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卡尔施塔特的宗教改革和维登堡**

沃姆斯帝国议会以后，宗教改革运动向纵深发展。

在宗教改革的策源地维登堡，自从路德改名换姓（容克尔·乔治）躲进瓦特堡以后，尽管有反对路德及其学说的教皇令和帝国禁令，那里的空气仍然是自由的，人们继续怀着**去参加讨论种种问题的辩论会。有人形象地说：“在小城维登堡有使人难以置信的精神财富”。曾经授予路德博士学衔并陪同他参加莱比锡辩论的维登堡大学教授卡尔施塔特，是辩论会的积极参加者。卡尔施塔特，原名安德烈亚斯·博登施泰因，因生于法兰克尼亚的卡尔施塔特城，遂以城名姓。他学识渊博，懂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注释过奥古斯丁的著作，被誉为大神学家和大哲学家。他与路德有多年的友谊，人们把他比作一盏小灯，称路德是一盏大灯。

热情暴躁而又自信心很强的卡尔施塔特，依据路德所倡导的宗教改革学说，不断写文章或在辩论会上激烈攻击修道誓愿、穿僧衣、独身（认为强迫教士成婚比强迫独身好得多）、崇拜圣像和弥撒中的献祭思想，认为必须立刻清除这些中古教会的礼仪和习俗才能实现真正的福音。另一位奥古斯丁会修士加布里尔·慈维林，则攻击弥撒是一种犯罪，甚至主张废除僧侣制度。

1521年9月底，梅兰希通和他的几名学生公开实行两种形式的圣餐，还简化礼拜仪式并用德语做礼拜。

在他们的鼓动和带领下，1521年11月，维登堡有两名教士公开离开修道院结了婚，接着又有13名教士离开修道院。修道院十分恐慌，赶忙派人严加守卫，否则有走空的危险。12月3日，一批学生和市民带着刀子冲进教堂，夺走正做弥撒者手里的弥撒书，向祈祷圣母像的人扔石头，并把神甫从讲坛上拉下来。维登堡市政会要审讯肇事者，愤怒的市民则要求释放被捕的群众，否则便公开起义。大概同时或稍晚一些，迈森和图林根的僧侣们决定：“芸芸众生必须服从上帝的道，不要容忍某些人类立法的压迫；每个人可以自由离开修道院或留在里边；但是，不能责备离开者是放肆追求肉欲；愿意留下的要认真穿上僧衣，并服从他所选择和隶属的上司。”[1]

卡尔施塔特的鼓动和维登堡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虽然总的说来并未越出路德划定的宗教改革框框，却使他坐卧不安。12月4日，路德化妆潜回维登堡观察形势，又匆匆返回瓦特堡，于月中写出《劝基督徒勿从事叛乱书》。他在这本书里首先指出，现在有发生暴动的危险，教士和主教可能被杀，因为愤怒的农民、平民不再甘心受压迫，要“揭竿而起”。路德认为，这是上帝对教皇党徒的愤怒和惩罚，教皇的末日到了，他对此感到高兴，并愿为此贡献自己的一切。接着，他笔锋一转说：教皇的真面目一旦被上帝的道识破，不需要去打他就会“自归消灭”；人们要“镇定”，听从“教导”，千万不要上“诱导叛乱的感情和宣传”的当，千万“不要有所动作”，因为叛乱没有理性，伤害无辜，是魔鬼的主张，只能使事情更糟，不管有什么理由都是不对的，并引证《圣经》证明“上帝禁诫叛乱”。路德还不指名地攻击卡尔施塔特等“草率从事”“苛责别人”抓住别人的错误不放“把人吓走”。

卡尔施塔特和维登堡的群众，不顾路德的刹车警告，继续走自己的路。1521年12月24日，即圣诞节前夕，一群维登堡学生和市民冲进万圣教堂和其他教堂，驱逐神甫，砸坏灯盏，并高唱民歌“有一位丢掉一只靴子的少女”嘲弄赞美礼拜。第二天是圣诞节，由卡尔施塔特主持万圣教堂的仪式。他穿上俗人装，删去弥撒中的献祭内容，还把面包和酒放到每位领圣餐者的手里。后来，每逢礼拜五、礼拜天和节日，均照此办理。[2]

12月27日，一批闵采尔的追随者从茨维考来到维登堡，受到卡尔施塔特和维登堡人的欢迎。他们是裁缝尼古拉·施托黑，曾是梅兰希通学生的托马斯·斯图布奈尔等，被称为“茨维考的先知”。他们的到来与多次讲道，使维登堡的激动情绪益增。

1522年1月24日，在卡尔施塔特和群众激动情绪的影响下，维登堡市当局通过一道法令，强制推行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没收教产，建立公共金库，由两位市长、两位市民和一位公证人负责监督，保证用于济贫（禁止任何人行乞）和资助僧侣；

拆除偶像和圣像（只允许每个圣坛有一个圣像），简化弥撒，实行两种形式的圣餐；

取缔娱乐场所，停建小礼拜堂。[3]

卡尔施塔特的改革主张比较激进，但没有越出资产阶级宗教改革的范围，并没有要求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戚美尔曼认为，他与路德的分歧在于：“路德只要求通过新的福音解放灵魂，卡尔施塔特却要同时解放灵魂和肉体，同时解放全部基督教生活；路德是缓慢地、逐步地以智慧抑制冲动的热情，卡尔施塔特则抱着大刀阔斧、推翻一切的态度；在追求教会新生方面，路德是依靠大人物、当权派，卡尔施塔特则依靠人民，他要求自下而上地从平民开始改革整个生活。”[4]这个分析大体正确。

卡尔施塔特还狂热地走到否定知识、包括医药知识的地步。在他看来，既然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教士，都能直接与上帝交往并掌握上帝的道，那么知识就似乎没有什么用处了。他在讲道里要求取消学校，大家都回家去靠劳动为生。他不懂《圣经》的某些含义时就向普通人请教，他与农村妇女结婚并且一身农民打扮在他岳父的田地里劳动，他还不让人称他博士而称他为安德烈亚斯兄弟。他的一个热情追随者，文法学校校长乔治·莫尔，竟要求市民把他们的孩子领回去；他说，既然有“茨维考的先知”，学习知识有什么用处？于是，许多学生纷纷回家参加劳动或学习手艺，[5]学校为之一空。从真理再向前跨进一步就成了荒谬。卡尔施塔特的这种做法显然是有害的。

二、路德返回维登堡

卡尔施塔特的激进改革，惊动了整个封建统治集团。

早在1521年11月21日，笃信旧教的萨克森公爵乔治就写信给萨克森选侯的弟弟约翰，请他注意维登堡已经实行两种形式的圣餐。12月26日，又写信告诉他教士念弥撒受到威胁。第二年1月，乔治把选侯辖区的事态通知帝国枢密院，枢密院命令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克和迈森、梅泽堡、瑙姆堡主教采取措施制止骚乱。[6]有一种说法是，在这种情况下，萨克森选侯发出一个手谕，希望它能通过一位爱森纳赫市民转到路德手里，让路德迅速离开瓦特堡回沃姆斯，以利用他的声望控制局势。林赛持这种说法。[7]另一种说法是维登堡市政会请路德回去的。另外，对那里的激烈做法不满和想尽快出版他的书籍也是促使他尽快返回维登堡的原因。从现有的史料看，后一种说法更有说服力。后来，路德在讲道时也承认，是市政会请他回去的。而且，3月5日，路德在返回维登堡经过博尔纳时曾给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克写了一封信，谢绝选侯不要他去维登堡的劝告。他在信里说：“现在我发现，我谦恭备至并不利于福音，撒旦准备夺取我让出的即使是一点点地盘，我的良心要我必须采取另一种行动。一年来我一直遵从您的意见隐居不出。魔鬼也知道，这样做并非因为惧怕。……鉴于莱比锡和维登堡的形势，我要去。”[8]

路德途经爱尔福特时，曾遇见一位去维登堡学习的叫约翰·克斯勒的瑞士学生。他们都住在“黑熊”旅馆里，有过愉快的交谈。据克斯勒说：这位一身骑士打扮的陌生人正在读希伯来文《诗篇》，还劝他好好学习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以便研究《圣经》；克斯勒问那位“骑士”，路德是不是在维登堡，“骑士”回答现在肯定不在，并问他瑞士人怎么看路德等。

1522年3月7日，星期五，路德抵达维登堡，立即与阿姆斯多尔夫、梅兰希通和耶罗梅·舒尔夫讨论形势，研究对策。从9日起，路德连续讲道8次（每天一次），强调一个“爱”字。他说：“信而无爱是很不够的，甚至根本不成其为信，不过是一种虚假的信，就像镜子里的脸不是真正的人脸而是人脸的反照一样。”他翻来覆去地讲，维登堡没有爱，太“激烈”了，“太过火了”，上帝必将降灾于此，使维登堡变成迦百农。[9]

路德在3月10日的讲道里说：“信是直接对上帝的，爱是对他人和邻舍的，并且要像我们从上帝白白领受的爱那样服务于他人。因而，这里有两种情形：一种是非常必要的，必须用一种方法而不能用其他方法去完成；另一种是有选择的余地，不是必须的，它可以取舍而不伤及信或使人下地狱。”他接着说：拿弥撒来说，无疑是一桩坏事，应当废除，但不能强迫，“应把它委托给上帝，上帝的道本身会发生作用，无须我们插手”；“假如我匆忙用暴力废除弥撒，许多人会被迫同意，但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正确还是错误，他们会说：我不知道这件事的是非，也不知道我的立场，我不过是被迫服从多数。这种强迫命令最终必定成为笑柄、表面文章、干蠢事、人为的服从，伪善和假装正经。……我讲上帝的道和宣传福音，……但不会把它看成是给他们的圣旨，也不打算制定一项普遍适用的法律。凡听我的，可以这样做，不听的可以依然如故。对于后者，上帝的道会深入其内心，完成任务。你赢得了人心，你就赢得这个人，这样，弥撒必将最终消灭。”[10]

路德的讲道，无疑有些正确的东西。例如，宗教信仰作为一个思想问题，无疑只能用说服的方法去解决，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不能强迫命令，不能强迫人信什么，也不能强迫人不信什么，否则确实是干了蠢事。对于弥撒、圣餐的形式、忏悔、斋戒、崇拜圣像、结婚与否、在不在修道院，可以由群众自由选定，别人不必越俎代庖。然而，一听说群众起来就打战，把群众运动日益高涨（尽管有缺点）的维登堡说成是一座罪恶城，至少是自外于革命运动。至于路德所鼓吹的抽象的“爱”，在包括封建社会在内的阶级对立社会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只能“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剥削中”。

问题不仅仅如此，路德还讲了下面一些耐人寻味的话：

简而言之，关于弥撒我要讲、教和解释，但不强迫任何人，因为信仰必须自由不能强迫。以我自己为例，我曾反对赎罪券和一切教皇党徒，但从来不用暴力。我只是教、讲和解释上帝的道，别的什么也没有做。而且当我睡觉或同我的朋友菲利普（梅兰希通）和阿姆斯多尔夫喝维登堡啤酒的时候，上帝的道就大大削弱了教皇统治，任何诸侯或皇帝都不曾使它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我什么也没有做，上帝的道做了一切。假如我煽动叛乱，我带给德意志的会是一场大流血。[11]

他在另一个地方还说，要取得当局的支持，才能确知一件事是出于上帝的旨意。[12]

教皇统治不是指思想而是指一种政治制度，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它是“最有势力的封建主”，“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把整个封建的西欧（尽管有各种内部战争）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它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说只要宣讲上帝的道，取得“当局”的支持，剩下来只管喝啤酒睡大觉，教皇的统治就会垮掉，至少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还是毛主席说得好：“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就这样，路德控制了维登堡的局势：成立新的市政会，驱逐“茨维考的先知”，查禁卡尔施塔特的小册子，禁止他讲道并把他贬到奥拉闵德。卡尔施塔特决心“为了粉碎这种过分的恣意妄为，为了解救全体被欺骗了的基督教徒，而不惜付出生命和死亡的代价”，又被路德赶出奥拉闵德。[13]卡尔施塔特称路德是维登堡的新教皇，是粗暴的黑熊，并对他的做法公开表示抗议。当卡尔施塔特被路德说成阴谋发动叛乱和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在阿尔斯特德的闵采尔曾邀请他参加他的同盟。可是书生气十足的卡尔施塔特却在一封公开信里说，基督不许挥动刀枪，主张插剑入鞘，要用信仰去对付敌人，如果彼此联合起来会引起敌人的一阵狂呼乱叫。戚美尔曼十分中肯地评价卡尔施塔特说：“他不是政治革命家。尽管他穿着粗糙的农民衣服，戴着粗劣的白色毡帽，身边佩带一柄利剑，却什么活动也没有。”[14]后来，卡尔施塔特逃往法兰克尼亚，1529年又去瑞士，任巴塞尔大学教授。

路德的拒绝任何和解和毫不容人的态度，妨碍了宗教改革运动的统一，同时也妨碍了德国的政治统一。他不懂在求奋斗目标大同的前提下可以存方式方法上的小异，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付共同的敌人。他的这种孤家寡人态度，我们以后还会遇到。

路德越来越脱离群众倒向诸侯，奉行温和的宗教改革路线。后来，他去奥拉闵德讲道，理所当然地遭到群众的唾骂和投石。

[1] ［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251—252页。

[2]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313页。

[3]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315页。

[4]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 ［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256页。

[6]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316页。

[7]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317页。

[8] 《路德选集》，上册，410页。

[9] 路德在维登堡的讲道摘录，见《路德选集》，上册，407—408、431页。迦百农是传说的罪恶城，见《马太福音》，第11章，第23节。

[10] 《路德选集》，上册，411—413页。

[11] 所谓“睡觉”云云，指在上帝之国里，人们黑夜睡觉白天起来，种子会自然成长结实，语出《新约·马可福音》，第4章，第27节。

[12] 《路德选集》，上册，409页。

[13]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4]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