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俄土战争与俄、普、奥三次瓜分波兰(1 / 1)

一、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扩张政策

1.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形势

俄国地位的上升是18世纪欧洲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最重要变化。18世纪初,欧洲强国有法国、奥地利、英国、荷兰和瑞典,那时还没有俄国的位置。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年)和“北方大战”(1700—1721年)结束以后,欧洲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俄国和普鲁士的实力大大加强,法国在欧洲的绝对地位动摇了。英法两国争夺海外交通和殖民地的斗争成为西欧的主要矛盾,而原来16—17世纪法国同哈布斯堡王朝的冲突降到了次要地位。法国改变了长期以来联合瑞典、波兰和土耳其反奥地利的政策,转而同奥地利结盟;英法为了争夺海上霸权,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无暇顾及俄国和普鲁士力量的迅速膨胀。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中,普鲁士打败了奥地利,夺得了西里西亚,开始问鼎德意志的霸权。而奥地利仍巩固了在中欧的统治,并把全部匈牙利纳入自己的版图,不断向巴尔干扩张。地处东欧的俄国,自从打败瑞典以来,积极参与欧洲事务,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又一举击败普鲁士,成为欧洲头等军事大国。

1762年,当“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丈夫被杀后登上王位的时候,国际形势从来不曾这样有利于沙皇政府推行其侵略计划”。“七年战争把整个欧洲分裂成两个阵营。英国摧毁了法国人在海上、在美洲、在印度的威力,然后又把自己在大陆上的同盟者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抛给命运去摆布。这后者,在1762年……已经濒于毁灭……只得投身到刚即位的俄国女皇的脚下,而不能有其他的选择”。[1]俄国的几个近邻都已不是俄国的对手了。“北部是瑞典,它的实力和威望正是由于查理十二世作了入侵俄国的尝试而丧失的……南部是已成强弩之末的土耳其人和他们的纳贡者克里米亚鞑靼人……波兰……处于完全土崩瓦解的状态;它的宪法使得任何全国性的行动都无法采取,因而使它成为邻国可以轻取的战利品……从18世纪初开始,波兰就靠混乱维持着……”[2]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期(1762—1796年),正是利用这样有利的国际形势,在南方两次对土耳其的战争,打通了进入黑海的出海口;在西方三次瓜分波兰,合并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2.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外交政策和策略

南方进入黑海,西方兼并波兰,北方夺取芬兰作为彼得堡的屏障,巩固俄国在彼得一世时所占领的波罗的海沿岸的地位,这是18世纪后半期俄国扩张的主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除了土耳其、波兰和瑞典以外,主要是得到奥地利支持的法国。法国过去在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中,长期以来在东欧就是以这三个国家为支柱;而今则把它用来作为对抗俄国日益增长的势力的阵地。同时,在近东,法国也不愿看到俄国的商业资本的进入损害法国的贸易。

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从一开始便亲自参与制定并指导俄国对外政策的实施,一切重大决定都是经她直接干预而作出的。她曾对格·亚·波将金说:“我想亲理政务,让欧洲知道这一点吧!”她在政变上台之前已被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1741—1761年在位)宫廷中的倾轧卷入政治生活,有了丰富的经验。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宫廷具体领导外交院的是俄国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尼·伊·潘宁。女皇即位不久便写道;“他是我宫中最老练、最机敏、最热诚的人物。”虽然在政见上并不一致,但女皇认为他拥护君主立宪政体,他们还是并肩工作了将近20年,直到1780年潘宁才被撤换,由亚·别兹博罗德科公爵代替了他。但是后来实际直接参与一切政治机密(包括外交决策)的则是女皇的情夫格·亚·波将金。

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之初,就表现了俄国对外政策的新方向,她曾写道:“时间会向一切人表明,我们不会跟在任何人的屁股后面走。”这个新方向有别于彼得三世以及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和安娜。新的对外政策的方针在于:使俄国能“奉行它自己的符合其真正利益的路线,而不经常以外国宫廷的利益为转移”。这里的外国宫廷主要是指法国和奥地利。她在潘宁的参与下,共同拟定了俄国对外政策的所谓“北方体系”。“北方体系”是“七年战争”结束时欧洲强国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针对“南方”大国——法国、奥地利和土耳其的。这一体系的含义就在于和“北方”国家首先是和普鲁士与丹麦实行接近,以解决与波兰、土耳其有关的俄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利用“北方”列强的支持,巩固俄国在波兰和近东的势力。1764年,俄国驻丹麦大使科尔夫便提出了建立这一体系的想法,其方案是“在北方由几个强国组成一个强大的同盟”,并在英国参加下,反对法国及其同盟者奥地利。虽然这一“北方同盟”后来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但是俄国的外交实践却是沿着这一思路发展的。60年代,俄国先后同普鲁士(1764年)、丹麦(1765年)缔结盟约,同英国(1766年)缔结商约,就是这一政策的表现。

自从普鲁士在18世纪崛起并问鼎德意志的霸权以来,它便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天然敌人。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敌人羽翼未丰,还不能离开法国或俄国——特别是俄国——的帮助,因此,它愈多地摆脱对德意志帝国的从属关系,则愈牢靠地陷入对俄国的从属地位。”[3]俄国利用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矛盾,同时也为了防止普鲁士接近法国,便极力把普鲁士拉到自己一边,这便产生了1764年4月在彼得堡缔结的防御同盟。条约的秘密条款规定:俄国在南方同土耳其作战时,可以从普鲁士得到补助金;为保持波兰政治上的虚弱状态,不容许对波兰政体作任何改变;双方对瑞典采取一致行动。这一条约为俄国的对土耳其战争作了某种外交准备,同时能使俄国左右波兰事务,并对瑞典施加影响。

为了进一步给即将到来的对土战争做好准备,改善俄国的国际地位,俄国按照“北方体系”的外交构想,1765年和丹麦缔结了联盟条约。条约规定:当俄国同土耳其作战时,对方要提供援助。1766年,俄国又和英国缔结了商约。俄国政府同意签订该商约,以英国方面答应在波兰问题上与俄国意见完全一致为交换条件。把英国和俄国连在一起的还有更为深刻的政治原因,这就是它们有共同的敌人——法国。英法之间长期海外争夺所形成的深刻矛盾,是18世纪后半期俄国外交可以利用的重要因素。叶卡捷琳娜二世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对瑞典的关系中,俄国和英国一道采取了同对待波兰相近似的方法,即维持瑞典现有政体,并在议会中支持亲英亲俄派,给瑞典政府以财政补助,阻止瑞典接近法国。

在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和1774年打败土耳其订立《库楚克—凯纳吉条约》以后,叶卡捷琳娜二世更加感觉到她所领导的俄国的力量,她便想起决定中欧命运的作用,以实现她从即位之初就已确定的目标——在欧洲事务中起主导作用。从70年代后半期起,女皇开始脱离由潘宁参与制定的“北方体系”特别是联普方针,以寻求俄国欧洲政策的新路线,这就是:利用普奥矛盾在中欧左右德意志事务;利用英法矛盾扩大俄国在全欧洲的影响。此后俄国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证明了这一点。1779年仲裁普奥争端的《铁申和约》,1780年的《武装中立宣言》,1781年的俄奥联盟,1783年吞并克里米亚,1792年的《雅西和约》,1793、1795年第二次、第三次瓜分波兰,俄国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外交胜利,大大扩张了俄国的领土,同时也扩大了俄国在欧洲的影响。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19~2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