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革命前俄国历史的研究，已经提出的问题比较广泛，可以说，各个时期的重要问题差不多都已经涉及，从东斯拉夫人的起源和罗斯建国，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有很多问题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或者有不同的意见争论，归结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关于俄罗斯专制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问题。俄罗斯专制制度是苏联历史的一个敏感的问题，经常受到各方面学者的重视。19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介绍了苏共“二十大”后苏联重评伊凡四世的情况，同时也发表了论述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以及伊凡四世在巩固中央集权国家中的作用的研究论文（李天祜：《论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载《历史教学与研究》（甘肃师大学报副刊），1959年第5期；孙成木：《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载《历史教学》，1963年第4期；徐景学：《伊凡四世在巩固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中的作用》，载《哈尔滨师院学报》，1963年第2期）。近年来关于俄罗斯专制制度形成及演变的研究有新的进展。白玉、张广翔论述了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政治制度的早熟性，提出了“政治因素多于经济纽带的联系，政治上的成熟先于经济上的成熟”的论点（《试论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政治制度的早熟性》，载《苏联历史》，1986年第1期）。这对于研究俄国专制制度的演变和革命的发生也是有启发的。赵克毅把俄国封建君主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等级君主制（形成于16世纪中叶），绝对君主制（形成于彼得时代），受到资产阶级影响的君主制（从开明君主专制开始）。相关文章有：《俄国封建君主制的演变》，载《史学月刊》，1986年第6期，《帝国主义时期沙皇专制制度的实质》，载《苏联历史》，1983年第2期；《俄国国家杜马的形成及其实质》，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6期。最近几年，有一些文章论述了20世纪初专制制度的演变。南宫认为，1905年革命后，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地主经济衰落分化，因而沙皇制度对资产阶级从物质依赖转到政治依赖，“六三政变”后，沙皇专制制度逐渐演化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工具。孙成木认为，国家杜马的性质是专制制度企图同资产阶级结成某种政治联盟的形式，它是议会的变种。王清和认为，“改行君主立宪”是1905年10月以及俄国国家组织形式的特征，它标志着沙皇制度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进一步演变。（《从无限专制制度到改行君主立宪》，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5期）

关于彼得一世改革在俄国历史上的作用，改革的实质是什么？以及对彼得本人的评价，长时间以来是俄国史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已发表的文章都充分肯定了彼得改革的历史作用。有的文章认为它“让俄罗斯腾空而起”，初步改变了俄国的落后面貌，使俄国基本上摆脱了对西欧的经济依赖，并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农奴制内部的缓慢增长。有的认为它是俄国近代化的开始（陶惠芬：《彼得一世改革及其实质》，载《历史教学》，1982年第7期；《彼得大帝》，载《人物》，1984年第3期）。同时有不少文章强调了它的局限性，指出它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封建农奴制的经济基础，维护地主和新兴商人的利益，残酷剥削和压榨农奴。改革增强了俄国的军事实力，使其一跃而为欧洲的军事强国，从而加速领土的扩张和对世界霸权的争夺（陈利今：《彼得一世改革及其局限性》，载《湖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从彼得一世起，俄国产生了领有制手工工场，赵克毅在《略论俄国的领有手工工场》（载《史学月刊》，1982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了它的农奴制性质。他不同意苏联学者梁土琴科等人所持的俄国领有制手工工场仅仅在形式上是封建的观点，他认为虽然这种手工工场在劳动分工、生产技术和组织结构等方面与西欧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一样，但从生产关系和剥削方式来看，显然是农奴制关系占主导地位。

关于俄国的农民战争，革命运动与社会思想运动方面，近年发表了不少论著。鲍良骏等人的论文《“皇权主义”与农民战争》（载《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探讨了“皇权主义”与俄国农民战争的关系。研究俄国革命运动的论著，包括了从拉吉舍夫到普列汉诺夫，俄国18—19世纪的先进思想家和他们的活动。

关于十二月党人运动，还在19世纪50年代我国就有一些论文论述它的性质和地位。（《十二月党人起义及其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的地位》，载《贵州史学》，1952年第2期；王觉非：《试论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原因和性质》，载《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近年的研究主要对它的性质问题进行了探讨。范达人发表的《试论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性质》（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一文，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他认为十二月党人起义不是贵族革命运动。十二月党人是俄国一批贵族出身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者，起义的性质可称之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至于列宁称十二月党人是贵族革命家，作者认为应理解为贵族出身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丁士超就十二月党人领袖彼斯杰里和他的《宪法大钢》进行了研究，认为彼斯杰里就其阶级出身讲是一位贵族革命家，但实际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俄罗斯真理》是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草案，其实质是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开辟道路。（《十二月党人彼斯捷里和他的宪法大纲〈俄罗斯真理〉，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王起亮认为，十二月党人运动“是贵族革命家——实质上是俄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的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也谈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性质》，载《苏联历史》，1986年第1期）还有一些文章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吴美芬则认为，十二月党人运动不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端，它是贵族的革命运动，但按其客观内容来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性质》，载《世界历史》，1984年第3期）。关于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原因，徐焕忱认为，主要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革命浪潮的冲击在俄国的反响，外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反思》，载《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白述礼的《著名十二月党人革命家尼基塔·穆拉维约夫》（载《宁夏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一文，赞扬了尼·穆拉维约夫的革命贡献，肯定了他作为十二月党人领袖之一的地位。王忠则研究了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的活动。

对俄国民粹主义运动，近年来的研究较多地肯定了它的历史作用，特别是革命民粹派在70年代的历史功绩（部彦秀：《俄国革命民粹派的历史作用》，载《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翟文奇：《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民粹派运动》，载《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1983年还出版了《民粹派文选》（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出版）。彭树智、管敬绪的《巴枯宁与俄国民粹主义》（载《史学月刊》，1983年第2期）一文评价了巴枯宁在民粹主义运动中的作用，认为“巴枯宁的民粹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民粹派运动中起着积极作用”，具有反对沙皇制度、反对农奴制残余的进步性。李显荣的《巴枯宁评传》（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对巴枯宁的一生进行了全面评述。作者认为对其前期反沙皇制度及参加1848年欧洲革命，应给予肯定评价，后期在欧洲的活动，特别是在第一国际的分裂活动，应该否定。

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近年来发表论文上百篇，涉及普列汉诺夫理论思想和革命活动的各个方面。不仅从总的评价中论述了“普列汉诺夫功大于过”（高放：《普列汉诺夫功大于过》，载《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6期等），而且有许多文章论述了他的理论贡献和1903年以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功绩；对于1903年以后的活动也作了具体分析。比如有的文章指出，在批判马赫主义时，普列汉诺夫虽然在政治方面已站到孟什维克方面，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有错误，但在哲学理论方面却是正确的，他坚持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何梓煜：《论普列汉诺夫在批判马赫主义中的贡献和缺陷》，载《中山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对于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分歧，近年来也有人提出了应具体分析的意见。

关于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问题，自1981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此进行探讨，主要针对苏联学者西多罗夫对列宁关于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提法的解释展开了争论（西多罗夫认为列宁是指沙皇制度，他认为有两个“帝国主义”：一个是表现沙皇专制制度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另一个是资本帝国主义）。不同意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关于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含义，肖帆认为，列宁关于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提法，是指依然存在着扩张政策的沙皇制度，而同资本帝国主义相区别，因此简单地把俄国帝国主义归结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不对的（《关于俄国帝国主义的探讨》，载《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严钟奎等人则坚持把俄国帝国主义称作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他认为，由于俄国进入资本主义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因而在20世纪初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资本主义同农奴制残余交织在一起，军国主义又占特殊重要地位（《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载《历史教学》，1981年第3期）。阮大荣认为，列宁谈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指资本主义以前存在的帝国主义；而“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则指俄国帝国主义的特点，它包括了沙皇制度，而又不限于沙皇制度（《列宁论俄国帝国主义的特点》，载《苏联历史》，1983年第2期）。于沛认为，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指沙皇专制制度的掠夺政策和战争政策，而不是指进入垄断阶段的俄国资本主义。这种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存在于沙皇制度的整个历史时期，并不仅仅存在于帝国主义时期。因此，把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引申为俄国帝国主义的特点是不正确的（《试论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实质》，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5期）。二是俄国帝国主义的特点究竟是什么？肖帆认为，俄国帝国主义的根本特点，在于它比其他帝国主义落后和脆弱，因此，俄国资产阶级不曾为自己创造一个独立的时代。严钟奎认为，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条件，造成它在走上帝国主义阶段有明显的军事性、封建性特点。赵辉杰、范达人等人认为，从列宁的原意看，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主要指沙皇制度，但把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引申为俄国帝国主义的特点也是合适的[1]。

关于俄国两次资产阶级革命，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新问题。祝政宏发表了《“六三政变”说质疑》，提出了六三事件“非政变”说。他认为六三事件没有根本改变立宪制度，六三事件后的整个历史时期，俄国不仅仍处在资产阶级立宪制的轨道上，而且还在进一步发展。这次事件标志着俄国1905—1907年革命的终结，贵族与资产阶级建立正常统治秩序的开端[2]。姚海在《二月革命领导权问题探讨》[3]一文中提出，作为1917年俄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二月革命，不是由哪个党直接组织和领导的，革命是自发的开始的，自2月27日（俄历）以后，基本上处于苏维埃的领导下，各政党都对革命进程施加了影啊，其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联盟对事态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柳植认为，二月革命是人民的自发选择，并非一次有计划的起义造成的结果。二月革命最大的政治成果是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而苏维埃完全是群众自发建立的[4]。

关于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和侵略扩张史，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已发表的成果，除了前述全面阐明俄国侵略扩张史的专著以外，还有一批重要论文分析了俄国侵略扩张的理论，以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侵略扩张政策和活动。彼得大帝遗嘱问题，是研究沙皇俄国对外政策经常引起注意的问题。遗嘱真伪问题在国外有争论。刘祖熙在《关于彼得遗嘱问题》一文中认为是不真实的[5]，刘存宽认为是疑案[6]，李显荣在《在谈彼得大帝三个遗嘱的真伪问题》[7]中认为应该区别对待，所谓“政治遗嘱纯属伪造，因为有不少破绽和疑点，其他两个是可信的。俄国泛斯拉夫主义曾经是沙皇政府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重要理论。张蓉初专门考察了这个问题，她在《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略论》。[8]一文中，把俄国泛斯拉夫主义与斯拉夫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三个词作了严格区分。泛斯拉夫主义是一种斯拉夫文化运动，或民族主义运动的初期活动。它在18、19世纪之交诞生于奥地利境内的斯拉夫人中。斯拉夫主义，即俄国斯拉夫派的主张，是19世纪30年代俄国地主阶级内部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反动的“自由主义”派别所宣扬的思想，以后发展成为一种思想体系。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接过了斯拉夫人的泛斯拉夫主义旗号，继承了本国斯拉夫主义的基本论点，发展为俄国泛斯拉夫主义。它竭力宣扬俄国对斯拉夫人保护的思想，宣扬以俄国沙皇为首的斯拉夫人的联合，是一种地地道道宣扬俄国侵略扩张的理论。至19世纪70年代以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的活动已无声无息，十月革命后正式终结。沙皇俄国争夺欧洲霸权是其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重要方面，80年代以来，国内有不少论文分析了这方面的问题，谢有实的《17—19世纪中叶沙俄对欧洲的争夺及其霸权的确立》[9]，王新的《东方问题的产生与俄国的黑海—巴尔干政策》[10]，韩承文、徐云霞的《沙皇俄国镇压1848年欧洲革命的三个阶段》[11]等，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证。对于俄国在亚洲的扩张，包括对中亚、西亚、东北亚，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近年来这方面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发表的论著也最多，这方面题目大家接触较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1] 赵辉杰，《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与俄国帝国主义的特点》，载《苏联历史》，1983（2）；范达人：《论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载《北京大学学报》，1981（5）。

[2]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8）。

[3] 《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88（9）。

[4] 《十月革命与历史的选择性》，载《历史研究》，1988（5）。

[5] 《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4）。

[6] 《关于“彼得大帝遗嘱”的疑案》，载《百科知识》，1980（4）。

[7] 《河南大学学报》，1986（4）。

[8] 《南开学报》，1986（2）。

[9] 《史学集刊》，1982（1）。

[10] 《历史研究》，1980（2）。

[11] 《世界历史》，19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