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苏联国内对于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正在重新研究。我国近年来的研究比较活跃，取得了很大进展。

1987年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活动以来，关于十月革命史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见解。如关于十月革命的前提条件，有人提出俄国当时只不过是一个中等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经济条件不成熟，革命首先在这里爆发并取得了胜利，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十月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有人提出，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是一场革命的两个阶段。十月革命所要解决的任务仍然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并不是直接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十月武装起义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究竟是选择社会主义，还是选择资本主义，存在严重的斗争[1]。柳植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十月革命与历史的选择性》[2]研究论文，他认为，十月革命是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国度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具有独特斗争形式和特点的伟大革命运动。俄国本身就有自己的历史特殊性，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使俄国处于特殊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革命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是一次革命的两个阶段；工人运动同“农民战争”相结合；和平合法的斗争同武装起义相结合。十月革命所表现的这种特殊性是历史的选择性造成的。他的结论是，与其说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俄国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还不如说是列宁的理论、方针、策略和胆略决定的。人民的选择是历史选择的基础，不能用机械的决定论和宿命论去研究十月革命的历史。有人指出，只强调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不阐述它的人民性质，这正是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在思想理论、政策和实践上促成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因素之一[3]。关于十月革命的意义和影响，它究竟开辟了一个怎样的时代，有多种表述，意见分歧很大。

关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布尔什维克党的农民政策，主要是对待中农的政策，徐天新、叶书宗等人都认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即从让步、中立、回到团结联合的道路，走了一个“之”字形[4]。赵平之认为工农联盟是列宁的一贯思想，把小生产“大批地、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简单地理解为小生产的全部必然产生资本主义，不符合列宁的原意[5]。

苏俄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功是过？评价曾有重大分歧[6]。姜义华在《列宁主义与战时共产主义》[7]一文中，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十足的农业社会主义”，“感情的社会主义”。许多人不同意这一评价。张培义认为战时共产主义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因企图借这些措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造成严重后果。叶书宗、王斯德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1918年6月—1919年12月）主要是为战争需要，后期（1920年—1921年初）才把这些非常措施用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到1921年秋才深刻指出它的错误[8]。

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到新经济政策，有重要意义，它使苏维埃政权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有不少文章论述了1921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认为它是一次重要的政策调整，是列宁的正确决策。文章从不同方面肯定了它的成绩和意义，没有重要的意见分歧。但一些文章只强调它是“暂时退却”，“纠正冒进”，“为一跃而后退”等，似乎这种政策只是临时纠偏措施，而张伟垣则把它提高到与“斯大林模式”相对立的一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来看待，他称之为“新经济政策模式”，或“列宁晚期模式”[9]，有不少文章论述了列宁在这一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要贡献。施九青等人认为这些贡献包括：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单一全民所有制基础上的传统观点，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突破了社会主义社会要消灭商品货币的传统观点；强调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要全力以赴发展生产力；明确提出要敢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等[10]。还有的文章分析了苏维埃俄国的租让政策，闻一认为它是苏维埃俄国的一种妥协，租让企业在整个工业生产比例只占1%左右，最高也不过3%，但它为外资“打开了一扇窗户”[11]。刘秀云分析了租让政策在远东实行的情况和意义，认为它在经济上发挥了技术转移，节省国内投资，解决劳动就业，培养技术骨干，开发远东的作用，在政治上利用帝国主义矛盾，获得一个较长的和平建设时期[12]。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问题，是我国苏联史、共运史学界近年集中研究和探讨的课题。对于这一模式的形成、特征及演变过程的评价已发表了许多文章。《世界历史》编辑部1988年还组织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考察》专题座谈。陈之骅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逐步形成的，并在40年代至50年代初期进一步固定化的。由于这段时间的苏联是处在斯大林领导之下，因而人们都习惯地称这一模式为“斯大林模式”。后来在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时，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这一模式，所以它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传统模式。这种模式是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特定的环境下的产物：革命前俄国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苏联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重重包围和战争威胁逼近的条件下独自建设社会主义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大多数理论家都还未曾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它的形成首先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主要不是斯大林个人的主观意志所造成的。“斯大林模式”尽管有其严重的缺陷和弊端，但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它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这正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最根本原因和最重要的依据。

张伟垣认为，把“苏联模式”称作“斯大林模式”是不全面的（1987年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座谈会上，蔡抗提出“‘斯大林模式’的提法并不适宜”，因为它无法准确概括1923年以前业已形成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因为在苏联历史上，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曾存在过两种根本不同的模式：一种是斯大林模式，另一种是列宁晚期模式，即新经济政策模式（布哈林继承发展了这一模式，后来可称为布哈林模式）。这一模式在斯大林模式形成之前就有了，斯大林本人也曾主张过和实行过。在苏联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模式都有形成并巩固下来的现实可能性。他举出了联共十四大到十六大存在两种不同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针。但在1928—1929年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胜利了，布哈林失败了，因而斯大林模式代替了布哈林模式。造成这次大转折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如果只强调苏联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资本主义包围和帝国主义战争威胁，把斯大林模式说成是历史的必然，从而否定布哈林模式的存在，那就是错误的了。

郑异凡认为必须清理斯大林附加给社会主义的东西，如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把高速度发展当做社会主义的规律；把农业集体化看作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等。必须恢复某些社会主义本质上应有、而被斯大林破坏和取消的东西，如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法制等。他反驳了一种看法，有人认为斯大林强调高速度、高集中是因为苏联当时面临战争危险，没有别的选择。实际上斯大林在同布哈林争论的1928—1929年间并不存在战争危险，1931年起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的经济危机，根本无力发动战争，希特勒上台是1933年。因此战争危险无非是为高速度、高集中辩解的一种借口而已。

闻一认为高速度产生了巨大的离心力，导致农业下降，工业停滞，靠行政手段维持，产生官僚阶层等，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加以错误的概括、总结，它把非社会主义的、甚至是背离社会主义的东西（如脱离现实的高速度，大而公的集体农庄等）固定为正确的理论；把暂时的抉择固定为长期的国策；把领导个人的意志和愿望（如“赶上和超过”的口号，阶级斗争尖锐化）固定为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把实际存在的多种选择简化为一种选择。这样便形成一种僵化的模式和思维方式。

徐天新认为对农民问题的错误认识和政策是斯大林模式的一个根本问题。王正泉考察了苏联政治体制方面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认为高度集权的体制是列宁时期就开始的，而最终形成是在30年代，这是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同步发展的。

张中云概括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三个特征：高度集中的自上而下的计划管理体制，它培植了官僚阶层，效率低下；忽视人们的多种多样的利益；突出领袖人物的个人作用，遏制了社会主义民主。马龙闪分析了作为“苏联模式”组成部分的苏联思想文化体制。

在1987年召开的第二届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座谈会上，吴恩远认为，在重评斯大林模式时必须把斯大林模式和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丰富内容区别开来；把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和对斯大林本人的评价区别开来；不能笼统用斯大林模式概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方式和道路[13]。

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期间，举行了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研讨会。大家认为，《教程》是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苏联党内长期存在的斗争的产物，反映了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看法，展示了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这本书影响了一两代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其主要问题是开创了按政治需要来任意裁剪历史的恶劣先例；把苏联人民所经历的内涵极其丰富的历史简化为一部党内斗争史；一部阶级专政史；把人类的丰富智慧简化为只有马克思主义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固定化了的体系；确定了一个单一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宣扬了对斯大林个人的迷信和神化；用通过精心编选的领袖的话来给历史事件下结论，开创了不顾历史背景，断章取义地引用领袖语录的先例。

会上同时讨论了由《教程》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对于产生这种模式的客观原因（国际形势，战争威胁等）所起作用的分析上有不同意见[14]。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探讨，正在逐步深入，不久以前，还主要研究20世纪20至30年代经济建设中某项政策的经验教训，如集体化运动的起因，斯大林关于经济建设的两个口号，肃反扩大化等。现在则在探讨这一模式产生的原因、思想根源，它的发展趋势。有些同志并把这一模式与苏联传统文化联系起来考察。如金雁发表了《俄罗斯传统文化与斯大林模式》[15]，并就这一问题准备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对于苏联30年代肃反运动的评价，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过去只提肃反有扩大化错误，但那是在肯定肃反运动必要性的前提下。丁笃本在《重评苏联30年代的肃反运动》[16]一文中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肃反运动的理论依据是完全错误的，做法是错误的，制造的几乎全是冤假错案，后果十分严重。彻底否定肃反运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布哈林的重新评价问题，在我国研究得也比较早。郑异凡的《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17]一文，比较系统地提出了重新评价布哈林的问题。作者认为，布哈林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著名活动家，是享有世界声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该文对过去强加给布哈林的罪名进行了反驳和澄清，对于布哈林曾提出过的“炸毁”国家、“发财吧！”、“和平步入社会主义”等作出了系统的解释。这篇文章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曾有一些不同看法，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布哈林应重新评价已无异议。在1988年5月布哈林问题学术讨论会上，所涉及的已是更深入一步的问题了：布哈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哪些新贡献？布哈林和斯大林斗争的实质是什么？布哈林为什么会失败？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哲学和心理学等诸方面来全面探讨布哈林的思想。[18]

托洛茨基问题是苏联史研究中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过去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调子，托洛茨基被说得十恶不赦。近年来开始实事求是地研究托洛茨基问题，并取得一批成果。1983年，李显荣发表了《关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和内战中的作用的评价问题》[19]，按照讲“实情”的精神，指出了托洛茨基积极参与和领导了1917年十月武装起义，并且在三年内战中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1986年，他发表了《托洛茨基评传》这一著作，全面评述了托洛茨基的一生，对他的功过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这本书的发表曾受到国内外舆论界的重视和关注。最近几年又发表了一些评价托洛茨基的文章。赖小刚探讨了托洛茨基与苏联红军的建立这一问题，他认为，有人称托洛茨基为“红军奠基人”并非过分，红军正规化路线是由托洛茨基最先倡导（得到列宁支持）并付诸实施的。

对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史的研究，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见解，涉及赫鲁晓夫上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内外政策的改革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关于赫鲁晓夫上台，有的论者指出，它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不能仅仅归之于赫鲁晓夫玩弄权术，抛弃了过去所谓“篡党夺权”之说。至于赫鲁晓夫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的争论，从本质和主体来看，前者的主张和做法更符合苏联当时社会的要求，但有些争论也只是改革方法上的分歧，后者的意见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和合理的地方，但赫鲁晓夫不加考虑地斥之为反党路线，导致他主观主义急剧膨胀，改革中出现严重错误[20]。对于苏共二十大，大家一致认为应该重新评价。有的文章指出，苏共二十大是苏联现代史上的转折点，它制定的路线基本上符合苏联当时客观现实的需要，因而对于推动苏联社会的发展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这次大会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性质和作用，它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自从二十大以后，60年代开始的东欧各国的体制改革，70年代形成的欧洲共产主义，都是这一思想影响的具体体现。从这30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史看，苏共二十大是战后国际共运的转折点，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摆脱教条主义束缚、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新探索的起点，是各社会主义国家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寻求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体制改革的起点[21]。关于赫鲁晓夫对苏联内外政策的改革，近年的研究也逐步深入。赫鲁晓夫执政后，注意纠正斯大林农业政策的失误，把加速农业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对待，这种先农业后工业的改革经济体制的做法是值得研究的。他把农业改革的重点放在调整国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和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上，也是值得重视的经验。赫鲁晓夫时期对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有重要意义，通过讨论，使改革思想进一步深化，提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减少和改变下达企业指标的建议，并作出有关的政策规定和试验。这对以后苏联和东欧的改革是有重要影响的。[22]对于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口号，已有文章提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在当时有利于促进全国安定的局面[23]。赫鲁晓夫的对外战略的理论纲领是“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这个问题应该值得特别重视，有文章指出，它是建立在对新形势下战争性质再认识的基础上的，他在冷战刚刚结束的国际形势下提出这一路线实属不易，其主要原理在日后的实践中已一再得到证实。但当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他本人的原因，他的这一路线的实践并不太成功[24]。

对苏联史的真正研究和探讨，是最近10年才开始的事情，但已取得了可喜的收获。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我国苏联史学一定会展现一个更加繁荣的新局面。

[1] 参见：《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1）；《十月革命与世界历史进程》，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4）。

[2] 《历史研究》，1988（5）。

[3]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1）。

[4] 徐天新：《评苏俄初期的农民政策》，载《世界历史》，1983（3）；叶书宗：《苏维埃政权和俄国中农》，载《苏联历史》，1983（2）。

[5] 《列宁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农民问题》，载《世界历史》，1983（2）

[6] 谢有实：《“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载《世界历史》，1983（2）；荣欣：《功绩有限，错误严重》，载《世界历史》，1983（2）。

[7] 《复旦学报》，1981（1）。

[8] 《也论列宁主义与“战时共产主义”》，载《世界历史》，1982（2）。

[9]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考察》，载《世界历史》，1988（4）。

[10] 施九青：《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山东师大学报》，1985（6）；杨见歧：《重新学习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载《河南大学学报》，1985（6）；薛妮珍：《略论列宁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和实践》，载《江西师大学报》1985（2）。

[11] 《列宁和苏维埃俄国的租让政策》，《世界历史》，1980（1）。

[12] 《1921—1926年苏联在远东的租让政策》，载《学术研究丛刊》，1981（1）。

[13]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1）。

[14]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1）。

[15]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1）。

[16] 《世界历史》，1988（1）。

[17] 《世界历史》，1981（1）。

[18]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7）。

[19] 《苏联历史》，1983（1）。

[20] 刘克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载《苏联东欧问题》1986（1）；王正泉：《赫鲁晓夫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的意见分歧》，载《国际共运》，1985（5）；杨玉林：《浅析赫鲁晓夫上台的原因》，载《国际共运》，1985（5）。

[21] 高敬增：《重评苏共二十大》，载《国际共运》，1986（1）；王士俊：《苏共二十大的再探讨》，载《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6（3）。

[22] 葛林生：《苏联农业长期落后的原因何在呢？》，载《苏联东欧问题》1983（3）；王金存：《赫鲁晓夫改革道路的几点回顾》，载《研究与借鉴》，1986（1）；以及前引刘克明文。

[23] 郑异凡，《全民国家——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载《苏联东欧问题》，1987（4）。

[24] 郑羽：《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外战略调整概论》，载《苏联东欧问题》，1987（1）；李德硕：《略论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思想》，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4）；张同俊：《戈尔巴乔夫与赫鲁晓夫对外政策思想比较分析》，载《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