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军

中华文化的全球共享，全球是地理范围，这个范围不是国内，也不是局部，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需对中华优秀文化以全球为坐标系进行战略级别的内容盘点；对“走出去”的目标文化区进行划分；对已有实践的难点、空白进行诊断；圈定关键性的枢纽角色；进而锁定各目的地的工作目标、周期和路径。

作为全球战略布局的早期阶段，建议展开以下工作。

一、中华文化的内容盘点

中华文化的内容盘点是面向全球对中华优秀文化内容进行“超文化”的战略拆分。目前已有的“跨文化”研究作为方法论的局限是解决文化“由此及彼”的问题，但是中华文化的全球共享，是一个关乎全人类的文化共享的超越文化边界的议题，要创造性地采用“超文化”的建设方式。

近代以来已有诸多中华专家对中华文化的体系进行划分，目的各异，功能不同，因此划分的方式、层次、结论也众说纷纭，但它们均非以“全球共享”为目的。今天，以走向全球为目的，综合考虑现实需求、国际化的文化生态以及研发难度，建议将“中华文化”简化为两个部分。

（一）文化内核

如哲学、价值观、宗教、美学等，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起码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两个类别，“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哲学社会科学内容包括“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及“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治国理政智慧体现在制度、伦理、天下学说等。

这是一套知识体系，还主要存在于中文世界，其整理、提炼和转化还远远不能满足面向全球的战略需求。它是隐性的、深层次的、决定性的，属于知识体系，无具体媒介借以依附，在实现路径上需要遵循“跨文化知识管理”的模式，追求中华文化在另一种文化中的再生、教育与应用。只有建立起这套知识体系，中华文化中最深刻、最优秀、最具有基因价值的核心，才有可能进一步产生教材、通过全球性的师资，进入各个目标文化区的课堂，进而才谈得上被命运共同体共享。

（二）文化呈现

如教育、艺术、习俗、科技、建筑、服饰、美食等，是显性的、浅层的，属于行为体系，分门别类均有具体媒介可以依赖，有的已经显现出具体的实现路径，如中华武术、中国园林、中华美食等，大部分已轰轰烈烈广泛开展多年。

目前，急需对显性中华文化建立大纲和目录，进而对各门类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呈现进行一次普查，通过比较性的对标研究，找出优势、劣势、威胁与机会，对症下药。此项空白，可组织力量分赴目标文化区进行实地考察，一至两年突击填补。

二、对全球进行战略性的文化区域划分

国家大力推动的“中华文化走出去”目前比较大的错位在于，作为国家行为的“走出去”跨越的是国家边界，而国界是一个国际政治的概念，不是文化概念。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边界不全是国界。幅员集中、占地较小的单一民族国家，其文化边界就是国家边界，如“日本文化”。但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疆域、超多人口、超长历史的文明大国，文化边界超越了国家边界，甚至超越了语言边界，而是一种基于文化共通性的心理边界。要将中华文化的“出”归位于文化区域之间、而不是国家之间的活动。因此，中华文化走出去，说到底是文化问题，而不是外交问题，外交追求国家利益的博弈，而文化走出去追求的是文明的共享。中华文化走出去更不仅仅是国际传播问题，而是当代中华民族超越文化界限、试图对人类共同文明做出新贡献的一次多学科尝试。

本人建议参考已有的世界文化区域划分方式，如英格哈特-维泽尔全球文化地图，将世界文化分为非洲-伊斯兰、拉丁美洲、英语、南亚、天主教欧洲、新教欧洲、东正教、儒家和波罗的海等九大区域，就中华文化走出去，对全球进行战略区域划分，对受众特征进行分项研究，对中华文化的“走进去”现状展开普查。

三、中华文化走向全球的技术路径、通道和波次

综观世界文化交流史，“中华文化”走向全球表现出三条技术路径、四层全球通道及五个波次。

（一）三条技术路径

包括：中国人“送出去”、外国人“取出去”和中外人士合作“抬出去”。

（二）四层全球通道

1.超宏观层（超国家层面），如联合国、跨政府组织、跨政府机制（“金砖”“一带一路”等）、跨国公司（如微软、华为等）、国际非营利组织（如动物保护基金会等）、国际产业协会、互联网平台、国家资助的跨国教育平台（如孔子学院等）；

2.宏观层（国家层面），如各部委、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央级媒体等；

3.中观层（机构层）产业、公司、大学、组织、机构等；

4.微观层（个人层），各类人士，其中包括海外华人。

（三）五个波次

1.蒙元为代表的古代，由欧洲（威尼斯）商人和阿拉伯商人主导的商品传输，起于张骞出使、落于郑和下西洋；

2.明清来华传教士主导的汉语典籍翻译输出，其中触及了大量中华文化核心内容，影响至今；

3.近代帝国主义主导的中华文化殖民化，中华文化内核呈现“负输出”，显性文化“走出去”速度放缓；

4.现代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立场为主要特征的对外输出；

5.当代经济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多主体（国家、企业、团体、个人等）、多业态（国营、私营、公共等）、多模式（自营、分销、连锁、特许、免费等）、多层级（个人级别、社交级别、社会级别、国家级别、国际级别等）、多指向（国内、跨国、国际）的交织互动的文化走出去。

四、中华文化全球共享的两个难点

通过对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历史和现实的基本判断，我们发现两个战略难点。

（一）缺乏对中华文化核心的世界性提炼

一方面，对中华文化的强大自信主要局限于儒家文化区，其文化核心主要依赖于中文的表述，自圆其说，绵延不断，本身缺乏向异族或他者文化进行解说的传统和动力。另一方面，目前世界其他语种关于中华文化核心的概念，均源于传教士用拉丁文转化，因此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已沦为基督教文明之下的次等文明。导致了中华文化走出去过程中的“自说自话”“无话可说”“词不达意”等现象。

（二）尚未对中华文化核心进行“超文化”转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指导思想必须通过世界性提炼与“超文化”转化两个步骤方能得以落地。中华优秀文化必须通过超越文化边界的转化才可以克服“语言遮蔽”（如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本土语言中没有“仁”“孝”“天下”等准确的对等词汇，导致与之相关的中华思想无法表述）、“英语帝国主义”（指英语成为全球语言以后，一切表达都要依赖于英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造成中华文化被大面积语言殖民）等目前迈不过去的死结。这个难点是导致中华文化在国际文化殿堂中无声、失声甚至挨骂的主要原因。

五、中华文化全球共享的一个明显空白

没有对不同文化区受众接受中华文化的现状的调查，也没有对这些受众的基本研究。全球战略的制定，一定要抛弃“中”“外”及“中”“西”等二元划分的思维惯性，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对内虽可搞清哪些部门分别做了什么，但对“外”眉毛胡子一把抓，把各个文化区笼统地、模糊地、不科学地混为一谈。因此，正如前文提及，急需一次全球普查。

六、关键性的战略枢纽角色

综观中华文化走出去，其中起关键性的战略枢纽作用的角色是所谓“双文化知识人（Bicultural Intellectual）”——同时熟识中外两种文化的知识精英，他们具有双文化背景，对中华文化、某外国文化均具有较深入的理解，以双语为工作语言，充当“文化中间人”，例如来华传教士中的利玛窦，当代比较哲学家安乐哲，中国学者辜鸿铭、林语堂、胡适等。他们是一种战略性的人才，三条技术路径“送出去”“取出去”和“抬出去”均依赖他们为中介，四层全球通道也主要是由他们充当文化传输的关键人物，五个波次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也只有他们能从中华文化中提炼出世界各国均共同认可和接受的那部分“最大公约数”。

总之，中华文化全球共享目前确需：抓紧前期研究，解决难点；立即着手见效慢、但关键性的战略枢纽人才“双文化知识人”的培养；急迫解决“孔子学院无文化”“海外中心无内容”等问题。待前期研究有结论之后，以“超文化”思维替代“跨国界”思维，面向全球，对中华文化核心和呈现，分门别类透过“三种技术路径”、在“四层全球通道”中进行战略布局的研发。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