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蒙托夫是19世纪俄国早夭的天才诗人, 但其出色的艺术成就, 使他成为与普希金、丘特切夫相比肩的俄国三大古典诗人。米川正夫指出, 作为同样从浪漫主义出发的独创的天才, 莱蒙托夫的确是普希金的继承者, 但假如说普希金是个以平静温和的客观的观照态度, 去如实地再现生活现象和人类心理诸形态的调和的天才, 即是日神型的艺术家的话, 那么莱蒙托夫则是在主观上想要把自己内心的混沌的苦闷、不安和焦躁, 强有力地表现出来的叛逆者型的艺术家, 即是酒神型的诗人; 假如普希金的创作是有博大的饱和力的肯定人生的艺术的话, 那么莱蒙托夫的, 就可以说是对于人生的诅咒和挑战的艺术。从普希金的源流出发的艺术, 经过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伟大的后继者, 就形成了俄国文学主流的洋洋的现实主义大河; 莱蒙托夫的精神, 则传给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天才, 而现出了并不弱于前者的猛烈的奔湍, 形成了俄国文学强有力的另一翼。

一、短暂的辉煌

莱蒙托夫(1814—1841), 出身于贵族家庭, 3岁丧母, 童年是在奔萨州外祖母阿尔谢尼耶娃的塔尔罕内庄园中度过的。他接受的是贵族式的家庭教育, 从小就能流利地说法语和德语。1825年夏, 外祖母带莱蒙托夫到高加索的矿泉疗养, 对高加索的自然风光和山民生活的记忆不仅在其早期作品里留下了印记, 而且成为他后来许多作品的重要题材和主题。1827年莱蒙托夫全家迁居莫斯科, 1828年他作为半寄宿生进入莫斯科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 并开始学习创作。1830年考入莫斯科大学, 课余创作了近300首抒情诗和数首长诗。1832年, 莱蒙托夫因参与反对保守派教授的活动而被迫离开莫斯科大学, 去到圣彼得堡, 同年11月考入彼得堡禁卫军军官学校。1834年入骠骑兵团服役。1837年, 普希金遇害, 他写了《诗人之死》一诗, 直接抨击沙皇及其宠臣们, 直呼他们为“扼杀‘自由’‘天才’和‘光荣’的刽子手”, 激怒了沙皇政府, 被流放到高加索。由于外祖母的奔走, 1838年4月回到圣彼得堡原部队。1840年2月, 在一次舞会上, 莱蒙托夫与法国公使的儿子巴兰特发生冲突, 导致决斗。尽管决斗以双方和解结束, 但诗人还是因此于1840年4月被遣往高加索现役军队骑兵团, 7月份参加了与高加索山民的小型战斗和血腥的瓦列里克战役, 由于作战英勇, 受到表扬。1841年7月27日, 在高加索的一次家庭晚会上, 莱蒙托夫因开玩笑激怒了禁卫军军官学校同学马丁诺夫, 而死于决斗, 年仅27岁。

莱蒙托夫的生平经历和性格对其创作有很大影响。张建华指出, 抑郁内向、酷爱沉思的性格既源于他的个性, 也成于他的生长环境。上尉之子的父亲与富有、显赫的贵族之女的母亲的结合未能得到家人的认可, 使未来的诗人、作家在不和、争吵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母亲病故后, 幼小的莱蒙托夫被强行送到外祖母家抚养, 在失去母爱的同时, 他又被剥夺了父爱的照拂。尽管外祖母因为家境富裕, 给了他良好的教育, 而且多次带他去游览高加索, 使高加索成为其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和特殊动因, 但他渴望父爱而不得, 扭曲了其性格。先后受到法国、德国、英国家庭教师的教育不仅赋予了他丰富的语言知识, 更重要的是使他对强调主观精神的西欧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有了深入的了解。莱蒙托夫先在莫斯科大学附设的贵族子弟中学读书, 而后又在莫斯科大学政治伦理系学习。他酷爱“十二月党人”与普希金的诗歌, 崇敬他们热爱自由和强烈的叛逆精神, 并产生了对俄国专制农奴制度的不满, 对“在奴役和枷锁下呻吟”的俄国人民的同情。就学期间, 他对德国的浪漫主义与英国诗人拜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形成了其日后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对人与周围世界关系的重大关注, 而心理、道德伦理、哲学的思考视角又成为他创作的另一个重要的着眼点。作为诗人和作家的莱蒙托夫成熟于俄国19世纪尼古拉一世统治的30年代后期, 一个“深深绝望与普遍失望”的时代。他承受了“十二月党人”失败后俄国全部的社会苦难和精神苦闷。孤独、寂寞、苦闷、沉思的时代心理在莱蒙托夫的思想和创作中有着鲜明的反映。这些事实成了莱蒙托夫对社会、人的心灵历史与人生有着独特感悟的重要原因。

莱蒙托夫从1828年14岁时开始写诗, 直到因决斗辞世, 一直坚持创作, 短短的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 留下了颇为丰富的文学遗产, 堪称短暂的辉煌。并且, 他在抒情诗、叙事诗、小说、戏剧方面都有突出成就。

其抒情诗一共有445首,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828—1834), 是其创作前期, 也是作家的青少年时期, 受普希金、拜伦影响很大。基本上是自传性极强的心灵日记式的独白或自白, 抒情主人公一般都富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特征:鹤立鸡群的自我与生不逢时的社会的尖锐对立, 对世俗的鄙薄, 对自己身世的顾影自怜, 感情抒发的偏激, 等等。第二阶段(1835—1841), 则是后期, 是创作的成熟时期, 审美观点由内渐向外倾, 自我成分减弱, 浪漫主义的直抒胸臆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现实主义的细致观察和具体描绘, 展示心灵世界由粗略的总体把握向深入表现的层次化发展。而且, 其成熟时期的诗歌创作, 几乎是字字珠玑, 首首杰作。与普希金相反, 莱蒙托夫的诗歌表现的是生命的忧郁, 过强的生命力被压抑, 深感苦闷又极度孤独, 渴望自由, 渴望冲出桎梏, 尽情抒发生命的**, 但又不能够, 因此倍感痛苦, 甚至经常想到死亡, 极其渴望与人对话, 但由于高傲, 又不成功, 因此采用诗歌的形式, 或者在假想中与人对话, 或者自我对话——内心自白, 如《致……》:

切莫以为我已经够可怜, /尽管如今我的话语凄然; /不!我的种种剧烈的痛楚, /只是许多更大不幸的预感。//我年轻; 但心中激扬着呼声, /我是多么想要赶上拜伦; /我们有同样的心灵和苦痛, /啊, 但愿也会有相同的命运!//如像他, 我寻求忘怀和自由, /如像他, 从小我的心便燃烧, /我爱那山间夕照和风卷飞涛, /爱那人间与天国呼号的风暴。//如像他, 我枉然在寻找安宁; /共同的思绪苦苦追逐着我们。/反顾过去——往事不堪回首; /遥望来日, ——没有一个知音!(顾蕴璞译)

后期则渐渐由主观走向客观, 但前期的对比手法继续采用, 只是一些诗歌增加了客观对应物, 甚至出现了成熟的象征。下面, 我们就具体看看诗人运用象征手法颇为成功的两首诗歌。一首是《帆》:

在那大海上蓝幽幽的云雾里, /一叶孤伶伶的风帆闪着白光。/它寻找什么, 在遥远的异域?/它撇下什么, 在自己的家乡?//波涛怒涌, 狂风劲呼, /桅杆弓着腰喀喀直响; /唉!它并非在寻找幸福, /也不是远避幸福的光芒!//下面是比蓝天更莹澈的碧波浩渺, /上面是金灿灿的阳光弄晴, /而它, 不安分地祈求着风暴, /仿佛在风暴中才有着安宁!(曾思艺译)

全诗表面上描绘的是雾海孤帆、怒海风帆、晴海怪帆三种画面, 实际上, 象征性地表达了18岁的青年诗人渴望行动、渴望创造(抛下家乡远行在外、期盼风暴, 可以说莱蒙托夫本人就是他笔下不安分的帆)但又深感前景朦胧, 因而既孤独傲世又苦闷迷惘的复杂情感与抽象意绪。这本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 诗人却通过“帆”这一象征性形象优美生动地传达出来。高尔基指出:“在莱蒙托夫的诗里, 已经开始响亮地传出一种在普希金的诗里几乎是听不到的调子——这种调子就是事业的热望, 积极参与生活的热望。事业的热望, 有力量而无用武之地的人的苦闷——这是那些年头人们所共有的特征。”由于通篇象征运用出色, “帆”的象征意义超越了个人超越了时代, 概括了一切时代渴望冲破平庸与空虚的宁静生活、力求有所行动有所创造的人们的共同特征。如果说这首诗的象征手法还显得不够纯熟、稍嫌显露的话, 那么, 莱蒙托夫稍后创作的名篇《美人鱼》, 象征手法已用得相当纯熟:

美人鱼在幽蓝的河水里游**, /身上闪着明月的银光; /她使劲拍打起雪白的浪花, /想把它溅泼到圆月的脸颊。//河水回旋着, 哗哗流淌, /把水中的云影不停地摇晃; /美人鱼轻轻启唇——她的歌声/飞飘到陡峭两岸的上空。//美人鱼唱着:“在我所住的河底上, /白日的光辉映织成幻象; /这儿, 一群群金鱼在嬉戏、游玩, /这儿, 一座座城堡水晶一般。//“这儿, 在闪亮细沙堆成的枕头上边, /在浓密的芦苇的清荫下面, /嫉妒的波涛的俘虏, 一个勇士, /一个异乡的勇士, 在安息。//“我们喜欢, 在沉沉的黑夜里/把一绺绺丝一般的卷发梳理, /正午时分, 我们总是频频地亲吻/这美男子的前额和双唇。//“但不知为什么, 对我们的狂热亲吻/他一言不发, 总是冷冰冰, /他只沉睡, 即使躺在我的怀里/还是既不呼吸, 也无梦呓……!”//满怀莫名的忧伤, /美人鱼在暗蓝的河上歌唱, /河水回旋着, 哗哗流淌, /把水中的云影不停地摇晃。(曾思艺译)

全诗把诗人那孤独傲世而又苦闷迷惘的复杂情感, 借美人鱼和死去勇士的形象, 非常巧妙、含蓄、生动地传达出来, 在艺术上更富感染力, 难怪别林斯基要称之为俄国诗歌中不可多得的珍珠。[1]

其叙事诗一共有27首(但生前只发表三首), 成就非凡, 独树一帜, 对俄国叙事诗有较大的推进与发展, [2]其中最出色的是《恶魔》(1838)和《童僧》(1840)。

《恶魔》讲述的是一个渴求认识真理的司智天使透过迷雾偷看了被上苍丢弃的星辰的奥秘后, 被驱逐出天国, 成为孤独的游魂, 变成恶魔。他游**人间, 不断作恶, 但又留恋美好的过去, 厌倦作恶的现在。他爱上了人间美女塔玛拉, 被美复活了善的情怀, 为了塔玛拉, 他愿意舍弃一切, 甚至愿意同放逐他的天国重新和好, 准备把她带到星外的天国去, 使她成为宇宙女皇。然而, 当他狂热地亲吻塔玛拉时, 他的吻却放出致命的毒液, 毒死了她。上帝派来天使, 接纳了塔玛拉而拒绝恶魔进入天国。恶魔又孤零零地在宇宙间飘**……这首叙事诗虽然篇幅不是太长, 但却集中了莱蒙托夫诗歌的一切重要主题:自由与意志、行动与功勋、漂泊与放逐、善与恶、时间与永恒、爱与死, 因而扑朔迷离, 成为诗人“最费人猜详和自相矛盾”(当代俄国著名莱蒙托夫研究专家马克西莫夫语)的作品, 一百多年来引发了广泛的争论。

《童僧》赞扬叛逆精神, 写一个高加索乡村少年童僧, 为了逃脱牢狱般的寺院生活, 回到家乡去寻找自由, 而逃出修道院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中奔走了三天, 并和豹子搏斗, 最后虽然胜利, 但因伤重而死, 临死前讲述了自己三天的经历。歌颂了童僧的反抗和勇敢, 也描绘了瑰奇壮丽的高加索风光, 情景交融地表达了主人公强烈的斗争精神。米尔斯基认为:“《童僧》是一部十分有力的长诗, 可视为俄语中最悠长的诗歌雄辩(就此词之最佳、最高含义而言), 但其长处不仅在此。长诗中描写自然的部分为莱蒙托夫的视觉内核, 虽篇幅不大却价值连城, 莱蒙托夫是俄国诗人中望见英、德浪漫派之‘远地’的唯一诗人。”

莱蒙托夫的诗独具特色, 对后世有较大影响。斯洛尼姆指出:“莱蒙托夫的诗, 精悍有力, 但又**不安。间歇性的节奏, 加上阳刚的韵律, 比诸和谐统一更能表现出力量。普希金的诗光辉明亮, 用字圆熟; 莱蒙托夫则桀骜不驯, 充满曲喻。这位年轻诗人所呈现于外的一切特质:先知式的忧伤, 内在的矛盾, 有时意志消沉, 有时又充满理想的渴望, 内心永远不安, 但永远真挚, 使得他的作品历数代而不衰; 十九世纪末叶的象征派作家都尊崇他为该派的先驱。”

其戏剧一共有5部:《西班牙人》(1830)、《人·情·欲》(1830)、《怪人》(1831)、《假面舞会》(也叫《阿尔别宁》, 是迫于书刊检查机关的压力而违心地修改的《假面舞会》第三稿, 1835)、《两兄弟》(1836), 大多为诗剧, 创作于1830年至1836年。其中最出色的是《假面舞会》, 主人公叶甫盖尼·阿尔别宁是个赌徒和浪**公子, 但心地善良, 富有同情心, 在上流社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认识到这个社会“到处是罪恶, 无处不欺骗”的本质, 对人的真诚丧失了信心, 开始不相信妻子尼娜的手镯是因为偶然失落才落到别的男人手上的, 贸然毒死了妻子。后来才发现自己受骗上当了, 深受刺激, 精神失常, 和妻子双双成为上流社会的牺牲品。假面舞会不仅是上流社会生活的写照, 也是其人际关系的写照。总体来看, 莱蒙托夫的戏剧在俄国戏剧史上有其开拓与重要的意义:首先, 他在俄国戏剧史上, 较早地更多转向俄国日常生活的悲剧(仅最早的戏剧《西班牙人》例外), 而此前俄国18世纪的戏剧家们甚至包括普希金, 大都受法国古典主义和启蒙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 往往更致力于重大历史事件或传奇剧(仅冯维津和格里鲍耶陀夫例外, 冯维津的两部喜剧《旅长》《纨绔少年》较早偏离长时间统治俄国文坛的法国古典主义的法则, 而转向真实地反映俄国现实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19世纪俄国戏剧乃至文学转向现实、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基础, 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也反映俄国社会的现实问题, 对此有所推进); 其次, 莱蒙托夫的五部戏剧几乎都集中于写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不幸, 表现社会主题与个人主题, 尤其是较早把握到了现代人的孤独这个主题, 善于形象、生动、深入地描写人的不被人理解以及人们之间的隔阂与冷漠, 他们只一心一意生活在自己的观念和欲望中, 而这是相当具有现代意义的主题; 最后, 莱蒙托夫在戏剧中较早进行心理分析。以上这三个方面, 在果戈理、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那里, 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契诃夫那里达到了高峰。

莱蒙托夫小说主要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等, 主要有长篇小说《瓦季姆》(1832—1834)、《李戈甫斯科伊公爵夫人》(1836) (均未写完), 中篇小说《我想跟你们讲》和《B伯爵家的音乐晚会》, 都只是片断, 最后以《死者遗稿, 两部已开始写作的小说片断》为总标题首次发表在文学刊物《昨天与今天》1845年第1期上。其小说的代表作, 是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38—1840)。

二、《当代英雄》:内蕴丰富、手法高超的杰作

《当代英雄》包括五个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中篇, 由于这个作品内蕴丰富、结构独特、手法高超, 所以, 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小说的故事梗概。

《贝拉》。我在高加索旅行的途中偶然结识了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上尉, 我们在驿站过夜的时候, 他给我讲述了一个5年前发生在其所驻扎的高加索山区N要塞中的毕巧林(一译皮巧林)的故事。25岁左右的贵族青年军官毕巧林英俊潇洒, 出手阔绰, 但总让人捉摸不透。他被当地一位王爷的小女儿贝拉那野性的美深深打动, 贝拉也对一表人才的毕巧林颇有好感, 不料当地的商人卡兹比奇也看上了贝拉。毕巧林得知自己的朋友、贝拉的弟弟阿扎马特深爱卡兹比奇所骑宝马, 便千方百计帮他搞到了那匹罕见的宝马, 阿扎马特则把贝拉捆送他后骑着宝马远走高飞。卡兹比奇失去宝马, 伺机刺杀了王爷作为报复。毕巧林费尽心机赢得了贝拉的爱情, 但四个月后便感到厌倦。贝拉倍感伤心、烦闷、寂寞, 独自外出散步, 却被卡兹比奇劫走。毕巧林闻讯后奋力追赶, 卡兹比奇恶毒地把贝拉刺成重伤后逃跑了。两天后, 贝拉因伤势过重, 痛苦地死去。毕巧林为此大病一场。后来, 他被调到格鲁吉亚服役。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不久, 我和马克西梅奇上尉在一座小城又重逢了。在这里, 我们遇到了正打算去波斯旅行的毕巧林。上尉激动于老朋友的久别重逢, 扑过去打算拥抱他, 但毕巧林却只冷漠地向他伸出一只手, 寒暄几句后马上离去。上尉在愤激之中, 把毕巧林以前落下的日记送给我。当我得知毕巧林在从波斯归国途中去世以后, 抱着有益于世的愿望, 我挑选了他的一部分日记发表了。下面就是他的日记。

《塔曼》。我(毕巧林)因公出差途经小城塔曼, 无意中发现房东的女儿水妖在从事走私活动。我为她那美丽而野性的风姿而着迷, 便用夜里所见到的走私事情对她进行威胁和引诱。晚上, 她主动引诱我到海边的船上, 想暗算我, 把我推进大海, 但我力气大, 反而把她抛进海里。她上岸后与同伙匆匆从海路逃走了。我对此感到十分内疚, 不知自己为何要打破他们原本宁静的生活。

《梅丽(一译梅莉)公爵小姐》。5月10日, 我到达高加索的五峰城休假疗养。第二天一早, 我在伊丽莎白温泉遇见了老相识格鲁希尼茨基, 他是一个士官生, 20出头, 自私自利, 总喜欢装腔作势和高谈阔论。我得知格鲁希尼茨基正在热烈追求梅丽公爵小姐, 出于嫉妒心, 决定勾引梅丽小姐。我成功地成了交际圈的中心, 但故意冷淡梅丽小姐, 使她既恨我又对我有很深的印象。正好此时我的旧情人维拉来到此地, 为了儿子嫁给了一个瘸腿老头, 但仍然爱我。为了遮人耳目, 我决定以追求梅丽小姐为幌子来转移人们的视线。在一次舞会上, 我邀请梅丽小姐跳舞, 并在舞后, 让她免遭一个醉醺醺家伙的纠缠, 从而赢得了她的芳心, 从此我巧妙地采用欲擒故纵的方法, 成功地离间了梅丽小姐和晋升为军官的格鲁希尼茨基的感情。深受刺激的格鲁希尼茨基决心报复我, 但我巧妙逃脱了他们的抓捕, 并与当众散布我谣言的格鲁希尼茨基决斗, 打死了他……不久, 我接到调我去N要塞的命令, 便到梅丽家里辞行, 我十分冷漠地对早已被爱情折磨得生病并已瘦骨嶙峋的梅丽小姐说, 我们的感情只是一段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感情。

《宿命论者》。在哥萨克村庄里军官们的一次打牌中, 大家谈论到命运和“定数”问题。这时极其好赌的符里奇中尉站出来, 问是否有谁敢拿自己的生命来赌博。从不相信宿命的我便开玩笑说愿陪他赌20个金币:“您今天死定了!”符里奇拿起别人的枪冲着脑门就扣动扳机, 结果没有打响, 可他抬手朝挂在窗子上的军帽开枪, 帽子却被子弹打穿!他赌赢了, 得意扬扬地拿走了我的20个金币。早上四点钟,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被敲门声惊醒:符里奇半夜里被一个喝醉的哥萨克砍死了!我无意中竟预言了此人的命运。杀人凶手酒醒后躲在一间空房里, 人们都不敢前去捕捉他。我想去试试命运, 便爬进杀人凶手房里, 他开枪未击中我, 我不到三分钟便把他逮住了。从此, 我就相信命运的安排, 成了一个宿命论者。

要理解这部小说, 首先得理解小说的主人公毕巧林。而关于这一人物, 俄国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以往中俄学者几乎都一致认为, 毕巧林是“多余人”的代表人物, 而今有不少不同的看法。该小说的译者周启超谈道:“毕巧林这个姓氏犹如奥涅金一样, 源于俄罗斯北方的两条河的名称。赫尔岑曾称毕巧林是奥涅金的兄弟; 别林斯基曾断言毕巧林‘这是当代的奥涅金, 当代的英雄, 他们之间的差异要比奥涅加和毕巧林之间的距离小得多’; 卢那察尔斯基则认为, 莱蒙托夫在其《当代英雄》和其他作品中比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贵族庸俗气度前进了无穷之远。艾亨鲍乌姆更明确指出, 毕巧林并不是作为与普希金的奥涅金相吻合的形象而构思的, 而是与奥涅金相争论的; 毕巧林并不是作为上流社会的一个代表而塑造出来的, 也不是这个社会的牺牲品, 而是作为对它的某种抗议; 奥涅金心灰意冷, 毕巧林满腔怨恨, 这正像奥涅加河与毕巧拉河是两条气质不同的河流一样, 它们并行不悖, 一条是平静地徐缓地注入大海, 另一条则是源自深山峻岭而曲折迂回汹涌澎湃。艾亨鲍乌姆作为苏联时期最有权威的莱蒙托夫专家, 断然认为, 问题不在于两者的距离, 而在于莱蒙托夫与普希金所开拓的两条艺术之河拥有分明不同的个性。”

正因为如此, 时至今日, 《当代英雄》从诞生至今已经160多年了, 但关于小说的主人公毕巧林, 至今仍见仁见智:“这是一个貌似高尚实则卑鄙的利己主义者, 还是一个意志坚强、性情勇敢但好招风惹事的人?这是一个精力旺盛但无所事事、终日以拈花惹草追逐女性折磨情人为乐的花花公子, 还是19世纪30年代进步的俄罗斯青年人形象?这是一个智慧超群、最刚毅最聪明但无用武之地因而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叛逆者, 还是一个‘不因为善而期待报答, 也不因为恶而期待诅咒’, 一个‘永远地惋惜着却没有憧憬, 知道一切、感觉一切、看见一切、憎恨一切、蔑视一切’的‘恶魔’?这是一个‘思想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矮子’, 有批判**, 有忧患意识, 但惰于实践, 止于行动的‘多余人’, 还是一个高扬个性的自主自决, 崇尚意志的绝对权利的‘超人’?质言之, 毕巧林是他那个时代的‘当代英雄’, 抑或只是其牺牲品?是‘唐·璜’家族的一员, 是奥涅金的兄弟, 还是‘尼采’的先驱?”

周启超进而论析道:在《当代英雄》中, 莱蒙托夫让其主人公毕巧林多方位地展现其“冷冰冰地观察着的头脑, 悲戚戚地感受着的心灵”。在毕巧林的笔记中, 我们看到毕巧林真诚地“把自身的弱点与毛病都无情地抖搂出来”:

我在自己身上就感受着这种不知餍足的贪欲, 这种要把我的人生旅途中所遇见的一切都吞噬下去的欲望; 我观察他人的痛苦与欢乐时仅仅遵守着一个视角:把它们看成是支撑我的精神力量的养料。

我首选的一件快乐——让我周围的一切屈从我的意志; 去激发起他人对自己的感受、忠诚与敬畏, 这难道不是权力的首要标志与最大胜利?去成为他人痛苦与欢乐的起因, 而对此又并不具有任何名正言顺的权利, 这难道不是那使我们的自豪得以维系的最甘甜的养料?幸福又是什么呢?也就是得到了充分满足的自豪。要是我能认定自己比世上所有的人都出色, 更强大, 那我就是幸福的; 要是人人都爱我, 那我就会在自身找到永不枯竭的爱的源泉。恶滋生着恶; 那原初的痛苦便提供着折磨他人来娱乐自身这种先例。

从生活的风暴中, 我这人所承受所接纳的仅仅是某些思想——而不是任何情感, 我这人早就不是靠心灵而是凭头脑在活着了。我斟酌着、检视着我自身的**与行为, 均出自纯粹的好奇, 而不掺进丝毫的同情。在我身上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在生存这个词的完全本真的意义上活着, 另一个则思考着审视着他。

可见, 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已是一个拥有高度自觉的自我意识的现代个性, 一个冷静地怀疑着、分析着、求索着的, 具有多面性的现代个性。

小说虽然仍有从外部叙述人物事迹的传统叙事体情节小说的特点, 但它主要以日记的形式, 展示了一个俄国青年军官的内心秘密, 同时又采用了一系列新的高超的艺术手法, 具有极其丰富的内蕴, 并且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丰富的思想内涵。《当代英雄》虽然是一部不足20万字的长篇小说, 但是却包含了相当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此, 国内学者有诸多论述。此前, 认为小说通过毕巧林这位当代英雄的无用武之地成为“多余人”, 揭露了俄国社会的黑暗。现今, 对于这部作品, 更多从哲理层面进行解读, 上述周启超的观点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此外, 还有其他几种各具特点而又有一定深度的看法, 下面挑选几个很有特点的, 介绍给大家。

俞世芬认为, 小说的哲理内涵在于, 表现了毕巧林身上的自由与奴性、浪游与停滞的矛盾——他不断浪游不断寻求却又不断失败总是痛苦, 最终停止下来, 消极地等待, 从而体现了一种依赖的奴性, 而这是人们常有的普遍矛盾。

张建华认为, 小说的哲理内涵, 从作品的整体而言, 除了对俄国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之外, 其震撼人心的魅力还在于对毕巧林这个人物的灵魂异变历程的揭示, 即对主人公的机智、犀利与狡黠、刁钻, 自觉与不自觉的害人与害己行为心灵成因的展现以及哲学思考。这种展现与思考不仅具有对社会现实的真实面貌的启迪意义, 更具有对人与人性的认识价值。人人心中有上帝, 人人心中有魔鬼。即使在毕巧林这样一个十分优秀的人物身上, 也从来都是善与恶交织的。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始终呈现着善良与邪恶、宽容与狭隘、宁静平和与**不安的搏斗与变化。他有着孩童般的笑容, 他曾全身心地爱过贝拉。在她遭到抢掠被杀之后, 他沉痛良久, 大病一场, 身心憔悴。但他亦曾醉心于情欲的**, 在情感的熔炉中变得像铁一般的冰凉与冷酷。他是一个“会将自己的生命连同声名一连20次地抛掷, 但绝不会出卖我的自由”的高尚者。他的心灵中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他肩负着崇高的使命, 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始终扮演着命运之神手中伤人的斧子角色。有人说他是一个好男子, 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恶棍。在具有浪漫主义渊源的毕巧林形象中, 始终存在着处于和谐的对立统一体的两个自我:一个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中“作恶”的自我, 另一个对生活中“作恶”的自我进行反省审视的“除恶”的自我。两个自我都是真实的, 显形的可感可触, 隐形的亦不因其潜在性而失去行动和思想的意义。相反, 它作为一种“伴侣”而不断左右, 甚至主宰着主人公的思维逻辑与行动走向, 作为道德伦理的实际判断准则。对主人公灵魂两重性的揭示, 使这部作品比一般的写“多余人”的小说更为纯粹、深刻, 也更有冲击力和震撼力。作品中主人公的心理与行为有时甚至可能会给读者带来一种鉴赏的费力与困惑。但这种费力与困惑由于主人公强有力的充满反省、思索的理性力量而得到释解。这种人与人性的两个自我的描述, 无疑真实、富有哲学意味地体现了人的灵魂世界的客观存在。毕巧林人性的两重性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他内心世界的矛盾, 他人格力量的被扭曲, 但这不但不是他人性恶的强大, 却是人性的真诚。那个隐形自我的寸步不离, 是他人性善的体现, 是一种潜在的抑制恶的理性的意识活动。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 毕巧林虽然被环境所扭曲, 却始终未被环境所同化。这在很大程度上, 靠的就是这种体现为高度自省精神的人性的真诚。主人公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玩弄女性的浪**公子:他为了公爵小姐梅丽的幸福, 以巨大的意志力量拒绝了她爱的奉献; 为了能向“世上最最珍贵的, 比生命, 比荣誉还要珍贵的”维拉赎却情感之罪, 他飞马急驰数十里, 最后竟将马活活累死, 而自己在草原上像孩子似的失声痛哭; 他反省自己对贝拉的变心是一种昔日“忧郁苦闷症”的驱使。他也绝非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手, 在与格鲁什尼茨基决斗的过程中, 他背对深渊站在了山突起的一角, 而将有利的位置让给了对手, 试图燃烧起他心头宽宏的火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他的性格是教育的使然, 还是上帝的造就, 他究竟“是个傻瓜还是个恶棍”。

作家在鞭挞主人公人性“恶习”的同时, 不断地揭示着主人公内心深处追求人生价值的真诚与痛苦。这种人性的两重性还使我们认识到毕巧林的悲哀里的一种壮美。毕巧林看透了社会与世俗, 也看穿了自己, 他是一个孤独悲凉的先觉者, 是英雄。他每每想通过对外部的征服来证实自己的力量和价值, 然而却无法征服自己的内心。他想对世界进行报复, 然而受到报复的却最终是他自己。他的每次害人, 都终以他的灵魂的被伤害而告终。真诚、壮美与悲凉正是英雄美的本质特征。毕巧林未能超越对社会的拒斥, 未能超越“多余”, 他缺乏一种幡然觉醒的彻悟和积极进取的行动, 而这正是时代局限所造成的人格缺陷之所在。

掩卷而思, 《当代英雄》对具有深刻思辨, 而又处在独特时代的俄罗斯民族是一种无情的解剖, 与此同时, 对局外人的读者, 又何尝不是一大人生的警策。因此, 人生哲理蕴含的融入, 是小说获得丰富色彩与幽深内含的重要原因。对读者来说, 毕巧林这个形象与其说是时代优秀贵族青年的代表, 莫如说是作家笔下的杰出的虚构形象更确切, 因为主人公本身就包容了作者对人生的众多领悟。莱蒙托夫有意识地围绕着毕巧林人生历程的描述, 写出了他对爱与恨、理与情、善与恶、生与死、幸福与苦难等哲学问题的思索, 从而使作品具有丰厚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的深入就是对人生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彻底的反思与怀疑, 追寻事物的终极真理。

淡修安认为小说预先表现了存在主义的哲学内容:从存在主义哲学的“此在入世”理论来看(“此在”在海德格尔那里被定义为能够追问并领会存在意义的特殊存在者, 即人本身, 也就是作为“我”的这个人本身), 毕巧林这个“此在”也是被现实日常生活“抛入”了一系列毫无意义的“生存活动”之中:他追逐异性, 希望爱情能填补他空虚的心灵, 但爱情除了能以短暂的欣慰麻痹他的心智外, 留下的是更为深沉长久的失落和痛苦; 他“行为怪异”且几近孤傲, 不仅对待朋友态度“冷漠”, 而且强烈地“憎恨”着他的敌人。然而, 因疏远朋友和消灭敌人所确立的“独立”却并没有使他获得心灵的解脱和自由。作为一位不断追寻存在意义的存在者, 毕巧林式的“此在”领会的存在意义在于要“到生气勃勃的事业中去”, 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问自己:“我活着为了什么?我生下来有什么目的?……目的一定是有的, 我一定也负有崇高的使命, 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灵魂里充满无限力量。”这也就是说毕巧林想在日常生存状态中对自己有所作为, 他才可能领会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 他的行为选择与海德格尔对“此在”所做出的一种规定相符合, “这个在其存在中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的存在者把自己的存在作为它最本己的可能性来对之有所作为”。然而, “此在”既不是一个可以自明的存在者, 也不是一个不“在世之中”的存在者, 因此, “此在”无论通过何种“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的方式来“作为自己”和“生存于世”, 他都不可能不受所在“世界”的影响, 他也就必然会沉沦于世, 甚至可能“丧失自我”, 从而演变或异化为“常人”。“智慧超群、意志坚强”的毕巧林正是在这样一种必然的逻辑机制下沦为“常人”的:他受当时昏暗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的困扰, 他处于这样的“日常平均生活状态”之中, 他憎恨他所属的那个社会, 但是他却无力摆脱, 反而要受其支配, 他的自由的天性和聪颖的智慧被扭曲和抹杀, 他“永远丧失了高尚志向的火焰”, 因此有了绝望的心情, 甚至认为自己“在精神上残废了”, “一半的灵魂不再存在, 它枯萎, 涸竭, 死掉”了。于是, 他就开始“迷恋于空虚而无聊的情欲”, “变得像铁一样又硬又冷”。至此, 毕巧林就真真切切地变成了一个“常人”, 但这个“常人”却是“时代的英雄”, 只不过这个“英雄”是由“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玩世不恭、到处找寻刺激、无事生非、玩弄女性等。

显然, 由于毕巧林的“此在”对存在意义和价值的追问及领会与现实“日常生活”的“生存”状况有着巨大的差距, “此在”绝望了, 从而任由“常人”在世间存在和作为, 但是这个“此在”本质上是憎恨那个“常人”的, 并且在内心不断地反省自己和批评这个“常人”:“他沉痛地谴责自己的迷误……他窥探着自己心灵的每一个活动, 考察着自己的每一个思想……不但坦率地承认自己真正的缺点, 并且还要虚构一些实际并不存在的缺点。”“常人”的一切与“他人”发生的关系和对待“他人”的态度最终使毕巧林的“此在”产生了更为彻底的绝望, 在几乎感受不到任何存在意义和价值的情况下, 这一“此在”勇敢地选择了经验和体悟死亡, 希望能通过“死”这种“此在最大的可能性存在和终结存在”来最终实现并结束他对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追问, 从而表现小说追问存在意义和价值的目的及过程, 反映了作家莱蒙托夫对当时俄国青年一代“生存的目的及意义”“个体存在与社会现实之关系”的思索和拷问。

斯洛尼姆则指出, 在《当代英雄》中, 莱蒙托夫决心以临床检验的态度来处理浪漫的角色, 把他们视为社会的一种典型、一种道德与心理的问题来分析。毕巧林是个狂傲的人, 他拒绝接受既存的一切行为法典, 坚称自己有权利随心所欲, 而其表现出来的部分意识形态, 可以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叛逆者, 从拉斯科尔尼科夫到伊万·卡拉玛佐夫的先驱。他进而谈到, 一般而言, 莱蒙托夫的作品一直是以道德问题为其中心。人为什么会被恶引诱?驱策着我们行动的那看不见的力量又是什么?何以有些人拒绝遵循万有既成的秩序, 而想要超越人的限制?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停地困扰着莱蒙托夫, 反复地在他的作品里出现。

第二, 巧妙的文体嫁接。在《当代英雄》中, 莱蒙托夫把多种传统的小说文体嫁接起来, 形成自己独特的小说。

其一, 是把西欧传统的叙事体小说与感伤主义作家常用的日记体、自由体小说嫁接。传统的叙事体小说说故事, 叙述人物的事迹, 注重故事情节; 日记体小说则抒写内心; 自由体小说跳动组接(如斯特恩的《项狄传》)。但作家又独出心裁地安排了一个主要人物毕巧林, 把作品中前后两个部分中五个相对独立的中篇小说相互呼应地统领起来, 形成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

其二, 是把俄国多种流行的文体相互嫁接。对此, 张建华有较为具体的论述, 他指出, 长篇小说《当代英雄》是莱蒙托夫集抒情诗、叙事长诗、戏剧与小说创作经验之大成者。这部他在高加索之行印象基础上写成的作品是一部由相对独立的5部中篇构成的长篇。事实上, 作家在1838年开始创作时, 并无将其写成一部相互衔接的有机整体的构思, 是后来才把它们合成一体的。这种合成的目的正如作者所述, 是为了写出“一个人心灵的历史”。长篇小说中的每一部中篇都有着一种时代文学传统的依托。《贝拉》是普希金的《阿尔兹鲁姆游记》体和文明之人与大自然之女浪漫故事的美妙结合, 《梅丽公爵小姐》是“上流社会小说”的延续, 《塔曼》是富有神秘色彩的情节淡化了的抒情小说的变体, 《宿命论者》是30年代幻想小说中的神奇故事的再现。

其三, 是社会小说、心理小说和哲理小说的嫁接。毕巧林形象, 揭露了许多社会问题, 如专制的高压与黑暗, 使得聪明、有才华的年轻人无所作为, 成为所谓“多余人”, 指出19世纪俄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黑暗是摧残时代“英雄”的根本原因, 这是社会小说; 而毕巧林的矛盾复杂心理的全面、细致的揭示, 则是心理小说; 上面我们介绍过的多种哲理层面的观点, 则是哲理小说的内容。

第三, 崭新的叙事方式。作为诗人和戏剧家, 莱蒙托夫把诗歌的抒情手法引入叙事小说中, 并和戏剧的内心独白手法结合起来(当然有可能借鉴了拜伦的抒情议论手法, 法国心理小说如司汤达的内心独白手法等), 采用多种叙事视角, 变换叙事视点, 并且使结构独特而巧妙。对此, 朱淑兰有较详细的论析:

在叙事视角方面, 采用了三个叙述者。这部小说由《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五章组成, 分别由叙述者“我”(从第比利斯往北旅行沿途写旅行笔记)、主人公年轻的上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和毕巧林三个叙述者的讲述组成。五章中《贝拉》的故事由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讲述, 其中穿插着旅游者对讲故事的人的看法;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的故事由旅行者“我”讲述, 既讲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 也讲毕巧林; 《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和《宿命论者》则由毕巧林的日记组成。小说的篇章结构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应该这样组合:《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 作者特意运用倒叙手法, 使故事变得扑朔迷离, 摇曳生姿。而且小说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三位叙述者, 巧妙地利用多重视角转换, 叙述者与主人公身份的层层位移, 成功地将故事引向深入。所以说《当代英雄》独特的叙事方式决定了它与众不同的风格魅力。

现代叙事理论认为, 叙述者即文本中的“陈述行为主体”“声音或讲话者”。根据叙述者相对于故事的位置以及叙述者是否参与故事, 可以将之划分为故事叙述者/非人物叙述者, 与故事内叙述者/人物叙述者。《当代英雄》中的叙述者“我”尽管参与了故事, 但他对故事的介入十分有限, 对事件的发展并无直接影响, “我”所涉及的只是叙述行为本身, 所以“我”是一个故事外叙述者。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和毕巧林不仅参与了故事, 而且影响了情节的发展, 所以为故事内叙述者。热奈特将故事起始的层次称为超故事层或故事外层, 超故事层或故事外层实际上是作品的“第一叙事”, 而其他依次的层次为“第二叙事”“第三叙事”。《当代英雄》中“我”的叙述构成作品的第一叙述, 故事的主人公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和毕巧林的叙述构成了作品的第二叙事和第三叙事。外叙述者“我”和内叙述者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毕巧林的叙述构成了作品的第二叙事和第三叙事。这三个叙述者在文本中互相配合, 互相补充, 使整个作品起承转合间丝丝入扣, 扣人心弦。从出场顺序上看, 无名叙述者“我”为第一叙述者,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为第二叙述者, 毕巧林是第三叙述者。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所讲述的故事嵌入叙述者“我”的叙述中, 而毕巧林的自序在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的叙述之后, 这是一个“故事中的故事中的故事”, 三个叙述者的讲述形成了一个故事中套故事又套故事的嵌入式结构。其中第一叙述者“我”提供了故事框架, 真正的故事内容是由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和毕巧林提供的。

小说中“我”的叙述引出了小说的主人公兼叙述者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和毕巧林。“我”的叙述不仅为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的叙述做了坚实的铺垫, “而且把读者的注意力、叙述的着眼点引到了毕巧林身上, 从而奠定了下一层叙述的必要。小说中“我”只是功能性的人物, 有关毕巧林的故事才是故事的主叙述。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讲述的毕巧林和贝拉的爱情故事以及毕巧林在日记中的自述揭示了主人公毕巧林的性格和心理, 构成了文本的主体。不言而喻, 毕巧林的叙述是小说最重要的部分, 作用巨大——毕巧林作为故事的主人公的自述构成了小说最激动人心的部分, 它不仅弱化了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 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和可信度, 而且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使读者和主人公心灵相通。

除了毕巧林, 小说中叙述者“我”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的作用也很重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无论是总序言中的“我”, 还是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聊天的“我”, 都没有作为故事中的人物参与到故事情节中去, 所以“我”起到的是一个见证人或者目击者的作用。“我”证实了故事的真实性, 引起读者对毕巧林的注意。作为故事的旁观者和见证人, 材料的收集者和整理人, “我”不仅代替毕巧林叙述了种种毕巧林无法言说的事实, 揭示了主人公最后的结局——“不久前, 我得知毕巧林在从波斯归国途中去世了, ”而且“我”用超然于人物和事件之外的全局的角度去进行叙述, 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及毕巧林的有限视角互相补充, 使波澜起伏的故事以多角度向读者散射, 从而刻画出毕巧林性格中的不同侧面。其次, “我”在文本中起到干预功能。叙述者干预一般通过叙述者对人物事件, 甚至文本本身进行评论的方式进行。“我”在总序言中对毕巧林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 其中反映了隐含作者对毕巧林的同情。而毕巧林日记序言则体现了作者的哲理态度:“一个人的心灵的历史, 哪怕是最渺小的心灵的历史, 也不见得比整个民族的历史枯燥乏味, 缺少教益……”最后, “我”的功能是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及毕巧林相互交流, 组成不同的时空, 推动着故事层层展开。

总之, 《当代英雄》中的三位叙述者为小说构架了三层叙述框架, 采用了故事之中套故事再套故事的形式。这三位叙述者从三个角度刻画了主人公的不同侧面, 突出了主人公的立体形象。而随着叙述的深入, 虚构的世界被真实化了, 这就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效果, 读者也逐渐融入故事中, 与主人公心灵相通。在这种开放式的结构中, 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跨越了叙事框架, 进行着广泛的交流和对话。《当代英雄》独特的叙事技巧在当时独树一帜, 其精湛的叙事技巧可与以康拉德为代表的现代艺术家相媲美, 而它的艺术魅力必将长久地为世人称道。

第四, 出色的心理描写。莱蒙托夫在《毕巧林日记》序中写道:“一颗心灵——哪怕是一颗最卑微的心灵——的历史, 其令人好奇于人有益的程度, 不见得就一定比整个民族的历史要差些, 当这一心灵的历史被诉诸文字而又并不存有博取同情或惊讶那份虚荣欲时。”正因为如此, 他在小说中对毕巧林的心理进行了相当出色的描写, 他利用日记这种原始心理资料和毕巧林的行动、语言, 辩证、深入地揭示了情感、性格的矛盾复杂性, 可以说是按具有复杂思维活动的人的本来面目描写人, 细致、出色地写出了人的心灵的复杂性、立体感与变幻感。

这种细致、出色的心理描写在爱情问题, 特别是在毕巧林与四个女性次要人物的复杂关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四个女人中, 与毕巧林真正谈得上爱情的只是维拉和贝拉, 他对梅丽和水妖只是玩弄而已, 不只是情欲, 还夹杂着一些别的动机(如对水妖出于好奇, 对梅丽略施小计为的是便于与维拉接近)。同样是真爱, 他对贝拉只是钟情一时, 几个月后就厌倦了。对维拉虽是真心相爱, 但又不愿牺牲自由而与她结合, 实际上是并不真正珍惜和尊重维拉对他的爱。总体来看, 他亲平民而远贵族, 之所以亲近平民女子维拉和易于上平民女子水妖的当, 而疏远公爵的女儿梅丽和难于理解的王爷的女儿贝拉, 是与他总的叛逆上层社会的精神气质相符合的。毕巧林在与梅丽的谈话中揭示了自己矛盾复杂的情感与性格形成的原因:“没错, 还从童年起, 我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大家在我脸上识读出一些恶劣品性的标记, 那些恶劣品性并不存在; 可是, 一旦有人把它们设想出来——它们也就生成了。我本来很谦逊——人们却指责我滑头, 于是我就变得城府很深。我深深地体验着善与恶; 谁也不曾爱抚我, 大家全都欺负我, 于是我就变得容易记仇了; 我小时郁郁寡欢——别的孩子性情快乐而夸夸其谈; 我觉得自个儿比他们高明, ——人们却把我看得比他们低劣。这样我便变成一个易于嫉妒的人。我本来是准备要热爱整个世界的, ——可是谁也不理解我, 于是我就学会了憎恨。我的没有光彩的青春岁月, 就在与自个儿与社交圈的搏斗中逝去了。由于害怕嘲笑, 我便把美好的情感都埋藏在内心深处, 那些情感也就在心底枯死了。我诉说真情——人们不相信我, 于是我就开始撒谎行骗; 在好好地了解社交内情, 下功夫熟悉上流社会的内幕之后, 我便深谙人生的学问, 于是, 我看到别人不凭本事也能活得很幸福, 不费心血也能享受到我正在孜孜以求的那些好处。于是, 我胸中就萌生了一种绝望——不是人们常用手枪枪口去医治的那种绝望, 而是一种冷冰冰、软绵绵的绝望, 是以那种客客气气温厚和善的微笑掩饰着的绝望。”顾蕴璞先生称这种心灵两极矛盾冲突的心理描写是一种“二律背反”的心理描写。

此外, 小说的语言也相当出色。别林斯基赞赏道:“整篇小说渗透了诗意, 充满了浓厚的情趣。每一个词都是那样意义深远, 连奇谈怪论都是那样富有教益, 每一个情景都是那样饶有兴味, 描写得那样栩栩如生。小说里说的话有时像闪电, 有时像一把利剑, 有时像撒在天鹅绒上的珍珠。”果戈理认为:“我们无论谁也写不出这样真实、这样美妙、散发着这样馥郁芳香的散文。”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在文笔方面, 应把莱蒙托夫摆在普希金、果戈理前面。”契诃夫宣称:“我不知道有比莱蒙托夫的语言更好的语言。”列夫·托尔斯泰感叹:“如果莱蒙托夫活着, 那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谁也不必存在了。”阿·托尔斯泰指出:“这部作品是一个奇迹, 这是一百年后的现在我们还应当竭力追求和学习的东西……屠格涅夫也罢, 冈察洛夫也罢,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罢, 列夫·托尔斯泰也罢, 契诃夫也罢——他们的创作都源出于这种散文。俄国小说这条长江大河, 它的源头就是这种产生于高加索雪峰之上的散文。”其中, 《塔曼》一章尤为精彩, 曾被许多文学大师推举为美妙绝伦的散文名篇。别林斯基认为这篇故事是不容摘录的, 要摘录就得逐字逐句全部抄录下来; 列夫·托尔斯泰曾毫不犹豫地认定《塔曼》为俄罗斯散文作品中最完美的一篇; 屠格涅夫曾赞叹道:《塔曼》多么迷人!契诃夫认为, 《塔曼》和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同样“证明了生动形象的诗和优雅的散文间的近亲关系”, 并且说:“我不知道有比莱蒙托夫的语言更好的语言。我曾那样做过:拿来他的故事(即《塔曼》——引者)进行分析, 像中学里学生们分析的那样——分析各个句子, 分析句子的各个成分……我再照样学着写。”俄国当代著名散文家普里什文就曾以《塔曼》为例, 说莱蒙托夫“散文的奥秘就是诗”。总之, 这部小说是一部“注定要永远不老的书, 因为在它刚刚诞生的时候, 它就洒上了诗的灵水”!

这样, 莱蒙托夫就以自己大胆的创新和多方面突出的艺术成就, 为俄国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开辟了新的领域, 并且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淡修安:《“英雄”与“常人”——析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存在主义哲学内涵》, 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5(6)。

顾蕴璞:《莱蒙托夫》,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 周启超译,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5。

《莱蒙托夫全集》, 第一、二、三卷, 顾蕴璞等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日]米川正夫:《俄国文学思潮》, 任钧译, 台北, 正中书局, 1947。

[俄]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 上下卷, 刘文飞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美]史朗宁:《俄罗斯文学史(从起源到一九一七年以前)》, 张伯权译, 台北, 台湾枫城出版社, 1977。

俞世芬:《生命悖论中的挣扎——毕巧林形象的现代性意味》, 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2005(3)。

张建华:《洞察社会、凝视灵魂、解读人生的艺术杰作——开启莱蒙托夫〈当代英雄〉新的审美空间》, 载《外国文学》, 2003(2)。

朱淑兰:《从叙述者看〈当代英雄〉的叙事艺术》, 载《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6(5)。

[1]以上两首诗的赏析参见曾思艺:《五洲撷英赏析》, 342 ~ 346页,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此外, 关于莱蒙托夫的象征诗, 还可参见曾思艺:《试论莱蒙托夫抒情诗中的象征诗》, 载《邵阳学院学报》, 2014 (5)。

[2]参见曾思艺:《莱蒙托夫叙事诗的艺术特色》, 载《俄罗斯文艺》, 2014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