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世纪德国革命的分期问题，国内很少有人研究。国外有些学者认为这次革命开始于1476年，即汉斯·贝海姆在法兰克尼亚的维尔茨堡发动最初的农民密谋和小册子《西吉斯蒙皇帝的改革》初次印刷之时，结束于1534年或1535年，即闵斯特公社失败的时候[1]。这种分期法值得商榷。姑且不论古往今来哪一个革命会经历那样长的时间，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分期的标准是什么尚不明确。一般说来，革命任务，即社会发展面临的需要革命去完成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应当是分期的正确标准。在我看来，驱逐罗马教廷势力，结束诸侯分裂割据并进而实现国家的统一，是16世纪德国革命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话，那么，16世纪德国革命的准备阶段应当开始于1502年的“鞋会”密谋，但正规地说来，开始于1517年10月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结束于1525年夏或1526年夏农民战争失败时。1522年9月开始的骑士暴动是革命的继续和深入。1524年夏德国南部农民起义的爆发则是革命发展到**的标志。1517年到1525年的德国革命，又以骑士暴动和南部起义的爆发为分水岭，分为初期、中期和**三个阶段。

为什么1476年，即汉斯·贝海姆的农民密谋和《西吉斯蒙皇帝的改革》初次印刷之时，不是这次德国革命的开端呢？

首先，1476年汉斯·贝海姆领导的农民密谋是一次地方性事件，并没有引起全国响应，失败以后有15年之久的长时期平静，没有新的农民密谋发生。更重要的是，这次农民密谋虽然规模较大，一度达到4万人，但只提出废除一切封建剥削，自由使用森林、水源、泉井和牧场，今后不再有皇帝、诸侯和教皇，人人亲如兄弟，靠劳动为生，完全没有提到德国统一问题。以它作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显然不合适。如果这个看法成立，那么凡有资本主义关系存在的地方发生的任何农民起义岂不都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显然不能这么看。恩格斯回顾1525年以前的农民起义时确实是从1476年的起义谈起的，但那是为了追溯农民处于萌芽状态的革命精神，并不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

其次，关于《西吉斯蒙皇帝的改革》问题更多。一般认为这个小册子在15世纪30年代即德国经济高涨之前问世，作者是谁还有争论。有人说小册子反映城市上层集团的利益，也有人主张代表城市下层群众的利益。斯米林提出一个新看法，认为它是中等市民激进集团利益的代表。对斯米林的看法，早有人批评为评价过高。据斯米林介绍，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主张在城市的领导下改革教会，如限制僧侣的人数和收入，取缔圣职买卖等。小册子并没有提出德国统一问题，而且还主张按人种把德国分为实际独立的四个区，由四个权力很大的总督分别治理。小册子的作者认为，用不着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样就可以在德国实现和平。至于诸侯，作者认为它和城市一样都是总督实行统治的依靠力量，可以在捍卫和平中发挥重要作用。[2]这样一个局限于改革教会，既不触动诸侯割据又回避国家统一问题的小册子，即使是在1476年首次印刷，也不能作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之时。

1502年，斯拜伊尔（又译施佩耶尔，在斯图加特西北方）主教辖区的农民秘密组织“鞋会”，倒是提出了有重大意义的要求，即除消灭封建剥削、没收教产分给人民外，还主张除皇帝一人外不承认其他任何君主。[3]只承认皇帝的权力，那就必须消灭割据、统一国家。这是德国农民第一次提出消灭割据、建立统一的以皇帝为首的君主国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农民认为统一后的德国应当消灭封建剥削，幻想皇帝能够保护农民利益。可是，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却残酷迫害加入“鞋会”的农民，财产被没收，本人被处死，首领被四马分尸。然而，农民的上述要求在以后还是一再被提出。例如，1514年的“鞋会”和“穷康拉德”[4]起义也提出过类似主张。1502年的“鞋会”密谋虽然影响较大，但还是一次地方性事件，没有形成全民族规模的运动。鉴于1502年第一次提出统一德国的主张，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准备阶段可以从那时算起。但是正规地说来，这次革命还是开始于1517年10月，即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公开攻击罗马教会之时。

为什么《九十五条论纲》的发表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正式开始呢？

首先，路德在《九十五条论纲》中勇敢地指出教皇出卖赎罪券是“犯了错误”和“传与基督教不符的道理”，指出信徒只有终生悔改方能得救。所谓悔改得救，实质上是他1520年所大讲的唯信称义思想，即主张信徒只有靠悔改（信仰）才能得救，否认教皇的神权和圣礼的意义。这件事非同小可，它奠定了宗教改革和新教的理论基础，开创了资产阶级用宗教反对封建制度的先河，与《西吉斯蒙皇帝的改革》只一般地反对罗马教会相比，它大大前进了一步。有人只把它看成是神学上的争论，或者只是思想斗争，是不恰当的。天主教会是德国统一的凶恶敌人，攻击它，客观上就是为德国的独立统一而奋斗。

其次，“九十五条论纲”一贴出，震动了处处是不满的德国。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沸腾起来了，过去主要是地方性的斗争一下子达到民族规模。“论纲”是团结一切反对派起来斗争的共同纲领。《九十五条论纲》虽然有局限性，但团结大家同妨碍德国统一的主要敌人之一——天主教会的斗争，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所以，无论从“九十五条论纲”的内容或作用上看，都可以说它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正式开始的标志。

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这样论述的。马克思说：“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又说：“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的。”一般认为，路德的宗教改革奠基于“九十五条论纲”。恩格斯也指出：1517年路德对教会的攻击是他“活动的最初阶段”和“早期”，那时他有“火一般的革命热情”，正像1848年革命初期自由派资产者“还是革命的”一样。[5]

这次德国革命结束在什么时候呢，是结束在闵斯特公社失败即1535年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早在1958年，捷克史学家马采克已经怀疑闵斯特公社能否算是德国农民战争的组成部分。[6]这个怀疑是有道理的。闵斯特位于德国西部，地近尼德兰。从1534年2月起，该城发生起义，夺取政权达14个月，成立了一个以面包匠和裁缝为首的新市政府。起义者把粮食分给人民，没收富人财产以应公共之需，取缔高利贷和投机活动，但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纲领，更不用说统一德国的纲领了。闵斯特公社的意义在于德意志人民并没有被封建主阶级的屠杀政策吓倒，他们在艰苦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英勇不屈。但是，把它作为德国革命结束的标志是站不住脚的。

这次德国革命应当结束于1525年夏或1526年夏，即农民战争在德国主要地区失败或在提洛尔的最后失败之时。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片面地、孤立地研究1524年到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这样不仅割裂了农民战争和宗教改革之间的血肉联系，而且也不能正确地说明这次农民战争的性质。路德就是如此。他认为他的宗教改革只是宗教上的事，农民战争妨碍了宗教改革的实现。他甚至破口大骂，号召市民、贵族、诸侯、教皇都团结起来反对起义的农民。这种影响不能说今天一点没有。不是还有人脱离宗教改革孤立地争论德国农民战争究竟是一次单纯的农民战争还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吗？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路德的认识水平上，还达不到闵采尔认识的高度。这个问题不明确，分期问题便无法解决，至少是无法正确解决。实际上，德国农民战争是在路德宗教改革号召之下发生的，是宗教改革运动合乎逻辑的继续和发展，如恩格斯所说，是从宗教改革开始的“这次整个革命运动的顶点”。德国农民战争在路德宗教改革影响下爆发，但又突破路德设置的狭隘框框，把改革深入到社会政治领域中去，使革命发展到顶点。就我所知，恩格斯从来没有脱离宗教改革孤立地谈论这次农民战争的性质，总是把它和宗教改革、骑士暴动三件大事视为16世纪德国革命的组成部分。例如，大家都熟悉，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恩格斯在分析背景以后，依次分析了宗教改革、骑士暴动和农民战争。1884年，恩格斯在《关于“农民战争”》中指出：“宗教改革——路德的和卡尔文的宗教改革——这是包括农民战争这一危急事件在内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7]1892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说得很清楚，“路德发出的反对教会的战斗号召，唤起了两次政治性起义：首先是弗兰茨·冯·济金根领导下的下层贵族的起义，然后是1525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有类似的提法。

在德国农民战争中，统一国家的主张占有突出的地位不是偶然的，这是农民战争中资产阶级革命组成部分的又一个生动证据。例如，在“穷康拉德”和黑军的战歌中，一再把斗争的矛头明确指向教皇和诸侯。闵采尔提出反对教皇和诸侯两个敌人，建立普通人掌权的统一的共和国，并为它的实现英勇奋斗。还有希普勒，制定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统一愿望的海尔布朗纲领，这是大家都熟悉的。

既然农民战争是16世纪德国革命的顶点，1525年夏图林根和萨克森的起义失败或1526年夏提洛耳起义的最终被镇压，就应该是这次革命的结束。提洛耳起义的最高首领是闵采尔派的盖斯迈尔。他为实现闵采尔的理想英勇奋斗，最后退到威尼斯，被刺客刺死。这样，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结束了。

总之，16世纪德国革命历时10年。如果从它的准备阶段即1502年算起，共经过25年。

16世纪德国革命过程的分期是又一个复杂的问题，未见国内外有人著文论及。革命进程中有什么不同特点，对革命任务解决的程度或试图解决的程度如何，应当是革命过程分期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除了准备时期外，从1517年到1525年或1526年夏的革命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期：初期（1517年10月—1522年10月）、中期（1522年9月—1524年夏）和**（1524年夏—1525年或者1526年夏）。

有一种意见认为：沃姆斯会议以后，宗教改革队伍分裂，形成三个阵营（天主教反动派、市民改良派、革命派），推进革命的责任就由农民平民担当了。言外之意，以沃姆斯会议以后为线，德意志革命大概可以分成两个时期。沃姆斯会议召开于1521年4月和5月间，5月8日皇帝查理五世颁布沃姆斯会议敕令，宣布路德是“被砍下脱离上帝教会的枯枝，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裂教者和公然的异端分子”[8]。问题在于沃姆斯会议以后时间很长，发生的事件又多，究竟把线画在什么时候、什么事件上呢？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并没有说清楚。同样不清楚的是：为什么农民平民在沃姆斯会议以后担负起推进革命的责任，而在会议以前难道就没有担负这种责任吗？为什么农民平民担负推进革命责任以后就成为画线分期的标志呢？姑且不论分为两期是否合适，持这种意见的同志没有弄清楚究竟什么是正确的分期标准。

沃姆斯会议以后发生过许多重要的事件。

就在1521年4月沃姆斯会议召开的时候，闵采尔被迫离开茨维考，前往捷克。闵采尔为什么离开茨维考呢？原来，到茨维考以后，闵采尔在接触工人和下层人民中，观点发生重大变化。他开始批判路德把改革局限在宗教范围里和美化诸侯的错误，站在下层人民一边同路德进行斗争。茨维考当局准备镇压，闵采尔只好逃走。闵采尔为什么去捷克呢？捷克人民有着塔波尔派的光荣革命传统，他是去学习捷克人民的革命经验的。同年11月，闵采尔发表《布拉格宣言》，第一次详细阐明自己的宗教政治观点，同路德划清界限。1522年，他奔波于图林根和萨克森的城乡，从事宗教改革活动。那时候，闵采尔主要还是一位神学家。

沃姆斯会议以后，路德毫不犹豫地抛弃运动中的下层人民，站在诸侯一边。1522年年底，他写成《论世俗政权：对世俗政权服从的限度》，公开维护和神化当时的政治制度，只谋求点滴改良。路德已经开始堕落了。

1522年9月，骑士见路德一步步向下滑，便决定单独暴动，以实现德国的统一。

上述几件事情中，骑士暴动值得注意。国内外的学者对骑士暴动多数持否定态度，肯定的很少，什么反动的、开倒车、违反历史潮流等，无一是处。这是不正确的。骑士暴动是用暴力手段实现骑士政治纲领即统一全国的政治行动。这个统一不是什么别的统一，而是反对教皇和诸侯两个敌人的统一，它正是16世纪德意志革命要解决的历史任务。判断骑士暴动是革命还是反动，首先应当考虑这一点。因此，骑士暴动尽管有缺点，但主流是革命的、进步的，是16世纪德意志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前面提到，1517年10月，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把斗争的矛头对准罗马教会这个妨碍统一的主要敌人，从而为统一做出了贡献。这句话需要做进一步解释。罗马教会是西欧封建制度的国际中心，一贯干扰破坏各国的独立。西欧的国家，如英、法，都是在战胜罗马教会的干扰破坏以后形成的（或者巩固的）。同样，德意志的统一若不战胜罗马的干扰破坏也是不能实现的，从这一点上说，《九十五条论纲》为德意志统一做出了贡献。然而，罗马教会毕竟是外部势力，诸侯才是德意志内部阻挠统一的真正祸首。如果只反教会而不同时反对诸侯，统一事业不仅不能实现，而且可能半途而废。路德的悲剧就在这里。他在《九十五条论纲》里反对罗马教会，后来又为摆脱教皇的奴役大声疾呼，先后被皇帝和教皇宣布为顽固不化的异端分子，但他并不屈服，坚持斗争，这些都是非常可贵的。可他很少反对诸侯，即使有也是小批评大帮忙，甚至有机会就百般美化。沃姆斯会议以后，他抛弃了曾经追随他的革命群众。在这种形势下，骑士暴动把斗争的锋芒指向罗马教会和诸侯两个阻挠德意志统一的敌人，具有巨大的意义。它是用实际行动批判路德的堕落，进一步指明革命的正确发展方向，显然是革命深入的标志。这是骑士暴动的一个贡献。骑士暴动的另一个贡献是用武装反抗教皇和诸侯，实际上又是对路德的一个批判。路德虽然偶尔使用过塔波尔派的语言，要用百般武器反对罗马罪恶城的蛇蝎之群，但很快改弦易辙，强调只能用语言反对，不能使用武力，无论如何也不能举行暴动。

因此，当路德日益堕落，下层群众还没有进一步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时候，骑士暴动代表革命的发展方向，标志着革命的深入，是德意志革命从初期发展到中期的分水岭。骑士暴动有很大的局限性，革命性有限。例如，骑士害怕劳动人民，维护过时的农奴制。骑士掠夺城市，同市民也有尖锐的矛盾。他们寄希望于徒有其名的皇帝甚至外国人，也不敢依靠人民。骑士暴动的结局大家都知道，坚持7个月之后最终失败。然而，这些并不妨碍它是分期的标志。

骑士暴动失败以后，路德仍然一步一步地向下滑。闵采尔的宗教政治理想越来越明确，行动越来越果敢。他继续发动下层群众反对僧侣和诸侯，建立革命组织——基督教联盟，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524年8月，德国南部的农民起义规模越来越大，并且连续不断。特别是施图林根的起义农民和以胡布迈尔为首的市民实行联合，宣誓为建立统一的君主国（消灭除皇帝外的一切统治者）而奋斗，并制定黑、红、黄德意志三色旗为盟旗，不断向北方发展。这次起义可以说是农民战争的开始，是革命**到来的标志。

这次革命的新**是在以路德为代表的市民以及骑士倒向诸侯以后，以农民战争的形式出现的。由于农民和平民是受人剥削的最下层群众，所以当他们起来暴动的时候，一切剥削阶级都反对他们，整个民族大致分成了革命和反革命两个营垒。曾经煊赫一时的路德声嘶力竭地叫嚷镇压暴动的农民，公开与教皇和诸侯站在一起。这时，农民和平民坚持斗争，把革命推向顶点。在图林根和其他一些地方，以闵采尔为代表的萌芽中的无产阶级的影响甚至一度占了上风，形成了**中的**。闵采尔把农民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君主国的主张转变为普通人掌权的共和国，从而把德意志人民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推向新的高峰。这是有利于劳动人民的统一，与骑士暴动争取的统一有天壤之别。没有农民、平民的直接干预，不使革命超过原来的目标，便不可能埋葬已存在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不幸的是，农民战争被淹没在血泊里，有利于劳动人民的统一道路被堵塞了。

可见，1522年9月开始的骑士暴动和1524年夏开始的农民战争，在16世纪德国革命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以两者为标志，整个革命可分为初期、中期和**三个阶段。

[1] 《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4卷，276页。

[2] ［苏联］斯米林：《宗教改革前德国政治斗争史纲》（俄文本），第125、129—130、154页，1952。

[3]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 “康拉德”在南德意志的发音与“毫无办法”接近，是又一个由逃散的“鞋会”成员组成的秘密组织。“穷康拉德”的旗帜上绘有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前面跪个农民，四周写有“穷康拉德”字样。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06—4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6] ［捷］马采克：《关于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性质的讨论》，载苏联《历史问题》（俄文本），1958（3）。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8] 中文译文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57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