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打工，求生存，谋发展，可能遭遇很多不平和不幸，需持有平和心态，有自主追求、自立能力和自强毅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城市街头来来往往的老代民工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新生代打工仔打工妹成为主流。

他们与父辈们不同，不是仅仅想出来挣点活命钱，而是更多地因为“对农活没兴趣”、“不甘忍受传统而封闭的农村生活”、“习惯外出生活”、“羡慕城市现代生活”或“能够享受现代生活”而来到城市；遇到不公平的身份歧视，他们不再茫然、木讷、忍气吞声，而是拨打手机、借住网络，勇敢利用法律武器，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也有一些采取比较激烈的行为，以各种途径和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情绪、情感、看法和意见。

这是时代所趋的大势、符合社会进步的取向。

我们农村青年怀抱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跋山涉水走出乡村来到繁华的城市，遇到很多不熟悉的好人、好事，也会遇到陌生无情的坏人、坏事，更多的是莫名遭受白眼、委屈、周折和磨难。特别是与城里人走在一起、站在一起，工作和生活在一起时，由于户籍、学历、身份等制度性原因而额外遭受很多不公正待遇，一些有身份没素质的城里人，还时不时自觉不自觉地在你面前流露出令人难以忍受的优越自得神态来，这个时候我们实在有些气不打一处来，那不平、不服气和愤懑情绪在年轻的胸膛里熊熊燃烧，如果平时不注意心理调适和情绪控制，往往会发生极端恶性事件。

——我们辛辛苦苦、累死累活，按工期和要求干完活，老板和工头却将我们本来就低得不能再低的血汗钱，经过七扣八罚，最后拿到手里没剩下几个子儿，甚至眼看要春节回家过年了，还是没有期限地拖欠、拖欠、再拖欠，这公道吗？

——我们常年离家在外打工，为了挣点钱糊口，白天顶着炎炎烈日、寒风雨雪在工地干活，晚上回到工棚睡着寂寞孤单的冷被窝，而那些城里人却在亮堂的空调办公室悠悠自在挣大钱，这凭什么？

——我们在黑洞洞的矿坑或机器轰鸣的流水线上干活，恶劣的工作条件没有基本的安全感，一不小心就会丧命，动不动发生事故就会缺胳膊少指头，狠心的老板还不给上保险，出了事把你踢出门一推了之，这是什么世道？

——我们乘坐公交车，看到一位怀抱小孩的城市妇女上来，我们赶快起身让座，人家连眼皮子都不抬一下，不屑一顾、心安理得地豪迈入座，你说这是她就是这样还是见到我们农村人才摆出这副德性？

——我们的孩子，由于没有本地户口，寄送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学，但因为种种原因很有可能享受不到正常的义务教育，丢在家乡又没人管教成为辍学漂流的“留守儿童”，这两头作难的事儿你说咋办？

——我们走在城市的大街上，感到那高楼大厦不属于自己，那通明透亮的灯火在咂吧着眼睛笑话自己，那横冲直撞的高级小轿车在欺侮自己，这一切的一切都那么陌生、冷漠甚至有些狰狞，你说这城市我还怎么待得下去？

……

这种种无奈我都曾感同身受。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不能改变环境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改变和调适自己？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应对策略：一种是采取积极理性的态度，凡事首先认真了解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做到未雨绸缪，理性地对待和处理各种大事小情；另一种是采取消极非理性的态度，遇到不平事“说出手时就出手”，凡事不筹划、不安排完全凭着感觉走，风风火火东撞西冲，最后陷入一个险滩接着又是一个陷阱，在生活和工作中不是僵局就是困境，弄得焦头烂额的，结果一不留神走上绝路甚至不归路。

同样是经历坎坷不幸，同样是遭遇血泪辛酸，各人的选择是很不相同的。这里引述一则“女孩遭劫，英雄救美”的新闻报道，很能折射出农村青年进城后的价值走向和人生路径的分化现象。

广东东莞市人民医院。18岁的华怀德安静地躺在病**，黝黑的脸上略显疲惫，带着憨厚的微笑，19岁的曾红燕站在旁边，白净单纯的面庞，目光充满关切。9月1日晚8时，一次突发事件，让两个素不相识的打工仔打工妹的命运在异乡连接。当时，曾红燕与工友在商场购物后回厂，一歹徒突然夺走她的手机，曾红燕拼命追，不久遇上与朋友散步的华怀德。小华知情后也紧追不舍，将歹徒逼进一间厕所，随后扭送出来，让其交出手机。歹徒佯装掏出手机，不料却掏出一把匕首，刺向华怀德左腹，随后撒腿就跑，小华继续追，没几步觉得剧痛，发现腹间鲜血直流，肠子已经漏出……

在这件并不罕见的刑事案件中，行凶歹徒是外来的农村打工青年，受害者同样是外来的农村打工青年，而见义勇为者也是外来的农村打工青年。同样的城市环境，同样是外来的农村打工青年，在其间所表现的价值取向却大相径庭，在事件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竟有如此大的差异，可见向内修炼何等重要。

遇到艰难困苦，青年人要学会调适自己心态，不要觉得这世上就自己命苦，就你可怜。要知道千千万万的人与你一样，谁都不容易。特别是我们正处于转型期，各种摩擦、矛盾、纠纷和冲突在所难免，遇到不平事要学会坐下来协商解决的好习惯，不能动不动就大呼小叫、要死要活的，甚至走上自绝于世界、反人类和反社会的自杀或杀人歧路。

据统计，目前全国每年自杀近30万人，每10万人中就有22.2人自杀，每2分钟就有1人自杀死亡、8人自杀未遂。在15岁至35岁年龄段死亡者中，自杀成首因。特别是深圳这样的年轻城市和外来移民城市，工作、生活压力大，人际关系较为疏离、冷漠，精神、情绪上出问题的很普遍。据深圳市民情感护理中心的徐景安先生提供的情况：深圳每年自杀2000人，十年间精神障碍得病率超过100倍，严重精神病患者超过18万人。

一些进城民工遇到困难和压力，情绪失控选择自杀或杀人。例如，前几年在哈尔滨市曾接连发生两起恶性事件：一位湖北农民工胡兴英向工头任某讨要4000元工钱未果，愤而将油漆泼向自己与工头后点燃，结果胡兴英经抢救无效死亡，工头任某被严重烧伤；就在胡兴英不幸死亡的第三天，来自沈阳的农民工曹庆也因为自己与工友的工钱要不回来，一气之下把一瓶汽油倒在自己身上点燃自焚。这种极端事件发生的诱因很复杂，肯定有社会客观环境方面的制度性问题，同时也应该看到，当事人心理调适不到位的问题也很重要。

同样经历坎坷不幸、有血有泪很辛酸，一个叫做周述恒的进城青年选择很文雅理性的方式而“获得重生”。

31岁的周述恒，来自四川达州万源黄钟乡，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与一般民工不一样”，他善思考、有思想，13年的打工经历为他提供了丰富感人的素材。2008年开始，尽管没有任何写作经验，但他竟然利用金融风暴下处于半失业状态的一年多时间，在福州一处出租屋内，在妻子与五个月大儿子的陪伴下，模仿《中国式离婚》的结构样式依样画葫芦，分99个章节写就一部45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国式民工》，80%的内容是他身边朋友身上发生的故事，其中60%的内容源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主人公周小凡就是以他自己为原型，将农民工在城里打工的艰辛栩栩如生地描述出来。

小周进城打工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当代农村青年进城路的一个缩影。

母亲不幸去世后，我初中没毕业便辍学在家做农活，放牛、插秧、收水稻，像每一个农村孩子一样。1996年我18岁了，告别父亲，跟老乡来到福州打工，因为姐姐也在这里打工。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塑料厂做工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月工资只有120元。第一个月不仅没拿到工钱，还欠了工厂80元，后来越干越觉得憋屈，就辞职了，开始拉三轮车、摆地摊，维持了五年，体会到一个农村人进入城市想立足的酸甜苦辣。

1998年的时候，我开始在福州大学摆地摊，卖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给我羡慕的大学生，期间学会了如何躲避城管，被抓后把货物给他们，只要不反抗就不会挨打。

2000年夏天是我最艰难的时刻，半年没有找到工作，住在七八个工友合租的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做饭用的炉子是在铁桶里倒入煤油、插上灯芯制作的。炎热的六月里，我骑着40元买的二八式自行车，走遍福州的大街小巷，胳膊上的皮都被火辣的太阳晒脱，身上一分钱都没有。饿了一天一夜后，我撑不下去了，给堂哥打电话，后来堂哥帮忙借钱才解燃眉之急，那时没人会借钱给你，一来大家都穷，二来别人害怕你还不起。

打工13年，换的工作数不清，就是在反复的进厂出厂中生存，有的工厂拖欠工资，不拖欠工资的又赚不到钱。后来，在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我到一家建材涂料公司做业务员，才慢慢过上比较稳定的生活，学会了使用计算机。2007年，父亲也来打工了。

经过艰辛奋斗，农民工周述恒结识了一位同样来自农村的姑娘，好事多磨，有情人终成眷属，现在一家三口在福州过着艰辛而幸福的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