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1849年欧洲革命被镇压之后，欧洲大陆的情况是：奥地利因有尼古拉帮他镇压匈牙利革命而得救，新即位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又是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尼古拉认为他会完全听命于自己。用尼古拉的话来说：“我说到奥地利时，也就和说到俄国一样。”[1]而“普鲁士是一个甚至在1849—1850年挨了耳光之后仍然忠诚不贰的唯一的附庸。”[2]法国经过1848年革命，刚刚恢复被破坏的“秩序”，还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权。剩下一个最大的对手英国，国内也有一部分“俄国派”（一部分托利党的保守贵族，主张联俄反法）。尼古拉一世踌躇满志地以为，在欧洲大陆上，他可以依靠普奥的忠顺，孤立法国；再同英国缔结一个协定，迫使土耳其完全屈服于沙皇的意志。这是向君士坦丁堡和海峡进军，夺取“沙皇格勒”以实现先朝遗愿的大好时机。

但是，尼古拉一世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看不到19世纪中叶欧洲形势的本质，也无视俄国国内社会阶级矛盾的发展。如恩格斯所分析的：“（1848年）二月革命终究是沙皇政府的第一声丧钟，浅薄的尼古拉的狭隘心胸，消受不了这意外的福分；他过分性急地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英法都去援助土耳其，奥地利则热衷于［以其极端忘恩负义的行动震惊世界］。”[3]

19世纪中叶，工业资本主义已经在英、法取得完全统治，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也取得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斗争尖锐化了。英国在四十年代已完成工业革命，五十年代成为“世界工厂”。英国对土耳其的商品输出，1850年比1840年增加一倍半以上。尼古拉一世企图夺取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野心与英国资产阶级对亚洲市场的追逐发生尖锐冲突。

奥地利本应感激尼古拉一世的“救命之恩”。但是年轻的小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在华沙会见沙皇时的恭顺，并不能掩盖俄奥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对立。因为俄国的扩张不仅影响了奥地利控制多瑙河航运的企图，而且阻碍了奥地利对巴尔干半岛的经济渗透，同时也加剧了奥地利境内斯拉夫人民的民族运动。

法国原是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老对手，19世纪中叶，由于国内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加觊觎埃及和叙利亚。而路易·波拿巴上台称帝时，又因尼古拉在贺信中不愿称他为“拿破仑三世”（因为维也纳会议曾剥夺波拿巴家族当法国国王的权利）而使俄法关系闹得很僵。

至于普鲁士，因沙皇阻挠德国统一，使资产阶级非常不满，而普鲁士政府对君士坦丁堡和海峡也不那么积极，不愿充当俄国的同盟者。

尼古拉一世因1848—1849年用刺刀取得的胜利而昏头昏脑，实际上，他在即将到来的列强之间的角逐中所面临的形势是完全孤立的。不仅如此，沙皇的政策还遭到欧洲一切革命力量的反对。国内农奴制危机又极为严重，工农业生产落后，人民生活极为痛苦。农民运动、民族运动和革命民主主义的发动使政局不稳。但是，国内危机愈加尖锐，尼古拉一世就更加指望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为了在国内实行专制统治，沙皇政府在国外应该是绝对不可战胜的；它必须不断地赢得胜利，它应该用沙文主义的胜利热狂，用征服愈来愈多的地方来奖赏自己臣民的无条件的忠顺。”[4]尼古拉一世的东方政策更加活跃起来了。

1849年8月25日，沙皇政府和奥地利政府照会土耳其苏丹，要求引渡匈牙利和波兰革命流亡者（1848年革命被镇压后有三千六百名匈牙利人和八百多名波兰人流亡到土耳其），并以战争相威胁。土耳其在英、法支持下拒绝了这一要求。英国的地中海舰队于1849年1月以“天气不好”为借口开进了达达尼尔海峡。尼古拉见势头不妙，撤回了这一要求。

1853年1—2月，尼古拉先后四次和英国驻彼得堡大使谈判瓜分土耳其的问题，英国不愿看到俄国控制黑海海峡并出现在地中海，那将威胁到它通往东方的道路，而希望把土耳其作为在东方阻挡俄国势力的一道栅栏，所以对瓜分反应冷淡，再次作罢。

在这同时，俄、法之间为了争夺基督教圣地巴勒斯坦伯利恒圣诞教堂的钥匙问题[5]发生了纠纷。形式上是东正教与天主教争夺圣地管理权，实际上是俄、法内外政策的需要。“保护”东正教徒一直是俄国对土耳其扩张的主要借口之一。尼古拉一世时期俄国更加紧在土耳其境内各东正教团体中活动，尼古拉曾亲自捐赠巨额款项，主要目标是耶路撒冷。争夺圣地也就是要取得永远干涉土耳其的权利。对于拿破仑三世来说，一是为了讨好国内的天主教徒，巩固其刚刚窃取到的政权；二是为了加强法国在东方的影响；三是为了利用教会之间的矛盾，拆散俄国与英、奥之间的联系，促使他们分离。争执于1850年炽热起来，到1853年达到**。

1853年初，俄、法两国都对土耳其施加压力。土耳其苏丹阿卜杜拉·麦几德作了有利于法国的让步，把伯利恒教堂的一个正门的钥匙交给了天主教修道士，尼古拉一世说这是小拿破仑关于“称号”问题的“报复”。他一面动员了两个军团的兵力集中于比萨拉比亚，一面派出以特使缅希科夫为首的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随员是驻比萨拉比亚第五军团司令和黑海舰队司令。

1853年2月28口，缅希科夫到达君士坦丁堡，态度蛮横已极，他声言不愿和土耳其外交大臣谈判，说该大臣亲法国。苏丹只好改换新的外交大臣才开始了谈判。缅希科夫提出要土耳其承认苏丹统治下的一千二百万东正教臣民受俄国保护，并缔结一项类似1833年的条约，限五天内答复。各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外交官评论说，这就是要使尼古拉一世成为土耳其的“第二苏丹”。土耳其政府被迫对圣地问题作了一些让步，但拒绝了其他威胁土耳其独立的要求。

1853年7月3日，八万名俄军在哥尔查可夫的率领下越过普鲁特河，占领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英国和法国的地中海舰队同时奉命开到达达尼尔海峡外面的比西开湾。俄国面临着它多年来力图设法避免的英、法联合对抗的形势。

1853年11月1日，尼古拉一世向土耳其正式宣战。在多瑙河上开始的这场俄土战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对于俄国人来说，这是实现传统的野心的战争。对于土耳其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战争。11月30日，土耳其舰队在黑海南岸的西诺波被俄国舰队歼灭。1854年1月4日，英、法两国联合舰队进入黑海；3月28日，英、法正式对俄宣战。

战争开始后，在双方力量对比上，俄国处于劣势。由于农奴制俄国生产技术落后，军事装备和训练、交通运输和供应都极差。英、法军队使用的是远射程大炮，新式步枪和蒸汽战船；而俄军使用的仍是老式枪炮和帆船。据统计俄国军队百分之九十五使用的仍是旧式滑膛燧发枪，射程只有三百步远。俄国总共有蒸汽机船二十四艘，而英、法和土耳其共有二百八十一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俄国所面临的是一个生产方式落后的民族对几个具有现代生产方式的民族的一场无望的战争。

欧洲的革命者都希望这次战争成为打击“欧洲的宪兵”、摧毁沙皇制度的战争。但英、法资产阶级害怕战争的这一革命结局。他们只希望打击一下俄国在东方的野心，以巩固自己在君士坦丁堡的地位。英、法摆出架势要从克里米亚半岛向俄国腹地进军，恩格斯曾分析说这是一场“假象的战争”。但对于尼古拉来说，这里交通不便，补给困难，俄国技术落后，这却又是一场“认真的战争”。

1854年9月14日，英、法、土耳其联军六万二千人在克里米亚半岛欧巴托里亚登陆。19日进攻塞瓦斯托波尔。冬季到来时，暴风雪给联军的进攻带来困难，克里米亚俄军指挥缅希科夫报告沙皇，“联军人马在运输途中大量死亡。”尼古拉一世得讯后大受鼓舞。他决定乘机反攻，夺回欧巴托里亚。他亲自督促垂头丧气的前线人员发动反攻。当时缅希科夫指挥的俄军共有十万人，联军有十二万人。1月底，缅希科夫匆忙命令赫鲁列夫率领一万九千人进攻欧巴托里亚。但因士气低落、气候恶劣，准备不足，俄军遭到高地联军的炮击而一败涂地。从塞瓦斯托波尔前线派往彼得堡报告失败消息的信差，星夜兼程于2月14日晚到达冬宫，当晚把欧巴托里亚失败的消息报告给沙皇。尼古拉于15日下午免去缅希科夫的职务，任命那个多瑙河战场的败将哥尔查可夫来接替。18日上午，冬宫突然传出了尼古拉一世皇上“病死”的消息。

我们这里不想对尼古拉一世的死亡原因多所引述。他死在由他继位以来的东方政策所酿成的克里米亚战争的最终失败之前，又在他亲自布置的欧巴托里亚战役的失败之后，这乃是他一生霸权事业的一个象征性的结束。

其子亚历山大二世受命于俄罗斯国家多事之秋，他从乃父手中继承了一个可悲的任务，就是结束一场没有指望能够取胜的战争。1855年9月，塞瓦斯托波尔经过一年的围困，终于被联军攻克。这一重要事件，决定了战争的结局。尽管如此，由于俄国利用英、法两个同盟国之间的矛盾，拿破仑三世不愿看到英国的过于强大和俄国的过于削弱，最后在1856年订了个一对俄国“条件极为宽大”的《巴黎和约》。

但是，《巴黎和约》毕竟给沙皇俄国的霸权政策一个沉重的打击。它禁止俄国在黑海保有舰队，并拆除黑海沿岸的军械库；俄国把比萨拉比亚南部归还摩尔达维亚；放弃对多瑙河两公国和对塞尔维亚的保护权，以及对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的保护权。

“尼古拉二十五年来夜以继日地苦心经营的事业被埋葬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废墟中。”[6]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惨败，是农奴制专制制度的失败，是沙皇侵略扩张政策的失败。它沉重地打击了沙皇政府的嚣张气焰，使沙俄从欧洲大陆霸权的顶峰上跌落下来，结束了沙皇向中欧和东南欧各国君主发号施令的局面。这是沙皇俄国在侵略扩张的道路上遭受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这个无情的史实告诉人们：自己腐朽落后，不得人心，而又要对别国发号施令，称王称霸，其结果会落个什么样的下场！

“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给自己丢了丑，前所未有过的觉醒时期开始了。”[7]

[1] M.安德生：《东方问题》，118页，1974年伦敦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4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4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44页。

[5] 根据土耳其1740年与法国订的条约和1774年与俄国订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土耳其帝国境内的罗马天主教徒受法国保护，而东正教徒则受沙皇保护。伯利恒是巴勒斯坦一个小镇，在耶路撒冷南约五公里，为耶稣诞生地。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696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