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恩格斯晚年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补充和阐释

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考察社会历史问题的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在其创始人那里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的每一部著作，都是用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解释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某一本著作的某一段给唯物主义历史观下一个完整的定义。

在我们的一些理论和历史研究著作中，长时间以来有一种简单地摘引经典著作的词句来代替自己说明问题的倾向，以致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在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解和运用上就曾表现过这种倾向。多年来，我们的许多著作一提到唯物主义历史观时，总是只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一段话引来作为“经典性的说明”：[1]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

这究竟是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经典性的说明”？是不是对唯物史观所下的定义？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史学界和理论界对恩格斯晚年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阐发和补充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恩格斯的这些意见是在19世纪90年代初，即在他去世前几年的一些书信里发表的，后来虽然曾在有些场合被引用过，但是人们对于他发表这些意见的背景及其重要意义注意得不够，所以很多人并没有把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组成部分加以强调。恩格斯在信中指出，当时德国的一些所谓“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忽视“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因而引起“惊人的混乱”。[3]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两封信里都指出：“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 都有同样的过错。”[4]他还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5]恩格斯在这里郑重地提到他与马克思两人的“同样的过错”，即在他们过去的著作中，过分强调经济方面，而对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强调得不够，并且为此承担“责任”。这里是涉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重大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我们把恩格斯的这些意见拿来与前引《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相对照，便立即可以看出所谓“经典性的说明”评价之不妥。那段引文无疑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原理；但它所回答的只是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谁决定谁的问题。如果我们再问一下：上层建筑、人们的意识是否参与历史的创造活动？它们是在唯物史观考察的范围之外，还是属于唯物史观的一部分？我们在上述引文中便找不到任何答案了。它缺少了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人，人们的意识的作用；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作用。因此，把它作为唯物史观的“经典性的说明”显然是不当的。

如果这些只是某位作者表述上的偶然疏忽，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为此做文章、发议论了。可怕的是，不仅各种论述唯物史观的书都这么说，而且在历史研究中形成一种直接与此有关的模式和倾向：任何一个最小单位的历史，都必须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实际上成了经济决定论。上述说法是有其来源的，这就是被载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该书在摘引马克思这段话之前，说它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所作的一个天才的表述。”[6]多年来，我们就是根据这一评论，一提到唯物史观就把马克思的“经典性的说明”搬出来，因而在历史研究中形成了一种简单化了的定式：不论何时何地，哪怕是一个最小单位或仅是一个章节的历史，总要先经济，后政治，后思想。强调经济基础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而不作具体分析，实际上忽视了上层建筑、政治法律等的作用；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忽视社会意识、人们的思想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客观的历史必然性（经济形势和环境）的作用，而忽视历史偶然性的作用；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而忽视少数杰出人物独立的作用；强调阶级斗争和革命性变革的作用，而忽视社会融合、渐进性演变的历史作用，等等。而所有这些简单化的倾向，都被宣称是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的，我们能够同意这一切吗？这种倾向导致唯物史观最严重的变形。

自从唯物历史观问世以来，一直存在着一种草率地、粗暴地对待它的倾向，这就是那种想把它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决定论的企图。那些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总是掌握得正确”（恩格斯语）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做过；那些企图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也这样做过。马克思最初的一批门生，如保尔·拉法格、弗·梅林、罗莎·卢森堡都曾有过这种倾向，如拉法格1884年写了《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一书，第一次把马克思和经济唯物主义连在了一起。前面提到的德国“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把历史的发展仅仅归之于经济的原因、俄国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都把历史唯物主义叫做“经济唯物主义”（下文要提到），这种说法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流行。恩格斯针对德国的情况，对这种错误观点作了纠正，全面阐明唯物主义历史观。他接连在许多封信里，强调了政治观念、法权观念、思想观念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并多次对于他和马克思过去在这个问题强调不够的“疏忽”和“过错”承担责任。1893年7月，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理论家梅林发表了《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作为《莱辛传奇》一书的附录），恩格斯读后写信指出：“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7]1890年9月，恩格斯给柏林大学学生约·布洛赫的信里，也同样说明了他和马克思过去强调经济方面而没有给其他因素以应有重视的原因，信中说：“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8]

这种混乱不仅发生在德国。当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们在理论上碰到的头一个麻烦，就是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他们的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把“经济唯物主义”加到马克思的头上。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两部几乎写作于同时（1894年）的重要著作，第一句话提到的都是这位米海洛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在反驳米海洛夫斯基时指出：“马克思从来没有自称为经济唯物论者”。[9]澄清了他们制造的混乱。但是“经济唯物论”在俄国确有一批鼓吹者和信徒，并且因为打着马克思的旗号，有重要影响。“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们就是这样一些人，涅日达诺夫对经济唯物主义的表述很有代表性，他说：“不是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而是经济发展决定了他们的历史。”[10]他们的领袖人物、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后来成为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之一的司徒卢威，就是经济唯物主义者。苏维埃早期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1905年以前也是一个经济唯物主义者，1905年革命使他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他在1906年出版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小册子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比……‘经济唯物主义’实在更为复杂。马克思主义非但用经济原因来说明历史，而且从阶级斗争的一定形式来理解这些经济原因……”[11]他又指出：“再没有比那种把唯物史观加以幼稚的‘简单化’更错误的了，这种简单化使得历史成为一种依次进行的盲目的自发过程，好像世界上人和他们的意识就根本不存在似的。”[12]他的这些分析是很好的，这一转变使他后来在苏维埃政权年代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很大贡献。但是情况是复杂的。他早年的经济唯物主义观点已形成一种模式，在他的名著《俄国历史概要》里，更是充满了社会形态的抽象概念，要想看出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谁先谁后都是很不容易的。波克罗夫斯基学派20世纪30年代在政治上遭到不幸，他的很多门生惨遭斯大林镇压。但他的史学思想在苏联影响很深，尤其是经济唯物论的史学观点的影响。考察一下经济唯物主义的发展轨迹（这个重要问题应有专门研究），对于我们辨明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史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确有重要意义。

唯物主义历史观究竟应如何解释历史的发展？恩格斯在几封信里曾力图作出更为详尽的阐明。在1890年9月21—22日给布洛赫的那封信里说：“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13]

恩格斯在这里强调了“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他接着举出德意志各邦的发展、特别是普鲁士各邦的产生和发展，就不能单纯用经济原因来解释。他说：“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脉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么，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14]

恩格斯反对对任何地区、任何历史现象都“从经济上说明”，一切都用经济原因来解释，那样会闹笑话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历史的发展呢？恩格斯有一个通俗而形象的说法，他在这封信里提出了一个历史“合力”的概念，或者叫做“力的平行四边形”原理。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的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5]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把历史的真正动力非常形象、具体地阐释清楚了。这种“合力”是由各个人的意志形成的，这与马克思早年在《神圣家族》中所说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在这里恩格斯的阐述更加具体、明确、系统得多了。

从前述几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唯物历史观的阐述和补充，在这里至少有两点是突出的新贡献：第一，对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决定性因素，他一方面强调经济是基础，同时强调了思想意识等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指出只用经济原因来解释历史发展会要闹笑话；第二，具体阐明了人的作用，历史事变是由众多人的单个的意志所形成的“合力”——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造成的。可以看出，经过恩格斯的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有了更为完备的形态，其内容也更为明确了。

当然，我们决不应当由此断定，似乎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在此以前的著作曾经忽视非经济因素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他们早期著作中引出许多地方来否定这种假设。当俄国民粹派米海洛夫斯基片面指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肯顾到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16]时，列宁曾立即反驳说：“唯物主义者即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先提出不仅要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者”。[17]列宁举出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许多地方都提出了不以经济方面为限的要求。1843年马克思为办《德法年鉴》写给卢格的信里说：“社会主义的原则，整个说来，仍然只是……这一方面。我们还应当同样地注意另一方面，即人的理论生活”，“政治国家在自己的形式范围内反映了一切社会斗争，社会需求和社会利益。”[18]这些都说明，马克思在其早年的著作中曾经肯定了理论、政治、国家等的历史作用。

那么，恩格斯晚年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阐述和补充意义何在呢？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在先前是否承认过思想、政治诸因素的作用，而在于对这种作用的阐释和强调的程度，它们究竟对历史有多大程度的影响，有什么样的重要性，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和以后的著作特别是恩格斯的信中的提法前后是有很大不同的。之所以会这样，这也是完全符合一种新理论的自然发展过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人们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全新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时，面临着对唯心史观的严重斗争。当时最主要的任务是强调被论敌否定的主要方面，并证明唯心史观旧理论的站不住脚，因此对新理论的阐述常常以断然的方式出现。恩格斯在信中曾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9]

恩格斯的这一重要解释，能够帮助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别是早期著作中的许多论述，包括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述，前引《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不正是如恩格斯在信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论述唯物史观时只是强调了被唯心主义历史观“所否认的主要原则”（经济、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而没有“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思想、法律、政治等）“以应有的重视”吗？因此，把这一段论述作为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经典性的说明”显然是不妥当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要求，对历史进程的考察，不仅要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研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要研究历史环境而且要研究人和人的思想。这自然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但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阐明历史。用简单化的态度对待唯物史观，无论是片面地把它归结为经济决定论，还是仅用唯物史观的某些原理来代替科学的唯物史观体系，都会使唯物主义历史观变形和失真，从而损害它的真理价值，因而也就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科学中的地位。

[1] 《历史科学概论》，103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82～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00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79页。

[6]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64页，莫斯科，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3。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00～501页。保尔·巴尔特（Paul Bauth，1858—1922年），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1890年起在莱比锡大学任教。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

[9]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单行本，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10] 《道德》，179页，莫斯科，1898。转引自《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俄文版），第4卷，《经济唯物主义》。

[11] 波克罗夫斯基：《经济唯物主义》，3～4页，莫斯科，1960。

[12] 波克罗夫斯基：《经济唯物主义》，14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7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78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78～479页。

[16] 《列宁选集》，第1卷，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7] 《列宁选集》，第1卷，28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6～417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