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卫视《超级女声》读解

《超级女声》是湖南电视台和上海天娱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一档电视音乐选秀节目，也是近年来我国参与者甚众且收视率极高的一档电视节目。从2004年到2006年，《超级女声》连续三年的收视率累创新高，看“超女”、谈“超女”已经变为一种流行，“超女”已经渗透到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超级女声”是这三年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中国社会大众文化崛起的一个表征。

一、节目概述

中文名称：超级女声

外文名称：Super Girls

节目类型：选秀娱乐节目

主持人：汪涵、何炅

播出频道：湖南卫视

制作单位：湖南电视台、上海天娱传媒有限公司

开播日期：2004年

播出状态：已播出三届

从2000年开始，湖南电视台的几个王牌栏目“都在走下坡路”，负责节目审批与规划的夏青也整日忧心忡忡，偶然间她在报纸上看到了《美国偶像》。夏青认为这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节目，“基本上直接拿过来就是很好的节目了”，于是她向台里申请筹备。但是，由于当时只知道模仿，湖南电视台于2003年草率推出的《超级男声》，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经过反思总结以及精心的准备策划，湖南电视台决定与上海天娱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推出全新版的《超级女声》。

《超级女声》一开始就定位为大众歌手选秀赛。此项赛事接受任何喜欢唱歌的女性个人或组合的报名。它颠覆了某些传统的规则，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是我国颇受欢迎的娱乐节目之一。《超级女声》产生了不少颇有明星特质的选手。它以超高的人气在中国电视节目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引起其他媒体的仿效或责难，已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从直观上说，《超级女声》最容易被人感受到的是它的娱乐消遣特征。它遵循了大众文化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快乐原则。搞笑、逗乐、感官刺激贯穿于整个活动特别是赛事的前期过程。出位的当众点评客观上制造了看点，给受众以感官上的超强刺激，让无数人在评委施虐的过程中或享受到了一种特殊的氛围，或看到了一个奇特的故事，达到了某种心理平衡。出奇、出新是大众文化创作必然遵循的规则，是大众文化的生产方式。就此意义而言，《超级女声》是按规则出牌的好学生。

但是，按规则出牌也未必一定要被全民颂扬。围绕着《超级女声》展开的激烈争论证明了这一点。褒扬者说它是一场娱乐革命，是“庶民”的胜利，是小女生的大课堂；贬斥之者说它是典型的垃圾，是商家谋设的一个贼吸眼球、狂赚钞票的诡诈平台，助长了社会浮躁风气，诱导了畸形心态。类似的争论不仅仅发生在《超级女声》身上，也发生在芙蓉姐姐、流行歌曲、武侠小说等身上。可以这样说，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逐步繁荣以来，这种争论就不曾止息。随着国人眼界的开阔，大众文化研究的深入，今天我们可以平静地指出，这种争论是必然的，是合乎规律的。

二、传播源流与路径

1.特定的文化传播背景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超级女声》的迅速“走红”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超级女声》是大众媒介商业化生产的文化产品，它之所以成功，首先得益于它产生和存在的文化环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开展，中国逐渐步入市场经济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媒介文化为主要代表的大众文化迅速勃兴，成为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并存的文化形态。电视作为当今社会的一种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是大众文化传播的最佳载体之一。《超级女声》的火爆便是中国社会大众文化崛起的一个表征。

2.商业化与大众化的结合

要弄清《超级女声》蹿红荧屏的原因，需要对其进行一番文化上的分析。其实，《超级女声》就是一个商业化生产与大众化狂欢相互缠绕的产物。正是商业化和大众化的完美结合导致了《超级女声》的成功。它的成功，离不开湖南卫视成功的商业化运作。大众文化作为文化工业的产品，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商品。在商品生产主导的社会里，获取利润始终是大众文化的投资者和生产者的基本动力。因此，投资者和生产者要对作为文化商品的大众文化，像普通商品一样进行生产、包装、推广和销售。

《超级女声》作为一个成功的大众化节目，主办者的内在动力仍然是赚钱。为此，主办者进行了成功的商业运作。美国后现代主义大师詹明信认为：“今天，‘拼凑’作创作方法，几乎是无所不在的，雄踞了一切的艺术实践。”[1]《超级女声》基本上是对西方真人秀节目和中国的歌手大奖赛、选秀节目的“拼凑”它的前半部分赛程是无门槛的真人秀：不分唱法、不论外形、不问地域的女选手，在30秒时间内展现真实的自我，并马上由评委来决定她的命运，即是否可以继续参赛。它的后半部分赛程是歌手大奖赛式的残酷投票淘汰，海选产生的50名选手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后，进入淘汰赛。在淘汰赛中，实行现场公布结果、现场淘汰的PK。这种“拼凑”而成的文化产品，果不其然地成为主办者获取巨额利润的卖点。

选择好要生产的文化产品之后，《超级女声》的主办者对节目进行了极其有效的商业化包装、营销。《超级女声》原来只在湖南电视台娱乐频道播出，只是一个具有区域影响的娱乐性节目。为了扩大影响力，改为在上星的湖南卫视播出，使《超级女声》的影响力从地方扩展到全国。与此同时，湖南卫视选取相应的地方电视频道进行合作，在全国开设了多个唱区。唱区比赛结束后，在湖南省长沙市进行总决赛。总决赛之后，又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这种连环套式的播出形式，极大地提高了《超级女声》的影响力。

《超级女声》除利用电视台强力推广外，还积极借助平面媒体和网络的力量，与各唱区的强势平面媒体和网站联合造势。各种类型的媒体长时间、高密度的推介，使得《超级女声》能够持续地保持很强的关注度与影响力。另外，《超级女声》的赞助商——擅长事件营销的蒙牛乳业，投入巨额资金制作相关的灯箱、车身和媒体广告，为《超级女声》进行宣传，也大大提高了《超级女声》在全国的影响力。

《超级女声》的销售主要采取的是电视节目获取利润方式——“二次售卖”。所谓二次售卖，就是指媒介用内容吸引和获得受众，然后把受众作为广告主的潜在消费者，吸引广告主，使广告主愿意为节目提供赞助。为了吸引广告主，电视节目必须具有收视率。《超级女声》极度大众化、娱乐化的形式和内容赢得了极高的收视率。据悉，2004年，《超级女声》平均收视率位列全国所有卫星频道同时段全国第二，仅次于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并带动湖南卫视同时段全国排名提升了四位。对电视节目而言，收视率即意味着经济回报，收视率越高，利润就越丰厚。

三、主要社会影响

2004年的《超级女声》本身是对在欧美掀起收视热潮的《美国偶像》等选秀节目的模仿。经历了第一年的初见成效后，《超级女声》在2005年异军突起，总决赛期间整体收视率为6.22%，收视份额为17.89%。该节目也从一个省级电视台的娱乐节目迅速升温为一种众说纷纭的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从2004年《超级女声》开始，关于选秀节目“低俗化”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

《超级女声》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现象，原因是复杂的，但它的发展与其他流行风潮一样，也有其可以探究的内在规律。任何一种风行一时的社会行为，首先都起始于个体的行为，然而再逐步发展成为一种集体性的群体行为，进而成为社会的时尚。实际上，《超级女声》首先是在部分青少年中传播，然后经过媒体的渲染性报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开始关注此事，接下来是他们的家长加入，最后是向社会普通人群扩散。当参赛者的参赛行为得到社会的肯定和赞赏并且部分人获得切实的回报之后，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甚至参加《超级女声》，这时候就出现了一种集体性的从众行为。当然，我们也可以预见，和任何流行时尚的发展命运一样，《超级女声》终究也会走向没落。

1.“克隆”之祸

电视大众文化本身具有“易克隆”的特征，在已获得成功的电视节目基础上进行批量复制成为中国电视文化的潮流。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它掀起了盛况空前的中国电视“红娘风”，国内其他电视台随之在同一时期先后共开办过三十多档婚恋节目。盲目“克隆”葬送了《玫瑰之约》，选秀节目也未能侥幸逃脱。2005年《超级女声》的火爆带动了中国内地选秀节目的泛滥。2006年以来，全国选秀节目遍地开花，包括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东方卫视的《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北京卫视的《红楼梦中人》、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浙江卫视的《梦想奥运真男孩》、山东卫视的《联盟歌会》、江西卫视的《中国红歌会》以及重庆卫视已停播的《第一次心动》等各种选秀节目两百多个。

事实上，由于国内节目创意开发投入不足，创新所依赖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近年来，很多以“新”面目出现的节目都可以在海外找到“克隆”的原型。最近这几年，国内某些经济条件较好的电视机构索性派人常驻或轮流前往欧美国家，学习观摩其最新的节目形态。与之相比，《美国偶像》虽然在全球多个国家被复制，但在美国本土，该节目仍然是福克斯电视网的重头节目，不久之前播出的第六季收视率不降反升。同时，由于有版权保护，很多老牌的美国真人秀节目依然活跃在电视荧屏上。

2.恶意炒作

当选秀节目占据多个电视频道的周末荧屏并成为各电视台的收视率“杀手锏”时，如何抢夺观众注意力从而使节目在众多同类节目中脱颖而出，就成了节目创作人员最费心思的事情。于是，“炒作”成了一些选秀节目吸引大众关注的重要手段。“炒”嘉宾、“炒”评委、“炒”选手、“炒”主持人，制造绯闻、制造事端，甚至不惜无中生有、无事生非，竭泽而渔的恶性炒作严重破坏了娱乐节目的生态平衡。

3.分切“利益”蛋糕

先来看一组数据：2005年，《超级女声》的冠名赞助广告收入是2800万元左右，短信收入大约有500万元。插播广告收入比冠名广告要多，整个2005年《超级女声》的广告收入在7000万～8000万元左右。2006年和2007年《超级女声》的冠名赞助不到3000万元，但由于湖南卫视自己做短信经营，短信收入有1000万元左右，整体广告收入突破了1亿元。“超女”效应使湖南卫视2005年整体广告收入增长了3亿元，达到将近7亿元，2006年广告收入增加到10亿元。而根据国家广电总局规划院在2006年末推出的《上海真人秀产业价值链报告》，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G）的《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创智赢家》《舞林大会》这四档选秀节目品牌的商业价值评估为36.6亿元，其中，节目产业价值链中各环节的直接参与者所获得的直接经济回报预期累计超过14亿元，仅《加油！好男儿》一档选秀节目的品牌商业价值就超过了21.59亿元。

在巨额利润的**与驱使下，选秀节目为了“圈钱”可谓是“机关算尽”。首先是广告的无孔不入；其次是短信收入，由短信投票和短信增值服务两部分收入构成。在获取短信收入动机的驱使下，活动规则变成了主办方手中的娱乐道具——PK、待定、从“海选”到“十强”、从“八强”到“六强”、再由“六强”决出“五强”……节目环节不断翻新，凡是能够设置短信投票环节的地方无一漏过。这种通过观众短信获取利润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电视选秀节目的良性发展。

4.“选秀”背后的深层原因

1958年中国电视刚刚起步时，电视的首要属性是政治属性，其承担的功能也以教育功能为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电视业经历了从起步到腾飞的艰难转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媒介市场化的发展，电视的属性由政治属性转变为双重属性，即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电视的功能也从以教育功能为主导逐渐转变为认知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四大功能并存。

在电视功能逐步转变的过程中，电视必须通过获取利益来求生存，而其主要盈利模式又被局限在商业广告上。因为目前电视广告的投放标准是基于收视率这个“万恶之源”的，因此从行为动机的角度来解读，不仅电视台需要尽其所能提高收视率，获取经济利益保障生存，节目主创人员在收视率指标的压力之下，无形之中也会产生急功近利的心态。于是，节目主办方纷纷通过提高资费、增加节目环节等方式来尽可能榨取利润。而当“克隆”能够解决节目更新换代和收视率的问题时，“复制”自然就为节目方所争相效仿。

四、阐述与评价

《超级女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认识大众文化的样本，它形象而生动地诠释了大众文化的大众性、世俗性、商业性和娱乐消遣性等特征。《超级女声》的胜利，向我们昭示了大众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它对大众文化的诠释，正如《超级女声》本身一样，是耐人寻味的。从文化传播角度看，《超级女声》文化运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1.走大众化和互动式娱乐路线

《超级女声》本质上是现代大众传媒一手炒作起来的“快餐式”大众娱乐节目。大众化的路线是《超级女声》的一大亮点，“只要你是女性，只要你敢站到台上，这里就有你表现的空间”。只要你关注这几年火爆的娱乐现象，无一走的不是贴近大众的路线。从《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到《老鼠爱大米》再到《两只蝴蝶》，它们吸引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其歌词的大众化。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电视综艺类节目，如《综艺大观》《春节联欢晚会》等都是经过策划、编辑等人员精心策划安排后产生的。而《超级女声》却给大家带来了惊喜，它放下过去电视“尊贵”的身份以及引导、规范普通观众的精英文化的角色，加入大众化元素。在海选中，评委和选手都以未经包装的原始状态被放大到台前；未经剪辑处理的镜头，带给观众强烈的戏剧冲突感和真实感；节目不仅真实而且笑料迭出，令人耳目一新，因此也就带来了较高的收视率。

节目内容上的另一个创新之处是让观众来决定谁将留下。实际上，这是让渡给观众一种选择权，让观众有决定自己所看节目的权利。而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观众必须以支付短信费用作为条件，这就构成了节目组3000万元左右庞大的短信收入。这显然是一举两得的事情，观众既因参与其中而娱乐了自己，《超级女声》也实现了利润的增加。《超级女声》关于“互动”的思路值得赞赏。

2.广泛的大众性和参与性

和以往的青年歌手大奖赛之类的赛事相比，《超级女声》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具有广泛的大众性和参与性。这一节目之所以能够迅速走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设门槛，“不限制身高、相貌、年龄”。没有门槛意味着《超级女声》是面向所有女性开放的。它不像其他的比赛节目，有太多烦琐的评选程序，有太多的标准和技术条件要求，总是让普通的人们感觉到“成星”的梦想是如此遥远，如此高不可攀。而恰恰是在这点上，《超级女声》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它的亲和力在无形中胜过其他选秀赛事。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有胆量，就可以来到《超级女声》的舞台上一展你的歌喉和形象。而《超级女声》的评委，也不都是非常专业的人士。节目的策划者很精明地抓住了普通受众的心理，因为“专业”会产生距离，非专业的更能贴近大众的心理。

3.对大众传媒的成功运作和现代化通信手段的充分利用

对大众传媒的成功运作和现代化通信手段的充分利用，使《超级女声》具有了迅速走红的关键平台。现代大众传媒及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为《超级女声》的走红提供了技术支持。众所周知，大众传媒具有跨地域、跨时空、信息传递迅速等特征，特别是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具有图像化、直观性的特点。《超级女声》作为一档大众娱乐节目，其成功的一大秘诀就在于它把商家精明的炒作、现代大众传媒的力量、青少年群体的心理、“KTV”通俗文化因素以及手机短信的普及性等糅合在一起，直接面对少男少女，并通过他们来影响他们的父母，进而打造一场前所未有的“大众歌会”。

总体来看，《超级女声》文化运作的价值和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它已经由一个单一的娱乐节目演变为一种社会现象。作为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双重力量下催生出来的大众文化的一个典范，它的火爆及在大众中的影响力也说明了其在大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当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大众文化愈来愈趋向于娱乐型、休闲型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文化的参与性、民主性和大众性的特点，呈现出文化的商品化和全球化的时代特征，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发展中国的大众文化，我们必须认识到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以求中国大众文化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未来的发展还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不断总结经验，努力探索规律，就一定能创造出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不落后于世界潮流；既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又富有时代精神并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

五、阅读延伸

[1]李岭涛，李德刚，梁君健.TOP 10中国最具网络影响力的省级卫视栏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张小争.娱乐财富密码——引爆传媒心经济[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李健美.由“超级女声”所引发的思考[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5）.

[4]汪平.“超级女声”现象的大众文化特质及其成因探析[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5]王欣.“超级女声”的短信营销[J].当代经理人（中旬刊），2006（4）.

[6]刘扬.审视“超级女声”飚红的传播学意义[J].云梦学刊，2006（2）.

[7]郭建民，刘靖华.从《超级女声》到《中国好声音》——中国电视声乐选秀个案剖析[J].音乐传播，2013（1）.

[8]段乐川.“超级女声”的传播学思考[J].今传媒，2005（9）.

[9]陈德婷.从《超级女声》到《中国好声音》看电视选秀节目的嬗变[J].新闻世界，2013（4）.

[10]符云霞.《超级女声》与《中国好声音》节目形态比较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4.

（张博庚，吴竞韡）

[1]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