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国和西方的研究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一爆发，就被罗马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声斥责为“异端”和“鼠疫癌病”，马丁·路德被说成是一个“疯子”“死硬的异端分子”，使“道德沦丧，秩序**然”，[1]简直是十恶不赦的罪人。闵采尔更是如此。教会罗织罪状把他们的著作列为禁书，不许阅读流传，抄录印刷，否则“严惩不贷”。但是，真理是攻击不倒的，对历史做出贡献的巨人，人民是不会忘怀的。德国是路德的故乡和宗教改革的策源地，历来对宗教改革有浓厚的兴趣。1740—1753年，在哈雷出版《马丁·路德博士全集》共24卷，称哈雷版。法国大革命震动了支离破碎的德国，给德国带来了希望。随着产业革命的开始和资产阶级的成长，要求统一德国的呼声越来越高。于是，人们对16世纪德国革命产生极大的兴趣，形成研究的热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已经做了介绍，此外，还应当提到下面几个人。

首先是黑格尔。黑格尔是一个历史唯心主义者，他脱离社会经济条件解释历史，把宗教改革说成是日耳曼人特殊的“民族精神”和“坚决性格”起作用的结果。但是，他又认为，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历史发展的高峰。从这点出发，他认为从分裂割据走向君主专制是一个“进步”，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是从中古过渡到“现代”的分水岭，是“跟着那种黎明的曙光升起来的光照万物的太阳”[2]。他还认为：“伟大的革命是在路德的宗教改革中才出现的，……精神解放出来了，从路德才开始有这种精神自由”。[3]路德不是唯物主义者，但是没有这种精神解放和精神自由，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费尔巴哈说得完全正确：“德国的唯物主义者不是私生子，不是德国科学和外国精神非法结合的产物，他是真正的德国人，他在宗教改革时期即已出现于世；他甚至是马丁·路德的直系后裔”。[4]

知名的容克史学家兰克，于1847年出版6卷本的著名专著《德国宗教改革史》。这是第一部研究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的专史。兰克认为：当时德国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加强诸侯势力，巩固秩序，然后依靠一个有力量的诸侯建立君主专制。他认为，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是由于缺乏有力的政权使社会发生分裂，其积极意义是可以从反面教导皇帝改变错误的政策。[5]兰克的主张适应了普鲁士君主制度利益的需要，是“小德意志”路线的一个代表。

兰克在德国资产阶级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是所谓兰克学派的创始人。兰克学派标榜写真实，主张事情如何发生就如何写，不能同情某一方。实际上，兰克及其学派站在维护普鲁士君主制度的立场上，仇视人民群众，不可能反映历史的真实。然而，兰克学派在辨别、鉴定和分析史料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有利于史学的进步。

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威廉·戚美尔曼出版了《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戚美尔曼是一位正直的历史学家，曾任斯图加特大学教授和法兰克福议会议员。他主张，研究历史的人应当积极参加现实斗争，为真理和人类幸福献身，不能随波逐流、阿谀奉承。为此，他利用斯图加特档案馆里保存的丰富资料写成《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热情歌颂农民战争的伟大壮举，鞭挞诸侯的反动统治。他治学严谨，据说他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可以信赖的。1850年白色恐怖统治时期，他被反动当局解除教授职务。恩格斯对戚美尔曼的农民战争史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那本书虽然有些缺点，但仍然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又说“这本书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就当时来说，它还是写得很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戚美尔曼不仅关注19世纪德国的国家统一，而且从历史上研究了德国的统一问题。他认为德国农民战争奋斗的目标也是争取实现德国的统一，在《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处处流露出这个思想。他反对把农民战争与路德宗教改革对立起来的传统看法，认为正是农民战争彻底坚持了宗教改革提出的主张。这些思想都是可贵的，至今还能给我们以启迪。戚美尔曼不懂得当时宗教和政治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只把它们看成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善良者和凶恶者的斗争，而凶恶者取得最后胜利。《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一再重印，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

1870年，普鲁士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德国。这种统一虽然有积极意义，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割据，但却是容克和军国主义的统一，其消极后果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泛滥。匍匐在普鲁士王权面前的德国资产阶级，竭力否认路德宗教改革的革命首创精神以及它与社会运动的密切关系，突出宣扬其神学和向诸侯的妥协。1883年，路德诞辰400周年之际，德国成立宗教改革史研究会并出版88卷本《路德全集》（魏玛版）。这部《路德全集》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神学、伦理学、教育、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论文和笔记，共58卷。第二部分是通信集，12卷。第三部分称“桌上谈”，是路德茶余饭后的谈话集，共6卷。第四部分是德文《圣经》，12卷。

20世纪初，德国和西欧出现研究路德宗教改革的第二次热潮，被称为“路德复兴”。原来，柏林大学教授特勒尔奇（1865—1923年）发表专著《宗教改革对世界形成的意义》（英译本名《新教与进步》）和《基督教教会和团体的社会学说》（英译本名《基督教的社会学说》，香港中译本名《基督教社会思想史》），否认路德宗教改革与经济发展的联系，认为他的宗教改革仍旧属于中世纪，启蒙运动才是近代的开始。另一位柏林大学教授霍尔，发表《宗教改革的文化意义》，认为路德发现了人与神之间的新关系，他的宗教改革是一场革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这场争论影响广泛，西欧和北欧诸国的史学家相继撰写了许多关于路德的专著，推动了对路德宗教改革的研究。其实，路德的主张中有许多新内容，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旗帜，但也有旧东西，因此，路德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人物。

1906—1907年，林赛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宗教改革史》上下两册。林赛是英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史专家，在西方史学界颇有影响，他的《宗教改革史》至今被西方誉为宗教改革史的权威著作。他出生在一位新教牧师家庭里，曾在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大学攻读哲学，后来转而研究宗教改革，任独立派教会所属的莱斯马哈郜神学院教会史教授。他认为，宗教改革不是与当时社会环境无关而突然爆发的运动，而是一场肇始于政治、文化和经济结构变化的伟大的宗教运动。所以，他在《宗教改革史》上卷里，先用一编篇幅描述宗教改革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状况，然后才论及德国的宗教改革。这在资产阶级史学家当中是不多见的。

林赛对宗教改革前家庭和公众宗教生活的论述，为宗教改革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这也是他在学术上的一个贡献。他对路德之所以成为一名成功的宗教改革领袖，对赎罪券和《九十五条论纲》的分析，对1521年的沃姆斯帝国议会和《奥格斯堡告白》的分析，都有独到之处。林赛的《宗教改革史》的主要缺点是，罗列了许多资料，进行了一些分析，有些分析还是精辟的，但没能抓住阶级斗争这条主线，没有从扑朔迷离的现象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他和许多资产阶级学者一样，不懂得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一场阶级斗争的搏战，实质上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不懂得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是这场革命的顶点。他割裂农民战争与宗教改革的血肉联系，认为农民战争妨碍了宗教改革的开展，断送了建立德国民族教会的希望。不过，林赛注重研究史料，特别是第一手史料，又加治学严谨、文字优美和条理清晰，《宗教改革史》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惠特尼是另一位英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史专家，他也出生于新教牧师家庭，曾在曼彻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和工作。他毕生研究早期基督教和宗教改革史，死后由别人帮助出版了他的著作《宗教改革史》。在史学观点上，惠特尼受兰克学派影响很深，强调研究原始资料，主张言必有据，不掺杂作者个人意见。

与此同时，德国城市经济史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1893年，布赫尔的名著《人民经济的产生》问世。他在书中搜集了丰富的资料，并利用统计方法研究城市经济。布赫尔是德国知名的城市经济史家，曾任巴塞尔大学和莱比锡大学教授。他错误地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家庭经济、城市经济和人民经济三个阶段，片面强调中古城市的闭塞性，因而受到力图把古代经济现代化那一派资产阶级学者的责难。

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历史学家弗兰茨·梅林，于1910年出版了《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梅林是斯巴达克团的创始人之一，一直为反对机会主义英勇斗争。梅林在遭到德国反动当局迫害的困难条件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校讲授德国历史。该书是根据他的讲稿整理而成的，文笔生动，深入浅出，是一部难得的简明教材。

德国共产党成立（1918年12月）后，十分注意利用16世纪德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教育群众和开展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1925年是德国农民战争爆发400周年，德共在革命暂时失利和反动势力猖狂的困难条件下仍然在图林根、萨克森和米尔豪森举行纪念会或“闵采尔日”。德共还根据1525年的经验，发出“面向农村”（1926年）和无偿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劳动人民（1930年的《德国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纲领》）的号召，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群众运动。

1955年，美国翻译出版了56卷本“路德全集”。这部全集分两部分，分别由芝加哥大学的佩利坎教授和费城的莱曼任主编。

美国的耶鲁大学是研究路德宗教改革的著名中心，该校的R·H·班顿教授先后著有《我站在这里，马丁·路德生平》（1950年版）和《16世纪的宗教改革》（1966年版）等。另外，H·G·格里姆的《宗教改革时代，1500—1650年》，也是一部值得认真阅读的好书。

1956年，在丹麦召开了第一届路德研究国际会议，决定再版《路德全集》。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以后，十分重视对16世纪德国革命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希恩茨·卡姆尼策尔（柏林洪堡大学教授）所著的《论德国农民战争前史》（1953年），着重分析了农民战争前夕封建剥削的加强以及捷克革命运动对德国的影响。阿尔弗雷德教授著的《托马斯·闵采尔及其时代》（1952年），用生动的材料说明闵采尔是一位人民英雄。德国史学家集体编写的《德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简史》（1974年），是20世纪70年代最著名的专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断举办关于16世纪德国革命的学术活动。1967年，在维登堡召开“宗教改革开始450周年”科学讨论会。1974年年底，在爱尔福特召开“农民战争450周年”科学讨论会。苏联著名德国史专家斯米林在大会上做了《人民宗教改革的先进思想》的报告。德国农民战争也是艺术家们的重要创作题材，如著名画家丘勃克主持设计反映德国农民战争悲壮场面的巨型油画，于1982年10月在德累斯顿举行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九届艺术展览会上展出。油画总长123.5米，高14米，总面积1800平方米，画面上描绘有3000多个形态各异的人物，栩栩如生。油画比艺术大师米开朗其罗画的著名油画《创世记》大得多。1983年是路德诞辰500周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专门成立筹备委员会，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出版路德的著作和纪念文集，举办展览以及建立纪念馆等，纪念路德的历史功绩。

二、苏联的研究

苏联研究16世纪德国革命是有成就的，其中最著名的专家是莫斯科大学教授斯米林。他的主要著作有三部。

一是《宗教改革前德国政治斗争史纲》（1952年），此书出版较早，全书共七章，全面地考察了宗教改革前夕的政治斗争，如农村封建剥削的加强、胡司运动对德国的影响、“鞋会”的最初斗争等。缺点是完全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及其对政治斗争的影响，对小册子《西吉思蒙皇帝的改革》评价过高[6]等。

二是《托马斯·闵采尔的人民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该书影响很大，引起了国际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已译成波兰文、德文和匈牙利文出版，全书分两部分，共十章。第一部分是闵采尔的宗教哲学和社会政治观点，第二部分是闵采尔的党在农民战争主要地区的活动。该书根据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出版后发现的资料，生动地分析了闵采尔观点形成的过程，系统地考察了它同路德、约阿希姆、陶勒以及其他许多秘密教派的思想联系。作者高度评价了闵采尔的党在整个农民战争中的巨大作用，认为不仅在萨克森、图林根，而且在进行农民战争的主要地区都有很大影响。[7]然而，斯米林对闵采尔学说的阶级实质的说法是矛盾的：既认为不能把它仅仅说成是农民的，又说它很少反映城市平民的思想。[8]大家知道，恩格斯说得很明确：闵采尔是平民中萌芽的无产阶级成分的代表，并指出从该集团既无特权又无财产的地位出发就可以解释他的主张为什么能够超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提出接近共产主义的纲领。[9]这个问题在国内也有不同看法，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是《论15、16世纪德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历史》。此书国内未见。从斯米林的其他论文中可以看出，他对革命前德国资本主义生产的状况做了新的研究。

迈伊尔的《14—16世纪德国的农村和城市》，着重研究了农副业中生产力的提高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从而填补了过去很少研究的一个空白领域，受到苏联史学界的一致好评。迈伊尔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发表的从未有人研究过的马尔克章程、农民战争时期的文献、编年史等原始资料，研究了粮食、养羊、园艺、葡萄、大青、亚麻等农副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关系，认为当时已广泛存在半资本主义性质的分成制。[10]迈伊尔和斯米林的研究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农村中资本主义因素和封建剥削加强的尖锐矛盾，从而更好地了解欧洲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前提。

艾浦斯坦的《中世纪后期到1848年革命的德国史》，是又一部有价值的专著。全书共十章，其中四章专谈中世纪。第一章题为《中世纪晚期的德国》，着重分析了德国的经济发展，引用大量原始资料，在许多问题上有独到见解。

苏联史学家施脱克里茨卡娅—铁烈施柯维奇，早在1936年就编译了德国城市史资料，名为《14至15世纪的德国城市》。1960年，她在此基础上写成《中世纪城市史基本问题》，系统地研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城市问题。

阿·施捷克里的《托马斯·闵采尔》是一部通俗读物，书中引用了许多原始材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外，1956—1958年，苏联史学界对德国农民战争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部分文章早已译成中文。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德国农民战争的性质，即究竟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在主张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派人中，又有人认为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另一派则认为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学术界讨论得很热烈。外国的学者，如捷克的马采克，也撰文参加讨论。讨论中，还涉及革命前夕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恩格斯论断的不同理解。这次讨论大大地推动了对16世纪德国革命的研究。

最近几年，苏联史学界研究路德宗教改革的文章渐渐多了起来，但还没有发现有分量的专著问世。

[1] 教皇利奥十世宣布马丁·路德的学说为异端的训令（1520年6月15日）；查理五世发布的沃姆斯会议敕令（1521年5月8日）。两者的中文译文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世界古代及中国史资料选集》，542—559、571—57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446、459、467、46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3]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37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4]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47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5] 转引自［苏联］斯米林:《宗教改革前德国政治斗争史纲》，15、18页。

[6] 关于《西吉思蒙皇帝的改革》的评价，历来有分歧。斯米林提出一个新看法，认为它代表中等市民激进集团的利益，并认为它首次印刷的1476年应为16世纪德国革命的开始。对此，早有人提出批评，认为评价过高。批评者的意见是正确的。

[7] ［美］鲁腾堡：《评斯米林的托马斯·闵采尔的人民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载《中世纪》（俄文版），第8期。

[8] ［苏联］斯米林：《托马斯·闵采尔的人民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俄文版），55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396、4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0] 迈伊尔书中的个别提法，如认为14、15世纪时，在德国的养羊业中“已经出现资本主义企业家”。有人认为估计过高，因为德国工业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不过是15世纪后半期的事，而农业要落后于工业，完全不注意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去谈农业是不恰当的。参见巴尔格的书评，载《历史问题》（俄文版），1981（5）；沃洛达尔斯基的书评，载《中世纪》（俄文版），198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