连其宗教仪式都是荒谬的:神甫们貌似正经, 实际是为了多捞“一笔收入”; 狱中做礼拜的场面则让人毛骨悚然, “饶恕我”的祈祷声竟和囚犯们的镣铐声合成交响曲。至于神甫把碎面包浸在酒里充当上帝的肉和血, 叫犯人吃喝以“清洗罪恶”更是一种公开的欺骗。作家指出:“所有这些用基督名义干出来的事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作家激愤地揭发专制政府残害人民的暴行是直接得到教会支持的, 教会不过是沙皇统治的一种工具。因而, 尽管作家同时也宣传《福音书》“爱仇敌, 帮助仇敌, 为仇敌效劳”的教义, 但他后来还是因此被开除教籍, 书中这些描写被审判机关砍掉许多。

第三, 探究人民不幸的根源, 并提出解救方法。作家从经济制度上探究了人民痛苦不幸的根源, 否定了土地私有制, 并提出解救方法——要解决农民与地主的矛盾, 就必须把土地归还农民。小说比托尔斯泰过去的任何作品都更为深刻地指明了农民贫穷的根源是地主土地占有制:农村满目凄凉, 民不聊生, 主要的原因是, 唯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却被地主从他们手中夺取了。因此, 作家代表俄国农民发出沉痛的呼吁:土地不能成为任何人的财产, 它跟水、空气、阳光一样, 不能买卖, 凡是土地给予人类的种种好处, 所有的人都具有同等的享受权利。小说从下层到上层, 从地方到京都, 全面、彻底地揭露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腐朽和罪恶以及他们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批判了俄国社会的黑暗, 达到了“撕毁一切假面具的地步”。

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十分成功, 其中最突出的又是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

玛丝洛娃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妇女的典型, 也是作家笔下第一个平民出身的主人公。世界观转变后的作家以深厚的同情和关注, 把她作为正面人物重点刻画, 充分体现了其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玛丝洛娃性格发展的轨迹是:纯洁的少女——堕落的妓女——获得新生的妇女, 也就是说, 女主人公经历了“纯洁——堕落——复活”(纯洁的卡秋莎——堕落的柳包芙——复活的玛丝洛娃)的性格发展和心理转变过程, 即经历了精神复活全过程。

少女时代的玛丝洛娃美丽、天真、纯洁, 热爱她所生活的世界上的一切。她天真、乐观、热情、憧憬美好的生活。“眼睛黑得像野李子一样, 脸上快活得发光”, 那旺盛的生命活力令人看上一眼就会“心神怡**”。她的出现好像拨开乌云而出现的太阳。但严酷的社会现实很快击碎了她的幻想。作为一个女农奴和一个吉普赛人的私生女, 玛丝洛娃从小就过着一半是奴婢、一半是养女的生活, 在遭到花花公子聂赫留朵夫诱奸并怀孕后, 她被她的养母(女主人)赶出家门, 接着先后在警官、林务官家当使女, 或被纠缠或被强奸, 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况下, 走投无路, 沦落风尘, 成为社会的牺牲品。

长期的妓院生活使玛丝洛娃变得轻佻麻木, 产生了职业的病态而畸形的“自豪感”。在六年多的接客生涯中, 她完全被酗酒和****的生活所摧残, 由天真无邪的少女沦为心灵麻木、卖弄**的妓女。她从受到聂赫留朵夫欺骗时开始, 认识到“人人都只为自己活着, 为自己享乐活着, 所有关于上帝和关于善的那些话, 全是欺人之谈”, 因此再不相信人世间有什么善良的事了。“长期的违背上帝和人类戒律的犯罪生活”, 摧残了她的身心。“她脸上显出长期幽禁的人们脸上那种特别惨白的颜色, 使人联想到地窖里马铃薯的嫩芽。”她不了解社会黑暗的原因, 感到苦闷无告, 于是酗酒、吸烟, 以解脱苦闷、麻醉自己。她的堕落实质上是对迫害她的贵族社会的血泪控诉。她的精神复活经历了一个发展阶段。

其一, 开始苏醒阶段。这发生在同聂赫留朵夫的第二次会面时。面对在她面前忏悔的聂赫留朵夫, 她意识到这正是把她推进生活泥坑的敌人, 她为自己八年来生活的屈辱感到伤心与愤怒, 于是, 她表现了激烈的愤怒, 并断然拒绝了他的求婚, 她叫道:“走开, 你是公爵, 我是犯人, 这儿没你什么事”, “你打算用我来解脱你自己, 好让你能上天堂, 我讨厌你!”但聂赫留朵夫离开后, 她的灵魂又进行了痛苦的搏斗。结果她不再像原来那样浑浑噩噩过日子了, “不管装束也罢, 发型也罢, 她对人的态度也罢, 再也没有先前卖弄风情的迹象了”。同时, 聂赫留朵夫的真挚善良, 他的真诚忏悔和深切关怀也使她感动, 久已枯萎的爱情重新萌芽了。

其二, 灵魂转变阶段。玛丝洛娃那苏醒的爱情促进了她的灵魂复活, 她听从聂赫留朵夫的安排, 到医院去工作, 并戒绝了烟酒。在她与政治犯接触后, 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生活, 尤其是在西蒙松那里, 她找到了真正的爱情。正是西蒙松的爱, 使她恢复了早已失去了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并从中获得了生活的力量和勇气。面对聂赫留朵夫的再次求婚, 她仍然选择拒绝。不过, 上一次拒绝是由于憎恶他, 现在却首先是由于悔恨自己的堕落, 其次更重要的是因为她重新爱上了他, 而且爱得那么深, 但她又想到这种结合, 对他是一种不幸, 她不能接受所爱的人为她做出的牺牲, 因此断然拒绝了他。

其三, 精神新生阶段。玛丝洛娃所接触的革命者大多具有“道德的自我完善”这一特点, 如女革命者谢契宁娜替别人承认对宪兵开枪因而被捕流放, 实际上她是个利他主义者, 其道德原则是:“永远不拒绝别人请求自己做的事情”。西蒙松尤为突出, 他是个素食主义者, “反对战争, 死刑, 不仅反对杀害人类, 还反对杀害动物”。因而, 玛丝洛娃又受到革命者尤其是西蒙松的熏陶, 于是, 她在爱的教育中找到了归宿, 重新对生活充满信心, 走上了道德自新复活之路, 并把自己的命运与政治犯西蒙松结合在一起, 完成了与聂赫留朵夫殊途同归的精神和道德层面的复活。可见, 她的复活一是受到聂赫留朵夫的感化, 二是受流放中的革命者尤其是西蒙松的影响。

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集中概括了当时社会中千百万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她的身世是个平平常常的故事”。正是通过这个平平常常的故事, 我们看到了当时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 使这一形象具有了典型的意义。

聂赫留朵夫是忏悔的贵族的典型形象, 是19世纪末期俄国一部分进步贵族分子的典型形象, 也是一个丰满而复杂的形象。这是一个理想的贵族知识分子, 带有作家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烙印。他不仅以社会罪恶的揭发者、抗议者和见证人的身份出现, 还对人民的苦难和不幸负有一定责任。聂赫留朵夫的性格发展也可分为“纯洁——堕落——复活”三个阶段(纯洁善良的贵族青年——花花公子——忏悔的贵族、托尔斯泰主义者)。

纯洁阶段。大学时代, 聂赫留达夫是个不到20岁的青年, 思想纯洁, 追求真挚的爱情。他热情奔放、正直善良、天真纯洁、憧憬未来, “浑身焕发着朝气, 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诚实而有道德责任感, 并富有自我牺牲精神, 是“一个正直的、不自私的、愿意为任何美好的目标牺牲自己的人”。暑假时在姑母家消夏, 他认识到土地私有制的不合理, 决心要把土地分给农民, 并且, 像“心地纯洁的人”一样与姑母家半是婢女半是养女的卡秋莎真诚友爱, 产生了纯洁的爱情, 没有任何等级偏见, 也没有任何邪念。

堕落阶段。在三年彼得堡禁卫军生活中, 他被上流社会的腐败风气腐蚀了, 泯灭了正直和纯洁, 道德堕落了, 变成一个花花公子, 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当他再去姑母家做客时, 就诱奸了卡秋莎, 他塞给她一百卢布, 便到部队去了。此后, 他连一封信都没捎给她。为了自己一时的欢娱, 他一手造成了卡秋莎的生活悲剧, 还认为有身份的人都在这样做。后来, 他过着更加**奢侈的生活, 在腐朽的生活方式中愈陷愈深。

复活阶段。仔细分析, 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又包括两个层面。

首先, 是精神复活。十年以后, 他与被他侮辱、损害的卡秋莎在法庭上相见。他受到极大的震动, 面对这个被自己推向火坑的妇女, 他开始意识到:“我就是那个坏蛋”“那个流氓”, 并由企图开脱到良知逐步发现, 认识到自己罪孽深重, 从而对自己十年堕落生活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后来, 他极力营救卡秋莎, 但同时也带着施恩于人的自傲。他开始厌倦庸俗的上流社会, 但又不能与其断绝往来, 他打算把土地低价租给农民, 但又担心自己将来的生活来源, 因此他矛盾重重, 迟疑不决。为了改变冤案营救卡秋莎, 他到处奔走, 从城市到乡村, 从莫斯科的法庭、监狱到西伯利亚的流放所, 亲眼看到了政府用国家暴力机器迫害人民的种种罪行, 进一步认识到犯罪不只是自己, 而是整个剥削阶级, 受害的不只是卡秋莎一个人, 而是被压迫的人民大众。他同情人民, 想改变这个罪恶的世界, 精神境界提高了一步——由本来只认为个人有罪要为自己赎罪, 到否定整个贵族阶级的生活方式、价值标准和整个社会生活。

其次, 是最终成为托尔斯泰主义者。听说卡秋莎要和同去服役的政治犯西蒙松结婚, 他感觉卡秋莎的事情已经结束, 自己的新生活开始了。通过反复探索, 最后他在《福音书》中找到改造社会战胜恶势力的办法, 找到精神探索和社会探索的答案:人不是生活的主人, 而是上帝的奴隶, 所以, 必须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 执行上帝的戒律, 道德上自我完善, 不以暴力抗恶, 宽恕一切人甚至“爱仇敌、为仇敌效劳”, 对一切人仁爱, 照上帝的意志为人类幸福而工作, 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的幸福, 建立起地上的天国。于是, 他决心做基督的忠实仆人, 做一个殉道者, 像救世主那样用宗教去拯救人类社会。这样, 他就在主的意志里找到了救世药方和自己生活的意义, 得到精神复活, 从而开始过一种“全新的生活”, 走向以上帝的意志为生活目的的道路, 成为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

托尔斯泰以聂赫留朵夫这一形象, 概括了19世纪末期俄国一部分进步贵族人士的思想特征, 也包含托翁自己世界观转变后的精神特点, 如:否定贵族阶级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和封建特权; 否定俄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这一形象含有作家自传的成分, 与其他自传性人物一样, 习惯于精神探索, 但他与其他自传性人物又有质的不同, 这就是他的探索突破了贵族思想的局限, 达到谴责贵族阶级、否定贵族传统观念、放弃贵族特权的地步, 而且最终与贵族阶级决裂了。这标志着托尔斯泰的精神探索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因此, 聂赫留朵夫的形象比托尔斯泰以前塑造的任何一个形象, 都具有更为深刻强大的讽刺意义和批判力量。如果说, 玛丝洛娃从历尽屈辱、一度沉沦到走向新生是对统治阶级和社会罪恶的有力控诉, 曲折地表现了人民摆脱压迫的强烈愿望, 那么, 聂赫留朵夫的意义则更在于他对自己和本阶级罪过的认识和力图与本阶级决裂的举动, 是向行将衰亡的阶级的反戈一击, 投出的是致命的一枪, 从而塑造了忏悔的贵族的典范。

忏悔的贵族:是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优秀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他们学识渊博, 富有教养, 同情下层百姓, 不满奢侈浮华的上流社会生活, 探求民族未来的出路。托翁19世纪50年代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中的尼古林卡, 60年代《哥萨克》中的奥列宁, 《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 70年代《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 以及《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均为忏悔的贵族的典型。通过《复活》中的忏悔贵族聂赫留朵夫等形象, 托尔斯泰表达了自己的殷切希望:俄罗斯有罪的贵族都应该自觉地忏悔赎罪, 自觉地放弃专制与暴力, 放弃财产, 放弃富裕的寄生生活, 深入民间, 爱人、怜悯人, 以便建成人人相爱的幸福美满的人间天国。在此, 托翁把俄罗斯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寄托在忏悔贵族的改过自新与人民融为一体上, 这也是这位思想家和作家为俄国社会开出的一个独特的治世之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托尔斯泰把他对人性的认识加进了聂赫留朵夫这一形象之中, 把人物转变的原因归结为“人性”和“兽性”的冲突。在托尔斯泰看来, 人由两种因素所控制, 即人性与兽性。当一个人充满人性时, 他的灵魂是向着天堂的; 而当一个人的身上充满兽性时, 他则是一副地狱相。通过聂赫留朵夫的形象, 作家向我们形象地说明了这两种因素在人身上的此消彼长及其原因, 作家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人人身上皆有“精神的人”和“兽性的人”, 即“人性”和“兽性”二者的对抗, 并以此来解释主人公的向善、堕落、忏悔和精神复活等问题, 从而使这一扎根于俄国现实, 全方位地揭露俄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小说更具人性深度和普遍性, 再加上小说中的托尔斯泰主义的宗教因素, 使小说内涵显得特别深广。1905年1月, 托尔斯泰曾说过:“我写整个一部长篇小说《复活》只是让人读最后一章。如果我的文学作品有某些优点的话, 那仅仅是因为它宣传了文中的思想。”可见, 作家写作的目的是宣传宗教思想, 要人们与人为善。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可是社会上充满了罪恶, 人人都有罪恶, 所以要人信奉上帝, 忏悔赎罪, 恢复善良的本性。这种宗教维度, 不仅增加了作品的高度与深度, 而且赋予作品现实性以外的一种彼岸性, 增加了作品所思考问题的普遍性与全球意义。

《复活》作为托翁晚年的巨著, 在艺术上也有突出的成就。

第一, 突出的对比手法。突出的对比手法是《复活》塑造人物、反映广阔社会生活的一种最为常见也相当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 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方面的对比。社会的对比在小说中处处可见:贵族老爷和平民百姓; 贪官污吏和无辜囚犯; 监狱的“探监日”和副省长夫人的“在家日”; 赤日炎炎中, 戴着镣铐、顶着酷暑、濒于死亡的七百多名长期见不到阳光、身体虚弱的长长苦役犯队伍走向车站, 口渴难熬, 有人因中暑死去; 而柯尔查庚公爵一家却由抬椅子的男人、手提阳伞的使女和医生簇拥进入车站; 彼得堡骄奢**逸的上流社会生活与巴诺弗濒于绝境的赤贫无告的农村。这些对照, 鲜明而突出地揭露了社会的不公平、不人道, 贵族、官吏的骄奢**逸、作威作福, 下层人民的贫苦无告。

二是主人公的对比。这又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 是主人公之间的对比。小说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问题, 总是不断描写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对比, 尤其是主人公境遇的对比。主人公境遇的对比在小说中多次运用, 而且特别醒目。如小说一开始就写玛丝洛娃身穿囚衣, 脸色苍白, 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押着从阴暗恶臭的监狱向法院走去; 与此同时, 一手造成她不幸的聂赫留朵夫公爵则在豪华的卧室中醒来, 身穿洁白的睡衣, 躺在羽绒垫的弹簧**, 吸着烟, 想着与米西小姐的婚事。这种截取横断面的主人公境遇的对比, 使作品一下子进入矛盾对立之中, 展示了男女主人公境遇和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多重对比。

首先, 这是玩世者与被侮辱者的鲜明对比。聂赫留朵夫为片刻欢乐在复活节晚上诱奸了卡秋莎, 本来卡秋莎早已暗暗爱上了他, 她是心甘情愿的; 可第二天早上聂赫留朵夫给她一百卢布时, 她隐约意识到这钱是对爱情的侮辱, 也是上流社会对平民清白身份的蔑视, 于是, 她“推开了他的手”。

其次, 这是享乐者与受难者的鲜明对比。怀孕五个月的卡秋莎, 满怀希望地冒雨到火车站去找聂赫留朵夫, 然而火车站上的车厢内外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享乐者聂赫留朵夫“在灯光明亮的车厢里, 坐在天鹅绒安乐椅上, 说笑啊, 喝酒啊, 寻欢取乐”; 被害者玛丝洛娃则“在泥泞中, 在黑暗里, 让风吹打, 站着哭泣”。这一事实使玛丝洛娃意识到自己的地位, 并不再相信上帝。

以上几次突出的境遇对比, 为男女主人公后来的“复活”作了铺垫, 它揭示了主人公走向堕落的过程和原因。相同点:他们的堕落都是由社会造成的, 而非天生的缺陷。聂赫留朵夫本是纯洁青年, 是社会毁灭了他善良的天性, 使他沦为荒**无耻的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少女时代的卡秋莎, 更是天真无邪, 但社会不容许她清清白白地过正常人的生活, 她最终不得不把公民证交出去, 换领一张黄色执照, 进了妓院。不同点:聂赫留朵夫是因顶不住**而自觉堕落, “人世的**总是降伏他, 他不知不觉地又开始堕落, 往往比以前堕落得更深”。卡秋莎则是因为受到欺骗后历尽人世沧桑而被迫沦落的。前者干出损人利己的事, 为别人留下苦难; 后者即使在比地狱还糟的生活中, 也没有泯灭美好的品质, 如被错判重刑时, 她只是哭泣呼喊, 却没有嫁祸于人的歹心。

其二, 是主人公自身的对比。首先, 让人物的内心活动及其行为构成对比, 如聂赫留朵夫在法庭认出玛丝洛娃后, 一方面在心里认识到这是自己以前的罪孽; 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又躲躲闪闪, 这种对比写出了他刚刚复活时的心理矛盾; 其次, 更重要的是让人物精神变化的前后情形构成对比, 以突出人物性格及作品的主题思想, 如聂赫留朵夫、玛丝洛娃两人在纯洁、堕落和复苏三个阶段情形大不相同。

三是历史与现实对比。如小说中法庭审讯一段, 以大量篇幅穿插聂赫留朵夫的回忆, 在回忆的历史往事中, 他是犯有诱奸罪的花花公子; 而现实中他却是陪审官, 坐在陪审席上, 审理被他欺凌的玛丝洛娃。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对比, 揭示了现实的审判者和被审者实际位置的颠倒, 深刻地批判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