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什么时候都不能对真善美失去信心！如果你向内找原因，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还是很公平、正义、美好的。

应该承认，在车轮滚滚的街道上，在人声喧嚣的集市上，在机声隆隆的流水线上，苦难的劳作把我们打工仔、打工妹的人性都给“异化”了，但是我们自己不能自甘堕落，应该积极向上寻找和坚守人生的真善美，锚定并把准自己职业发展的正确目标，沿着正当稳实的台阶步步坚定地向上走。

2006年9月，有媒体报道，一位名叫臧勤的“神奇的哥”，别人累死累活每月也就挣三四千元，他竟能快快乐乐每月稳挣八千元，人称“快乐车夫”。其神奇、快乐的奥妙何在？按他自己所言，就在于拥有积极内在的工作价值追求。他说：“要学会享受工作带来的美和快乐”。“有人说，你是因为赚的钱多，所以当然快乐。我对他们说，你们正好错了。是因为我有快乐、积极的心态，所以赚的钱多。”确实如此，如果摆正了“工作态度”，哪怕你从事的工作再苦再累再普通，不仅能够挣大钱，同时也会从中感受到美和快乐。

我曾为此专门撰写了一篇博文，大加赞颂。

一赞“神奇的哥”，二颂“快乐车夫”

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我这个平日钻在书斋里的“臭学人”实在孤陋寡闻得可以，一天深夜看书累极打开电视，某电视台正在播放上海“神奇的哥”、“快乐车夫”和“草根英雄”臧勤的调查故事，看后激动不已，上网一查原来竟然是3月份就发生的“旧闻”，网上评议早已像沸腾的开水。由于此“闻”与鄙人所关注的HR问题密切相关，所以管它是“新闻”还是“旧闻”，只顾借题发挥出自己想说的话就算“得了”呗！

凡是公共话题说什么的都有，有正面的就有负面的，有歌颂的就有贬斥、质疑或批评的。这位“的哥”的事也是如此。作为“愤世嫉俗”的所谓“知识人”，比如我这样平日钻在书斋里的“臭学人”，最大的“臭毛病”就是喜欢“吹毛求疵”，发评论往往批评这指责那，却往往提不出什么真正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来。但是，唯独关于“神奇的哥”这件事情，我怎么想也想不出它有什么不是，哪怕是一丁点值得我批评质疑的地方！

首先臧哥之所以值得赞颂，是因为他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真正需要而在现实中又极其稀缺难得的“理性人格”。他在激烈的煎熬人性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能够“独善其身”地保持着健康向上的市场主体人格，即独立自主而不自私自利、精明理性而富有人情味、苦难深重而又达观处世，是多么难得啊！一个“的哥”，一个现代“骆驼祥子”，能够将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念、知识和方法（如成本核算、时间管理、信息技术和营销理念等）融会贯通地应用到自己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工作中去，使自己在没有任何违规行为、且往往表现出“为人民服务”举动的情况下，这是一种什么人格、什么精神？我以为这正是我们所呼唤的“市场主体”人格、市场创新精神！

其次臧哥之所以值得颂赞，我想更是因为他身上保持着那股凡是国人都不应该缺失的“民族特性”或“优良传统”。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大抵可以用“吃苦勤劳”来形容，在长期艰难困苦的“日子”中我们中国老百姓学会了一整套“革命乐观主义”的处世态度，以及对付灾难、压力、贫困的“过日子”策略或手法，他们不怨天、不尤人，将劳作苦难视作“老天”安排的“生活”（日子）本身，深深地懂得“日子就得这么过”，因此在苦中求乐，最终一个个成为苦难而快乐、不幸而幸福的人。臧哥就是千千万万这样的中国人中的一个，他对工作价值、生命意义和生活真谛的深刻理解，令我感动！他能深深知晓“态度决定一切”的道理。在“很多司机都抱怨，生意不好做啊，油价又涨了啊，都从别人身上找原因”的情况下，他却知道“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能够“学会享受工作带来的美和快乐”。“遇到红灯的时候，把心态放松，放一粒瓜子或者五香豆到嘴中，看看外面的美景，有时候感觉就像自己开着私家车在马路上兜风。”关于快乐工作与赚钱的内在关联性，臧哥的大义金言是：“我常常说我是一个快乐的车夫。有人说，你是因为赚的钱多，所以当然快乐。我对他们说，你们正好错了。是因为我有快乐、积极的心态，所以赚的钱多。”这是一种多么深刻的人生感悟啊！

近年来，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国人，心绪浮躁、精神抑郁、就业困难、利益冲突、矛盾激化往往成为笼罩工作生活的常态，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臧哥这种人生态度、工作价值观和职业精神是那么难得珍贵啊！因之，为了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事业，我想学着当年俄罗斯大文豪高尔基在《海燕》中的腔调，高声呐喊——

“让臧勤这样的‘神奇的哥’、‘快乐车夫’来得更多些吧！”

下面大家再来看看媒体记者关于打工妹小蓝的采访报道。

打工妹小蓝的艰辛人生路

深圳天安数码城一带，工厂云集，数码城工人生活区，一间间鸽子笼般的房间镶嵌在一幢幢宿舍楼中，在一间阴暗逼仄的七人宿舍里，今年20岁的广西妹小蓝——千百万珠三角打工仔打工妹中的普通一员，虽然对未来没有一个明确方向，但东奔西跑、辛勤劳作，还在工余时间补充文化知识。

“每次回家看到家里就心酸，在城里呆久了，家乡却依旧贫困，妈妈白发也多了起来，只要想起妈妈，再苦再累也要好好干。”自从2001年来深圳后，蓝元梅只回过两次广西上林县老家。

刚来深圳时，她只有16岁，只能办临时身份证。初中刚毕业，考上了中专，因为家里穷没能上成。父亲因贷款炒股票欠了一大笔债，至今五六年过去了，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小蓝有一姐一弟，姐姐也在深圳打工，弟弟在家乡镇上的中学念书。

来深圳后，小蓝先是在关外宝安的一家电子厂干了一年多。“那时几乎天天上班，偶尔不加班。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忙的时候要通宵工作，一个月才六七百元工资。”初来乍到的新鲜感，很快就被工作的疲惫所替代。

她们早上要7点起床，洗漱，吃早饭，8点就要上班，午餐和晚餐各有一个半小时休息时间，晚上通常要加班，10点半左右下晚班，消夜，排队洗澡，洗衣，跟打仗似的，通常要到凌晨才睡。蓝元梅和她的工友们普遍睡眠时间不足，上班打瞌睡，焊锡的烙铁把自己的手给烫了，这样的事经常发生。

有一次，小蓝生病，正赶上工厂赶货，厂里不准请假，只允许打针休息几个小时。还有一次，姐姐大老远来看她，小蓝要去车站接，想请半天假陪姐姐，工厂只准假两小时，把姐姐接到就赶着去上班。

厂里对工人很不尊重，下班要搜身，看有没有偷走产品，男工就直接搜身，女工用电感器探测。有时工人想辞职，厂里不准许，非要辞就别想要当月工资了。“公司做了很多违法事情，但总觉得告状没有用，劳动局都应该是护着老板的。”对初到城里打工的小蓝来说，第一份工作着实让她领教了都市生存的残酷。

有高兴的事？小蓝回答：“高兴的是认识了很多朋友，不高兴的是，本来大家玩得很好的，但有些工友提了班长后，就开始对我们凶起来。”

一年多后，小蓝元梅换了一份工作。这是一家助力器厂，老板不错，比原来人性化多了，逢年过节还请大家吃饭，并组织员工到海滨玩。工资也比原来涨了一些。问题在于工作环境太糟糕，车间太热。

又工作了一年两个月，2004年6月小蓝元梅来到关内的精量电子厂。这是一家美资企业，比较严格地遵守劳动法。参照深圳公布的最低工资，拿690元，经常加班，月收入可拿到1400多元。

业余时间，不加班的话，也很无聊，就是看个电视什么的。从去年9月开始，她与很多工友们到一个公益性质的外来工社区学院，主要是学习一些计算机办公软件。另外还经常可以看电影或参加个舞会，或者参加一些涉及劳动维权、人际沟通、预防艾滋病等方面的讲座。“我们已经把外来工社区学院当成了一个家”，小蓝说，“以前没事就逛街，看电视，现在没事就往那里跑，生活充实了很多。”

对未来有进一步的打算吗？“有打算，但还是有些不自信，总觉得文化知识不够，”小蓝说，“想做文员，或到商场做收银员，总之工资要高一些。”以前在关外时，小蓝一个月生活花费不到50元，现在则要花两三百元。尽管如此，小蓝还是省吃俭用，一年总要往家里寄上一万元左右，供弟弟念书，补贴家用。

想在深圳定居吗？“定居？定居就要买房，这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小蓝说，“现在没有想得太远，只想家里能过得好，赚点钱，走一步算一步。”外来工社区学院让小蓝这些打工妹打工仔们懂得了学习的重要性，“我学会了上网，与人说话胆量也提高了一些。”更重要的是，外来工社区学院让他们这些外来工有了自己的公共生活空间。小蓝作为其一名优秀代表参加过探访麻风病人等不少公益活动。“原来以为自己就是弱者，怎么能够帮助别人，现在发现弱者是相对的，我也能够帮助人，帮助人的感觉很好。”

在城里呆久了，小蓝回家时都有点不习惯。“回家时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会觉得亲切、激动。”但家乡贫困依旧，“变化不大，好像更破了，家里都是泥土，不习惯，到了晚上漆黑一片，生活单调得要命，住了几天又想回深圳了。”小蓝无奈而迷茫地说，“我们这一代人，会干农活的非常少了，大多数人都不想回去，但凭我们的实力在深圳定居又太难，大家对未来没有想得太多，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大机器生产劳动对人性“异化”的局限性后，进一步展望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超越分工局限的理想状态。他们对比描述道：

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评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个事，明天干那个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评者。

也许这种想象太过“浪漫”，但他们对于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体系存在“异化人性”的严肃批判，以及对于社会进步人道化、人性化、人本化的基本指向的理想展望和深邃把握，却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将工作本身设计得既高效又快乐，使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今天干这个事，明天干那个事”，这种工作状态确实有些“乌托邦”；但是在今天，在互联网新技术革命推动下，人类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的知识经济社会，伴随着新人类、新新人类的接续成长，什么“虚拟化空间”、“数字化管理”、“家庭办公”、“网上冲浪”等诸如此类的新新工作生活方式，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甚至再新奇的东西，大家都有些司空见惯的感觉，人们的工作生活状态已经不是“日新月异”，而真可谓“日新日异”，变幻莫测！

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通过试错式的寻觅，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从此“工作，并快乐着”，看来是每个当今都市职场青年男女所希望并都可以达成的事情。对此，号称“世界第一CEO”、“管理奇才”杰克·韦尔奇，在他一部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源专著的书《赢》中，专门在第16章以“合适的工作：找到一份好工作，此后的人生不再是劳作”为题，谈了他自己的亲身感悟和看法。他说：

重要的一点是，你在未来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准确预测的。实际上，如果你的确遇到了某个长期以来一直忠实地执行自己职业规划的家伙，那可千万别在晚餐上同他坐在一块儿——多么乏味的人啊！

当然，我并不是要你听任命运的摆布。一份伟大的工作能让你的人生充满兴奋，富有意义，而不合适的工作则会让人的生命之水趋于枯竭。

那么，你怎样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呢？

第一个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你要学会忍耐，这是一个令人讨厌而又浪费时间的过程，有起有伏、反反复复。所有的上班族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人们先接受一个工作，看看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哪些方面擅长，哪些方面不擅长。接着，他们在合适的时候变更工作，更接近自己理想的职业。直到有一天，人们认识到——啊，我已经找到最适合我自己的工作了，我喜欢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我所得到的平衡是自己心甘情愿的。

是的，一种平衡，因为没有什么工作是完美无缺的。你可以对自己的工作有发自内心的喜爱，但依然希望薪水能再高一点。或者你觉得工作本身只是马马虎虎，但你喜欢周围的同事。不管用什么标准，总有适合你的工作。

工作，并快乐着！如此这般，人生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快乐，从此就不需要专门腾出时间来“休闲”、“娱乐”了吧？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不过是强调，工作与休闲越来越融为一体了，其对人生的意义及其内在价值实现越来越不分彼此了，如此而已。

1994年，美国学者杰弗瑞·戈比在学术畅销书《你生命中的休闲》中，根据新时代特点对“休闲”重新做了定义：

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是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

其实，如果将“休闲”一词替换成“工作”，这个定义也是同样成立的。在当代社会，工作与休闲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工作本身就应该也将会成为这样一种“休闲娱乐”行为：它是一种人“成为人”的过程，是一种完成个人生命价值和社会发展使命的主要形式，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对生命意义和幸福快乐的自由探索，是人类通过自身行为去发现生活意义的典型实践活动。这首先是一个工作价值观和工作态度的内在修炼问题。

总之，套用流行语来说，青年人正当的价值指向应该是：生活，并幸福着；工作，并快乐着！在当今网络数字化生存的新时代背景下，根据生命的神圣感召和社会角色的内在价值要求，将自己的人生和职业工作设计得既高效又快乐，并不是梦想，而是近在眼前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