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代人有每代人的困惑，但困惑的立意、境界和根由存在很大差异性。进不了重点高中、考不上好大学，难道真的是我们当代青年的最大人生困惑吗？

在前文引述我早年所写的“革命家史”文字时，老是提到一个当今青年可能感到莫名其妙的名字——“潘晓”，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给大家交代一下这话语的历史背景和来由，并专门讨论一下当代农村青年面临的人生困惑，以及这种困惑与父辈们的困惑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差异性。

1980年夏，也就是我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时，当时绝对权威的全国性青年读物《中国青年》杂志，刊载了一个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个在当时看来绝对“雷人”的观点。其真实作者，是当时北京经济学院（现在的首都经贸大学）男学生潘祎，和一位在北京某工厂上班的女青年黄晓菊。

在这个“被编辑”了的读者来信中，两位青年大胆直白地“**诉说”，立刻引起“山摇地动”，并惊动了当时的国家高层领导。随即，相关部门和领导介入此事，并“正面引导”全国千百万青年，展开了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在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难道我们的青年朋友就没有困惑了吗？令人遗憾的是，不仅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今天的新“潘晓困惑”，不是由两个身处城里的男女青年提出来的，而是由“一个怎样也进不了重点高中的农村孩子”喊出来的；只是，最初发出呼喊所借助的媒体，从《中国青年》杂志转移到《中国青年报》，虽然也同样是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刊发；当年的“人生大讨论”是在大一统的正面引导下“有序”展开的，声音单一而清晰；而今是在多元化的网络媒体传递下平等“互动”评说的，声音嘈杂而模糊。但是前后对照、彼此参照来解读，可以发现很多微妙、尴尬且无奈的人生选择意义。

这篇刊登在2009年8月4日《中国青年报》上的“新版潘晓来信”，对现行体制的不公平，提出了“声泪俱下”般的控诉，可以说是“句句血、声声泪”，现将其最初发表的“简版”（我还看到过篇幅更大、内容更为具体详细的版本，估计是报纸正式发表前的“原版”）抄录如下。

上不了重点高中只因为我生在农村

我是一名初三毕业生，家在山东乳山市的一个农村。可是我中考因3分之差落榜了，市里重点高中针对农村的分数线是678分，我只考了675分，没达到我们那里中考的重点线。我很难过，也很生自己的气，怎么就不能多考几分呢？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教材、同样的试卷，城里的学生只需要601分就可以上重点高中？为什么他们的中考分数比我差得远却可以上？我也好想当城里的孩子啊！

乳山市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老师说，这里就只有两所高中还比较像样，里面的老师能教出好成绩来，而每年从剩下的普通高中里考进好大学的总共也没几个。

每年中考后，市里会划定各镇的重点线，各镇过了重点线的孩子就可以到这两所重点高中读书，而城里初中毕业的孩子，只要过了普通线就可以进到重点高中读书。同样的教材，同样的试卷，为什么却是不同的门槛？

城里的家庭，都比农村的有钱。那些甚至连普通线都没过的孩子，只要爸妈交足够的钱也可以进这两所重点。而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如果没有考过重点线，就要去散落在各镇的普通高中读书。很多同学都不愿意浪费3年的时间和钱去念，因为反正在那里也几乎考不上好大学，而我们的爸妈又很少有人能拿出那么多钱把我们送进重点高中。

以前，我们市里的每所重点高中每年大概会根据分数招收800多名学生，然后，剩下的名额就给了城里中学只过了普通线的那些同学和爸妈有钱愿意交钱的孩子。我中考在全年级考了30名，在以前，我肯定能进重点高中读书。可是，今年他们调整了中考招生政策后，我就怎样都进不了重点高中了！我猜他们调整政策不让我们农村孩子进重点高中读书，可能是为了进一步保障城里孩子到重点中学读书的权利吧。

现在，我们这里的两所重点高中就要变为城里孩子的高中了。

我在新闻上看到，温总理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上说“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有多方面原因，要认真分析研究……农村的孩子们素质并不差，同样能够成才。”现在我知道有人想尽办法把更多优质资源用制度设计的方式让城里的孩子优先享用，但我不知道如何改变这一切。

我的命运，就是中国农村孩子的命运，我给你们写信，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农村那沉默的一群！

一个怎么也进不了重点高中的农村孩子

2009年7月30日星期四

这位农村孩子的来信，确实说出了当今很多农村孩子的心声，倾诉了积压在他们心头的委屈和不满，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制度性歧视和人为性不公，表达了对公平制度环境的美好期待和无限向往。

但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无论什么体制和时代，美好的理想与严酷的现实总会有各种落差甚至反差，一个青年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怎样才能学会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和把握平衡点？由于长期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性限制，在传统应试求学道路上，相对于在主流体制优待条件下的城市孩子，我们处于体制边缘甚至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农村孩子，会遭受种种不平等待遇，遭遇很多不公正竞争，失去不少本该同等拥有的权利、机会和条件。遇到这种情况，一时间我们又无法改变现状，那应该怎么办？

对于这位“怎么也进不了重点高中的农村孩子”所控诉的不平事，作为一个同样来自农村、备受这种歧视而一路走过来的前辈，虽然有年龄鸿沟和代际差异，但我也确实感同身受，非常能够理解体悟这位农家孩子的心境和感觉。

作为一个自称有“人本主义”情怀的学者，多少年来我也一直在呼唤户籍制度改革，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社会民主化和市场一体化改革进程，特别是来自体制边缘、来自农村的青年人工作生活境遇。

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并横跨新旧双重体制鸿沟，对于制度公平与不公平的差异性体验感悟，不仅不比你们当今青年人“迟钝麻木”，而且可能会更直接、更真切、更彻骨、更撕心裂肺，对于那种基于身份差异区别对待、另眼看待的歧视性制度安排，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嫉恶如仇”的！

这里就给你们讲一个我们这代人面对体制性身份焦虑的可悲故事。

一个陷于体制性身份焦虑中不能自拔的女士

我认识一位同代的中年女士，她本来属于体制中人，只是因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原因，被丈夫的事业带出了体制之外。

她早年幼师毕业，在一个地方性大学幼儿园当老师，属于“国家干部”。后来随丈夫事业迁到另一所大学，由于先生属于那个学校特别引进的“人才”，因此她也享受“优惠政策”被安排到系里做资料员，接着还评了个中级职称“馆员”，而当时，她丈夫的技术职称还是初级水平的，后来，这位女士还“风风光光”地当上了学校中级职称评定委员会的“委员”。

再后来可就惨了！随着丈夫来到“什么都缺就是人不缺”的北京城，她只能在一家事业单位当个“临时工”，自己的身份感马上一落千丈，感到周围同事看自己的眼神都不对头，时时处处受“白眼”、被歧视，就连五一劳动节发个礼品什么的，都是要区别对待的！

十几年来，她无法从这个体制性不公造成的身份感反差中走出来，一直处于自怨自艾、怨天尤人的心理状态不能自拔。唠叨丈夫没本事、靠不住，担忧孩子学习不争气、考不上大学，像她这样没身份而被人家瞧不起怎么办？担心将来没有退休保障、没钱看病怎么办……

其实，她的日子很不错，丈夫工作稳定，收入不是很高但属于平均水平以上的，有房有车，生活条件很优裕，孩子在重点中学上学，将来考个大学根本不成什么问题。在她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中，她不算是最富有的也是生活稳定、最有保障的一位。

可她就是“想不开”，开口闭口她是天下最可怜、最倒霉的，老是说她原来怎么样怎么样有身份，现在如何如何不体面；同学同事亲朋好友，谁谁都比自己强，谁谁的丈夫怎么能干，谁谁的孩子争气学习好，就是自己不如人，自己的丈夫窝囊废，自己的孩子不争气……整日里郁郁闷闷、愤愤不平，甚至有些反社会倾向的歇斯底里状态。

这样一位不能正视自己、不能摆正心态，长期处于精神分裂状态的女士，多少年来老陷于杞人忧天的无限痛苦中不能自拔。我真怕她有一天会想不开跳楼自杀，或做出什么极端可悲的举动来！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正处于市场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人际利益冲突不断，很多矛盾和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与耐心，在短期内，很多“普遍而异常的不平事”，往往是谁也无法改变、无可奈何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话分两头说，不要像我认识的这位女士那样，一味怨天尤人走极端，应该学会向内思考、向内找原因，积极主动地调适心理状态，心平气和地摆正自己的心态。

有句话，叫做“我们改变不了别人，那就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改变不了残酷的现实，那就主动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态。”这听起来可能有些阿Q的味道，但是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年人，特别是处于弱势的农村青年来说，遇到问题和不可抗力压迫，慢慢学会内省、向内反思、向自己方面找原因，学会调适心态、不断超越自我，也是相当重要的。

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烦恼，有他们各自的“时代风貌”，也有他们各自的“历史局限性”。关键的问题是，他们各自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境界谁高谁低，谁更代表人类进步的方向，谁更顺应着时代进步的大潮流。如果将三十年前的“潘晓来信”拿来，与前面那封新版“潘晓来信”放在一起对照阅读，除了二者在时代主题和叙事内容方面存在的差异外，或许你还会惊奇地发现二者在“立意”、“境界”和“眼界”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别：

——三十年前的“潘晓”们主要是找不到光明的“精神性困惑”，而这个新生代“潘晓”则更多的是个人利益得失层面的“利益性困惑”。

——三十年前的“潘晓”们是在自我超越的层面上思考“人生的价值”，而这个新生代“潘晓”则主要是在眼前利益得失层面上争取“考试的分值”。

——三十年前的“潘晓”们不会求实、不会巧谋算计，而这个新生代“潘晓”则要聪慧、精明得多，对于不平等的游戏规则给自己造成的不利影响算计得清清楚楚，令我这个至今愚钝不堪的“老知青”佩服之至。

——三十年前的“潘晓”们也呐喊呼叫，但他们主要是为从小所接受的虚假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与现实活灵活现的真意亲情、丰富多彩的生活情景完全脱离，进而在精神层面引致的撕心裂肺般痛苦而呐喊；而这个新生代“潘晓”虽然也声称“我的命运，就是中国农村孩子的命运”，而且大喊“我要控诉，不仅为自己，也为农村那沉默的一群”，但实际上主要还是因为“羡慕”比自己优越的同龄人而“内心无限悲凉”，为了“想进重点高中……争取考上好大学”而喊叫。

请读者朋友别误会，我不是在拐弯抹角地指责或批评那位为我们千百万农村孩子请命的同类，而主要是想说，这个“怎么也进不了重点中学的农村孩子”，如果能够向内思考一点点，他的“悲凉”肯定不会是“无限”的，他的痛苦和愤懑也许会减轻很多，他的眼前可能马上会亮堂不少。

实际上，如果能够将我们在本书开篇所述的一些道理，即“人生而平等，但生而不同”，“大自然天然平等，小自我无须不平”，“自助者天助”，等等，好好捉摸捉摸，你会忽然理开心朗的。

想想看：在这样一个大众化的新时代，在这样一种“大学毕业就失业”的现实面前，难道进不了重点高中、上不了名牌大学，就真是那么“要命”的重要吗？退一步说，假如你的人生目标就是“考上好大学”，如果你足够努力和能耐，那些“土政策”可以将你挡到“重点高中”之外，难道真的就能够堵死了你进入“好大学”的路子吗？我看关键还在你自己——你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

实际上，只要你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有志青年，别人根本不可能左右你的命运！只要肯内省、肯使内劲，谁也别想挡住你的道！这个基本判断不是诳语，也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痛”，而是基于我这个农村娃独自一人走出村、数十年在外“摸爬滚打”的人生经验，所作出的严肃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