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历史地位

一、宗教改革的历史渊源

“宗教改革”一词拉丁文的意思是“改革”。俄文、英文、德文和其他西方文字中的这个词都是从它的字根演化而来的。我们所说的宗教改革运动则专指16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在宗教政治领域里发动的那场反封建运动。

德国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策源地。马丁·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和在他的反教会号召影响下爆发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是德国和西欧历史上雄伟壮丽的一页。恩格斯称它是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而且“是比英国革命更为欧洲式的革命，它成为欧洲式的革命比法国革命快得多，——在瑞士、荷兰、苏格兰、英格兰以及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瑞典（早在古斯达夫·瓦萨时期）和丹麦（在这里只是在1660年通过正统专制形式）都获得了胜利”。[1]

德国之所以成为宗教改革运动的策源地，首先是它的经济高涨和资产阶级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古西欧的“异端”运动长期发展的必然归宿。

早在14世纪，意大利北部的某些城市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到了16世纪，即新航路开辟和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以后，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才蓬勃发展起来。然而在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初的一段时期，德国的经济发展一度走在欧洲的前列，德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作用日益增长，从而使它成为以“宗教形式（所谓宗教改革）出现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和“出发点”。

在中古的西欧，天主教会不仅是最有势力的封建主，垄断着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而且还有自己的行政系统、税收和法律制度，有自己的军队和监狱，俨然如国中之国，或如西方史学家所说的“教会国家”。恩格斯说得好：罗马天主教会是西欧“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它把整个封建的西欧（尽管有各种内部战争）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2]在这种情况下，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首先剥去它身上的那层神圣的外衣。所以，中古西欧的革命派往往以“异端”的形式出现，进行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

天主教会为了束缚群众手脚和维护封建统治，越来越强调宗教仪式，特别是洗礼和圣餐礼的神奇功效，把它说成是能否得救的关键。从11世纪起，西欧的“异端”运动除攻击教会的奢侈腐化外，开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这些宗教仪式和主持这些仪式的神职人员的作用上。例如，贝伦迦尔（约1000—1088年）在他1049年撰写的《论领圣餐》里写道：饼酒经祝圣后并没有真的变成耶稣的体血，它不过是耶稣体血的象征，不然的话已经升天的耶稣怎能让人不断地吃呢？即使耶稣的身体像塔一样高，也早该被这么多人吃光了！何况除了人吃还有老鼠偷吃，直接攻击教会宣扬的圣餐论。贝伦迦尔的“圣餐象征说”流传很广，对后来的“异端”运动有广泛的影响。

12—13世纪，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里出现了新的“异端”运动。这一派主要流行于普罗旺斯和图卢兹，中心在阿尔比城，故名阿尔比派。阿尔比派受鲍格米勒派和摩尼教的影响，自称纯洁派（希腊语Catharos的意思是纯洁，或音译卡塔尔派）。他们认为：世界上有善、恶两种势力，经常进行斗争；尘世上的一切，包括天主教会和教皇，都是恶的化身，最终要被消灭。他们声称天主教会的仪式、教阶制和“三位一体”都不能拯救世人，人们的唯一出路是按照原始基督教的模样建立一个廉价的教会。阿尔比派是市民异教的最初代表，它描绘出市民向往的廉价教会的基本内容，受到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农民的热烈欢迎。恩格斯认为：“新教异端首先在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中间、在那里的城市最繁荣的时代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对抗而发展起来。”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组织十字军讨伐，残酷镇压，肆意抢劫，把富庶的法国南部变成一片废墟。

如果在阿尔比派里还很难看出农民平民异教和市民异教之间的区别的话，那么，到了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这种区别就越来越明显了。13世纪后期，悉加列利在意大利北部创立“使徒兄弟会”，实行财产公有。悉加列利被烧死以后，其弟子多尔钦诺和女修士玛格丽特继续领导这个运动，进一步宣传私有制是罪恶的根源，号召人们实行财产公有和用暴力推翻一切僧俗政权，建立幸福的千年王国。1304年，多尔钦诺率领起义农民进入都灵附近维切利的阿尔卑斯山里，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官军。悉加列利和多尔钦诺是农民平民异教的最初代表，而且最终发展成武装起义。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对后来西欧的农民运动和闵采尔人民宗教改革思想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影响。

14世纪后期，英国出现两个明显不同的独立异教，即威克利夫的市民异教和以约翰·保尔为代表的农民平民异教。当时的阿维尼翁教皇是法王的御用工具，在“百年战争”中支持法国，引起英国朝野的强烈不满。1353年，英王爱德华三世禁止英国人向教廷上诉和缴纳贡税，得到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威克利夫的热烈响应。1374年，威克利夫代表英王与教皇代表就英国教会人员授职权问题的谈判破裂以后，便公开抨击教皇。他宣称：王权来自上帝，应当建立一个服从英王而不受教廷控制的英国教会；教皇无权向各国征收贡税；教会不应拥有产业，应没收教产分给贵族；简化宗教仪式，否认教士的赦罪权，用英语做礼拜。他把《圣经》译成英文，还发表《三人对话录》，强调《圣经》的权威高于教皇。1414年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宣布他为“异端”，烧掉他的著作，甚至掘出他的尸体焚毁，但是他那建立民族教会、没收教产、否认教士赦罪权、强调《圣经》权威和用民族语言讲道等思想主张，对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具有深远的影响，他被称为“宗教改革运动的晨星”不是偶然的。

威克利夫改革教会的号召，农民得到平民的热烈响应。一批民间传教士（罗拉德派，其中有些是威克利夫的弟子）不仅攻击教会，而且也攻击世俗封建主，甚至要求社会平等和财产平等。约翰·保尔那脍炙人口的名言——“当亚当种田、夏娃织布的时候，谁是贵族”广泛流传，受到广大劳苦大众的热烈欢迎，甚至对后来西欧其他国家的农民战争也有影响，保尔终于和瓦特·泰勒一起，成为1381年农民大起义的著名领袖。

15世纪，捷克的胡司运动，不仅猛烈抨击天主教会，要求改革宗教，而且创立了西方第一个摆脱罗马控制的捷克民族教会，对宗教改革运动有巨大的影响。胡司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曾因批评教会的腐化和支持威克利夫的主张而被开除出教。他攻击骗人的赎罪券交易，斥责农奴制度，还把《圣经》译成捷文。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下令逮捕胡司，并于1415年 7月以“异端”罪把他烧死。

胡司之死引起捷克人民的极大愤怒，一场以农民起义为主体的民族大起义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人们通常称这次民族起义为胡司战争。起义者分成两大派：一派是代表市民和中小贵族利益的圣杯派，主张捷克独立，没收教产、用捷克语做礼拜和俗人用圣杯领圣餐；另一派是代表农民平民利益的塔波尔派（根据地在捷克南部的塔波尔城），主张废除封建剥削、没收教产和建立一个没有国王而由人民治理的国家，即共和国，少数更激进的人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建立幸福的千年王国。为了应付战争环境，他们把自己的财物放进街上的大桶里，供公共使用。所以，恩格斯说，在塔波尔派那里“已经在神权政治装潢之下出现了共和制倾向”；“已经存在过一种锡利亚式的财产公有制，但只是作为纯军事措施而存在的”。[3]这是以前的农民平民异教所没有的。

从1420年到1431年，圣杯派和塔波尔派协同作战，接连粉碎教皇和德皇五次派来征讨的十字军，并一度反攻到德国和波罗的海南岸地区，极大地鼓舞了那里人民的反封建斗争。不久，圣杯派与敌人妥协，一起进攻塔波尔派。1434年，里旁一仗塔波尔派失败，胡司战争基本结束。胡司战争虽然失败了，但胡司的改革教会思想和塔波尔派的理想都越出国界，对16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马丁·路德认为自己是胡司事业的继承者，被称为萨克森的胡司。闵采尔认为自己是塔波尔派事业的继承者，并把他们的共和制倾向发展为共和国的要求，把他们的临时措施——财产公有制发展为一个现实集团的明确要求和“对于以后的历史的预见”。[4]

二、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历史地位

德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它10世纪立国后不久称神圣罗马帝国，15世纪起又称“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可是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甚至连确切的疆界也说不清楚。尼德兰名义上是帝国领地，可是弗兰德尔和阿图瓦又归法国国王领有，佛罗伦萨、米兰、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些独立的城市国家却又属于帝国。胡司战争后的捷克和1499年以后的瑞士实际已经独立，名义上都属帝国，捷克国王还是帝国的七大选侯之一。北方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本是德国的土地，却被丹麦占据着。长期以来，德国的皇帝有名无实，没有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没有统一的军队、法庭和货币，实际上是由七大选侯、十几个大诸侯、200多个小诸侯、上千个骑士和近百个帝国城市分别统治着。

德意志人民为统一祖国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16世纪初，德国发生了以宗教改革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革命，使统一国家和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在革命过程中，农民、平民、骑士和资产阶级都提出过自己统一祖国的纲领，如能实现，将会改变德国史的面貌。所以，马克思称德国农民战争是“德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事件”[5]，恩格斯称之为“全部德国历史的转折点”或“全部德国历史的轴心”[6]。不幸的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卖，也由于农民的极端地方狭隘性，这次革命以失败告终。不久，德国变成三十年战争的主要战场，破坏惨重。新航路的开辟和国际贸易中心的西移大西洋沿岸，又给德国经济发展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法国大革命给德国带来了曙光。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开始工业革命，资产阶级日益壮大，然而已经太迟了，“当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和法国已经衰败了的时候，资产阶级要在德国安安静静地确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7]1848年革命中，德国资产阶级又到处叛卖革命。1870年，普鲁士通过王朝战争的办法完成国家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统一无疑是个进步，总算实现了英、法400年前早已实现的事，但大量保留封建关系，劳动人民的状况十分痛苦，而且普鲁士军国主义泛滥，把德国变成了欧洲的反动堡垒，遗患无穷。所以，研究16世纪德国革命是一件十分有教益的事情。

16世纪的德国革命又是欧洲从中古向近代过渡时期影响深远的事件。恩格斯说，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在三次大决战中，达到了顶点”[8]。“三次大决战”是指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经过这三次大决战，终于推翻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宣告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

研究16世纪德国革命，对于总结西欧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例如，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一般说来是革命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要注意它同时也有局限性、妥协性，这也是难以否认的。我们不能只看到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在群众支持下冲锋陷阵摧毁封建制度的英勇斗争，也要注意德国资产阶级刚上阵便举手投降堕落成叛徒的场面。为什么资产阶级生来就有两面性呢？首先，处在手工工场阶段的资产阶级没有与封建生产方式一刀两断，旧的生产技术没有根本改变，它甚至是手工工场赖以维持的前提。包买商不是百分之百的资本家，往往是中古商人到资本家的过渡型人物。他们与封建势力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其次，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所以阶级矛盾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9]。在上述三次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每一次都爆发的现代无产阶级先驱的独立运动就是明证。这种情况也不能不影响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所以，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常常左右摇摆，甚至根据情况在不同程度上与封建势力妥协，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关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问题，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马克思说：“1789年的革命只有1648年的革命来做它的原型（至少就欧洲来说），而1648年的革命则只有尼德兰人反对西班牙的起义来做它的原型。这两次革命中的每一次革命都比自己的原理前进了一个世纪；不仅在时间上如此，而且在内容上也是如此”。马克思在这段话前面还提到，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结成同盟，18世纪的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与人民结成同盟。从上下文来看，马克思讲的内容一次比一次更为前进的“原型”关系，显然指的是资产阶级与什么阶级结盟的问题。马克思的意思是明确的，那就是在结盟的内容上，18世纪的法国革命比17世纪的英国革命前进了一步。

那么，作为17世纪英国革命“原型”的尼德兰革命是资产阶级与哪个阶级结成联盟呢？这个问题迄今众说纷纭。有人说与英国革命一样，也是资产阶级同新贵族结盟；也有人说是资产阶级同贵族结盟，对贵族则不别以新旧。其实，尼德兰的新贵族很少。尼德兰革命是资产阶级同旧贵族（即封建贵族，不是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至少是主要同旧贵族结成联盟，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从而取得革命的胜利。为什么尼德兰的资产阶级能够同旧贵族结盟呢？原因在于尼德兰革命兼有争取国家独立的性质，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高压政策面前，有爱国情绪的尼德兰旧贵族便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领导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胜利。这个联盟的化身就是原来与哈布斯堡家族关系极深、身居要职的封建大贵族奥兰治·威廉。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结盟，当然比资产阶级与旧贵族结盟的尼德兰革命前进一步。

16世纪的德国，阶级关系十分复杂，每一个等级都妨碍着另一等级，他们之间的利害不是互相冲突就是极其悬殊。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把所有的革命力量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采取集中的全民性的行动，反对强大的敌人，夺取革命胜利。他们往往各行其是，最终一齐垮台。宗教改革时期的市民和资产阶级，虽然一度站在运动的前头，团结人民群众起来斗争，但转眼逃之夭夭。骑士（即低级封建贵族）单独暴动，但得不到市民和农民的支持，被诸侯一巴掌打了下去。应该说资产阶级与骑士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倒是大一些，海尔布朗纲领就打算依靠这种联盟统一德国，可惜只是出现在局部地区，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甚至农民战争时期的农民，在多数地区也不能实现与平民的联盟。这是16世纪德国革命的悲剧，也是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说尼德兰革命是英国革命的原型，那么16世纪的德国革命应该是尼德兰革命的原型，因为尼德兰革命与没有结成任何革命联盟的德国革命相比也前进了一步。

在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除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以外，都以宗教为旗帜。马丁·路德首先提出唯信称义说，否定教皇和天主教会的特权地位，并且在德国点燃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熊熊烈火。随着革命的深入，农民战争爆发了，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也举着红旗喊着财产公有的要求，把资产阶级革命推向顶点。资产阶级被革命吓破了胆，迅速转向封建诸侯。路德的宗教改革终于失去初期的革命锋芒，蜕变成诸侯手里的工具。

在路德遭到失败的地方，卡尔文教却获得了胜利。卡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真正的宗教外衣。可见，欧洲资产阶级以宗教为旗帜进行反封建斗争，有一个寻找并终于拢到这个最适合自己利益的宗教（卡尔文教）的过程，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尼德兰革命和17世纪的英国革命，都是在卡尔文教的指引下取得胜利的。宗教既可以被资产阶级用作反封建的武器，同时又是其操纵下属的灵魂。然而，宗教不是资产阶级利益理想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理想的意识形态是理性，即所谓自由、平等、人权等。到了18世纪末，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很强大，最终利用完全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脱去宗教外衣，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公开作战，直到消灭封建贵族，取得完全胜利。这就是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时候，基督教已进入它的最后阶段，它不再是任何进步阶级的意识形态外衣，而只是剥削阶级使劳动人民就范的鸦片了。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04—4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235、2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