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夺取君士坦丁堡的野心由来已久。自从1453年土耳其攻占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以后，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曾向基督教君主发出了对土耳其“异端”进行圣战的号召。但由于15世纪末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美洲的发现，商业中心从地中海转到大西洋沿岸。西欧很多国家忙于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活动，而与地中海、黑海贸易有直接关系的意大利商业共和国威尼斯和热那亚，因不断竞争而削弱了力量，无法联合对抗土耳其。因此，认真响应教皇号召者寥寥无几，反土耳其的同盟一直是无力的。当时的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为了“对拜占庭的遗产提出要求”，他从罗马教皇那里，娶走了拜占庭帝位的合法继承人——索菲娅公主为妻。尽管伊凡三世以拜占庭的合法继承人自居，但是，当他在位之初，莫斯科公国仍是个区区小国，而土耳其正处于它的鼎盛时期。伊凡的野心虽大，但显然是力不从心。

为此，伊凡对南方不得不讨好土耳其的藩属克里米亚汗国，甚至不惜每年支出“年贡”，以维持“友好关系”。他利用这种手段先后进行了对鞑靼、诺夫哥罗德和附近各公国，以及对立陶宛—波兰的斗争。所以到了他在位的末期，“我们就看到伊凡三世坐在独立的宝座上，身旁是拜占庭末代皇帝的公主；脚下是喀山汗，金帐汗国的余部也群集来朝；诺夫哥罗德和其他俄罗斯共和国部已屈服……惊惶的欧洲……这时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突然出现在它的东部边境而弄得目瞪口呆；甚至使欧洲发抖的巴耶济特苏丹本人也破天荒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莫斯科公国人的傲慢的语言。”[1]1497年，莫斯科公国向君士坦丁堡派去了以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普列谢耶夫为首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他向苏丹提出了允许俄国商人在亚速、卡法和其他土耳其城市进行贸易活动的要求。巴耶济特二世（1481—1512年）在给伊凡的回信里，表示愿意建立友好关系，交换使团。

从15世纪到17世纪后半期，俄国因忙于对波兰和瑞典的斗争以及对周围各公国和西伯利亚的扩张，因而对土耳其没有大规模用兵。好几代沙皇都宣扬要与土耳其保持所谓“传统的和平关系”，事实并非如此。1559年伊凡就曾派达尼尔·阿达谢夫率大军沿第聂伯河进入黑海，并在克里米亚登陆。1637年，顿河哥萨克攻占亚速，引起了苏丹伊卜拉欣在1641年夏派五万多名克里米亚鞑靼人包围亚速，斗争持续了三四个月。俄国当时没敢兼并亚速，并不是不想夺取这个要塞，而是担心因此引起与土耳其的长期斗争，这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苏联《黑海海峡》一书的作者认为：“在俄国还没有从对波兰—瑞典战争以及17世纪初的农民战争的破坏中得到恢复的时候，它能够进行这一斗争吗？”[2]所以，在1642年1月，冬宫的贵族议会否定了兼并亚速的提议。

使俄土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并进入一个新阶段的，不是始自18世纪初彼得一世向普鲁特河进军的失败，而是更早，即17世纪下半期俄国兼并乌克兰。1654年，俄国利用乌克兰人波格丹·赫美尼茨基反波兰人的起义，派军进攻波兰，1667年签订安德鲁索夫（斯摩棱斯克附近）条约，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割给俄国，基辅（虽在河右岸）也割给俄国两年。从此，俄国的国境伸展到了黑海北岸（无出海口）。这意味着，打通黑海出口，已成为俄国下一步的目标了。正是这一目标，使俄国不仅面对土耳其直接对抗，而且与欧洲列强（法国、英国、奥地利）发生尖锐矛盾和利益冲突。

自俄波条约以后，俄国即把注意力转到南方土耳其方面。在土耳其和波兰争夺乌克兰的战争中，俄国站在波兰方面。它对拼凑反土耳其的“神圣同盟”积极了起来，派专使到西欧各国和教皇那里，要求帮助波兰反对土耳其。1676年开始了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1681年签订巴赫齐撒拉条约，确认乌克兰左岸领土和基辅归俄国，而右岸给土耳其。双方都没有满足，所以斗争很快又炽烈起来。

土耳其人利用1678年匈牙利人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起义，开始了对奥地利的战争。1683年，土耳其军队包围维也纳时，受到波兰和奥地利联军的打击，遭到惨重失败。这是奥斯曼帝国在军事上进一步衰落的重要标志。反土耳其的“神圣同盟”很快形成，1686年，俄国、奥地利、波兰、威尼斯、马耳他一起参加。俄国参加同盟的目的首先是取得克里米亚。在索菲娅公主的宠臣哥利津率领之下，俄国军队在1681年、1687年两次进军克里米亚均遭到了失败。但俄国利用它的同盟者波兰对土耳其的担心，在1686年签订俄波条约，使基辅、斯摩棱斯克、罗斯拉弗尔和整个乌克兰永远给俄国。从此，第聂伯河几乎整个成了俄国的河流，俄国要求夺取顿河和第聂伯河河口以进入黑海，也就更急迫了。

17世纪末，俄国已扩张成为地跨欧亚的大国，而它南北两方的出海口却躺着两个大国：土耳其和瑞典。“彼得一世力求利用土耳其对奥地利、波兰及神圣同盟其他成员的战争，打开通向黑海的道路。”[3]他给自己提出的最近目标是夺取亚速要塞。1695年春远征亚速，因缺乏海军，不能从水路接近要塞和运送给养而失败。1696年春，刚建立的俄国舰队又出现在亚速，包围了这个要塞并夺占了它。

这时，延续了十多年的反土耳其“神圣同盟”已逐渐趋向衰落，欧洲主要国家忙于准备日益迫近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急于结束对土耳其的迁延已久的战争。1699年，在卡洛维茨会议上，同盟的参加者——奥地利、威尼斯和波兰，在“实际占领”原则的基础上，同土耳其签订了和约。因为土耳其没有同意俄国占领亚速、刻赤和第聂伯河上的一些城市，所以俄国没有签约，只停战两年。

1699年夏，彼得一世任命了贵族议会的头子叶米梁·乌克拉采夫为驻君士坦丁堡的特命全权大使，乌克拉采夫的出使伴随着大规模的军事示威。他坐在一艘配有重炮的“堡垒号”军舰上，并由强大的分舰队护送，浩浩****开到了博斯普鲁斯，在苏丹王宫的对面抛了锚，并鸣放“礼炮”示威。这是对土耳其使用的第一次最典型的“炮舰政策”。

由于俄国代表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允许俄国船只在黑海及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自由航行等要求，遭到土耳其拒绝，谈判拖了将近一年。当时英国和荷兰的大使也支持土耳其方面。所以土耳其一直没有答应俄国这一要求。1700年双方订立君士坦丁堡和约，俄国得到亚速要塞及以西（克里米亚以北）的领土；关于俄国船只在黑海和两海峡航行问题则未获解决。

18世纪在欧洲外交史上是非常复杂多事的一个世纪。东方的大帝国——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进一步衰落了；帝国境内（主要是巴尔干半岛）各民族的解放斗争正在兴起。它在欧洲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俄国作为一个欧洲大国在它北部出现了，西欧最大的殖民强国英国和法国，正忙于争夺海外和欧洲殖民霸权。英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先后打败西班牙、荷兰，成为头等海上强国，经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0—1713年）和七年战争（1756—1763年），打败法国并夺取了它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地。英法的资本主义势力同时在向巴尔干渗透。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两个最大的邦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在互争雄长，奥地利也积极把自己的势力伸向巴尔干。由于英法、普奥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尤其是英法忙于海外殖民争夺，给俄国在东欧的扩张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恩格斯指出，俄国在“欧洲只有三个必须正视的强国：奥地利、法国、英国。而要唆使它们相互倾轧或用许诺领土的诱饵去收买它们，这并不需要多高明的手法”。“这样三个大国，它们被传统、经济条件、政治或王朝利益或者侵略野心所引起的永无休止的争吵弄得四分五裂，彼此经常想以狡计取胜对方；而俄国却是一个统一的、单一种族的、年轻的、迅速成长的国家”[4]。18世纪俄国对黑海—巴尔干的扩张，正是利用了欧洲这样有利的国际形势。

“彼得一世早就盘算过在土耳其的废墟上放上自己的宝座。”[5]夺取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占领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对于俄国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第一，因为君士坦丁堡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占领了它，就“意味着对东方基督教世界的精神统治”。[6]第二，这也是控制欧洲的决定性的一步，因为掌握了黑海海峡，不仅黑海成了俄国的内湖，而且可以随时由地中海进入南欧。

彼得两次远征亚速失败，没有解决黑海问题。18世纪一开始，欧洲忙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彼得首先集中力量于北方战争（1700—1721年），夺取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及滨海地带。1711年，彼得又向南方进军普鲁特河，再次失败，土耳其收回了亚速，彼得夺取“沙皇之城”的野心无力实现。

恩格斯指出：在“沙皇之城”君士坦丁堡“还没有成为俄国皇帝的真正的驻节地的时候，这个帝国就始终不能安定下来”[7]。

彼得的后继者们继续实行这一侵略方针。1735年，俄国女皇安娜（1730—1740年在位）联合奥地利对土耳其作战。俄奥军队占领了土耳其在黑海北岸及巴尔干半岛的大片属地，逼使土耳其在1737年夏同意在乌克兰的涅米诺夫镇举行和谈。英国、荷兰的大使和法国的外交官作为“调停人”参加了会谈。

会上，俄国提出要求割占库班、克里米亚和顿河与多瑙河口之间的土地，变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为俄国保护下的“独立公国”，赋予俄国在黑海的自由航行权等。奥地利则要求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归己。很明显，由于俄、奥野心太大，不仅土耳其无法答应他们的要求，就连这两个“同盟者”之间也发生了严重冲突（俄奥在巴尔干的这一矛盾一直贯串下来，虽然他们也曾几经离合，时有结盟，但利害冲突一直存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次战争继续进行到1739年，奥地利首先和土耳其订立了中立和约，接着俄国才同意订立贝尔格莱德条约。俄国重新占领了亚速。但俄国船只仍不能从亚速海进入黑海（需通过刻赤海峡）。

西方国家（法、英、荷）参加1737年的谈判，主要是为了保证他们在土耳其的特权和立凡特的商业利益。18世纪中叶，在奥斯曼帝国的对外贸易中，法国占绝对领先地位，其次是威尼斯、荷兰和英国（这时仍处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工场手工业时期）。法国输往土耳其的呢绒每年达五千捆，超过英、荷、威尼斯的总和。所以法国的外交官一直力促法国政府干预，不许俄国船只出现在黑海和两海峡上。英国政府由于与法国在北美及亚洲殖民利益的矛盾，对俄国采取纵容态度，甚至推行亲俄的政策。在俄奥对土耳其进行战争期间，土耳其因军事失利，曾向英国和荷兰求援。1736年，英国驻彼得堡公使龙杜竟把土耳其首相写给英国国王的两封密信拿给俄国大臣看。马克思在《18世纪外交史内幕》一书中斥责龙杜说：“乍一看来，人的愚蠢遮住了行为的卑劣。”[8]龙杜的卑劣行为乃是当年辉格党政府长时期的政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们“把自己出卖给俄国”。[9]

18世纪上半期，由于彼得改革给俄国农奴制经济的发展以很大推动，俄国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很大发展，对外贸易额在彼得死后三十五年内增加了两倍，至1760年达到每年一千九百三十万卢布[10]。特别是自从乌克兰合并于俄国以后，整个南俄有大量谷物出口到西欧，因此更急于打通黑海出口。但是，由于彼得以后的几代沙皇钩心斗角，腐朽无能，接连发生几次宫廷政变，数十年内，俄国无力实现南下黑海—巴尔干的扩张野心，虽然在贝尔格莱德条约以后，俄国在1745年、1757年一再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允许俄国在黑海自由航行的要求，均遭到苏丹的拒绝。只是到了18世纪70年代，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俄国才终于钻进了黑海。

[1]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载《历史研究》，1978（1）。

[2] 《黑海海峡》，37～38页。

[3] 《土耳其史》，第1卷，189页。

[4]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23页。

[5] 马克思：《土耳其问题。—〈泰晤士报〉。—俄国的扩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130页。

[6]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20页。

[7]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57页。

[8] 转引自《历史研究》，1978（1）。

[9] 《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五六年二月十二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110页。

[10] 《黑海海峡》，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