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要学会直面社会利益矛盾，达观平和处理日常人际冲突，基于自利诉求又能超越自我，推己及人去利他，为构建和谐、美好生活而自强不息。

根据我自己的人生体验，无论哪个时代，青年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困惑，往往并非表面我们感知的那样——来自物质匮乏，而主要来自于精神层面。

一般来说，青年人在认知外部世界、感悟社会事理时，由于经验有限、阅历尚浅而时常陷于无尽的困惑怅惘和焦虑无奈之中，特别是遇到现实人际利益矛盾和冲突时，往往因不会达观认知和自如应对而陷于万般无助状态。

因此，在结束本书谈话之前，我们还是回到“青春困惑”这个老话题上，结合我自己当年正值青春期时陷于潘晓困惑不能自拔，后来又怎么经过长期挣扎而摆脱痛苦的“心路历程”，与当今的青年朋友们谈谈，应该怎样直面现实利益矛盾，积极化解社会人际冲突，进而奔向幸福快乐新生活这个重大人生选择问题。

当在北京城里的“潘晓”（潘祎、黄晓菊）们大声呐喊“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困惑时，我正值18岁的“春季”，刚刚怀着莫名孤寂和无限憧憬，从偏僻的豫西山村来到空旷大气的太原城，步入“似真亦幻”的大学生活不到一年。

这种境况，虽然不至于有潘晓他们那种“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的极端感觉，但是，改革开放初期剧烈变动的社会环境，强加给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内心深处的精神重压，却是完全相同的。从当时大的时代背景和特点来看，我这个正处于“农转非”人生转折点上的农村青年，所特有的沉重、幽怨、郁闷、迷茫、焦虑和激愤，与自小就处于北京城市生活环境而生发出来的“潘晓困惑”，可以说是别无二致、灵犀相通的。

在我童年记忆中最早的重大历史事件，应该是庆祝“九大”召开的夜晚游行盛况。各村中小学生各自排着长龙一样的游行队伍，敲锣打鼓，抬着大灯笼，扭着秧歌舞步，互串村巷，那情景真是叫人情绪昂扬、热血沸腾！后来，在整个小学初中阶段，就是一场运动接着一场运动，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更是经常性地亲临其境、深受其苦。

现在回想起来，一个人在这种狂躁、虚假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该是多么不幸和痛苦的事情啊！实在地说，我相信人天生都有一颗“向善”的心灵，所以政治思想教育如果不是“假大空”而是实实在在的话，应该是能够被孩子们所接受的。

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让学生成立“理论小组”，帮助贫下中农学文化，这事情后来闹得动静很大，成为县里树立的政治思想教育典型。就是这样的氛围下，我们这些青春初动的男女孩子们，也能够从每晚小组活动以及活动结束后互送回家的交往中，感觉到无比珍贵而朦胧的友爱。现在回想起来，小组活动的主题早已淡忘，但那“朦胧的友爱”却始终留在了心灵深处，像晶莹闪光的宝石是那么美好无比。

我常想，如果能够把这种“美好的善”的潜能通过实实在在的教育方式有效“开发”出来，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该是多么大的动力啊！不幸的是，现实与理想都有许多矛盾。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我们那一代青少年的烦恼，不是一般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而是普遍患有“潘晓”那样精神分裂般的“苦恼”，于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爆发”或“喷发”，终于酿成全国范围的“人生大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回头看，这并不是“小题大做”或“超女作秀”，而是自然而然、必然发生的严肃历史事件。

当然，从“潘晓”那封似“电场”、像“惊雷”、令人“一阵震撼”的读者来信中，你也可以看出，在我们那时初涉之“人生路”上，也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

当时，他们那些城市孩子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生活条件可以说是从“天堂到地狱”，后来虽然落实政策又回到“天堂”但已经“今非昔比”，返城后没有了自己应得的地位，你说他们能不“感到”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吗？而我们这些本来就在山乡过活的农村孩子，给点“阳光”就是“灿烂”，再加上因为贫穷所以人与人的关系要比他们“城市”自然淳朴一些，因而没有明显“感觉”到潘晓那样人生的路“越走越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由于这种“城乡差别”，使得我后来“农转非”进城上大学期间所招致的“潘晓困惑”及苦恼又多了一层，这也许是三十多年来作为“进了城的农民”始终感到没有原先在乡下“精神幸福”的一个重要社会背景和历史局限性吧？

经过数十年来“在黑暗中摸索”，在跌跌撞撞、四处碰壁的艰难跋涉中，以及几十年如一日沿着“人本管理与发展”这个基本方向，在人文社会科学相关专业领域积累的“学问”，再回过头来看看，当年那搅动亿万中国青年心绪的“潘晓困惑”并最终以大批判而结束的“潘晓命题”，似乎已经有了“不惑”的、“通解”意义上的答案。

要达观认识人际关系和深刻领悟人生意义，首先要充分认可和尊重人的自利基因及个人欲求。为什么要认定人的自利本性？正如赵德志先生在《论人本主义经济学》一文所论，其基本依据是：自然存在的个人是“性质最稳定的一种社会经济系统基本元件和微观实体，是一切社会组织和结构拓扑变形的生成元”；在社会科学领域，自然存在的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本质“就是一个客观存在、性质已知却无法改变的原子核”。

其实，关于人的自利本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明确承认：对于每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个人总是并且也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总之，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的天然本性，这种自利本性最深刻地根源于任何开放系统（耗散结构）所具有的自组织功能和生物遗传基因的自控原理，是“最硬”的即性质最稳定的生成元素，因而具有普遍适用性。

可能有人会说，人是社会中存在的高级动物，怎么能完全服从哺乳动物的生物学限制而不去“反抗自利的复制基因的暴政”从而实现利他主义的真正人化呢？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的理论解析，“利他主义的真正人化”也必须建立在“人是自利的”这一“坚硬内核”的基础上才能得以说明。实际上，在“个人自利内核”基础上衍生的人类利己或利他行为方式，用生物学基因遗传原理可以得到“统一”解释。

任何有机体的个体行为从根本上取决于“自私的基因”复制自身的对策性方式，包括“殊死搏斗”、“互惠合作”或“自我牺牲”等。其一般原理是：通过拥有相同基因的生命个体互相拯救，以少数具有生命力的基因复制来获得整体基因遗传和保持，这就是生物界利他行为之所以存在的生物学根源。

同样，人类社会中的利他主义也具有深刻的生物进化根由，利用现实中存在的“利他主义”行为是无法否定人们客观存在的“自利”动机的。如果说“利他主义”是真正的“人化”特征，那么，人类正是在“自利人性”的基础上实现“利他主义的真正人化”的。

认可和尊重人的自利动因具有重要的“人生管理与发展”意义。

如果将自利人性及个人行为放在群体、组织和社会环境中来考察，那么所得出的一个自然推论就是：要给每一个人以充分的自主决定其行为的“自由”。就是说，承认个人“自利”的存在，也就必须承认每个人天然是他们的自身利益的判断者。我的利益在什么地方，这样的行为对我有利，还是那样的行为对我有好处，谁最清楚？回答是：我自己！除了我之外的任何一个“外人”，不管这个外人是谁，是我的亲朋好友还是智者伟人，都没有我自己清楚！在这方面，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哲学家”和“街上的挑夫”没有太大差别；他们对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最为清楚，把个人的选择权交给一个外人（不管他是政治家或是立法者），“是再危险没有了”。

反观历史和现实，亚当·斯密所说的这种“危险”经常变为“真实的悲剧”，小到家庭悲欢离合，大到国家民族兴衰。

在中国，传统家庭生活中，子女的婚姻之所以必须由父母包办，就是因为在父母眼里，子女永远都是“不懂事的孩子”，即使“成人”以后，决定关于娶谁嫁谁能够获得幸福这样的决策，他们自己也是“傻瓜”的，结果由此酿成了多少“人间悲剧”！

一个人有了“自主性”或“自主权”，不仅意味着选择的“自由”，更意味着“责任”、意味着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意味着“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意味着创造性地“工作”。在群体、组织和社会中，互相承认“自主”，也就意味着互相“理解”和“尊重”，无论是“己所欲”还是“己所不欲”都不会轻易“施于人”，遇到矛盾冲突采取“达观”的态度和“沟通、协商”的办法化解。这正是和谐社会赖以建立的前提或基础。

如此看来，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利他行为其实都是一种“有条件的”，即都是在特定条件约束下为实现“自利”目标的利他行为。例如，面对危险或灾难等特殊变故的“同舟共济”性合作行为，遗产税、个人累进所得税等再分配政策条件下的“慈善捐献”行为，父母为自己“防老”或享受“天伦之乐”而对子女的养育行为，等等，都属于“投桃报李”或“助人为乐”的利他行为。所有这些行为，其实都是“千真万确”的自利行为，都是一种出于“自利”动机为实现自身利益目标的“开明自利”行为。如果说这种行为是什么“利他主义”行为的话，那么人们在市场上的交换行为都是“利他主义”的，而经济学所专注研究的就正是这种行为。

我们应该将“自利”动机或目标与实现这种目标的行为方式区分开来。在实际生活当中，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自利目标，往往会“理性”地选择自己应该采取的实现途径和方式，或直接地“自私自利”或“损人利己”，更多的时候是“开明自利”或“利他主义”。即使表面上看来极端无条件的利他主义行为，归根结底，都基于文化遗传基因的亲缘选择和协同进化性质；从利己动机到利他行为之间，所不同的只是“迂回”程度有差异而已。

“自私自利”的小人，其自利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或途径之间“迂回”度太低，太“直截了当”；而“大公无私”者，并不是说他真的没有自己的“自利”动机，而是因为他看待他的“自利”目标时站得“境界”比较高，往往能够将自己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做“战略性”的权衡，所以，在实现自己的自利目标时能够选择较“迂回”的途径或方式，能够“放长线钓大鱼”，从而在“根本”上真正实现自己的自利目标。在现实中，这种“迂回”性很具有“欺骗性”，不仅外人往往被蒙蔽，就是行为者本人也在主观意识或显意识层面，似乎是“不知道”或“不刻意”的。

多年前，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先生在其半自传体小书《求解命运的方程》中对这种基于自利动机的利他行为，曾做过透彻分析。他说，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人们追求“自利”并非就只是“自私自利”，他人利益也可能进入其目标函数，人们追求自身利益并不意味着就“不管别人死活”。

另一位大学者汪丁丁先生，也曾专门提到，“自利”不应该与“自私”画等号，“自利”说的是基于人的理性，虽强调自己的利益，但却是从“理性”出发，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律，时刻准备为改善个人与他人的利益关系做某种妥协。

总之，现实中存在的“利他”行为，不是没有“利己动机”，而不过是为实现“利己”目标的一种“恰当”或“高级”行为方式罢了。

在现实生活中，一切人际关系都可以看作是两个自利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关系无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无关系，即零相关关系，即一个人的利益与另一个人的利益不相关，彼此没有任何关系，这种相互独立的关系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持一般来说不会存在什么问题；另一种是有关系，这种关系又有正相关与负相关两种情况。

无论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的情况，再进一步考虑“主观动机”因素，为此我在深刻领会樊纲先生关于人生“命运方程”含义的基础上，加入自己数十年来的心得体会，画了一张自以为周延无比的“社会人际关系全景图”，这张图可以将所有的人际利益关系囊括其中。

社会人际关系全景图

“利己利人”，即“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有条件的利他主义行为”，用经济学的专门术语来说，就是所谓“外部正效应”，市场、职场或日常生活中最大量、最普遍存在的，就是这种正相关关系。

“利人利己”，即“主观为别人，客观为自己”，这就是日常人们多加颂扬的“利他主义行为”。其实，这种行为之所以受到大家赞赏，主要是因为人们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主观为别人”视点上，而没有注意“客观为自己”的事实，或者是行为人自己将“客观为自己”这个茬给“忘了”或无意识“蒙蔽”了，但之所以能够“淡忘”不是因为真的无自利在里面，而是因为“正相关”太强烈或太不成问题了，以致才可以达到如此这般“忘我”的程度。

“损人利己”，在日常大多数场合，我们都可能遇到这种“主观为自己，客观损别人”的情形，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所谓“外部负效应”。当然，日常也常有“损人（结果）不利己”或“宁可不利己也要损人”的行为发生（这种行为之所以发生，可能是当事人出于如嫉妒等扭曲或不合理的动机考虑，由心理上某种莫名其妙的“需求”或“收益”激发所致），这是些平常人们最讨厌并在道德上大加谴责的一种行为。

“损己利人”，这是通常人们大加赞赏的高尚行为。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行为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多是权衡选择的妥协行为；还有一种可能情况是，在利益负相关的情况下双方处于“僵持”状态，既可能因为都想“损己利人”而陷于“势均力敌”的僵局（如《镜花缘》中所描述的“君子国”情景），也可能由于看到各自的处境而主动达成互不干预的独立状态，结果或者两者谁也别想占利，或者造成“两败俱伤”或“两利俱损”的意外结局。

对于上面所描述的“社会人际关系全景图”，我还把樊纲先生的“命运方程”作了进一步修正和完善，用我以为更加周延的方式作了解答。

现实中的每个社会成员，作为一个自利的经济人，其目标函数都会由三种类型的子目标变量组成：

（1）“独立自利变量”，这种变量的取值与其他人的利益没有关系（零相关），可用IX=（IX1，IX2，…，IXn）表示。

（2）“利他收益变量”，这种变量取值与他人利益正相关，可用HX=（HX1，HX2，…，HXn）表示。

（3）“损人利己变量”，这种变量的取值与他人利益负相关，可用DX=（DX1，DX2，…，DXn）表示。

基此，若用U表示经济人总利益，那么其目标函数可表示为：

MaxU＝U（IX，HX，DX）

三种类型变量的具体取值大小，其在总目标中的权重如何，不同偏好结构的人或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时空场合或环境约束中会很不相同。一个人在实际当中，是采取“自私自利”行为还是采取“冷漠处之”的态度，是“关心自己”还是“可怜别人”，是“损人利己”还是“损己利人”，等等，都不是有没有“自利”动机的问题，而是自利目标的具体实现策略和方式问题。

总之，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学习体悟，我以为，待人处世的最精髓要义，其实就是要学会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随时随地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去化解与别人可能有的任何利益矛盾和冲突。我们要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在看待他人时，要把别人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利益主体，与别人打交道的时候要互相“尊重”，不要把别人看作“弱智”或“傻瓜”，时时处处自以为是地替别人着想、做打算，结果却干出一系列干预别人生活、侵害别人利益、破坏别人幸福的“好心坏事”来。同样，在面对利益冲突时，不要“与人过不去”，只强调自己利益而不顾别人“死活”，不要搞“阶级斗争”，动不动就“革命”，而应该通过“民主互动”、“平等协商”和“妥协忍让”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这才是经济学所包含的精髓思想和精神实质。人人有了这样达观的人际价值观修养，人们之间还有什么利益问题不能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