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希望，随心飞翔。勇敢地走出村，豪迈地跨进城，以开阔坦**的胸怀，去拥抱无限广阔、精彩奇妙的大千世界。

农村孩子进城，不免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新奇感、震撼感或自卑感。

回想当年，自己进城，可没有人家刘姥姥参观大观园的自如潇洒，在忐忑不安的胆怯中，闹了许多尴尬荒唐、让人至今想起来都脸红不已的笑话。

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由于老师认为这孩子对美术有“特长”，学校就让我跟着一位老师去县城里某个地方学剪纸。那是我第一次进城，走在县城的街道上，那感觉真是有些“莫名”又“奇妙”，但最大的难处就是，内急了找不到厕所在哪里。有几次都化险为夷，但终于有一次肚子里的压力来得太突然猛烈，但是出口问别人厕所在哪里，在那“幼小的心灵”中觉得是很丢人的一件事，虽然急得东奔西跑、上蹿下跳，可是仍然找不到厕所在何方，结果可想而知……我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装得若无其事回到家的。

这是初次进城就闹出的最丢人的一件事，也是第一次知道“丢人现眼”、“死要面子，活受罪”究竟是什么含义。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些无地自容。后来看到《红楼梦》中描写的情景，看到人家刘姥姥进大观园时，是那么潇洒自如又不失体面地裤子一撩，在优美的花园中涓涓流水，就更是自惭形秽了。前些年连在心里想都不敢想这一件丢人的往事，现在说着说着给我们的读者朋友“掏心窝”了，一股脑地一不做二不休，将自己这段不堪回首的“丢人事”公之于世，让我们现在的青年人看看，我这在城里混了数十年的老辈农村人，是在什么样的起点上艰难地踏上进城路的，由此让他们看到，这么一个“倒霉蛋”都能在城里混个几十年，那还有谁不敢进来呢？如果达此目的，那我这“丢人现眼”的自曝其丑，看来也是值得的。

在我青少年时代，能够跟着大人们进县城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情。多数时候，是与小我两岁的弟弟跟着父母下县城拉煤灰。那时候家里穷，烧不起煤炭，于是很多老乡就到县城三门峡“二印”（会星第二纺织印染厂），以极为低廉的价格买一车刚从池子里捞出来的未燃尽煤灰，拉回家里当作燃煤烧饭用。

家乡陕县，古称陕源县，据说周朝就有了县的建制，现在的陕西省就是因我们家乡而得名，取自“陕源县以西”之意。原来的县城就是三门峡，后来改为地级市后，县城才搬到三门峡西客站地区。三门峡地处黄河滩的峡谷中，如果坐火车沿着陇海线路过那里，你会看到南面有地势很高的丘陵，我们老家张村就在那高处的“塬”上，当地习惯用“上张村塬上”和“下三门峡”来表达这种地势关系。如果站在塬上看，三门峡就处在一条东西向的河沟底，要下来上去需要跋涉几十里长的陡坡，而且那时没有柏油路，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一遇到雨天，不管是人还是车都会上不去下不来，交通十分不便。

在这种情况下，三四个人要拉一架子车刚从水里捞出来的煤灰上去，显然是一件“牛马不如”的活计。不过，这对于干惯了繁重体力活的我们兄弟来说，这样充当拉车的牛马，其实“苦”不到哪里去。那么，在我们的心目中，能够盖过如此劳苦而觉得无比甜蜜的事情是什么呢？最要紧的有两件：一是进城这件事情本身；二是可以吃一顿可口的早餐。

每次下三门峡，由于路程遥远（来回路程有七八十里）都要起早贪黑，鸡叫两遍就要起身，拂晓时分走到临近县城的沟沿上，居高临下地看去，头顶是繁星点点的蓝天，下方是灯火通明、映红了半个天际的城市，那景色无比诱人，那感觉有说不清的奇妙！等走到印染厂大门口，正好人家开门营业，办手续装车完毕，将车拉到一处繁华街区，大概也就八九点钟的工夫，正好赶上早餐时间，我们就可以在那里的食堂里，喝一碗甜甜的大米稀粥、吃几根香香的油条——要知道，我们兄弟俩之所以甘愿经受此后十几小时的牛马劳累，相当大程度上就是冲着这一顿早餐来的。

这就是我青少年时代关于进城的最深刻记忆。不过一说到进城，还有更为幸福而又痛苦的一件事情值得一说。

我们这一代是唱着《东方红》、《国际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我爱北京天安门》等革命歌曲长大的。上初中的时候，学校举办了一个叫“象征性赛跑”的体育活动，就是让同学们每天坚持体育锻炼，将跑步的历程记录下来，看谁先累计到从家乡到首都北京的历程，谁就是优胜者。

一天与几个同学下狠劲，一口气向县城方向跑了十几里，一个来回就是将近30里的路程。到家后还与几个同学玩了一会，根本没有什么特别感觉。但谁知，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发现自己下肢痛得不能动弹，紧接着便在踝关节、膝关节、大腿处游走性肿胀疼痛，急性发作，要死要活。

但那时家里穷，像这样眼看不会很快死掉的“关节炎”毛病，好像家里家外所有人从来就没有要到医院去给孩子看看病的念头。后来，才知道这根本不是一般的关节炎，而是极为严重的风湿病。急性发作后病情转缓，但还是不能下地，后来听三姑说她村里有个聋哑郎中，当年毛主席派医疗队下乡时留给他一个偏方，能治这种病。于是就吃了人家自制的黑药丸子，慢慢稀里糊涂能够走路了。自打能够走路以后，从来没有吃过一粒药，虽然一到八九月份都要大规模发作一次，但是下地干活、上学高考一件事情也没耽搁，直到“光荣”地考上大学成为一名城里人，有了公费医疗资助才开始吃药打针。

到太原上大学，是我第一次真正自主踏上进城路。此前从没有离开家人出走到这么遥远的地方，但当拿着地图离开小县城，路经陕西孟源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太原市，当我走出火车看到眼前一条宽敞无比、一望无际的大街（后来听说这条刚建不久的街道叫“迎泽街”，仅次于北京的长安街，因为两边的树木还未长起来，所以显得无比开阔），立刻就被震撼了：“我的妈呀！这就是大城市啊！”在太原的四年大学生活，虽然是在享受公费医疗保障的病痛折磨中煎熬，是在“农转非”极端不适应的身份焦虑中度日，但这毕竟是我平生第一次作为其中一员生活于其间，直接近距离感受的城市生活。这段日子，是典型的“刘姥姥进大观园”的进城状态，所以值得记述一番。

那时候进城上大学，对于农村孩子来说，相当于由地狱走入天堂，那种身份转换的反差是异常巨大的。首先可以享受公费医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死攸关”的身份转换；其次可以吃上饱饭，一个月有15块5毛钱的助学金，一天可以吃上六个窝窝头，这在家乡是不可奢望的。

但是，相对于其他城里的孩子来说，还是比较寒酸的，而且是无地自容的自卑和窘迫。1979年春节，为了节省路费，平生第一次在外过年。一个年轻老师要与夫人一起回家探亲，由于他们住的是平房，怕不安全，让我住到里面给他们看家。此差事本来是无比荣幸的，但谁知结果很惨：由于与同学不住在一起，自己又没有手表，奇怪那时老师家里竟然连个钟表也没有，假期学校食堂上下午只开两顿饭，我没有钟表不知道时间，往往错过开饭时间，一饿就大半天甚至一整天，这第一个城市年过得是狼狈不堪！

到了暑假，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学家张守一先生在太原主持“山西以煤炭为中心的综合平衡”研究课题，说要招集大学生志愿者参加课题资料收集工作，而且安排坐飞机到首都北京数日，包吃包住包路费，这条件太诱人了：要知道在天上坐飞机、上首都北京，那都是儿时不太敢做的美梦啊！

但是因为想家，竟然能够狠心放弃这么梦寐以求都求不来的好事，可见当时对那贫穷落后的家乡思念之切！回到家乡一看又让我傻眼了：家里人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吃不上玉米黄面馍，竟然个个喜气洋洋，娃娃们个个手里拿的是“好馍”在不屑一顾地吃！在我感觉这恍若隔世，这联产承包制的改革怎么会有如此大的神奇效果！

记得我在太原过着“城市生活”的时候，每天啃着黄黄甜甜的窝窝头，心里还美滋滋的，自说这上大学就是不一样，能吃上窝窝头，他们没上大学的孩子就是可怜，这样的好东西他们是吃不上的。

那时一天的生活费也就三五毛钱，节省一点三毛钱就够了：早上五分钱咸菜，中晚饭一毛钱或一毛五的白菜豆腐就可以。一个月还可以到几里外的军营里，在面汤一般的浴池里洗一次澡，时不时地还可以去钟楼街那样的繁华地段走上一走。

一次上街，因为道路不熟搭错了车，又因为买了五分钱的票，人家售票员不给退，十分心痛。再换车时，觉得自己刚买了票，就蒙混过关一次吧，结果被售票员抓住，到站不让下车，像游街示众似的拉到终点站，被严厉教育了一番，写了书面检讨才被放回来。当时那个“丢人”的感觉就甭提了！如果有个地缝肯定早钻进去了。自打那以后我对自己发誓：穷也穷得有尊严，即便是饿死也不能干任何不诚信或投机取巧的事情了！这也是一段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城市经历。

随着时光流逝、时代变迁，现在的青年人不会像我那时候那么无知愚蠢，但是从“小地方”来的农村孩子进入城市繁华“大世界”的那种晕眩感，可能还是会有的。

这里所说的大小，不仅是地理空间含义上的。前几年我曾到北疆阿勒泰去讲学，才平生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广阔天地”，什么是“心旷神怡”，但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那里的人们并不觉得自己所处的地方很“大”，反而感到自己是“小地方”的人。相反，与大西北阿勒泰对应的小东南香港，在地理空间上不过就是一个靠海的小山窝，但是那里地处海陆交通要道，是向全世界开放的，天南海北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使整个“小山窝”变成了“大地方”。城乡的小与大不过如此而已。只要我们农村孩子眼界开阔，见多识广，勤奋好学，进到城里来，完全没有必要自惭形秽，老是有种“小”的自卑感觉，可以由“小”而“大”，坦坦****。

其实，任何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都可能会有一种紧张感，不仅我们农村孩子，就是城市孩子也是如此。

例如，大名鼎鼎的职业经理人吴士宏女士，她是从小在首都北京长大的，可谓见多识广。在其自传《逆风飞扬》中，吴女士曾生动地记述了1985年她被北京外国企业服务公司派往IBM设在北京饭店的“代表处”工作，第一天上班时的忐忑、自卑感。她这样写道：

第一天上班可千万不敢迟到，前一天是星期天，我专门走了一遍踩准了到长城饭店的路线、时间。我到的最早，办公室门没开，走廊上是空的。我站在四楼天井栏杆旁往下看，是咖啡厅，从一层到顶通天彻地几十米，咖啡厅里还有个小亭子，有花有草有漂亮服务小姐，绿叶植物很茂盛，很高，我好想从四楼探下去摸摸那些肥厚的绿叶梢，空气中有悠悠的音乐和香味，我第一次知道“优雅”和“豪华”是可以放在一起形容同一件事物的。当时一点儿没敢想有一天也会坐在里边喝咖啡。看看左右没人，我试着跳了跳，没声儿！地毯把声音都吸走了。真是奇妙。

可见，这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是没见过“世面”的人谁都会有的，不只我们农村孩子。想当年，从城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见到绿油油的麦田，兴高采烈地惊叹：“这么大片的韭菜！”我们还“笑话”他们呢：什么“知识青年”，是“没知识的青年”吧？

若干年前，我到东北鞍山讲学，接待我的是一位城市长大的女孩子，一次吃饭时服务员端上米饭，我随口问了一句：“你们东北的大米就是好吃，这是为什么？”那孩子告诉我：“是因为我们这里的水稻不用水。”这个回答可把我这个从小没有见过稻田的农村孩子给镇住了，就像当年大科学家在报纸上写了一篇关于亩产可以达四万斤的科学论文把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伟大领袖都给镇住了一样，我真不知道还有不用水浇的水稻。后来跟他们老主任说起，他甩出了一句：“现在的孩子，四肢不勤、无谷不分，哪有这事！”说得我这个“有知识的农民教授”也无地自容！

所以，我们农村孩子，只要进到城里来了，慢慢熟悉了，接触的人多了，遇到的稀奇古怪的事多了，眼界开阔了，就不会有什么好紧张的。反而我们会感到，那些住在大都市里的人，未必就什么都懂。

记得1991年暑期，我与一位来自延安的老同学，一起趁着研究生毕业实习调研的机会，奔赴我们从小无限向往的首都北京。凌晨两三点钟下的火车，住店花钱觉得不值得，我们商量干脆就从火车站走到天安门广场先一饱眼福，要知道我们小时候唱着那首《我爱北京天安门》的革命歌曲，心目中那个“天安门”是梦寐以求而不得的，现在终于来到了伟大的首都北京，伟大的天安门自然是要先睹为快的！在往梦想行进的时候，我们就问正在地铁口施工的民工师傅：“天安门方向怎么走？”“你问‘天安门’，哦……哈哈，‘天安门’嘛，你这么这么走，就到‘天安门’了……”那种嘻嘻哈哈的口气，就像我们当年笑话知识青年没知识一样，他们可能心说：这两个乡巴佬，竟然连北京的天安门广场都不知道怎么走！读者朋友，你们要知道我们那时也已经是好赖在城里摸爬滚打十几年的城市人了。

可见，无论城乡，见过世面的就是比没见过世面的有种优越感，没见过世面的往往比见过世面的有种自卑感，如此而已。我们从农村小地方来，没见过世面，心中忐忑；现在我们进到城里来，见了大世面，我们“小中有大”，如果放松放平心态，我们还想让他们城市人开开眼界呢！不是吗？

近年来越来越火爆的笑星赵本山师徒，他们不是土生土长在我们东北农村的农民艺术家吗？他们还不是把这些泥浆乡土气息浓郁的二人转文化豪迈地带到洋气十足的北京城里来，而让那些城市粉丝也大呼小叫地大开了眼界！所以时代在发展，人也在变化，谁土谁洋、谁大谁小、谁高谁低还真说不清楚，也就先甭说什么“东风吹，谁怕谁”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