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俄罗斯民族文学和文学语言的天才创造者, 被称为“俄国文学之父”“俄国诗歌的太阳”, 最伟大的俄国人民诗人。
一、充满**、创作辉煌的一生
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普希金(1799—1837), 1799年6月6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外曾祖父是黑人。这一血统使得普希金酷爱自由、反抗专制, 身体强健、热爱生命, 同时也欲望强烈、脾气暴躁。童年时期的普希金受到三种教育。一是按当时社会风尚所接受的正规贵族教育。这使普希金掌握了欧洲语言, 尤其是法语。在这种教育里, 普希金学到了一些文化科学知识, 熟练地掌握了法语, 并且用法语大量阅读世界文学名著特别是法国文学名著, 这对他后来的创作尤其是早期创作有颇大的影响。二是以伯父和父亲为主的诗歌教育。伯父瓦西里·普希金是位诗人, 他教会小普希金如何写诗。父亲谢尔盖·普希金热爱文学、戏剧、音乐, 也会写诗, 且精通法语, 对莫里哀颇有研究。他有一个丰富的藏书室, 在此, 小普希金可以任意翻阅书籍。他又交际广泛, 与著名作家卡拉姆津、诗人巴丘什科夫等人来往密切, 更使儿子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三是以外祖母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乳母阿琳娜·罗季昂诺芙娜为主的民间文学和民间语言教育。这培养了普希金对民间文学的兴趣, 也培养了他的想象力。乳母讲的民间故事后来成为普希金的重要创作源泉之一。上述三种教育为普希金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提高了他的文学素养, 促进了他诗歌天才的觉醒。多种教育还给予普希金较为宏阔的视野, 后来在俄国与西方、贵族与民间等不同文化中寻找平衡, 创造和谐。
普希金早慧, 8岁开始写诗, 一生洋溢着生命的活力:总是不断交际、宴饮、恋爱、决斗, 充满**, 创作成绩也很辉煌, 30多年里留下了相当丰富、极其全面的文学遗产, 其创作大约可分为三个时期。
法国影响时期(1811—1820)。1811年普希金进入贵族子弟学校——皇村学校学习。在这里, 深受法国启蒙思想、法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米尔斯基指出, 法国古典主义诗人对他影响很大, 其中, 伏尔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他的最爱, 然后是善写充满非感伤的、古典主义却****漾的杰出爱情哀歌的帕尔尼成为他的榜样)和俄国哲学家恰达耶夫、贵族革命家与思想家拉季舍夫的影响, 并和一些“十二月党人”接近, 初步形成了反对暴政、追求自由的思想, 同时开始探索诗歌创作的道路, 因此这个时期大体可以叫作法国影响时期。处女作《致诗友》(1814)表明了献身文学的决心, 《皇村回忆》(1815)初步显露了诗歌才华, 受到老诗人杰尔查文的好评。1817年9月, 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 作为十等文官供职于外交部。一方面他积极参加各种文学团体、文学沙龙的活动, 经常观看戏剧演出, 拓宽眼界, 提高文学修养; 一方面他热心政治, 与“十二月党人”过从甚密, 参加了革命组织“绿灯社”。他的思想趋于成熟, 诗歌创作也达到了新的水平。著名作品有《自由颂》(1817)、《致恰达耶夫》(1818)、《乡村》(1819)等政治抒情诗, 还创作了童话叙事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1820)。
受1812年俄国反拿破仑卫国战争胜利的鼓舞和“十二月党人”思想的影响, 普希金创作了不少政治抒情诗。这些诗反对暴政、歌颂自由、向往民主, 充满高昂的革命**, 具有突出的浪漫主义精神。在《自由颂》中他公开宣称:“你专制独裁的暴君, 我憎恨你, 憎恨你的宝座!”在《致恰达耶夫》中更是大胆地号召、乐观地预言:“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刻上我们姓名的字样!”这些诗在当时进步的贵族青年中竞相传抄, 广为流传,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写鲁斯兰战胜种种妖孽, 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找回了心爱的柳德米拉, 但被他的敌手法尔拉夫杀死, 后来得到一位会施法术的芬兰老人营救, 死而复生, 挫败了法尔拉夫夺走柳德米拉、在她的父亲基辅大公面前冒功请赏的阴谋。这是一部富有民族特点的浪漫主义长诗, 它直接取材于俄国历史, 出色地塑造了鲁斯兰这个神奇的俄罗斯古代勇士形象, 表现了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大诗人茹科夫斯基读后大为感动, 当即以自己的一帧画像相赠, 并在画像上题词:“胜利的学生惠存, 失败的老师赠。”这成为文坛一段佳话。
拜伦影响与走向独创时期(1820—1826)。由于政治诗触怒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1820年5月普希金被流放南俄, 度过了4年放逐生涯。他与“十二月党人”的联系更加密切, 结识了“南社”的领袖, 参加过他们的秘密会议。到南方后, 普希金阅读了拜伦的几乎全部诗歌和戏剧。拜伦作品以其强有力的人物个性、绚丽多彩的异国情调、**洋溢的抒情自白, 以及在这一切中所表现出来的现代人的心灵世界, 在普希金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使他猛然惊醒。密茨凯维奇指出:“在读过拜伦的《海盗》之后, 普希金才意识到自己是个诗人”, 并且发现了自己真正诗才之所在。贝灵更具体地谈道:“拜伦帮助了普希金使他去发见他自己的天才; 拜伦作了他的向导, 启示他的是他自己的力量, 叫他从已经住了很久的法国的园地里出来, 走向新的森林和新的草原去。”米川正夫则宣称:“普希金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能正确深刻地理解而且感受着拜伦的精神, 他在拜伦的艺术当中, 找到了苦恼着自己的灵魂的不安的、强而有力的表现。”有一段时间, 他自称“因为拜伦而发了狂”。他在自己的文论和书信中一再谈到拜伦的作品。在《致大海》一诗中, 他把拜伦与拿破仑相提并论, 称之为“我们思想上的另一个王者”。这些, 再加上自身自由的丧失, 使他追求自由的思想更强烈、更深沉, 创作了《囚徒》(1822)、《致大海》(1824)等名诗。与此同时, 被流放的处境、人生道路的挫折、社会变革的酝酿, 又使诗人冷静下来, 面对现实, 思考人生, 再加上拜伦作品描写现实生活的影响, 普希金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因素不断加强, 写出了一系列南方叙事诗, 史称“南方叙事诗”(或“南方组诗”), 并开始《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创作, 走过了一条从模仿拜伦到独具特色的创作之路。
“南方组诗”包括《高加索的俘虏》(1820—1821)、《强盗兄弟》(1821—1822)、《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1821—1823)、《茨冈》(1824)四首长诗, 是普希金创作的一个转折点。这组诗的主要内容是张扬个性, 歌颂自由。在《高加索的俘虏》里, 俄罗斯青年到高加索山民中寻求自由, 反而做了俘虏, 失去了自由。《茨冈》写的是青年贵族阿乐哥因个性强烈同城市的“文明”社会发生冲突, 因“衙门里要捉他”而出走, 跑到流浪群体茨冈人中寻找自由; 到了茨冈游牧群中间, 和他们一起流浪, 他得到了自由, 并同茨冈姑娘真妃儿结为夫妻。后来他发现真妃儿另有新欢, 极度膨胀的个性使他把真妃儿当作私有财产, 自己寻求并拥有自由却不给别人自由, 于是怀着报复心理杀了真妃儿和她的情人。阿乐哥由于他的凶残行径, 遭到茨冈人的唾弃, 孤零零地留在草原上。长诗大量描写了茨冈人的生活, 表现的却是俄国贵族青年寻找出路的主题。诗人把茨冈人的生活理想化, 用以对照城市文明的虚伪, 同时揭露和批判了男主人公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本性。长诗展示了阿乐哥性格的复杂和矛盾, 他是19世纪初俄国贵族青年的典型之一。在艺术上, 南方组诗反映了诗人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异域色彩、强烈的个性、高昂的**、对自由的歌唱, 这是浪漫主义色彩(在《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最为突出), 但现实主义成分更多。《高加索的俘虏》《茨冈》对自然景物和人情风俗的具体朴实的描绘, 尤其是俘虏和阿乐哥性格的刻画, 既注意言行合乎性格, 又与社会环境、时代特征联系起来, 使之成为19世纪俄国贵族青年的典型代表, 显示出浓厚的现实主义特色。[1]
1824年7月, 普希金因与敖德萨总督冲突, 被押送到母亲的领地——偏僻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过了两年幽禁生活。在孤寂中, 他钻研俄国历史, 搜集民歌、故事和童话, 深入接触民间创作, 思想更加成熟, 现实主义倾向更加明显。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的主人公戈都诺夫由于篡夺王位, 受到良心谴责, 便大搞高压与专制, 从而失去人民的支持, 最后终于酿成悲剧。戏剧受到了莎士比亚的影响, 打破了此前的俄国古典主义模式, 巧妙地运用多种对比手法, 塑造了复杂、丰满、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成功地揭示了人性的深度和历史的真实, 表达了作家对王权与人民、国家命运的深刻思考——封建王权具有愚弄人民、反人民的本质, 人民在改朝换代中虽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但由于生活在贫困和愚昧之中, 极易受蒙蔽, 他们最终只会被利用和愚弄, 但普希金又指出, 只有给人民自由才能使俄国兴盛。[2]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俄国现实主义悲剧, 是普希金第一部成熟的现实主义作品, 它的出现及它的独创性, 使俄国剧坛面目一新。
创作辉煌时期(1826—1837)。1826年9月8日, 新任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收买人心, 在莫斯科召见普希金。沙皇表示宽恕诗人, 结束对诗人的流放, 并自荐为诗人的审稿人。沙皇面对面地询问普希金, 如果12月14日你在彼得堡, 你会参加起义吗?诗人直率地回答:我的朋友都参加了, 我一定也会参加。从此, 普希金开始了复杂多变的最后10年的创作生活。起初, 他曾一度对沙皇抱有幻想, 但很快清醒过来, 创作了《阿里昂》(1827)、《致西伯利亚囚徒》(1827)等政治抒情诗。同时, 开始思考个人与国家、个体与整体的作用问题。历史叙事诗《波尔塔瓦》(1829)通过高瞻远瞩、一心为国的彼得大帝和陶醉于个人情爱、追求爱情自主的玛利亚以及自私自利、睚眦必报的马赛巴等人的故事, 初步表现了这一主题, 歌颂了一切为了国家利益的彼得大帝。[3]
1830年9月, 为准备与号称“莫斯科头号美人”冈察洛娃的婚事, 普希金到波尔金诺村办理父亲领地过户手续, 由于周围流行霍乱, 被迫滞留了3个月。这3个月却是诗人创作丰收的金秋季节。他完成了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两章, 创作了29首抒情诗, 两首童话诗和1首叙事诗《科隆纳一家人》, 4部诗体小悲剧(《石客》《吝啬的骑士》《莫扎特和沙莱里》《瘟疫流行日的宴会》), 还有《别尔金小说集》(包括《射击》《暴风雪》《棺材店老板》《驿站长》《村姑小姐》5个中短篇小说)、《戈留欣诺村的历史》和13篇评论。普希金作为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和批评家的才能得到了全面的发挥。从此, “波尔金诺之秋”作为作家创作丰收季节的代名词而广为流传。值得一提的是, 《别尔金小说集》中的《驿站长》, 以同情态度描写了小职员维林的悲剧命运, 拉开了俄国文学描写“小人物”[4]命运的序幕, 对后来的俄国作家影响很大。
普希金晚年完成的作品主要有:小说《杜布罗夫斯基》(1832)、《黑桃皇后》(1834)、《上尉的女儿》(1836), 叙事诗《青铜骑士》(1833), 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833)。其中《青铜骑士》通过地位低下的“小人物”叶甫盖尼只盼望与贫苦的姑娘芭拉莎结婚, 结果却因彼得堡一场洪水失去未婚妻而变疯, 以及彼得大帝建造彼得堡的故事, 表现了诗人继《波尔塔瓦》之后对个人与国家、个体与整体问题更成熟、更深入的思考[5], 是诗人晚年炉火纯青之作, 被称为“诗的高峰”“艺术的奇迹”。
《上尉的女儿》以贵族青年军官格里尼奥夫的个人遭遇为线索, 再现了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格里尼奥夫到边防炮台就职, 中途为暴风雪所阻, 偶然和普加乔夫结识, 并送给他一件兔皮袄。后来, 格里尼奥夫爱上了驻地上尉司令米隆诺夫的女儿玛丽亚。普加乔夫率领农民起义军攻破炮台, 杀死了司令夫妇, 格里尼奥夫也被起义军俘获。普加乔夫很重旧情, 把他释放, 并成全他的婚事。普加乔夫起义失败后, 格里尼奥夫因此事受到怀疑, 被政府逮捕。上尉的女儿玛丽亚谒见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 澄清了怀疑, 格里尼奥夫被释放。小说中的普加乔夫是一个勇敢机智、乐观豪迈、热爱自由、深受人民爱戴的农民起义领袖, 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上尉的女儿》是俄国第一部真实描写农民起义的现实主义作品, 主人公普加乔夫被塑造成热爱自由、宁死不屈的英雄和俄罗斯人民真正的儿子。普加乔夫标志着农民起义领袖第一次出现于俄国文学的形象画廊中。
普希金还在1836年创办了文学杂志《现代人》, 该刊物后来成为进步思想的喉舌。
1831年2月, 普希金与莫斯科头号美人冈察洛娃结婚。随后迁居彼得堡, 重入外交部供职。但家庭生活对他的创作有不良影响, 他的生活充满危机感。1837年1月27日, 普希金因与调戏妻子的法国公使丹特士决斗, 身受重伤, 29日不幸逝世。普希金的不幸负伤和逝世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震动, 人流会集在普希金门前, 询问病情的人数多达5万人之众。莱蒙托夫在悼念普希金的长诗《诗人之死》中表达了人民对诗人的哀悼和对杀害诗人的凶手的无比愤怒。
普希金在文学创作方面具有多方面的才能, 在抒情诗、叙事长诗、小说、戏剧、散文、文学批评方面都取得了颇高的成就, 创建了俄罗斯文学语言, 确立了俄罗斯语言规范, 并创立了俄国民族文学, 在诗歌、小说、戏剧乃至童话等各个领域都给俄罗斯文学创立了典范, 是当之无愧的俄国文学之父, 对后世影响深远。别林斯基认为:“只有从普希金起, 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高尔基则称其为“一切开端的开端”, 斯洛尼姆更具体地指出:“无论是长诗、戏剧, 或是散文作品, 普希金为俄罗斯文学的主题立下了一个规范, 并且一再出现于后来作家的作品之中, 这包括:彼得大帝改革的意义, 圣彼得王朝的命运, 当权者的沉浮以及俄罗斯历史的变动, 西化派与那些无法与民族传统分割的民众之间的裂隙, 小百姓的渴望与执政者审讯制度间的冲突, 人性的错综复杂, 俄罗斯人的那种破坏与美感兼具的**, 及其道德意识倾向于单纯的心智, 而排斥过激的反叛。这些主题使得普希金的作品具有无比的广度与深度。”“俄罗斯文学在普希金的身上, 产生了与众不同的特质与独创力。我们可以说, 彼得大帝沟通了俄罗斯和欧洲的物质与肉体, 而普希金则沟通了两者的精神与艺术。”米川正夫颇为全面地谈道:“普希金的伟大, 在于他的那种可以同化于一切时代、一切国民思想、情感和文化形式的可惊的普遍性。在他的内心, 天和地, 灵和肉, 理智和情感, 希伯来思想和希腊思想, 西欧和俄国等一切相反的要素, 都成为浑然一体的调和, 而表现在好像天然结晶般的、一点也不觉得不合理的, 简洁明快的, 含蓄深湛的, 美丽的形式上面。”
在普希金的众多文学成就中, 以抒情诗、叙事长诗、小说、戏剧四者最为突出。
普希金一生创作了800多首抒情诗, 是俄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抒情诗人之一。其抒情诗真诚、简洁、自然、质朴且“饱含着生命”, 题材广泛, 内容丰富, 形式多彩多姿, 感情真诚热烈, 形象准确新颖, 情调朴素优雅, 语言丰富简洁。斯洛尼姆指出:“有些批评家认为, 普希金抒情诗的成就已经臻至巅峰了。他沉思自然与死亡, 将爱情坦然陈述出来, 追忆已逝的过去。他采用抑扬格诗体, 在韵律与意象两方面皆达到了无懈可击的领域, 朴素自然, 深情动人, 而且简洁明朗。”举凡生活中的一切均能入诗, 但基本主题是抨击专制与暴政, 追求自由, 弘扬个性, 讴歌友谊、爱情和美, 洋溢着生命的欢乐。既有反暴政、反专制、歌颂自由、追求民主的政治热情, 如《致恰达耶夫》:
爱情、希望和平静的光荣/并不能长久地把我们欺诳, /就是青春的欢乐, /也已经像梦, 像朝雾一样消亡; /但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愿望, /在残暴的政权的重压之下, /我们正怀着焦急的心情/在倾听祖国的召唤。/我们忍受着期望的折磨/等候着那神圣的自由时光, /正像一个年轻的恋人/在等待那真诚的约会一样。/现在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自由之火, /现在我们为了荣誉献身的心还没有死亡, /我的朋友, 我们要把我们心灵的/美好的**, 都呈现给我们的祖邦!/同志, 相信吧:迷人的幸福星辰/就要上升, 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刻上我们姓名的字样!(戈宝权译)
也有描绘俄罗斯自然与风俗之美、反映社会现实问题、思考俄罗斯的历史与未来的爱国主义内容, 更有对爱情、友谊、理性、艺术(包括民间传说)乃至异乡风情的歌颂, 生活中的一切方面, 几乎都在其中得到了表现, 而且总是浸透了诗人那心灵的美, 展示了生命的欢乐, 人生的哲理, 即使是忧郁, 也是淡淡的忧郁。如《致凯恩》: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你在我面前翩翩降临, /仿若转瞬即逝的幻影, /仿若纯洁之美的化身。//当绝望的忧伤让我烦恼不堪, /尘世喧嚣的劳碌使我慌乱不宁, /你温柔的声音总萦绕在我耳边, /你可爱的倩影常抚慰着我的梦。//岁月飞逝。狂烈的暴风雨/把往日的梦想吹得风流云散。/我忘记了你温柔的轻语, /和你那天仙般的容颜。//幽禁在阴郁荒凉的乡间, /我苦捱时日, 无息无声, /没有崇拜的偶像, 没有灵感, /没有眼泪, 没有生命, 也没有爱情。//我的心猛然间惊醒:/你又在我眼前翩翩降临, /仿若转瞬即逝的幻影, /仿若纯洁之美的化身。//心儿重又狂喜地舒绽, /一切重又开始苏醒, /又有了崇拜的偶像, 有了灵感, /也有了生命, 有了眼泪, 有了爱情。(曾思艺译)
《致凯恩》是普希金爱情诗中最为出色、相当完美的一首, 创作于1825年。
由于在南俄流放时得罪了总督沃龙佐夫, 普希金以行为不端被外交部除名, 并且被押送到母亲的领地——北方荒僻的乡村米哈伊洛夫斯克村。1824年8月9日他到达此地, 过了两年多孤寂的幽居日子, 只有年老的乳母陪伴。普希金形容这段生活说, 自己孤独苦闷极了, 简直像得了“忧郁症”, 更为可怕的是:“我忍受着精神饥渴的痛苦, 独自踯躅在幽暗的荒原。”幸好, 邻村三山村是个景色宜人的地方, 而且女主人奥西波娃性格开朗, 待人热情, 并且有三个可爱的女儿。普希金经常去拜访三山村, 并且为姑娘们写了不少赠诗。就在三山村, 他再次见到了美丽非凡、光彩照人的凯恩。
安·彼·凯恩(1800—1879), 奥西波娃的外甥女。1819年在彼得堡贵族奥列宁家的舞会上, 普希金第一次见到她, 就留下了相当美好而深刻的印象。1825年6月中旬, 凯恩到三山村舅母家消夏, 逗留了一个月, 第二次见到普希金。普希金几乎天天都去拜访她, 给她讲故事, 朗诵自己的叙事诗《茨冈》。离开三山村前夕, 凯恩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回访, 普希金把她领进花园, 两人一起追忆在奥列宁家初次见面的情景。第二天清晨, 普希金去三山村送别凯恩。他赠送给她《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的发表稿, 书页中夹着一张叠成四折的信笺, 上面写着这首现今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致凯恩》。
诗歌首先赞美凯恩纯洁清丽、超凡脱俗的美貌, 接着写出了自己“幽禁在阴郁荒凉的乡间”的孤独痛苦, 最后抒写了凯恩这种绝俗的纯美重现身边, 使自己从死气沉沉的孤独痛苦中解脱出来, 恢复了生机恢复了活力, 快乐欢欣, 诗兴勃发, 有了“偶像”“灵感”“生气”“眼泪”尤其是“爱情”, 这就充分写出了凯恩的美的魅力甚至威力, 也写出爱的力量乃至威力。
诗歌在艺术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显著的艺术特色。
一是巧妙地运用叙事因素。这首诗是一首抒情诗, 但却带有一定的叙事色彩。正是叙事因素的巧妙运用, 成就了这首出色的抒情诗篇。诗歌以回忆开篇, 突出强调“你”初次出现, 超凡脱俗的美给“我”留下的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接着进一步描写这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在绝望、忧伤、烦恼、慌乱等中对自己的慰藉:“你温柔的声音总萦绕在我耳边, /你可爱的倩影常抚慰我的梦”; 然后笔锋一转, 写到生活发生了激变, 狂烈的暴风雨驱散了往日的美梦, 幽禁在荒凉阴郁的乡村, 不仅使人孤独苦闷, 而且让人没有生气, 没有爱情, 更没有诗歌的灵感, 只能无息无声地“苦捱时日”; 最后写到你的再次出现使我心花怒放, 一切重又苏醒, 有了生气、眼泪, 也有了崇拜的偶像, 有了爱情, 更有了诗歌的灵感。全诗就这样由较远的过去写到不远的过去再写到现在, 形成一条颇为鲜明的叙事线索, 从而使叙事因素巧妙地运用于抒情诗中。这种叙事因素的运用, 在诗歌中具有双重作用:既通过过去唤起彼此的美好回忆从而引起对方的强烈共鸣, 又使结构层次分明, 线索清晰, 且富有节奏感。
二是出色地运用了反复。首先, 是“仿若转瞬即逝的幻影, /仿若纯洁之美的化身”在第一节和第五节中两次出现, 既突出了凯恩超凡脱俗、纯洁清丽的美, 又使全诗前后呼应, 结构严谨; 其次, 是第四节写到“没有崇拜的偶像, 没有灵感, /没有眼泪, 没有生命, 也没有爱情”, 最后一节进而写到“又有了崇拜的偶像, 有了灵感, /也有了生命, 有了眼泪, 有了爱情”, 这可以叫作“变奏的反复”, 其作用是:一方面极力抒写从无到有的情感, 在表达上递进一层, 情真意挚, 动人心弦, 另一方面, 也造成了结构上的前后呼应与递进。与此同时, 这两种反复, 在诗中形成反复咏叹, 使全诗**气回肠, 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和音乐性。
三是暗用对比。诗歌极力渲染“我”的孤独寂寞、死气沉沉与苦捱时日, 然后再抒写“你”那超凡脱俗的美的巨大魅力给“我”带来了一切, 让“我”有了“偶像”“灵感”“生命”“眼泪”尤其是“爱情”, 这样两者间就暗暗构成一种对比, 这种对比, 相当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凯恩的美的魅力甚至威力。
四是把女性神化, 从对美女的倾慕飞跃到精神的升华。西方从中世纪开始兴起了女性崇拜。日耳曼人侵入欧洲, 对欧洲文明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之一便是对妇女的尊敬。他们不尊崇男性神, 而崇拜地母, 并且认为“女性带有一定的神性”。随后形成的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和向妇女献殷勤的作风, 便是日耳曼传统与穆斯林意识形态的结合, 具体表现便是骑士对女性的尊崇, 以致效命疆场, 历经艰险, 夺取功名, 不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升迁, 而是为了赢得情人的青睐, 爱情不仅不会使英雄气短, 而且是男子事业的动力, 能够使人超凡脱俗, 进入美的殿堂, 甚至追寻到永恒, 探求到终极价值。因此, 西方人尽情表达自己对女性的爱慕、追求, 并从中使自己的心灵纯化, 精神升华, 乃至瞬刻永恒, 找到了神性的光辉, 追求在恋爱中实现人生, 寻求人生永恒的美, 但丁在《新生》中宣称贝雅特丽齐是“从天上来到大地显示神奇”的天使, 把对她的追慕当作对人生永恒之美的追寻, 并在《神曲·天堂篇》中让她引导自己进入永恒之美——天堂。彼特拉克的《歌集》第72首更是明确指出, 劳拉具有高度的精神美, 她将引导自己找到人生的永恒之美与终极价值:“高雅可爱的夫人啊, /从你闪动的眸子里, 我窥见了指引我/通向天国的温柔之光; /你眼睛里映照的只有爱情和我, //谁都知道, 你这隐约闪现的光芒/出自你那搏动的心房。/这光芒引导我从善向上, /使我走向光明荣耀的人生终极……”爱情神性化了, 成为从此岸走向超越的永恒彼岸的中介。普希金这首《致凯恩》也充分写出了凯恩的超凡脱俗的美及爱情的力量, 唤醒了诗人沉睡的心灵, 让一切人性的、有灵气的东西在心中复苏, 并且有了宗教崇拜般的“偶像”, 有了“生气”和诗歌的“灵感”, 有了“爱情”, 精神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正因为这首诗突出的艺术成就和浓郁的抒情性、音乐性, 使它成为俄国诗坛乃至世界诗坛最优秀的抒情诗之一, 并且在俄国著名作曲家格林卡为之谱曲后, 成为俄国最有名的一首情歌, 传唱至今。又如《我爱过您》:
我爱过您, 也许, 那爱情/还在我心底暗暗激**; /但让它别再惊扰您; /我不想给您带来丝毫忧伤。/我曾默默而无望地爱着您, /时而妒火烧心, 时而胆怯惆怅; /我那么真诚, 那么温柔地爱您, /愿上帝保佑别人爱您也和我一样。(曾思艺译)
普希金的爱情诗清新优美, 格调高雅, 感情真挚, 并且大都表现了诗人高尚的情操, 这首诗就是明证。真正的爱情不在于非得拥有, 而在于只要所爱的人过得幸福, 一如流行歌曲所唱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普希金高尚情操就体现为:尽管我是那么爱你, 可你并不爱我, 所以我不愿再惊扰你, 并且希望上帝保佑:别人爱你也像我那样真诚而温柔。再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 也不要气恼!/沮丧的日子暂且抑制自己, /相信吧, 快乐的时光就要来到。//心儿总是迷醉于未来, /现在总令人沮丧、悲哀:/一切昙花一现, 飞逝难再, /而那逝去的, 将变成可爱。(曾思艺译)
这首诗揭示生活的哲理, 按中国的说法,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因此很有必要在遭到挫折、转入逆境时学会忍耐, 暂且抑制自己, 其实事过境迁后, 也许那逝去的还将变成可爱的回忆。这首诗曾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影响, 如《普希金与我》一书中, 就有多篇文章谈到这首著名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给了自己在逆境中生活下去的力量。[6]
所以, 别林斯基指出:“普希金的诗, 特别是他的抒情诗的共同的色调, 是人的内在的美和培养心灵的人道主义精神……普希金的情感中永远有着特别高尚、和善、温顺、芬芳、优美的东西。在这一方面, 当阅读他的创作时, 能够最好地培养自己成为一个人……俄罗斯的诗人中没有一个能像普希金这样成为年青时代的培养者, 成为青年感情的教育者。他的诗绝没有荒诞的、幻想的、虚伪的、虚幻唯心的东西。它整个渗透着现实; 它不是在生活的面貌上涂脂抹粉, 而是表现出它的自然的、真实的美; 普希金的诗里有天国, 但人世间也永远充满着天国。”其抒情诗的形式也多彩多姿, 哀歌、颂诗、赠诗、讽刺诗、罗曼斯、歌、独白、对谈、三韵句, 以往俄罗斯诗歌中已有的形式, 他几乎都娴熟地加以运用, 而且使之发展与完善。普希金的抒情诗富于朝气, 圆润和谐, 常采用对称结构, 反复、回环手法, 其总体特征是感情真诚和热烈、形象准确且新颖、情调朴素而优雅、语言丰富又简洁、风格自然并明晰, 有一种“深刻而又明亮的忧伤”。
普希金的叙事长诗共有十余部, 另有五六部未完成的(只留下一些片断和写作计划), 除上面提到过的之外, 还有《加百列颂》(1821)、《瓦吉姆》(1821—1822)、《努林伯爵》(1825)、《塔吉特》(1829—1830)、《叶泽尔斯基》(1832)、《安哲鲁》(1833)等。这些长诗反映的生活面很广, 思考了社会、个人、国家、历史、宗教乃至人性的诸多问题, 风格多样, 手法灵活, 但大都注重结构安排, 富有戏剧性, 其中的独白和对话尤有特色。
普希金的小说多达数十部(篇), 有《上尉的女儿》《彼得大帝的黑孩子》这样的散文体长篇小说, 也有《杜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别尔金小说集》这样的中短篇小说, 更有《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样的诗体长篇小说。几乎在创作诗歌的同时, 普希金开始了小说创作。20年代后半期, 他的创作中更是出现了一个小说创作的**——从1827年创作长篇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孩子》(未完成)开始, 直至1837年去世, 他几乎每年都要创作一部(篇)或多部(篇)小说:《书信体小说》(1829)、《别尔金小说集》(1830)、《戈留欣诺村史》(1830)、《罗斯拉甫列夫》(1831)、《杜布罗夫斯基》(1833)、《黑桃皇后》(1833)、《基尔扎里》(1834)、《埃及之夜》(1835)、《马利亚·绍宁》(1835)、《上尉的女儿》(1836)。普希金的小说描绘祖国的历史(包括农民起义), 展示家族的命运, 表现都市的生活、乡村的风俗乃至异域风情, 反映“小人物”的悲惨遭遇, 歌颂青年男女的爱情, 主题和题材都十分丰富, 其中又以反映俄国城乡社会生活、描写家族和俄国的历史最为多见, 也最出色。小说形式多样, 手法灵活, 既有第一人称的独白, 也有第三人称的叙述, 既有笔记体, 也有书信体。但一般都语言简洁, 篇幅短小(即使是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也不到10万字), 线索单纯(一般不超过两条), 结构精巧, 情节发展的脉络十分清晰, 却又富有悬念, 具有突出的诗性因素。[7]
普希金的戏剧共有7部, 除上面提到的5部外, 还有两部未完成的戏剧《美人鱼》(1832)、《骑士时代的几个场景》(1835)。这些戏剧打破了俄国剧坛上盛行一时的古典主义戏剧法则, 引进了莎士比亚灵活自由的戏剧表现方式, 或广阔地表现俄国从宫廷到民间的历史画面, 思考王权、国家与人民的关系, 或集中于某一生活场景, 深入揭示人性的种种弊端, 细腻地展现人物的心理。其共同特点是, 虽然都是悲剧, 但都融入了喜剧的成分, 从而使悲喜交织, 打破了古典主义在悲剧和喜剧之间所定的人为界限; 故事情节大都发生在异国他乡, 同时又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 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引人关注的问题; 塑造了丰满、复杂的人物形象, 如别林斯基曾这样评价普希金笔下的戈都诺夫:“在读者面前, 戈都诺夫既是高贵的又是渺小的, 既是英雄又是懦夫, 既是明君又是恶棍, 除了有罪的良心的谴责, 再也没有另一把能打开这堆矛盾的钥匙了。”
当然, 在普希金的全部创作中, 成就最高的是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二、《叶甫盖尼·奥涅金》:个性、自由、责任
《叶甫盖尼·奥涅金》(1823—1830)是普希金的代表作, 也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经典的现实主义诗体长篇小说。别林斯基称之为“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小说共10章, 其中8章完整。男主人公叶甫盖尼·奥涅金是彼得堡的贵族青年。他厌倦了上流社会寻欢作乐、空虚无聊的生活, 正好为继承伯父的遗产来到乡下, 认识了邻居地主的女儿达吉雅娜(一译塔吉亚娜)。他拒绝了这位少女纯真热烈的爱情。在一次舞会上, 为报复朋友连斯基的欺哄, 他故意向连斯基的未婚妻——达吉雅娜的妹妹奥尔伽调情, 激怒了诗人连斯基。两人发生决斗, 连斯基被打死。奥涅金杀死好友, 深受良心谴责, 便四处浪游。几年后, 他又回到彼得堡。这时, 达吉雅娜已嫁给一个年老的将军, 成了一位显赫而娇美的公爵夫人。奥涅金对她燃起了“孩子般真诚的爱”。达吉雅娜拒绝了他狂热的求爱, 称自己虽然还爱他, 但“已经嫁给了别人, 我将要一辈子对他忠贞”。
奥涅金和达吉雅娜是作品的男女主人公, 是小说集中描绘的两个典型形象。
奥涅金是19世纪20年代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天资聪颖, 才智出众, 且出身贵族, 家资丰裕, 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 显得风度翩翩, 仪表不凡。成年后进入上流社会, 也曾随波逐流, 天天游乐, “情场得意, 战果辉煌, 花天酒地, 纵情宴饮”, 一度成为社交界的宠儿, 把大好的青春年华虚掷于舞会、剧院、恋爱、宴饮之中。但他很有个性, 再加上受西欧的启蒙主义思想和拜伦作品的影响, 20年代初俄国社会意识的觉醒, 使他从花花公子的浪**生活中醒悟过来, 决心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他先是打算从事写作来确立自己, 可“不懈的劳动, 他感到难挨”。接着想到开卷有益, 但拿起书来又觉兴味索然。他来到乡下, 想在美丽的大自然和淳朴的人们中找到幸福, 也告幻灭。他试图进行租役改革, 为农民做点实事, 但因周围环境的压力, 也因自己有始无终, 结果半途而废。面对达吉雅娜的求爱, 奥涅金仍然拒绝了她——即使是这样一种纯真的感情也不能激发他对生活的热情, 由此可见奥涅金对生活的冷漠和厌倦。而与连斯基的决斗, 则反映了他心胸的狭窄和意气用事, 以及他的利己主义思想。之后, 他开始盲目漫游。一种揪心的痛苦追随着他的游踪, 他比过去更加绝望了。三年后, 他又回到彼得堡上流社会。奥涅金注定要痛苦而消沉下去, 在愤懑中了却残生。
奥涅金是个颇为矛盾、复杂的19世纪优秀的贵族青年的典型形象。他既想有所作为, 又由于缺乏决心和毅力, 难以振作起来; 既有为社会、为他人服务的思想, 又保留着颇为自私、贪图安逸的个人主义特性; 既有较善良、高尚的情怀, 又有虚荣、利己、无所作为的精神特征。这反映了那个时代自身的社会和文化矛盾。19世纪20年代, 由于反法卫国战争的胜利, 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纷纷涌入俄国, 一批批贵族青年觉醒过来。他们受西欧启蒙思想的影响, 与花天酒地、落后专制的社会格格不入, 不甘沉沦, 想有所作为, 但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足够的毅力, 无法振作起来, 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于是, 他们怀疑、不满、苦闷、彷徨、孤独、悲观, 患了时代的“忧郁病”, 他们永远不会站到政府方面, 由于脱离生活、个人主义, 也不会站到人民方面, 只能是悲剧性的“多余人”。奥涅金的生活道路体现了他们普遍的命运, 因而他成了俄国文学中“多余人”的鼻祖。20年代的奥涅金, 30年代的毕巧林(莱蒙托夫《当代英雄》), 40年代的罗亭(屠格涅夫《罗亭》), 50年代的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 构成了19世纪俄国文学“多余人”系列形象画廊, 展示了俄国文学的独特人文景观。
“多余人”:19世纪20年代以后俄国文学中出现的一系列贵族青年形象, 他们受过启蒙思想的影响, 不满现实, 但贵族生活方式使他们灵魂空虚, 无所作为, 成为“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 同时也“永远不能够站到人民方面”的“多余人”, 同时更是在俄国与西欧文化间无所适从的人(文化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 奥涅金及此后的“多余人”都是中间人物, 普希金开创了俄国文学中描写中间人物的先河, 正如俄国当代学者波洛茨卡娅指出的那样, 通常认为, 选择“既非天使, 也非魔鬼”的中间人物, 拒绝将主人公分为“正面的”和“反面的”, 这是契诃夫在塑造人物性格方面的革新, 其实这何尝不是差不多整个19世纪俄国文学的传统呢?很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 普希金为自己的诗体小说选择的主人公不是心灵纯洁、充满理想的连斯基, 而是奥涅金——这个相对来说在道德上具有中间特征的人物。在文学史上, 所谓“多余人”就是一些中间人物, 他们虽然具有绝佳的修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 却没有实际的行动, 也没有表现出特别高尚的道德水准或“下意识的”心理特征(所有这些都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带入俄国文学的)。此后, 选择“中间的主人公”似乎成了普希金的一条原则(《叶泽尔斯基》《青铜骑士》《别尔金小说集》)。
达吉雅娜是普希金精心塑造的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最真实、优美的妇女形象, 她是19世纪20年代优秀贵族妇女的典型形象。诗人着重描写她身上的诗意、严肃审慎的生活态度、热情大胆的言行举止和高度的责任感, 着重揭示她身上所蕴含的高尚的精神美和道德美。
奥涅金的性格是在城市贵族生活中形成的, 脱离真正的生活, 脱离人民, 因而颇为自私, 软弱无力。与他相反, 达吉雅娜的个性深深植根于真正的生活——自然和人民之中。她生长在偏僻的乡村, 因此, 尽管出身贵族, 却没有受法国式教育。她是在宗法制生活环境、民间古老的传统习俗和大自然的怀抱中长大的。她从村民和乳母等淳朴的人们中, 从动人的民间文学中, 从美丽和谐的大自然中, 从所读卢梭等描写性格坚强、爱得深沉、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少女的书中, 培养了诗意的感情、热情大胆而又严肃审慎的健全个性, 尤其是强烈的责任心和道德感, 具有一颗俄罗斯民族的灵魂。她对奥涅金大胆主动的追求, 表现了她摆脱平庸单调生活而追求诗意爱情的强烈愿望, 也表现了她对当时贵族道德规范的反叛, 体现了俄国妇女个性的苏醒和对生活权利的正当要求。她最后的忠诚于丈夫, 则是不愿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心和突出的道德感。她在道德上不可动摇的坚定性和责任感, 远远超出了家庭生活的范围, 而独特、深刻地表现了具有甘愿做出自我牺牲精神的一代人的崇高理想, 展示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气质和巨大的道德力量。普希金把道德的纯洁、强烈的责任感尤其是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等带入俄国文学, 奠定了此后俄罗斯文学道德化的基础, 影响深远。
对此, 俄国当代学者格奥尔吉耶娃有具体而精辟的论述, 指出其意义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伟大的诗人普希金为19世纪俄罗斯古典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所描写的爱情, 即俄罗斯式爱情的表现方法与生死有关, 与忏悔、通过具有悲剧色彩的和使人痛苦的信仰达到心灵净化的过程相关。”“俄罗斯式的爱情往往以单相思、无人同情、自身重视、为了爱可以随时献身为主要特征, 这种爱情使一个懂得爱情的人显得高尚, 他的高尚和光明又能照亮他所爱的人。”“这是一种伟大的灵魂锤炼, 是战胜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崇尚肉欲和占有欲的标志; 这是一种功德式爱情, 是来自于上帝的恩赐, 是心灵的充实及其不断追求完美的欲望。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骚乱不安的和追求理想的女主人公——‘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托尔斯泰所描写的道德完美、和谐的女人形象, 都是普希金笔下的女主人公——‘塔吉亚娜’形象的变形。”“1880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到诗人的创作时, 他把这些妇女形象看作一笔最重要的民族财富和最崇高的俄罗斯精神, 她们永远不可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这主要是一种心理上的平静, 是一种最高水平的和谐; 作家善于把俄罗斯的塔吉亚娜与整个俄罗斯、俄罗斯的神圣和全体俄罗斯人民的命运联结起来, 这种对爱情的阐释方法被20世纪一大批伟大的诗人所接受, 其中首先包括安娜·阿赫玛托娃和玛丽亚·茨维塔耶娃。爱情、长期的忍受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或近似于这种精神的品质等, 这些都是自古以来的永久的女性特征, 这些特征已成为两位女作家本人独特的行为准则。”
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经历, 普希金认为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选择, 而选择不仅与社会和环境诸因素有关, 而且与各人的个性有关。这样, 选择既是自由的, 又有一定程度的不自由性。社会、环境、个性往往使选择不能随心所欲。有时, 选择是出于身不由己, 这是一种不选择的选择, 如达吉雅娜之出嫁。有时, 选择是一种随俗从众, 这是一种为证明个性从而扭曲了个性的选择, 是既从众又自私(骨子里是自私)的选择, 如奥涅金之参与决斗。任何个性都不是完全孤立的, 自由即选择总是与社会、环境、他人密切相关, 因此, 普希金认为, 个性、自由、选择还要关涉到责任。于是, 普希金提出了解决个性与社会冲突的方法:个性和自由(选择)必须以责任为前提。个人生活于社会之中, 要想保持、发展个性, 必然与社会冲突。但一味冲突, 只能导致个性的悲剧, 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悲剧触目惊心, 屡见不鲜。因此, 个性要想很好地发展, 更高层次地升华, 必须与社会保持一定的和谐。达到和谐的途径是:个人在维护个性、追求自由、做出选择时, 必须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责任, 妥善处理为我与为他的关系。
为了社会的发展, 世界需要个性与自由。人人都有个性与自由的社会, 才是真正健全的社会。但如果每个人都高扬自己的个性, 追求自己的自由, 凭着自己强烈的个性, 随心所欲, 任意选择, 那就可能为所欲为, 轻者损伤他人, 重者祸害社会。而这, 是思想成熟的普希金所不愿看到的。他认为, 人可以自由选择, 但也要对自己的自由选择负责。亦即每个人应基于个性中的自尊、平等意识尊重他人, 对他人负责, 对社会负责。责任是选择的前提条件, 也是人的个性与自由有意义、有价值的保证。人的个性只有与责任联接, 才具有真正人的意义, 因为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
责任既表现为对自己负责, 也表现为对他人负责。对自己负责, 主要指维护自己一贯的个性和自由, 不让它们受到伤害。对他人负责, 则主要指尊重他人独立的个性与自由, 不让自己的行为对之造成伤害, 如奥涅金面对达吉亚娜的主动追求, 没有逢场作戏, 而是认真地拒绝了她, 这就是试图保护她, 而他参加决斗杀死连斯基, 是害怕世俗的议论, 不负责任的行为; 达吉亚娜拒绝奥涅金的追求所表现出的责任感就更是明显, 实现了她早年那做一个“忠实的妻子”的生活理想。
作品通过奥涅金的经历, 生动深刻地表现了具有独特个性而又脱离生活、脱离人民的个人在当时社会的命运; 同时, 通过达吉雅娜的形象树立了道德责任与健全个性的典范, 卓有远见地呼吁俄国的贵族青年和俄国的文化必须与真正的生活——自然与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 才能生存和发展。这是当时面临社会变革的重大时期俄国贵族青年的一个迫切问题, 也是面对西欧文化的冲击, 俄罗斯文化该如何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8]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艺术特征有以下几点:
一是独创性的诗体小说。诗体小说是介于叙事诗和小说之间的一种文学样式, 是具有小说特点的一种叙事诗, 是用诗的形式写成的小说。与一般叙事诗相比, 它不仅篇幅更长, 而且像小说那样具有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 比较细致地描绘人物性格, 具有较为完整的情节结构。只是它是用诗的语言进行描写, 能抒发更强烈的感情, 而描写又往往不如小说细致具体。诗体小说是英国诗人拜伦首创的一种文学样式, 普希金首次把它引入俄国文学中, 并增加了独特的俄国生活与文化的内容。这部作品是诗人用独创的“奥涅金诗节”写成的一部十四行诗体小说, 描写当代社会生活中普通青年的平凡故事, 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诗人曾经宣称, 《叶甫盖尼·奥涅金》虽然受拜伦《唐·璜》的影响, 但毫无共同之处。从表现形式看,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用他独创的“奥涅金诗节”来写的一种十四行诗体小说, 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创新。从创作方法看, 《唐·璜》是一部描写爱情和冒险的叙事长诗, 写的是过去的时代, 他乡异域的传奇故事, 充满了浪漫主义情调; 而《叶甫盖尼·奥涅金》则是一部描写当代社会生活的诗体小说, 描绘的是现实生活中普通青年的平凡故事, 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就诗的格式而言, 小说各章以独特的“奥涅金诗节”组成, 这种诗节虽然每一节都由十四行诗组成, 但普希金对其韵律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 已与西欧流行的十四行诗迥然相异:诗节由3组4行诗和1组2行诗组成, 诗行采用与俄罗斯民歌相近的4音步抑扬格, 音节数为9898, 9988, 9889, 88, 押韵方式为第一组4行用交叉韵abab, 第二组4行用双韵ccdd, 第三组4行用环韵effe, 第四组2行用连韵gg。这种诗节让轻重音节有规律地间杂使用, 音韵既整齐又丰富多样, 从而使诗歌的每一部分在动人的韵律中既相互勾连, 又完整有序, 而整个小说中同一形式的诗节重复排列, 又形成整齐、均匀的节奏。同时, 诗节形式虽然相同, 内容却相对独立, 除少数例外, 每节最后两行小结全节内容。因而, 这种诗节既有利于保持全书前后形式上的统一, 又便于自由转换话题, 在严整中透出活泼。这样, 全书便显得既自然、优美、流畅, 又整齐、严谨、活泼, 在艺术尤其是韵律上达到了近乎完美的高度。
二是强烈的抒情因素。这种抒情因素不仅表现在第三人称的叙述上, 同时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抒情插话上。小说的抒情插话数量多, 内容丰富多彩。其中牵涉面比较大的抒情插话有27处, 随时插话多达50处。有时, 小说以抒情主人公的身份出面与读者进行轻松而无拘束的交谈, 评论各种人和事, 或直接介绍自己的往事、经验和感悟, 诗人似乎与男女主人公生活在同一空间和时间里, 和作品中的人物一样触景生情, 并且互通声气; 有时, 诗人为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时而感叹, 时而讥讽, 时而调侃, 时而谴责; 有时, 让小说中的人物沉痛地斥责上流社会的虚伪和喧嚣, 但仿佛让读者感到这不是书中人物在讲话, 而是诗人在讲话。普希金的抒情插话开阖自如, 变化无穷, 但都带有强烈的抒情因素。作品通过大量的“抒情插话”抒发自己对人物的褒贬、对事件和场面的评论以及对往事的追忆, 有的尖锐激烈、锋芒毕露, 有的诙谐幽默、妙趣横生, 有的画龙点睛、入木三分。大量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抒情插话”, 扩大了作品的容量, 深化了作品的内涵, 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三是丰富多彩的叙述方式。作品极其巧妙地把拜伦诗体小说的抒情、议论与莎士比亚式的叙事结合起来, 且巧于裁断, 自铸新体。以莎士比亚式的叙事反映广阔的现实生活, 塑造较复杂的人物形象; 在叙述过程中又将抒情、议论完美结合。这就有利于褒贬时事, 议论人物, 展示诗人的内心世界。这种熔抒情、议论、叙事为一炉的独特叙事方式, 深深影响了果戈理和屠格涅夫。同时, 在作品中, 诗人既是故事的叙述者, 又成为故事中的登场人物, 这种出入自如的身份变换, 使得作品的叙事更生动有趣。
四是完美和谐的复线对比结构。作品打破了此前流行的单线结构, 而采用了独特的复线对比结构。其一, 男女主人公两条线索双向推进, 相反相成, 构成对比。起初是奥涅金从都城来到乡下, 拒绝达吉雅娜的求爱, 后来则是达吉雅娜从乡下来到都城, 拒绝奥涅金的求爱。在此过程中, 反映了人物性格的变化, 揭示了人物的道德情感。其二, 抒情主人公与男女主人公构成复线, 形成对照。抒情主人公伴随男女主人公始终, 不时出面“现身说法”, 或抒情, 或议论。抒情主人公那眼光敏锐、富于**、风趣幽默的个性, 与忧郁、孤独、冷漠的奥涅金, 与感情丰富、道德纯洁的达吉雅娜相映成趣。其三, 作品中人物的多重对比。这里, 既有奥涅金的冷漠与连斯基的热情、达吉雅娜的精神丰富与奥尔伽的头脑简单以及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对比; 又有奥涅金、达吉雅娜、连斯基等个性突出、思想觉醒者的“智慧的痛苦”与奥尔伽毫无个性、满足现状的平庸的幸福的对比。既有连斯基追求奥尔伽与达吉雅娜追求奥涅金的情爱对比, 也有达吉雅娜与妹妹、母亲的婚姻对比, 等等。这些强烈的对比使人物的性格更加突出、鲜明, 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正因为上述突出成就, 这部诗体小说成为俄国文学的经典之作, 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米尔斯基指出, 这种重大影响主要表现为:由它首次引入的现实主义类型, 性格塑造风格、性格本身以及叙事结构, 所有这些均可视为之后俄国长篇小说的源泉。其现实主义正是那种独特的俄国现实主义, 这种现实主义是诗意的, 却不将现实中的任何东西理想化, 也不愿对它做出让步。正是这样的现实主义, 后来又出现在莱蒙托夫的小说中, 出现在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那里, 出现在《战争与和平》中, 出现在契诃夫最好的作品里。其性格塑造既非分析手法亦非心理手法, 却是诗意的手法, 它有赖于人物所处的抒情氛围和情感氛围, 而非对人物思想和情感的解剖。普希金这一人物刻画风格后被屠格涅夫等俄国小说家所继承, 但没有为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把握。就性格本身而言, 奥涅金和达吉亚娜是俄国小说整个人物形象家族的祖先。莱蒙托夫和冈察洛夫笔下的人物, 尤其是屠格涅夫的人物, 全都属于这一家族。最后, 其叙事结构与普希金的小说很不一致, 这种结构后来也成为俄国长篇小说之标准。简洁的情节, 情节为主人公性格特征之逻辑发展, 发人深省的不幸结局, 这些均成为俄国小说家的金科玉律, 尤其是对于屠格涅夫而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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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曾思艺:《南方叙事诗——从模仿到超越》, 载《邵阳学院学报》, 2012 (2)。
[2]参见曾思艺:《在对比中揭示人性深度和历史真实——读〈鲍里斯·戈都诺夫〉》, 载《名作欣赏》, 1999 (4); 曾思艺:《文化土壤里的情感之花——中西诗歌研究》, 77~84页,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2。
[3]参见曾思艺:《文化土壤里的情感之花——中西诗歌研究》, 30~39页; 或见《个人与国家——试论〈波尔塔瓦〉》, 《大学生CE阅读》第12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4。
[4]“小人物”:是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一批生活在生活底层的小官吏形象。他们在社会中官阶、地位低下, 生活困苦, 但又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安分守己、性格懦弱、胆小怕事, 因此成为“大人物”统治下被侮辱的牺牲者, 由此暴露社会制度的腐败、黑暗。后成为小知识分子、下层百姓的代名词。普希金以其短篇小说《驿站长》开了俄国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先河。果戈理继承了普希金的现实主义又把它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主要有普希金的维林、果戈理的波普里希钦、巴施马奇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是“小人物”。
[5]参见曾思艺:《文化土壤里的情感之花——中西诗歌研究》, 68~76页; 或见《大学生CE阅读》第8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2。
[6]参见孙绳武、卢永福主编:《普希金与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7]参见曾思艺:《普希金小说的诗性因素》, 载《俄语语言文学研究》, 2010 (4)。
[8]参见曾思艺:《个性·自由·责任——〈叶甫盖尼·奥涅金〉》, 见《大学生CE阅读》第7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