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资本主义制度已在西方主要国家建立，而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专制的国家。农奴制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农民无丝毫人身自由，而且连手工工场的工人也大部分仍是缴代役租的农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农奴制危机已经暴露。由于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和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的影响，20年代初，在俄国产生了第一代“贵族革命家”——十二月党人。一些青年贵族军官，起来反对专制制度，准备发动起义。正在这时，1825年11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南俄旅途中突然身死。亚历山大一世无子，皇位应由其二弟康士坦丁继承。亚历山大的幼弟尼古拉玩弄权术，要求康士坦丁放弃王位，并要臣民向他宣誓，引起国内不满。十二月党人趁机发动起义。尼古拉还没有来得及即位，就慌忙调集炮兵用开花弹轰击参政院广场上的起义群众和十二月党人，极其残酷地镇压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五名起义领袖被判以“肢解”的特等罪行。由于尼古拉的“仁慈”，起义领袖们没有被肢解，而是被送上了绞刑架！就这样，尼古拉一世以“五座绞刑架”开始了他在俄国历史上三十年的罪恶统治。

尼古拉自幼所受教育极为贫乏。他的宫廷教师兰姆斯道夫（库尔兰人）向他传授的是普鲁士军事讲练和国家警察制度那一套，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又是他的岳父。所以尼古拉从幼年起对军事警察制度颇为熟悉，在其长兄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他就统率过禁卫军旅，以其极端粗野、刚愎自用而引起普遍痛恨。他自己曾说，他只有在兵营里才快活。他说：“这里的规则是严格的，有绝对的合法性，没有推论，也没有反驳。”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曾指出，尼古拉“从才干、教养和内心世界来说，他不过是一个士兵。”

尼古拉一世上台前后，俄国历史日程上提出的任务是，废除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民主改革。从国际环境来说也是有利的，因为从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到克里米亚战争以前，欧洲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国际战争。俄国这个欧洲最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本应利用这段相对和平的有利时间，致力于内部的改革，消除落后状态。然而，作为农奴主贵族头子的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他们都反其道而行。他们不是从改革而是企图从对外扩张中找到摆脱内部危机的道路，所以把全部精力用在反对革命运动、进行扩张的活动上。亚历山大一世在维也纳会议以后，曾作为“神圣同盟”的盟主，奔忙于欧洲各地，策划镇压各国革命。有一首诗讽刺他“全部生活在旅途中度过，并且死在塔干罗格”（南俄一地名）。其弟尼古拉一世继位后与乃兄一样，稍有差别的是，尼古拉认为其长兄还太“谨慎”。他宣布外交政策“新原则”的基础是：奋发，果决，猛进。尼古拉更为直接的目标，是建立俄国在近东的优势地位，控制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实现历代沙皇的宿愿。在他整个统治时期，这一直是他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

尼古拉一世继位之初，正值20年代因希腊起义而引起的东方危机的紧张时刻。自从18世纪末，由于叶卡捷琳娜二世向黑海、巴尔干地区大规模扩张，引起与西欧列强之间的对抗，产生了所谓“东方问题”以来，俄国一步步扩大在巴尔干和近东的势力，与英、法、奥地利矛盾都很尖锐。奥地利的目的是要控制多瑙河下游，在巴尔干半岛北部与它邻近的达尔马提亚、塞尔维亚以及特兰西瓦尼亚等地得到经济立足点。法国早就在近东有商业利益，并在1740年条约中取得了一系列经济政治特权。从拿破仑远征埃及以来，法国一直想从土耳其手中把埃及和叙利亚夺过来，建立在地中海沿岸的优势。英国则想把土耳其变为它的半殖民地，以保证它直到印度和东方的道路畅通；同时也使这里成为它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到了19世纪，特别是1829年亚得里亚堡条约以后，英国又极想拦阻俄国向君士坦丁堡和地中海的推进。由于列强在这一地区的利害关系盘根错节，所以争夺黑海海峡和巴尔干的斗争，成为欧洲列强之间一个最为尖锐，最为敏感的问题。

1821年的希腊革命成为点燃20年代东方危机的导火线。尼古拉一世继承了亚历山大一世的政策，利用希腊人反土耳其统治的起义，来扩张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1827年4月，曾任俄国外交大臣的卡波的斯特里亚当了希腊第一任总统，引起了俄国与英、法、普、奥的尖锐斗争。特别是英国利用它在希腊资产阶级中的影响展开反击，并贷款给希腊政府，以扩大自己的势力。1831年卡波的斯特里亚遭到暗杀，俄国失去了它在希腊的优势。

在处理由希腊起义引起的东方危机期间，尼古拉一世在20年代接连发动了对波斯（1826—1828年）和对土耳其（1828—1829年）的战争。1828年2月，俄国打败波斯，签订土库曼彻条约，兼并了里海西岸大片土地。尼古拉一世从波斯腾出手来，接着就在四月份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他亲自领导俄军在巴尔干和高加索两条战线同时向土耳其发动大规模进攻。俄军越过巴尔干山，于1829年8月占领亚得里亚堡（埃迪尔内），威胁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逼使土耳其签订城下之盟——亚得里亚堡条约。俄国从土耳其手中夺得大片土地和一系列特权。多瑙河口一个可以通航的支流（苏利纳水道）和河口三角洲岛地，以及黑海东岸大片土地划给俄国；黑海海峡对俄国商船开放；俄国臣民可以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自由通商并享有领事裁判权，保证塞尔维亚和多瑙河两公国自治并受俄国“保护”。亚得里亚堡条约大大加强了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使土耳其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对俄国的依附状态中；同时也大大加深了俄国与西欧列强在近东的矛盾。

俄军之所以在土耳其首都的大门口把战争停下来，而没有立即推进到君士坦丁堡，是因为尼古拉看到当时占领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是不合时宜的，那样势必引起奥地利和英、法对土耳其领土的瓜分，而这对俄国将是不利的。战争接近胜利时，尼古拉曾专门任命一个委员会研究土耳其的形势，他们认为保存一个软弱的奥斯曼帝国暂时存在，对俄国的南部安全是必要的。后来在1830年5月俄国的一份秘密通报里说得非常清楚：“如果说土耳其政府还能存在的话，它只不过是皇帝乐于给予的那种存在。”[1]

1831年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起兵反对土耳其苏丹的统治，这又给尼古拉一世提供了一个插手近东事务的机会。阿里之子易卜拉欣率军攻入叙利亚，威胁土耳其首都。土耳其苏丹马赫穆德二世向英、法求援未果。尼古拉一世抓住这个机会，派出高加索省省长H.H.穆拉维约夫赶到君士坦丁堡去，表示俄国愿给以军事援助。尼古拉告诉穆拉维约夫说：“我想向苏丹表示我的友谊，应该保卫君士坦丁堡不受穆罕默德·阿里的侵扰。这场战争不是别的，正是由于今天笼罩欧洲特别是法国的可恶精神（指革命）的后果”，“应该拔去这个新的有害的幼芽，应该施加我们在东方事务中的影响。”[2]土耳其苏丹用“一个快要淹死的人，在绝望中连一条大蛇也要抓住”来解释他为什么要接受尼古拉一世的援助。1833年2月20日，俄国军舰开进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俄国陆军开到君士坦丁堡城郊，布防在苏丹的夏宫温开尔·斯凯列西附近。尼古拉一世的侍从武官长奥尔洛夫亲王，以全权大使及武装部队总司令身份从彼得堡来到土耳其首都，亲自视察和加强达达尼尔海峡的防御工事。1833年7月8日，俄土双方签订了为期八年的《温开尔·斯凯列西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在战时有义务互相援助；博斯普鲁斯海峡对俄国军舰开放。在秘密条款里，土耳其答应在战时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不让其他国家军舰通过。这就使土耳其苏丹成为俄国在黑海海峡的看门人，俄国可以自由通过海峡出入黑海，而又不致受到其他国家来自海峡的进犯。《温开尔·斯凯列西条约》使俄国在土耳其和黑海海峡得到了独占的特权。

俄国在奥斯曼帝国力量和影响的加强，引起西欧尤其是英国的不安。19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输往土耳其和东方的商品大量增加。俄国的南下政策，威胁到英国在整个东方的殖民利益，英、俄在波斯和阿富汗的冲突也非常尖锐。在俄国的影响下，1837年发生了波斯为夺取赫拉特对阿富汗的战争，英国非常担心俄国会夺走它在印度的战利品。英国积极展开外交攻势，1838年与土耳其政府签订了一个有利于英国的商务协定。英国并极力活动由欧洲主要国家与土耳其签订一个共同协定，来代替俄国独占优势的1833年条约。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说：“我认为把它（指1833年条约）沉没在任何同样性质的一般条约中是唯一的办法。”尼古拉一世虽然力图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在1839—1841年的东方危机中设法使西欧列强不能采取共同行动，但由于30年代以来，俄国国内矛盾尖锐，财政困难，情况很糟，无力支持尼古拉一世在这次东方危机中采取强硬政策，不得不接受西方列强对土耳其的所谓“共同保护”，而放弃1833年条约中所获得的特权。这便产生了1840年的《伦敦公约》和1841年《关于海峡中立化的公约》。公约规定由欧洲列强“一致行动”来保证土耳其不受进犯；在和平时期禁止一切外国军舰通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这就使俄国不得不在1833年条约的基础上后退一步。

但是，尼古拉一世仍然坚信，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是肯定的。而欧洲列强为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必然引起冲突，那样将会于俄国不利，所以他希望帝国的崩溃能够推迟到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时刻，以便安排好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1833年他曾向梅特涅进行瓜分土耳其的试探，梅特涅装聋岔开了话题。1844年他亲自去英国与女王对话。在与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和首相比尔的会谈中，尼古拉一再重复“土耳其是一个快要死去的病人了”，并用法国、奥地利可能要抢夺土耳其遗产来警告英国，希望英、俄安排一个瓜分这一帝国的协定。英国深知尼古拉的目的不仅想占领多瑙河公国，而主要是夺取海峡和君士坦丁堡，这是英国不愿看到的。英国不愿承担协定的约束，尼古拉试探未果。

1848年爆发了全欧洲范围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它要从根本上摧毁1815年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反动体制，同时也将摧毁俄国在这一体制上建立的对欧洲的霸权。1846年，波兰唯一没有被瓜分的城市克拉科夫爆发起义，被俄国和奥地利残酷镇压下去。1848年当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俄国时，尼古拉一世立即颁布紧急动员令，声称维护欧洲“秩序”是自己的“神圣义务”，决心“用可靠的支柱来对抗有害的无政府的猖獗。”他调集四十万大军驻扎在西部边界，准备随时行动，仅波兰一地就屯兵二十万人。1848年6月28日尼古拉一世命令俄军在南线越过普鲁特河，开进了多瑙河两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镇压了罗马尼亚人民的革命，五万名俄军留驻到1851年。1848年，匈牙利爆发反对奥地利统治的革命，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并选举了科苏特为国家元首。1849年5月，尼古拉一世和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在华沙策划镇压匈牙利革命，他立即派出二十万大兵，配合奥地利十七万军队，从东西两方夹击，使十五万匈牙利革命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匈牙利的民族独立革命遭到残酷镇压，大批革命者惨遭杀害，有的被监禁流放。

尼古拉一世和历代沙皇一样，不愿看到俄国西部出现一个统一的大国。波兰还在18世纪就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从地图上抹掉了；1848—1849年革命中，尼古拉一世极力破坏德国的统一，他不仅镇压一切想自下用革命方法统一德国的运动，也极力反对普、奥两家王朝用反革命方法统一德国的企图。1848年7月，尼古拉一世指示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发出一个威胁性照会，竟声称俄国政府不允许德国统一，德意志只能处在1815年邦联条例所规定的那种分裂地位，否则“迟早一定要使德国和所有邻国发生战争。”[3]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充当尼古拉的刽子手镇压了西南各邦的起义以后，试图取得在德国的领导地位，建立了一个德意志国家联盟，先后有二十九个邦加入，形成了统一的趋势。这引起了尼古拉的强烈不满。因为尼古拉所需要的是一个分裂而软弱的德国。俄国沙皇的一贯政策，是使德意志各邦处于分裂状态，并使其中最大的两个邦——普鲁士和奥地利互相牵制，互相倾轧，从而由沙皇充当仲裁人的角色。奥地利也坚决反对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计划，在匈牙利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普奥矛盾发展到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尼古拉一世又出来充当仲裁人了。1850年10月，他把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叫到华沙去，强迫普鲁士放弃其建立联盟的企图，普奥双方订立奥洛姆茨协定，恢复了1815年德意志邦联条例，普鲁士新拟的联盟宪法宣布作废。尽管普鲁士国王是尼古拉一世的内弟，也没有使普鲁士国家免受这一场前所未有的“奥洛姆茨之辱”。奥地利也没有捞到什么东西，它所提出的企图由奥地利统一德国的方案，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尼古拉一世在镇压了欧洲革命、裁决了普奥纠纷以后，使俄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达到了最高峰。俄国诗人秋特切夫赞叹道：“俄罗斯沙皇面向圣索菲娅神殿祈祷，他将‘成为整个斯拉夫人的沙皇’。”[4]英国外交大臣克拉林顿后来在议会上谈到当时的情形时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支配欧洲大陆的是拿破仑。现在的情形是这样，显然，拿破仑的地位被俄皇占有了。最低限度在这几年中，他已用各种计划和各种方法，成为欧洲大陆的立法者了。”[5]

尼古拉一世时期，还对中亚细亚进行大规模远征，征服了哈萨克，并进入巴尔喀什湖以南我国地区。在那里建立一系列碉堡线，为最后吞并中亚希瓦各汗国及我国西部大片土地做好了准备。在远东也进行了一系列侵略扩张活动。

[1] 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 《19世纪俄国史》，卷Ⅰ-Ⅱ，60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347页。

[4] E.B.塔尔列：《克里米亚战争》，卷1，6页。

[5] 鲍爵姆金主编：《世界外交史》，第2分册，142页，1950年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