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庸》原旨新探

自从“中庸之道”被戴上“阶级调和论”的帽子以后，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也很少有人提及。近日，我重读《中庸》，深感把“中庸之道”与“阶级调和论”扭在一起，不符合《中庸》原旨。我认为有重新加以研讨的必要。

《中庸》一书乃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子思为什么作《中庸》？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里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胡文良等人在以后的注解中也说，子思时百家并起，子思忧道学之不明，而举其源流功效，以诏天下。子思认为，“中庸”乃孔子立道之极，所以专门把孔子关于“中庸”的言论辑录在一起，并加阐发，用以说明仲尼所言无非“中庸”也，仲尼所行无非“中庸”也，以此与当时并起的百家之说相区分。

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庸”呢？在《中庸》一书里我们没见到孔子和子思给它下个完整的定义。但是，从他们对“中庸”的论述里却可以找到对它的解释。

子思所引孔子直接提及“中庸”的语录只有几段，我们不妨把其中主要段落引述出来，以阐明孔子所提“中庸”的原旨。孔子首先指出，“中庸”是一种至善至美之道，但早已很少有人能做到了（《中庸》卷一：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但是孔子认为舜和颜回都是能做到“中庸”的。在谈到舜为什么能达到“中庸”的时候，他有一段精辟的说明，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所提倡和歌颂的“中庸”究竟是指什么。“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共斯以为舜乎！’”这里是说，舜之所以为大智，因为他能在群众中调查研究，听取最平凡的意见，隐其恶而扬其善，对两个极端的意见弃而不用，而把那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用之于民，所以舜才成其为舜。

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对“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一句作何解释。孔子在这里是歌颂舜搞折中主义，还是说他反对走极端呢？我认为是后者，不是前者。这里的“两端”，朱熹曾解释为“众论不同之极致”，即两个极端。我以为这个解释符合该文原意。从这一句上下文的意思来看，显然不是说舜在正确与错误、好与坏，善与恶之间搞折中主义。因为在这一句之前已有“隐恶而扬善”，既已隐恶扬善，绝不会在善恶之间搞折中调和。接着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里的“两端”，自然是指那些极端的意见，舜弃而不用，而“用其中于民”，所以舜才成其为舜。孔子认为舜的这种至善至美之德即“中庸”。朱熹及后来的学者对“中庸”的解释都是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因为“过者失中，不及则未至，故惟中庸之德为至德”（《中庸》卷一注）。

再从孔子另一段论述里，也可以看出他提倡“中庸”是反对走极端的。“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为什么呢？因为君子能够谨慎守“中”；小人则肆欲妄为而无所忌惮（“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肆欲妄为、无所忌惮的人，自然容易有极端行为，所以是“反中庸”的。

把孔子宣扬的这种“中庸之道”说成是“阶级调和论”实在有些望文生义，生拉硬扯。孔子所反对的肆欲妄为而“无忌惮”的人，不是某一个阶级所独有，孔子所提倡的“中庸”也不见得就是在两个对立阶级之间搞“调和”。那么，孔子到底为什么要大力宣扬“中庸”呢？我们不妨从孔子所处的时代及《中庸》一书的内容上稍作分析。

自周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之间的兼并愈益激烈，征战连年，有的大国吞并了四五十个小国，逐渐形成了五个霸主。到了孔子的时候，各诸侯国内有实力的大贵族又加紧了对公室（国君）的斗争，这些显赫贵族与公室的矛盾以及贵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非常激烈。春秋晚期几个大国都出现了大贵族控制公室政权的局面。晋国由智、赵、魏、韩、范、中行六家大贵族专政；齐国的田氏则能两次杀害齐君，控制齐国政权。而孔子所在的鲁国，实际上被三家大贵族（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所瓜分。一部《春秋》几乎就是诸侯之间征战讨伐的大事记。孔子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力宣传“中庸之道”，反对“无忌惮”行为，究竟是针对什么，不是很清楚吗？宣传“中庸之道”其目的无疑是要起一种协调作用。但是，与其说他是在搞阶级调和，毋宁说他主要是在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在当时激烈兼并和征讨的诸侯与诸侯之间，在不断冲突和厮杀的显贵与公室、显贵与显贵之间，“中庸之道”无疑是一种调和剂。

读一下《中庸》一书所辑的孔子言论，基调非常明朗，几乎都是谈诸侯、国君的为政要略，以及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尤其是在《天下》、《子路》、《哀公》等章里说得很清楚，都是讲“中庸”与治国、与处理诸侯之间关系等问题的。“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一个能把天下国家治理好、能对高官厚禄辞而不就，能征战沙场趋死不避的人、也不一定能达到“中庸”。可见做到“中庸”是多么不容易。这里很明显是对那些正在统治着天下国家、正在互相厮杀的诸侯国君们说的，你们虽能做到上面这些，但你们并没有达到“中庸”。在哀公问政的时候，孔子强调了从修身做起并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孔子所说的治国“九经”，主要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讲的是处理君臣的关系，“柔远人，怀诸侯”讲的是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只有“子庶民、来百工”讲的是处理国君与人民的关系。这怎么能说明他宣传的“中庸之道”是在搞“阶级调和”呢？

《中庸》一书所辑孔子言论，大都是政论性质，是针对一定事实论述的。子思的阐发则首先联系到“天命”，“性”，“道”等哲学命题，从“情与性”的角度来阐明“中庸”思想，所以他提出了“中和”这一概念。他把“中和”视为至善至美之德，如同“中庸”一样。他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那么什么是“中和”呢？他解释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意思是说，人们把那种至善至美的情性存于心，叫做“中”；表露出来，达到无过无不及的合适界限叫做“和”。如果把这种“中和”推广开来，那么天地万物都会各得其所并能发展了（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这里所提的“中和”，与孔子的“中庸”基本上是一个东西。不过他更强调了情性方面，强调人们要克制（即“未发”和“中节”），这一点与孔子反对“无忌惮”也是一致的。他们都是针对春秋时期及战国初期诸侯兼并、显贵争夺的政治动**局面而发的，尤其到了子思的时代（战国初期），这种混乱更加严重，所以他把孔子关于“中庸”的言论集中起来加以阐述，用“中庸”和“中和”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调整各个诸侯之间与显贵之间的冲突，以达到国家、社会的稳定。

毋庸讳言，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作为封建王朝的思想武器，取得了统治地位，“中庸之道”作为儒家学说的一部分，也曾被用来作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工具。“中庸之道”既然包含了协调主义，那么在阶级对抗加剧和矛盾爆发的时期，它自然会起到某种调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但是，这里应该弄清楚，统治阶级在镇压人民革命的时候，是并不讲“调和”的，不能认为他们讲“中庸之道”就是宣扬“阶级调和”；而被压迫阶级进行革命斗争，也并不是要“无忌惮”，极端行为对革命并不利。两千年来，“中庸之道”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的思想武器之一，并不是因为“中庸之道”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而是因为统治阶级利用“中庸之道”来协调统治阶级内部以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这种协调无疑是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