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求学路狭窄而拥堵，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近年来，这条“农转非、谋功名”的路越来越难走，明智者自当另辟蹊径。

“学而优则仕”，是传统求学的基本指向，也是千百年来农家子弟实现“升官发财”人生梦想的基本途径。远的不说，至少我们这些“80年代的新一辈”，无论是“土生土长”的乡村青年，还是“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除了个别有特殊背景和门路的，大都是借着“恢复高考”的东风，才走出农村“广阔天地”而进入城里“高楼大厦”的。

三十年前，对于那些安于老老实实、循规蹈矩的“好孩子”，惯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好学生”来说，这条传统科举应试求学路，可能是最合适、最省事、最经济和最安全的人生选择。在我们那个年代，只要你按部就班小中大学一路走下去，老老实实接受老师教导，认认真真接受并牢记书本知识，踏踏实实完成各级学业，一旦上了大学不仅意味着一般的“成功”，而是如当年“登天子堂”般成为“天之骄子”，根本没有什么悬念。

说到这里，我要提及一个“成功人士”，以及与他有关的一个情景故事。这就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他可算是我们这代成功人士中的一个佼佼者。

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访谈节目中，主持人问他：“像你这样一个大西北农家出身的孩子，是怎么成长为北大教授和著名经济学家的？”张教授回答说，“稀里糊涂。”主持人追问：“这怎么说法？”张教授解释说：“我走到今天，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从小就树立了什么远大志向，就明确要当什么北大教授或经济学家，而是一级一级上好学，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把我能做的事情做好，一年级我是班上最好的，小学阶段我是小学最好的，中学阶段我争取做到最好，大学阶段也是如此走过来的，这样一路走下来，稀里糊涂就走到北大当了教授，成了经济学家。”

张维迎这一席话可以说是意味深长，他的人生经历也很有代表性，是那个年代相当多乃至当今不少农村青年，通过“求学”这个传统路径，最终顺利而成功地实现“成家立业”人生目标的一个典型代表。

当然，如果考不上大学——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或者说是“必然现象”，而考上大学才是近乎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或者说是个别的“偶然现象”或“意外事件”——那就什么都不是，这虽然谈不上什么“风险”（因为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考不上大学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不适合用有意外、不确定性含义的“风险”一词来描述），但这对于农村青年的人生选择来说，确实是个“很不幸”的事情。不过，如果将时间尺度一拉长，这“很不幸”也并没有什么，最后由“很不幸”转化成“大幸运”的，其实也不少。

我就有一个本家兄弟，在小学时代是文艺宣传队的骨干，革命样板戏唱得是有板有眼，后来被贫下中农推荐上高中，与我一样都是上的“农业班”，数理化没有底子，但一年半后高考分班时，听老师动员愣是报了理科班。后来，我上了四年大学，他考了五年大学，每年据说都是仅差几分，每次都会“很不幸”地落榜，最终还是与大学无缘。再后来，抱着“终生遗憾”还是走进了城里，先是做中学老师，后来只身下江南，现在成为一名很有成就的商界人士。

总的来看，我们这一代人“不幸中有大幸”的人生轨迹大致是：虽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我们自感却是“大不幸”——童年是在“大跃进”后饥荒中煎熬，少年是在“红旗飘飘”的“**”动乱中混迹；如果说有什么“幸运”，那大概是因为在青年成人时期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使我们才有机会“重新做人”，匆忙承担起“承前启后”的代际传承使命。

像我这样极少数“特别幸运”的农村娃，能够在不可能（统计上所说的“小概率”事件）的情势下，也在心理上压根就没抱什么“奢望”或“理想”的状态下，“意外”地、“喜出望外”地考取大学，继而在“黑暗中摸索”数十年，在步入“不惑之年”成为知识阶层一分子，其“精神历程”回想起来实在有颇多刻骨铭心的感触、感叹和感慨。在同代人中，确实有不少“因高考恢复而获得重生或成功机会”的幸运儿，我可能算作其中一员，但与人家真正声名显赫的同代“成功人士”不同，我这个教书匠只能算作还不错的“职业人士”，很难说是取得了什么“事业成功”的人物。

2006年，应《新京报》记者曹保印先生之约，就“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三十年”的话题，写了一篇长文，原题叫《经济地管理人生：一个经济管理专业老师从“潘晓困惑”到“四十不惑”的人生感悟》，后来记者将主标题改为《一个农村孩子的进城路》[1]，此名字虽与那文的核心思想有些不切题，但与本书的主题却很对路。现将该文中有关描述自己三十年“求学人生”路径的文字摘录如下，以供当今有志于走“传统路线”的农村青年参考。

一个农村孩子的进城路

我是在豫西农村的“地穴”里长大的。

家乡地处丘陵地带，因此与陕北山沟窑洞不同，我们的住宅属于一种“地下窑洞”，就是在地下挖四方形的深坑然后向四周打窑洞，由一个“门洞”从地面引入“地坑院”中。这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民居，近年来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而有些遗憾地成为一种“历史陈迹”。这里特别用文字记述一下，不仅将我带到那“穷中有苦、贫中有乐”的童年记忆，也权作对遗失的民俗文化的某种纪念罢。

按照母亲的说法，我是家里四个“光棍和尚”（因为家贫有可能娶不起媳妇）中的老大，由于最早感应到生活的艰难、做人的艰辛，因而也是四个兄弟中最“争气”、最勤奋的一个。我对家中四位长辈的童年印象是：父慈母严、爷厉奶祥，祖父母对我成长的影响要大于父母亲。

祖父是虔诚的佛教徒，一辈子坚守信仰、我行我素，自学文化、熟读经典，吃斋修行、积德行善，但满脑子“三从四德”儒家伦理思想，在外忍忍饶饶、修桥补路，而在家唯我独尊，属于独裁专制主义者。

祖母是深受旧社会“三座大山”压迫的小脚女人，不识字、没文化，但在我这长孙眼里，她是最伟大的中国女性，勤劳、善良、通情、达理，对旧社会的黑暗和新社会的美好有着最为真切的感触，她老人家对着毛主席像热泪盈眶地念叨着感激话语的情景，时至今天我还历历在目！她一生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无怨无悔、称职尽责地做着她的家务活，但往往能在儿孙成长的紧要关头作出些“大义凛然”、“力挽狂澜”的举动。

例如，奶奶很坚定地认为孙子长大后要“干大事”。实际上，也正是在奶奶的全力扶助下，才有我后来上大学成为“人民教师”的人生历程。

能够考大学上大学，对于我这样的农村娃来说，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意外事件”。1976年，我被贫下中农推荐上高中的“农业班”，总共两年的学业几乎没有学习过“数理化”课程，最后一个学期说要文理科分班，准备参加1978年的高考。

在老师的鼓励下，我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坚守文科”不动摇，尽了最大努力（只为了补偿“老师能看得起”这份恩情），最后考了247分，很自然地与大学无缘，于是无怨无悔地就卷铺盖回乡“自谋出路”去了。当时，我自觉对书法美术有“天然兴趣”，所以就“立志”自学成为一名“画画的”。

后来，在母校的“强烈要求”下，很不情愿地回去插班复习，也只是因为“老师看得起”这份情感的内在激励，才抱着不辜负老师的一番好意、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1979年的高考。在内心深处，我们原本就没有把上大学列入过自己的人生计划中，所以不像现在青年学生应试，有那种高度紧张的压力，心态十分平和松弛，甚至可以说是“十分愉快”。结果竟然“意外地”考取了，自然更是“喜出望外”。

因为遇到的是“意外惊喜”，关于报考什么学校、专业，自然也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思想准备”。我们当时只听说过“政治”、“语文”什么的，由于字写得不错而受语文老师鼓励，似乎“迁移”到语文成绩也因此而好并成为课代表，还经常给政治老师刻印蜡板学习材料，因此说要报考专业，在心中最向往的自然是省内最著名的师范院校中文专业。

但是，老师们对此却不以为然，并凭借他们的“人生经验”力加劝诫，希望我报财经院校学经济，说这样将来有出路、有前途。对此，当时自然也是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虽然接受老师的劝导，但采取的是一种有限“妥协”策略：

第一志愿填写山西财经学院，因为它名列招生简章目录倒数第一名，据说粮食供应还是“倒三七开”（70%粗粮，要知道那时候能吃上“细粮”该是多大的人生幸福啊）；而将自己“梦想”（时至今日我时常听到青年学子们张口闭口就是上某某大学是他或她的人生“夙愿”或“梦想”）的师范院校中文专业列为第二志愿。

在等待结果的时日，老在心里祈祷着：第一志愿千万别被录取，要录就录第二志愿。结果，又一次出乎意料，并从此“注定”了自己的基本人生轨迹和总体职业生涯路向。

大学四年的生活是幸运、幸福的，但同时又是最为痛苦而困惑的。

说“幸运”、“幸福”，主要是因为“农转非”而带来的身体生存状况改变、物质生活条件改善和社会阶层地位改观。

从身体生理情况来说，由于贫寒苦难的童年生活条件，使自己身体从小受到相当程度的“摧残”，上初中时又无知地参加学校组织的（向首都北京）象征性赛跑活动而招致双腿急性瘫痪，后来留下严重的慢性风湿病疾患，如果不是上大学享受公费医疗制度保障，这种让人“死不死活不活”的疾患是绝不可能得到必要医治的，可能早就“没那人”了，更不要奢谈什么“潘晓困惑”了。

就物质生活条件来说，在山西上大学，虽然是“倒三七”粮食供应，主要是啃黄面窝窝头，但毕竟是“大学生”的生活；原来在家乡时，啃窝窝头那该算“奢侈生活”了，想啃都啃不到的。

而社会阶层地位的改观那就更不用说了，什么“时代宠儿”呀，“天之骄子”呀，“社会栋梁”呀，这些现在听起来都浑身起鸡皮疙瘩的赞词美语，而在当时都是理所当然地用来称呼那群大学生们的正常用语和舆媒热词。

但是，就我自己当时总的“精神状态”来说，确实没有什么“幸福感”可言，加上突然“农转非”带来的急剧不应症，实实在在地感到比“潘晓”还“潘晓”，很“痛苦”、很“困惑”，沉重、幽怨、郁闷、激愤之情无以复加！

上大学前，我把大学想象得也太“风花雪月”了。

第一步踏进校园是午饭时分，看到“大学骄子”们蹲在土操场吃饭、在露天水龙头上洗碗的情景，恍如置身现在城里大兴土木的建筑工地，那种莫名的失望、失落感就在心底泛起。

进入课堂后，那些“工农兵大学”出身的教员在课堂上“装模作样”照本宣科，将上课变成我们在小学时“生字听写”。而学校管理当局，还时不时为应付“上面”卫生检查，要求全校师生连这样的“课”都不上了，进行三天卫生大扫除活动。

见到此情此景，天真的童子心真有些“忍无可忍”了，于是操着大家都听不太懂的家乡话，“勇敢”地与班主任老师“辩论是非”，在小组讨论中“慷慨陈词”，结果得到的不是嘲笑就是耻笑，唯有更加深一层的幽怨、苦闷和激愤覆盖在幼嫩脆弱的灵魂上面，加上风湿病外加在肉体上“死不死活不活”的疼痛，那真叫“苦不堪言”啊！

当时的精神状态简直是到了极度“变态”、几乎要“崩溃”的边缘：与人打交道，往往采取预防敌对的态度；见面别人跟自己打招呼，我觉得那是“虚伪”的表现；一说话同学发笑，我以为都是恶意嘲笑……一来二去变得更加孤僻、怪异、另类，觉得与周围世界人和事都格格不入，被整个社会所隔绝、所抛弃。所以后来读到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真是吓了一跳，恍如听到了另一个自己在远方发出的呐喊、悲叹！

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自然没有“潘晓”们那样的“文化底蕴”，“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去读黑格尔、达尔文、巴尔扎克……这些大师们距离我太“远”了。

我要发问的不是“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而是“人生的路呵，你在哪里”。我只能借助我们面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习，去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关于人生意义的答案。

结果，虽然没有在“经邦济世”层面真正弄懂经济学究竟是什么个意思，也没能找到“待人处世”的现成秘方，但确实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收获颇多，尤其被马克思《资本论》“从抽象到具体、从具体回复到抽象”的严谨逻辑以及犀利尖锐、优美生动的批判文字深深打动和吸引，并且平生第一次有种明显的“自我肯定”感觉：原来自己在抽象的“理论”思维方面还有这样令人兴奋的“天赋才能”？！这也为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能力定位”提供了重要参照。

或许是自己有如此“困顿”的人生境遇之缘故吧，当我读到“潘晓”来信中那段著名的哲理性文字：“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虽然仍然觉得此说法还存在没有打通的许多“逻辑关节”，是对人生和人际关系的“特解”而不是“通解”，但在当时情景下能够读到这样直白朴素、直抒胸臆、坦诚真切的“掏心窝”式话语文字，真是让人感动得有些个“潸然泪下”，确实感受到一种春晓般的融融暖意！

也正因如此，关于“人”的问题就自然成为我内心深处丢不开的沉重命题，也是进城以后数十年来学术研究及教师职业生涯始终关注和探索的一个核心主题。所以，当我听到我们学校人口学专家毕士林老先生所主持的关于“两种再生产理论”的讲座时（这是我记忆中在大学时代听到过的唯一一次学术报告），感觉又新奇又激动。

毕先生是一位值得永远怀念和崇敬的老前辈，他老人家那“谦谦风度”和“长者风范”对我以后的人生路径、人生态度和学业职业生涯具有“终生难忘”的重大影响。当时，他已近70岁高龄，雪白银发、精神矍铄，讲话声如铜钟、富有感染力。在我当时看来，毕老先生才是我真正见到的“大学教授”！

在听完他的讲座后，作为无知学生多次向他请教，没想到老人家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又拿出其他相关论文上批“李宝元同志批评指正”字样送给我，自然受宠若惊，更加“废寝忘食”地研读，读后也还真写出大段大段的“批评指正”心得拿给老人家看。

后来，毕业时的学士论文，就写的是《关于“两种再生产”理论问题的探索》，从此以后数十年，从事学术研究并发表论著所涉及的主题大都是关于“人”的问题，现在专门从事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领域的学术研究工作，其初步基础和思想框架，就是如此这般奠定和形成的。

我回过头来体会：人生的基本志向就是成为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有用的人，并因为在手段的意义上对他人、对社会“有用”而在主体意义上获得“成就感”，最终实现了所谓“自我价值”，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没有白活”。

用我们的专业术语来说，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并由此获取收益的历史过程，而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不一定就是“上学”，比上学更为重要且不可替代的途径乃是“干中学”。一个人的人生意义都是各不相同的，都是在各自不同的人生经验中具体“体验”出来的，而能够给你带来幸福人生的“人力资本”同样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人生的路必须自己去走，无论是“越走越窄”还是“越走越宽”，你都得在“摸爬滚打”中坚定地往下走，一直走下去；如果你把握住了最基本的人生向标并坚定地走下去，即使一时间“越走越窄”，但最终会“绝处逢生”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乃是人生路上的常有情景。

在临近大学毕业走向社会之时，更大的“恐惧感”萦绕在心头：将来的人生路向何方？对此自己一无所知、一片茫然。唯一的感觉是不管将来的路指向何方，目前的路却实实在在地就在脚下，能够确信的就是“脚踏实地”凭着“感觉”往前走吧！

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个人的人生经历却真切地验证了党所倡导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思想路线之伟大。根据自己当时的“实际”情况，我觉得，不管进政府机关对别人有多么美好的前景，或凭借“财经专业”的稀缺性资源如何能“经济”地成就别人多少“财富人生”，对于我自己来说，最现实、最理想的职业选择就是当一个“教书匠”。

尽管我们那时的职业选择还是“一次分配定终身”的计划配置，我自己心里没有任何“紧张”感，因为到大学当老师几乎等于是“被发配”或“被流放”的一种职业去向，别的同学都唯恐躲之不及，而这却给了我一个绝好的“选择”机会，可以“从容自得”而获之。

宣布分配去向时，同学们听到我去的是学校都“哄堂大笑”，但我在心里窃喜，感到无上荣光和幸运！这可以说是平生第一次所进行的不自主、不自由的重大自愿选择了——从此就走上了我二十多年来“相濡以沫”、作为终生事业和人生使命的教师职业生涯路。

正是作了大学老师以后，才真正学会说话，学会做人，学会作为一个正常人待人处世、与人打交道，也才学到了大学时代本应该学会而没有真正学到并掌握的专业知识。可以说，正是由于教师职业要求的现实“压迫”，才使自己真正走上了正面体验生命价值的人生旅途。所以，我对教师职业是“情有独钟”的，对于教师的角色和使命有我自己的独特体悟。

我感到，当老师实在是一个最经济、最有效的学习之道，一个好教师其实就是在学生“学”与“问”的压力下不断进取，做一个能够积极主动地“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好学生。所以我常给我的学生说：你要真正有“学问”吗？那就当“老师”吧！可能是由于骨子里“信仰”这样一种“教育观”的缘故，在我二十多年的教书生涯中始终没能树立起“师道尊严”来。

特别是沿着教师这样的职业生涯越往上走，就越来越感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职业压力，以致到后来在还想当老师、必须当好老师的单一内在使命的驱赶下，不得不又再两度住大学、当学生，在“老师—学生—老师—学生”的两度双重角色转换中，“稀里糊涂”就走到了自己人生的“不惑之年”。

时间如流水，岁月如穿梭，不知哪一天忽然很惊讶地发现：自己什么时候竟也变成了一个在“谆谆教导”下一代青年人的老导师了！

我啰里啰唆絮叨这些“革命家史”，无非是想现身说法，告诉我们当今的年轻人：如果你像我一样属于智商不高（我觉得自己虽谈不上“弱智”，但智商肯定是在平均水平以下！这不是“自轻自贱”而是“实话实说”），也能够像我这样善于勤勤恳恳做小事，像我这样听毛主席话，一辈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么可以考虑：是不是选择传统求学路，按部就班一级一级上学，最后将学上完后“光荣地做一名人民教师”。

不过要赶紧告诫你的是：这条路已经今非昔比，其间充满着荆棘、陷阱和无法确定的变数，你必须有意识地不断校正父辈们误传给你们的“信号”，特别去除关于高考上大学的“科举效应”和“成功光环”，否则仅凭父辈们的感觉走，自己会找不到北的。

关于高考的“科举效应”和“成功光环”给千家万户、千百万代代青年施加的误导、错觉和梦幻，确实是非常可怕的。

从1999年开始，国家实行大规模“扩招”政策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到2002年，大学招生14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15%以上，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状态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成为热门话题，“高学历失业”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知识无产者”的队伍也在一天天膨胀壮大。

但时至今日，无数的家长和青年，还是按照几十年前的“上学”概念，到处求学、层层应试，盲目地追求什么“校园梦想”和“知识夙愿”。在我的数十年的教育职业生涯中，直到此时此刻，都在不时遭遇这样不知道要孩子究竟往哪里走或最终自己要干什么，只感觉上学不会有错、上大学就是成功、为上学而上学的“爱心家长”和“痴情学子”。

当然，也有不少“有识之士”，也已看到传统求学路上的情景，早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而奋起行动起来积极推动变革的。

2007年9月3日，应《北京日报》记者之约，以我的名义，在该报“理论周刊”上刊发了一篇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周年的整版长文《考：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之回顾和论析》。在该文的后面，编者附了一个“77、78级名人名单”，其中列举了一些著名政治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和学者的大名。

文章刊发后不几天，我收到一位退休的科学界老前辈来信。在信中，老人家列举了一长串没有上过大学而同样大名鼎鼎的“成功人士”，然后质询道：难道你认为要成功就必须上大学，不上大学就不能成功吗？看了老人家来信后，我有些哭笑不得，赶紧按照先生所留电话号码打过去解释误会，并对老科学家能有如此这般明晰正当的“人文关怀”表示无比敬佩！

其实，很多家长和青年学生也并不是不明白，传统求学路已经不是什么金光大道，应该为孩子、为自己早做打算。但是，临到现实选择，就是身不由己，谁都不能从世俗的陷阱中自拔。

[1] 该文载于曹保印编《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有兴趣的读者也可查阅我的博客：“人本论坛”，http//blog.sina.com.cn/libao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