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1856年欧洲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战争以英、法、土耳其（后来有撒丁王国参加）为一方，以俄国为另一方。这次战争是欧洲列强在近东长期争夺的结果，是他们在“东方问题”上多年酝酿的矛盾的爆发；同时它又是19世纪国际关系史的重要转折点，并对19世纪后半期的国际关系，对欧洲、亚洲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克里米亚战争是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复杂的历史问题。

一百多年来，欧、美及俄国学者对这次战争进行了大量研究，公布过许多重要资料，也发表过不少专著。[1]这许多研究成果给我们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和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是，因为对战争起源与战争责任问题的研究，与研究者所持的政治立场与态度有密切联系，因而总是不能不受一定的限制。比如西方有些著作在分析克里米亚战争的原因及责任时，只着重揭露尼古拉一世夺取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的野心。而另一些以较为“客观”的立场和面目出现的著作，也受其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影响，或者限于从外交活动和文件往来中考察交战各国政治活动家的动机；[2]或者从公众舆论及人们的心理状态去捉摸战争爆发的原因；[3]因而他们对战争责任的指控总是很难令人信服。于是，有的著作尽管做了大量研究，最后只能得出“所有主要强国都希望和平”[4]的结论，而把战争的发生归之于领导人的误解或者判断的错误。20世纪30年代，英国“东方问题”专家，研究克里米亚战争的著名权威H.坦帕利感到这个问题的棘手，他只好宣称：“克里米亚战争的起源还没有被完全揭示。”[5]苏联学者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起源问题的研究，都是着重揭露拿破仑三世的“战争阴谋”和英国的“狡诈外交”（特别是指责帕麦斯顿和斯特拉福德·坎宁子爵的煽动）。塔尔列院士的《克里米亚战争》一书，曾引用大量经济材料，在分析战争的经济背景上还是比较好的，但书中也是强调英法的责任为多。

因此，对克里米亚战争经济导因的认真研究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弄清战争的真正责任和性质。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在研究战争问题上的基本要求。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排除思想动机、心理状态、战略目标等因素在引起战争中的作用，但是，这些因素归根到底以一定的经济利益为背景，并直接或间接由这种利益所决定。“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6]而一定的政治总是为一定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因此，研究战争的起源，自然首先要研究引起战争的经济利益问题。

克里米亚战争的经济背景，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并加以分析的。早在19世纪50年代，即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夕，马克思、恩格斯就分析了英、俄在近东经济利益的对抗，指出：“这两个国家在东方现在和将来都永远是死对头。”[7]而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分析一直没有给予重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才有人涉及这个问题。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马、恩一直住在英国，他们密切注视着战争的动向，仔细分析并报道了战争的每一步进展，写了数十万字的著作。这些著作于1897年在英国曾以《东方问题》为书名出版（1969年有纽约新版）。马克思、恩格斯详细分析了欧洲列强在近东互相竞争的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和军事原因。特别是对克里米亚战争的经济动因的分析，指出了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在欧洲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们怎样成为英、俄争夺的目标。西方学者现在也承认，对于克里米亚战争的经济动因的分析，是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来的。[8]恩格斯在《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一文中指出：三分之二的欧洲（即德国以东地区）在出口和商品交换上都有天然的纽带与黑海联结起来，而且这些国家又主要是农业国，产品分量大，运输必然以水运为主。这些产品全是在黑海港口装船运往西欧。而君士坦丁堡，特别是特拉比曾德，又是同亚洲内地包括两河流域、波斯、中亚等地进行商队贸易的中心，所以特拉比曾德的贸易“是俄国和英国在亚洲内地的利益冲突之源”。1840年以前，俄国在这个地区几乎一手垄断了外国工业品的贸易。而在40年代，在阿富汗战争和英国征服信德和旁遮普（全部征服印度）以后，正是英国国内完成工业革命的年代。“迫切需要不断扩大贸易，这个Fatum（厄运）像幽灵一样逼着现代的英国……这种无法缓和的需要，逼着英国的贸易从印度河和黑海这两个方面同时向亚洲内地进攻……俄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战场，从印度河流域转移到了特拉比曾德”……英国对土耳其的贸易出口从1840年到1851年从144万英镑提高到354.8万英镑。[9]而运到黑海港口的至少要占三分之二。这整个不断增长的贸易都取决于控制黑海海峡的国家对英国是否可靠。恩格斯同时也分析黑海海峡的战略地位，指出了列强争夺的军事上的原因。这篇文章发表于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夜的1853年。整个战争的进程和结果都证明了恩格斯分析的无比正确。

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在克里米亚战争过去四分之三世纪以后，才有人对克里米亚战争前的经济情况作出分析，这就是普尔伊尔在1931年出版的《英国，俄国和海峡问题》和1935年出版的《远东的国际经济和外交》。他揭示了英国在近东政治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近东总是在整个英国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10]，同时直率地指出：英国努力把俄国从近东市场、把法国从埃及排挤出去，并加强其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普尔伊尔的著作曾被R.J.克纳评论为是“对克里米亚战争经济背景的第一次彻底的分析”。这里需要指出两点：第一，所谓“第一次”的提法显然是政治偏见。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早已做出深刻分析。第二，普尔伊尔所提的经济背景，只是讲列强在近东的经济矛盾，还不是论证战争的原因。例如，关于英国把法国从埃及排挤出去，就是同盟者之间的矛盾，而且他强调克里米亚战争不是列强争夺在近东影响的斗争，而是英、俄争夺印度的斗争。后来的一些著作，如塞顿·沃森的《不列颠在欧洲》，坦帕利的《英国和近东·克里米亚》，虽曾利用普尔伊尔的某些分析，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战争的经济原因进行认真探讨。相反，坦帕利等人却认为“战争总是为了经济利益，这个观点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找不到支持。国家的雄心壮志、竞争和恐惧，是推动各国走向已被证明为一切严峻的斗争的动机。”[11]他们在这里把心理因素提到战争原因中的决定性位置，显然是因果混淆，本末倒置。人们要问，究竟是什么决定这些“雄心壮志”等等动机的呢？大量材料证明，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什么“国家的雄心壮志、竞争和恐惧”，归根到底，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利益所驱使（当然这里并不排斥某些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个人因素所曾起的作用，那是需要另外加以论证的）。下面，我们就几个主要国家（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法国）在近东和巴尔干经济利益对立的主要事实作一分析。

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及战争期间，英国的东方政策是政治与经济利益密切联系的最典型的现象。英国东方问题学者F.E.贝利甚至指出：“英国对近东问题政策的发展，在希腊独立战争到克里米亚战争这一时期是历史和经济相互密切联系的最好榜样。”[12]他举出这样一个事实；1827年，坎宁曾与俄国合作干涉希腊独立，而25年以后，帕麦斯顿与罗素甘冒与俄国战争的风险去“防止土耳其帝国的崩溃”。能够说明这一变化的，在极大程度上是经济事实。简单说来，就是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这25年间，英国对土耳其的海外贸易的发展。推动英国在东方与俄国对抗，并最后导致宣战的经济方面的原因，我们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四点：

第一，19世纪上半期，英国国内工业革命迅速发展，到40年代已完成了工业革命。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扩大市场和原料来源地，对东方的贸易迅速增加。英国对土耳其贸易增加情况可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1825—1852年英国出口到土耳其的货物增加了七倍多（最高数字是1848年，达到11186524镑），而英国从土耳其进口的货物中主要是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特别是英国从土耳其（包括多瑙河公国及埃及）进口的粮食迅速增加。自18世纪以来，英国进口的粮食主要购自俄国，19世纪40年代以后有了变化。1852年统计，英国从俄国进口的粮食是957000俄石（1俄石=209.21公升），而从土耳其（包括多瑙河公国和埃及）输入的粮食则达1875000俄石，几乎超过俄国一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英国进口的最高级的好麦子则几乎都是俄国的。在1852年从俄国进口的957000俄石粮食中，有706000俄石是小麦）。而英国进口的粮食（包括从俄国进口的）又大部分都是经过土耳其的黑海海峡运来的。据战争前夜的1852年统计，英国进口小麦有59%要经过黑海海峡运送。[13]所以，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有日益增多的去近东的商人和旅行者，回来后鼓吹土耳其在商业上和战略上对英帝国的重要性。

第二，研究克里米亚战争的背景不要忘记40年代英国占领印度这一事实。克里米亚战争问题，对英国来说又与印度问题密切相关，正如英国外交大臣罗素勋爵在战争前夕所说的：“如果我们不在多瑙河阻挡俄国人。我们将不得不到印度河去阻挡他们。”1849年英国吞并旁遮普邦后，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印度对于英国的意义，已有“英国女王王冠上的宝石”，这一恰当的比喻。但是英国到印度去的道路，一直是一个问题，因为绕过非洲南端开普去印度的航船要5～8个月才能到达。第一艘蒸汽船“企业号”从英国经开普到加尔各答航行了一百一十三天，而且这一路又要冒极大风险，常常是全部货物被风暴吞没于大海，有时沿线还要遇到海盗。因此，还在1784年，就有以乔治·巴顿为首的少数英商在探寻通往印度的捷径。[14]到19世纪30年代，随着东方贸易的增长，频繁的往来，这个问题更加急迫地提到英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上，下院专门设立一个委员会，选择一条通往印度的捷径。当时，可供选择的方案有两个：一个是在苏伊士海峡修一条运河，另一个是水陆联运，自地中海东岸修铁路，经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利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进入波斯湾，这是一条更短的路线，这一条线不仅更直、更短，而且可以避免通过红海和阿拉伯海（那里一年有四个月的强烈季风）。帕麦斯顿就是这一路线的积极支持者，他曾反对修运河的方案。这两个方案涉及的地区主要是土耳其苏丹的属地。因此，自30年代以后，英国对外政策更加注重东方问题。奥斯曼帝国的命运与英国在东方的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它不能吞并的时候，它就极力维持现状（Status Quo）。

第三，英、俄在中亚和波斯的贸易战，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激烈的程度。1841年10月2日，英国驻彼得堡大使布鲁姆非尔德写给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的报告说：“在欧洲一致认为，俄国的工业制品是粗劣的，因而它唯一能找到的销路是亚洲；而俄国给本国手工工场实行保护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排挤英国在东方的更多的廉价产品……俄国对这些国家的接近对英国的贸易有深刻影响。”[15]英国商人对中亚国家，波斯及黑海沿岸（那里的毛皮、畜牧产品、铁制品等）的贸易，是在困难的条件下与俄国商人进行竞争。英国在特拉比曾德和埃塞鲁姆的外交代表和英国大商人都向伦敦有关方面报告。在1845—1846年后，俄国给予英国对波斯贸易的打击，已提到重要位置。而且，如果俄国再破坏了土耳其的独立，英国将完全失去黑海贸易，英国对波斯（特别是对波斯北部的富庶省份）贸易将被割断。因为经波斯湾到北方去要经过浩瀚的盐咸无水的沙漠地带。

第四，1829年亚得里亚堡条约以后，多瑙河两公国粮食的自由出口和俄国对两公国影响的加强，构成了俄国与英、土、奥地利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两公国被称为“多瑙河的粮仓”。过去，土耳其只允许两公国按固定价格把粮食卖给它，而不许出口。亚得里亚堡条约后，取消了这种限制，因而两公国的对外（主要是向英国）的粮食出口猛增。1851年，两公国出口的粮食已相当于俄国出口的数字，英国粮商坐镇加拉兹和布勒伊拉收购大批粮食运往英国。但是，在亚得里亚堡条约后，俄国扩大了在多瑙河两公国的影响，尼古拉一世实际上成为两公国的“保护者”，这一点他连在外表上也不掩饰。多瑙河口小岛上的苏利纳镇属于俄国，俄国控制了对通过多瑙河口的全部贸易的监督。这种情况使英国商人以及英国、希腊、奥地利、土耳其的船主都非常不满，他们怨恨俄国当局阻碍黑海和多瑙河的自由交通，以及在多瑙河口的狭窄的淤塞部分以各种方式人为地停止疏浚工作。这种不满以奥地利和英国的商人为甚。所以帕麦斯顿一直认为，英国和奥地利在多瑙河公国的经济要求是完全吻合的。英、奥有一致的切身利益要求保存奥斯曼帝国，并阻挡俄国进入巴尔干。

在克里米亚战争以前，俄国向黑海、巴尔干地区的扩张以及在波斯和中亚地区与英国的商业战，同样是克里米亚战争经济动因的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对黑海和巴尔干地区的扩张，是俄国一贯的战略目标。但自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南方吞并了克里米亚使俄国进入黑海以来，亚速海、黑海港口成为俄国粮食出口的最重要孔道，而正是这一点成为尼古拉一世几次要瓜分奥斯曼帝国、向君士坦丁堡和海峡进军的最重要的原因。

19世纪上半期，农奴制俄国有一个非常矛盾的经济现象。我们看到，一方面在农奴制束缚下，农业生产率极低，据1861年改革前的多次统计，农业收获量平均只相当于种子的3.5倍，而且半个世纪内没有一点增长。全国粮食收获量在四五十年代每年约25000万俄石（约合20～22亿普特）。但是因为农奴的极端贫困，国内商品市场极为狭小，粮食的直接生产者农民在挨饿，而每年却有1000～1200万俄石的“剩余”和“储存”粮食掌握在地主和商人手中。[16]所以，俄国每年有大量粮食出口到西欧（首先是英国）。而这些粮食大部分是经过南方黑海、亚速海港口运出的。从纳瓦林战役前夜的1826年到“圣地争端”前夜的1851年这二十五年内，俄国从波罗的海和白海港口输出的粮食总共30536070俄石，而同一时期经过黑海港口输出的粮食总共是56415036俄石。特别要指出的是，输出的粮食中最有价值的品种小麦，绝大部分是由黑海输出的。经北方的白海和波罗的海输出的3050多万俄石的粮食里，小麦只有405万俄石多一点，而黑海、亚速海输出的近5650万俄石粮食中，小麦即占了5204万俄石还多。[17]

在南部港口中占最重要位置的是奥德萨，在这二十五年里，上述经过南方港口输出的650万俄石粮食中，奥德萨占了3181万俄石还多，即超过1/2。经奥德萨输出数字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迅速增长。1824年—1836年平均每年输出粮食865921俄石。1832—1840年平均每年1029706俄石，1841—1846年平均每年1371024俄石。而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在1847—1852年，平均每年2034696俄石。从其他黑海和亚速海的港口，如叶甫巴托里亚、菲奥多西、刻赤、别尔金斯卡、马里乌堡、塔干罗格、顿河——罗斯托夫等，虽然每年也都有较快增长，但大大比不上奥德萨。[18]

自从1829年亚得里亚堡条约以后，多瑙河两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粮食大量出口，成为俄国粮食输出的有力竞争对手，而俄国从它在多瑙河港口伊兹梅尔和勒因运出的小麦，在1837—1839年则减少了几乎两倍。[19]俄国《内务部日志》针对两公国的出口竞争问题写道：“在这种情况下，一想到这里的港口以及南俄和西部俄国这些占优势的农业的未来命运，因忧虑而不由得内心紧缩起来。”[20]但是，由于1829年后俄国在政治上扩大了对两公国的影响，特别是对多瑙河口贸易的监督，这种政治地位不仅使俄国有可能决定从布勒伊拉和加拉兹运往奥德萨的粮食，而且能够借此施以压力，因而大大减轻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粮食竞争的不利后果。所以，南俄的地主和南部港口的俄国商人，极力推动沙皇政府推行向黑海巴尔干大力扩张的政策。这不能不与土耳其、奥地利，英国产生尖锐的利益对抗。在多瑙河公国的问题上更为显著。1853年7月，俄国出兵占领多瑙河两公国，是导致土耳其对俄国宣战的决定性因素，而正是俄国对两公国的占领，也决定了奥地利对俄国的“背叛”。这里除了“利益”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法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对土耳其的贸易，在英国之后居第二位。战前平均每年（以1846年为例，因为当时有相对完整的统计）输出到土耳其的商品为24989000法郎，而从土耳其输入的商品为52867000法郎。英国战前输出到土耳其的商品平均每年5800万法郎，并且还有经土耳其属地运往波斯的商品每年5000万法郎，而从土耳其输入商品为3000万法郎。

克里米亚战争使法国对土耳其的贸易额大大提高了。从1836年到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的1856年，这二十年内，从法国输出到土耳其属地的商品从1700万法郎提高到9000万法郎，而从土耳其输往法国的商品（主要是原料）则提高到更大的程度，即从1950万法郎提高到13200万法郎，可以断定，战争急剧地加强了法国同土耳其和立凡特地区的贸易。作为克里米亚战争的导火线“圣地争端”，对于拿破仑三世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的政治需要；但是，这次战争为法国资产阶级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市场，这同样是不待言的。

奥地利对土耳其的贸易额在英、法之后居第三位。战前平均每年输出到土耳其的商品为2600万法郎，而从土耳其输入的为4250万法郎。奥地利对土耳其属地的经济渗透，主要是在与其毗邻的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首先是多瑙河两公国。所以，奥地利关心的问题主要是在这里。俄国对多瑙河口的控制，早已引起奥地利的不满。奥地利的商人在克里米亚战争前的十数年间，一直不断地向本国在这些地区的领事们诉苦，但是在1848年以前，梅特涅只能客气地向尼古拉一世暗示一下多瑙河两公国对于港口的主权，而在1849年尼古拉出兵帮助奥地利镇压匈牙利革命以后，奥地利更加谈不到保卫它在这一地区商业利益的外交斗争了。但是，利益的对立日益加深。当1853年俄国直接出兵占领多瑙河两公国的时候，奥地利出于自身的利害，不能不坚决反对了。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对尼古拉一世的“极端忘恩负义的行动”[21]。

从上述简单的经济背景已可看出，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主要欧洲列强英、法、俄、奥，对于土耳其在近东和巴尔干的属地都有直接的经济利益，他们长期以来在这里激烈争夺并最终导致一场大规模战争。他们进行战争的目的，既不是如英国政府所声明的那样，是为了“保卫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抵御俄国的侵略”，[22]也不是如拿破仑三世在立法团的演说中所说的，是为了“保卫基督教徒的权利”“帮助奥斯曼帝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法律，正义和文明”[23]，更不是像俄国所声明的那样是为了“恢复奥斯曼苏丹统治下的东正教臣民的权利”。[24]他们所关心的是近东、巴尔干、波斯和中亚的贸易，地中海通往印度的道路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的地位。

这里指出这样的事实，并不是想对战争责任作简单的处理，在分析战争的原因及责任时，只讲经济背景，不要人物活动，使他们的政府逃避战争责任；也不是想使战争的责任人人有份，所有参战方都来分担，如坦帕利在《克里米亚》一书对“克里米亚战争的责任”所做的“总结”那样，土、奥、法、英、俄各有一份责任，甚至连土耳其也要负战争责任。[25]我这里想说明，只有首先弄清了这一背景，在分析各国的战争责任时，才能恰如其分，而不至把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归结为个别人物的挑动，更不是只要别国政府负责，本国政府则可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指明某人为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容易的，仅仅这样做，那实际是夸大了个人的作用，因为任何政府的个别政治人物，都只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当然，他们个人的性格、教养和素质等在某种场合能起一定作用，但这些归根结底还是要受一定的阶级利益所支配。

承认了这样的前提，我们在分析具体历史事件时，当然应该指出当事者应负的某种责任。如拿破仑三世重新挑起“圣地争端”；尼古拉一世派缅什科夫出使，以及后者在君士坦丁堡的挑衅行为和俄军对多瑙河两公国的占领；帕麦斯顿、罗素、克拉伦登、斯特拉福德·坎宁进行的反俄煽动；俄军在锡诺普消灭土耳其舰队；拿破仑三世敦促英国联合进入黑海；尼古拉一世拒绝英法的通牒等等，这里的每一步都使战争更加临近。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其应负的战争责任。这样的事实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但是，在研究战争的原因时，我们的任务不应该仅限于这样做，我们应该更深入地揭示引起战争的经济动因，从而找出战争的规律性。这是唯物史现在研究战争问题上应该解决的任务。

[1] 西方出版的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专著很多，书目不能一一列出，20世纪著名的著作如：H.坦帕利：《英国和近东：克里米亚》，伦敦，1931。V.J.普尔伊尔：《英国俄国和海峡问题》，伯克莱，1931；《近东的国际经济和外交》，斯坦福，1935年。七十年代以来又有A.J.巴尔克的《虚荣的战争，1854—1856》，伦敦，1970；菲力普·瓦尔奈的《克里米亚战争——一个重新估价》，伦敦，1972。

[2] 如前引坦帕利《英国和近东》一书中，关于克里米亚战争责任一节的论述（见507～518页）。

[3] 如格里森认为克里米亚战争的发生是由于“英国人民的反俄情绪”影响了政府（《不列颠反俄运动的开端》，1页，剑桥，1950），转引自苏联《历史问题》，1968（3），格奥尔基耶夫：《英美资产阶级关于东方问题的史学》。

[4] B.D.古奇：《一百年来关于克里米亚战争起源问题的历史编纂学》，载《美国历史评论》，1956—1957卷，第3期。

[5] B.D.古奇：《一百年来关于克里米亚战争起源问题的历史编纂学》，载《美国历史评论》，1956—1957卷，第3期。

[6] 列宁：《战争与革命》，见《列宁选集》，第3卷，7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16页。

[8] B.D.古奇：《一百年来关于克里米亚战争起源问题的历史编纂学》，载《美国历史评论》，1956—1957卷，第3期。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6页。恩格斯引用的是当时英国伦敦《经济学家》杂志的统计数字。据F.E.贝利《英国政策和土耳其改革运动》（伦敦，1942）一书所引材料，同一时期英国对土耳其出口从367万镑上升到748万镑。

[10] 如格里森认为克里米亚战争的发生是由于“英国人民的反俄情绪”影响了政府（《不列颠反俄运动的开端》，1950年，剑桥，第一页），转引自苏联《历史问题》，1968年，第3期，格奥尔基耶夫：《英美资产阶级关于东方问题的史学》。

[11] A.J.格兰特和坦帕利合著：《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欧洲》，270页，伦敦，1945。

[12] 见前引F.E.贝利书，63～64页。

[13] 见塔尔列：《克里米亚战争》第1卷，51～55，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

[14] 见前引F.E.贝利书，65页。

[15] 见塔尔列：《克里米亚战争》，第1卷，51～55页，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

[16]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中文版），第1卷，558～559页。

[17] 见塔尔列：《克里米亚战争》，第1卷，51～55页，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

[18] 见塔尔列：《克里米亚战争》，第1卷，51～55页，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

[19] 见塔尔列：《克里米亚战争》，第1卷，51～55页，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

[20] 见塔尔列：《克里米亚战争》，第1卷，51～55页，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

[21]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42页。

[22] 1854年3月28日，英国政府宣战声明。引自《大不列颠对外政策和帝国的扩张》（文件汇编），第3卷，纽约版。

[23] B.D.古奇：《一百年来关于克里米亚战争起源问题的历史编纂学》，载《美国历史评论》，1956—1957卷，第3期。

[24] 乔治·沃尔纳茨基：《俄国历史资料集》，第2卷，539页，伦敦，1972。

[25] 前引贝利书第507页，他认为“土耳其的主要责任在于他拒不接受‘维也纳照会’”。这样，便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