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1 / 1)

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出发,非常重视对德国史,特别是对16世纪德国革命的研究。19世纪50年代和七八十年代,恩格斯更对16世纪德国革命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主要写出《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关于德国的札记》、《关于“农民战争”》和《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1884年底)四篇著作。这四篇著作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有关著作和通信,是指导我们研究16世纪德国革命的光辉灯塔。

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刚刚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很注意16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1843年年底,马克思指出:现在的革命是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的,而过去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的,对宗教改革做了深刻的分析。他还指出:农民战争是“德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事件”[1]。恩格斯指出:路德主张按照初期基督教的本来面目改革教会;农民希望不仅改革教会,而且改革社会生活,他们受剥削压迫的状况是违背《圣经》和初期基督教的原则的。农民领袖闵采尔虽然讲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宗教迷信的话,同时也指出根据《圣经》应当实行财产公有,不得对人民施加暴力。路德在反对教会的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但又坚信诸侯地主践踏人民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煽动贵族镇压人民起义。恩格斯还认为:路德“在开始自己一生活动的时候是人民的一分子,但后来却完全投靠人民的压迫者,为他们服务了”,这“永远成为路德这个名字的一个污点”。[2]

1848年革命几乎波及整个欧洲大陆,是欧洲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革命运动。不仅法国和德意志各邦发生了革命,而且意大利、匈牙利、波兰、捷克、罗马尼亚,还有西欧的荷兰、比利时、西班牙、英国和北欧诸国,都程度不同地卷进了革命的洪流。革命一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赶到巴黎,奔赴革命斗争第一线,并且积极组织力量回德国参加革命,热情关注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他们创办的《新莱茵报》站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大声疾呼,成为革命人民的喉舌。然而。1848年革命最终失败了。其所以失败,除了资产阶级的叛卖和无产阶级不够成熟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无产阶级没有能够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从而陷于孤立无援的地步。

1850年1月,马克思指出:“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

1851年年底,马克思说:农民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农民必然“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又说:如果争取到农民,“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

1856年,马克思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这是光辉的工农联盟思想,是1848年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1850年夏,白色恐怖刚刚过去不久,恩格斯在伦敦写成了著名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他在书中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农民战争的背景、各党派的立场和政治宗教理论、起义经过以及战争的后果,恩格斯在本书中指出:“德意志民族也有自己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德国也曾出过能和他国最优秀的革命人物媲美的人才”,“表现过坚忍不拔的精神”。[3]恩格斯的意思是明确的,那就是农民可能在短时期里跟着资产阶级走,但迟早要跟着无产阶级走的;在农民和平民中蕴藏着无穷的革命精神,然而,由于阶级的局限,农民只有与其他等级联盟才有胜利的机会,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农民结成同盟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所以,《德国农民战争》是历史上第一次用唯物主义史观系统地研究16世纪德国革命并阐述工农联盟思想的光辉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16世纪德国革命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也有不足之处。恩格斯自己说:“这部著作并不奢望提供独立研讨过的材料。相反,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材料,都是从戚美尔曼那里借用的。”使用材料有限,也会影响到研究本身,这可能就是恩格斯后来一再表示要修改这本书的重要原因。

1873年年底,恩格斯打算写一部德国史著作,着重叙述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德国史,至于从中世纪末到法国大革命前这一段历史计划在一篇导言中加以叙述。恩格斯的计划没有实现,但该书提纲的手稿《关于德国的札记》却保存了下来。关于此事,1874年1月27日,恩格斯在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我想给《人民国家报》写一点关于德国的东西,但是我却因此埋头钻研了很多经济和统计资料,结果也许能写成一本小书,甚至是一本大书”。[4]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为写德国史钻研了很多经济材料,应当进一步研究他是否也钻研了许多16世纪德国革命前的经济材料呢?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后来恩格斯说要对《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开头和结尾做一些重要的历史补充。只是斗争过程本身的叙述几乎没有变动”[5]。再有,后来恩格斯一再谈到16世纪德国革命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时,提法明显地不同于《德国农民战争》,这个问题下面还要专门论及。

《关于德国的札记》是恩格斯19世纪70年代研究德国史的记录,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继续、补充和发展。它虽然篇幅不多,只是一个提纲,但对于研究16世纪德国革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关于德国的札记》中可以发现恩格斯研究德国史的许多新概括。例如,他全面地分析了德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原因,同时指出还是有实现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可能的,后来由于16世纪德国市民阶级的革命以失败告终,由于世界贸易中心西移大西洋沿岸,德国的分裂割据终成定局,这些都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所没有的。

19世纪80年代,德国党团结城市工人的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绩,迫切需要开展对农民的工作。这时,恩格斯又用很大精力研究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甚至为此系统地研究了全部德国史。16世纪德国革命当然又是他研究的重要对象。下面就是恩格斯研究德国史的重要记录:

1.《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1881年至1882年间写成),叙述法兰克王国建立以前的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

2.《法兰克时代》(1881年至1882年间写成),阐述法兰克王国中土地关系的变革及其引起的政治和军事制度的变化。

3.《马尔克》(1882年年底写成),从古到今阐述日耳曼人土地制度的变化,指出农民的出路在于在工人阶级的帮助下经营大农业和采用农业机器,在于对农业进行“社会管理”和“社会经营”。

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4月至5月出版)。在这部书里,除利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外,关于希腊、罗马、德意志人部分基本上是恩格斯利用自己掌握的材料做出的结论。

5.《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1885年年底),专门研究易北河以东、被德国封建主侵占的原斯拉夫人地区的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6.《关于“农民战争”》和《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1884年年底)。这两篇著作,我们应当重点研究。

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恩格斯进一步研究了德国史以后,一再表示要修改《德国农民战争》。1884年4月18日,恩格斯在一封信里表示要出《德国农民战争》第4版,并“重新修改和写序言”[6]。这大概是恩格斯第一次表示要修改《农民战争》这本书。同年年底,他说得更清楚:《资本论》第二册的定稿工作一结束,“我希望就抽出时间修改《农民战争》,现在将把它作为全部德国历史的转折点拿出来,为此就要在开头和结尾做一些重要的历史补充。”[7]恩格斯要修改《农民战争》一书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革命导师是人而不是神,随着材料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修改过去的著作是很自然的;这正是实事求是的表现。我们应当学习恩格斯、尊重恩格斯,学习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尊重他的意见,切不可把他早年的个别看法当成永世不变的真理而强加给后来的恩格斯。

1884年底,恩格斯为新版的《农民战争》准备了两篇文字,即《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关于“农民战争”》。前者是导言,后者可能是提纲。它们和《关于德国的札记》一样,对于研究16世纪德国革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关于“农民战争”》中,恩格斯第一次明确指出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是“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并且指出,“在经济方面,德国完全处于当时各国的水平上”[8]。

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恩格斯拿德国和英、法比较论证了国家统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实际上指明,16世纪德国革命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他指出:“全欧洲只剩下两个国家,那里没有王权,也没有那时无王权便不可能出现的民族统一,或者说,它们只是名义上存在,这就是意大利和德意志”。[9]这些都是恩格斯19世纪80年代研究16世纪德国革命时极为重要的新成果,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1886年年初,恩格斯写道:德国的宗教改革是“市民阶级”在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进程中,“开始采取民族规模”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不过,“那时市民阶级既不够强大又不够发展,不足以把其他的叛乱等级——城市平民、下级贵族和乡村农民——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贵族首先被击溃;农民举行了起义,形成了这次整个革命运动的顶点;城市背弃了农民,革命被各邦君主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这些君主窃取了革命的全部果实”。

1889年,恩格斯指出:“德国在1470—1530年在经济方面处于西欧的首位。”

到19世纪90年代,年事已高的恩格斯仍然十分重视研究16世纪德国革命,研究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并念念不忘修改《德国农民战争》。1892年年初,恩格斯说:“近日来,我有一个想法:写一部关于路德的作品——以其活动和著作为依据——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从我们的观点说明宗教改革运动是一个何等的资产阶级运动,也确实是必要的。”

1892年4月,恩格斯明确指出:德国的宗教改革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他认为,在路德反对教会的号召下,发生了两次政治性的起义,即骑士暴动和伟大的农民战争,但“两次起义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的不坚决。”从此,“德国有两百年不见于政治上积极的欧洲国家之列”。

1894年11月,为了批判法国工人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农民和土地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错误(对农民的私有制情绪,甚至对其富有阶层的剥削意图让步),阐明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政策,恩格斯发表重要著作《法德农民问题》。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必然走向灭亡,是未来的无产者,虽然我们不要干预加速其灭亡。要保全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然而,小农又有两重性:“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本来应当乐意倾听社会主义的宣传。但是他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暂时还阻碍他这样做。”恩格斯又指出:农民的根本出路是走合作化道路和使农业成为社会化的大生产,并原则性地阐明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这比在《马尔克》中讲得更具体了。恩格斯强调说:工人政党为了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把农民从地主、资本家的影响下争取过来。这是进一步强调工农联盟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巨大作用,是1848年革命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贯主张。

1895年5月,即恩格斯逝世前3个月,他还表示要修改《德国农民战争》,以阐明路德的宗教改革只取得“宗教伪装的成就”,而“市民内容的成就”则留给下一个世纪的荷兰和英国了。[10]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在伦敦与世长辞了。遗憾的是,他多次表示的修改《德国农民战争》的愿望没能实现。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然而,恩格斯在许多文章、通信和草稿中表达的光辉思想,将和《德国农民战争》一起,指导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德国中古史和16世纪德国革命史!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584—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3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6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4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