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影如何彰显主流文化

主流文化也称主流意识形态，或称主旋律文化、文化—意识形态结构，是建立在国家权力基础上、表达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文化与思想。[1]主流文化虽是限制选项，却反映着国家的根本意志、文化趋向和价值观，它的积极功能的充分而全面的发挥是保证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的精神因素，也是促进当代中国社会顺利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主流文化是在文化竞争中形成的，是具备高度融合力、较强传播力和广泛认同特征的文化形式。

国有厂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代言者，很容易认清自己处在过程中的什么位置，以及应该迈出哪一步。它的电影创作须讴歌时代主旋律，引导和鼓舞人民投身伟大的历史创造活动。这是时代和人民的殷切期望，也是电影更好地发挥教育人民、引导社会、促进文化发展作用并弘扬、传播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试看2000—2005年金鸡奖最佳影片奖的名单，人们也许会更易于理解这一点。

表8-1 2000—2005年荣获金鸡奖最佳影片奖的电影及出品机构

由上表可以获知：其一，在这6年间，除了2003年的《暖》和2005年的《可可西里》是民营或民营与境外资本合作拍摄外，其他的9部获奖影片均为国有厂出品，或国有厂与其他影视制作机构联合出品。其中，国有厂出品的获奖影片占到81.8％；其二，在这些由国有厂出品的9部获奖影片中，又有6部影片为主旋律类的影片，占国有厂出品获奖影片总数的66.7％、全部获奖影片的54.5％；其三，主流电影创作所体现的意义正在于其历史性。努力让人看到具有全面意义的生活，也是其重要旨归。金鸡奖在现有专家评审的方式中进行选择，有其选项判断的空间，但其选择的结果，其实难以脱离主导文化上的“思维地理学”的影响。

也许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电影“华表奖”的获奖情况。“华表奖”作为代表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的政府奖，是喻示着社会核心价值与主导文化意志的奖项，因而对作品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汇聚式思维与社会意义，是兼具艺术与政治双重关注的显著的荣誉。

表8-2 第八至十一届华表奖优秀故事奖影片名单

这四届共有39部影片获得优秀故事片奖，《可可西里》、《沉默的远山》、《三十八度》、《暖》4部影片为非国有厂出品，其他35部影片皆为国有厂或国有厂与其他影视制作机构联合摄制，占全部获奖影片的89.7％。第十二届影片评奖，虽改为两年一评，但入选的10部优秀故事片，大都仍由国有厂出品。显然，国有厂的电影创作在华表奖的获取上占有绝对的优势。这一方面是因为华表奖为政府奖，其遴选标准和评价尺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与专业立场，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国有厂在近年创作思想向多种“可能世界”敞开，非常重视通过丰富题材与样式的影片创作，来创造新选择，以此彰显主流文化。

2009年，《铁人》、《建国大业》、《天安门》、《高考1977》、《大河》、《邓稼先》、《袁隆平》、《潘作良》等42部影片成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向祖国汇报”的重点献礼与推介作品。这些献礼片，体现了某种叙事、故事和设计思维及倾向上的整合。在意识形态宣传与观众接受、喜闻乐见的结合上，在对时代的潮流的呼应、选择与契合上，其成功创造了较新的观影体验，反映了国家的全面性政策和高度的热情。

人物传记片，作为政府主导的献礼影片的一个重要片种，虽数量较多，成绩比较突出，但不少问题，也非常值得研究。比如历史与真实，人物与电影角色表现的关系，就有待一种全新的解决方案来处理。影片《真水无香》，片名取得很好。这部影片以一个电影摄制组拍摄有关法官宋鱼水的故事片为贯穿线索，中间还穿插了演员宋鱼水和真实生活中的宋鱼水的对话。现实中的宋法官对演她的演员（包括导演）说：“你们的这个宋鱼水，已经不是我这个宋鱼水了，实际上‘她’代表了我的所有同行，所以她姓宋或是姓张姓李都不重要了。”这部影片的这句话，非常富有意味，仿佛成为国有电影、主旋律电影策略的发明与揭示。这是有意义的。

我国历来有关注现实、注意现实表现的传统（特别是1949年以后），这在数十年来国有厂电影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生活本就比我们更现实、更理性，也更聪明，更具有时代性，但是，表现历史、时代生活与现实中的真人、真事，往往还会受到特别的重视。

真人真事类型的影视片创作与生产，占据了献礼片的很大一部分，这背后的意义在于它们是具体环境下建立、支撑和复制包含权力系统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也就是它们具有意识形态所涉及的象征形式与价值内容。“象征价值是那些客体由生产与接收它们的人们作出的评估方式和程度而具有的价值——那就是说，他们称赞或反对，珍视或鄙视。”[2]但是创作的复杂性在于，生活本身，也就是真人真事本身，比人们所创作出来的东西要更复杂，更加出乎意料。在历史与现实、现实与希望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情况。

举一个例子。在20世纪50年代，列入向国庆10周年献礼片之一的《春满人间》一片，是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拍摄而成的。

据新华社报道，1958年6月28日，上海广慈医院成功抢救了一位被铁水烫伤的上钢三厂工人邱财康。邱财康被高温钢水烫伤，烧伤面积达89.3％。据当年相关医学材料记载，烧伤70％以上的所有病例的患者全部死亡，超过80％的更是没有办法救治。然而该医院40多名医生仍然运用植皮技术抢救邱财康，并取得成功。此事在当时产生轰动，被视作“医疗卫生战线大跃进的一个伟大成果”。上海天马厂感到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能让它永远成为过去而没有留存任何记录，因此很快组织了一流的创作班子，将其拍摄成彩色故事片。《春满人间》编剧为柯灵、谢俊峰、桑弧，导演为桑弧，主演为白杨、白穆、卫禹平、王丹凤。影片取材于真人真事，描写炼钢工人丁大刚为保护炼钢炉被钢水浇成重伤。在送院抢救、经历曲折医疗过程之后，终于战胜危重的病情，重返钢厂工作。影片的思想是那样直接，歌颂色彩明显，遗憾的是，作为影片原型人物的病人在存活很短一段时间后，仍然死去了。可见尽管观众盛赞电影是“一朵开得最灿烂的鲜花”，但要使其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展露出它作为一个历史整体的面貌，并非易事。

1958年6月15日，北京电视台在演播室内直播了根据《新观察》杂志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一口菜饼子》。1958年9月4日，在报刊发表消息的同一天，北京电视台也以最快的速度编写了《党救活了他》，这也是根据上海广慈医院抢救严重烧伤的邱财康的真实事迹创作的。它快速、及时，而且动用了三部摄像机拍摄为了电视剧。可是，尽管如此，到现在又有多少人记得《春满人间》，有多少观众还记得《党救活了他》呢！

当然，需要看到，在当代电影史上，国有电影厂拍摄的基于真人真事的献礼片，曾经取得过不少成就，带给人过目难忘的文化与审美体验。《林则徐》、《董存瑞》、《雷锋》、《焦裕禄》、《开国领袖毛泽东》、《张思德》，等等，这些影片拍摄难度大，但表现比较突出，上映以后，影响广泛，甚至达到全民观看的规模。

乍看之下，这些好的献礼片拍摄与放映似乎是变革性创新的经典标本，但是，在事实上，当代影视创作中真人真事式的影视片、英模电影越来越多，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且，国有、民营机构一拥而上，这类影片常常成为年度各类创作中最为可观的成绩。仅2008—2009年，这种人物传记类型片或英模片，仅仅本书作者看过的就有三四十部之多。四川发生汶川大地震后，陆续拍摄的反映或者与汶川地震有关联的电影，曾达35部之多！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全国30余家制片机构生产的50余部献礼片中（数量为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5倍），传记类献礼作品所占数量非常之多。本书认为，这其中突出或比较突出的作品有：以全国劳动模范王进喜真实事迹为基础、表现两代石油工人精神与情感生活的《铁人》；以北京大学教授真实人物与“行道”故事为原型创作的比较生动而扎实的作品《孟二冬》；抒写贡献卓著的科学家的影片《邓稼先》、《袁隆平》；表现基层信访干部普通事迹的《潘作良》；抒写方志敏的感人故事与爱国情感的影片《可爱的中国》；表现军民情的感人至深的影片《沂蒙六姐妹》；讲述普通人的故事但努力赋予厚重感、历史感的影片《天安门》。其他还有全景式表现重要历史，以纪实手法表现时代人物群像的作品《建国大业》、《八月一日》、《同心》、《农民工》、《寻找微尘》、《鏖兵天府》、《人民至上》（纪录片），等等。这些影片题材比较丰富，表现角度与方式也比较灵活，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更多地倾向于表现个体化的历史与模式，在表现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获得自我意识，彰显现实的最高价值标准和更高道德要求。在献礼片创作中相当突出的，往往是一种主流文化观念与思想的积极贯注。影片《潘作良》以辽中县信访局原局长潘作良为主人公，通过潘作良在信访工作中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架构全片，描述了他与家人、同事及上访群众相处的多个片段，其作为一个“一身正气、为党分忧、为民解难”的信访干部形象与他作为人的形象表现是融合为一的。《孟二冬》通过微小庸常的细节和简陋生活环境来展示孟二冬的期盼与失落、绝望与悟道的复杂心路与“人格”。正如蔡元培所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其视角向上，虽然票房表现一般，但静静地去看这样一部影片，还是让人感动。

影片《铁人》重塑石油工业创业史，重返历史现场，通过对王进喜平凡而真实的事迹进行细腻的镜头表述，使人们重温了当年新中国建设者的奉献精神、民族的自立自强精神，对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建设具有较重要的意义。很多评论者都给予了这部电影很好的评价，同时也有网友肯定了影片对英雄人物的“人性”的描写：“《铁人》，是至今为止中国最好的主旋律电影，其实说来原因也很简单，这大概是第一部把被主义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当成真实的人来拍的电影。”“电影中的‘王铁人’，是一个人。我们终于意识到了，比意识、主义，或者国家、人民，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人。” 《铁人》虽得到较高评价，但在第一轮院线表现不佳后再度由行政指令放映所引发的献礼片的创作与发行之间的矛盾争议，一度在网络上引发讨论。尽管如此，主流意见仍为：任何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都应该是面对历史、人民进行的创作，而一味反映小我的创作乐趣和创作取向是注定徒劳无功的。

（二）保持主导价值的优势地位

电影是构成大众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平民既是大众文化的消费者，同时又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大众文化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其欣赏、消费对象，它通过大众传媒传播，是模式化、易复制、按市场需要批量生产的注重人们感性娱乐的文化。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承担着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要的任务，其朴素的直观性，“被视为我们日常的信仰、行为、反应等最终融为一体的模式”[3]。大众文化所体现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往往直接作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结构，影响着他们的情感与精神世界的发展。这就要求国有厂在创作中敢于担当，大胆尝试各种不同题材、不同品种、不同样式、不同风格的电影创作，进一步丰富国产电影产品体系，反映时代的责任与要求，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国有厂的编创人员应认真贯彻党和政府对未来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深入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感受人民群众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情感，表现更多的生活气息，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激发创作灵感，汲取艺术营养。国有厂在创作选择上面对繁重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一方面要适应现代市场的变化与竞争，更能创造性地打破常规，生产适销对路的有市场意义的产品；另一方面，要尽量用观众熟悉的题材、类型和语言形式进行创作，努力做到使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以广大观众欢迎不欢迎、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作为重要标准，使作品真正成为满足个体与文化的想象创造、同时又源自时代生活的产物。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国有厂的电影创作始终坚持多样化的道路，着力反映民生与现实生活，所表现的故事情节是创作者相信就发生在老百姓当中的“普通生活”，影片刻画的人物就是工农兵群众自己的模范，电影所表现的一切都与他们的情感和生活现实“零距离”接触。像“十七年”时期主要表现“工农兵”题材的影片《上甘岭》、《青春之歌》、《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柳堡的故事》、《小兵张嘎》、《革命家庭》、《红旗谱》等，都对以时代历史为主题的电影创作起到了积极的影响。新时期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和乡村都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景观，这种转变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体现。《邻居》、《人到中年》、《逆光》等影片注重更深入地发掘生活，选择具有时代意义的事件，真实地再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比较全面地反映都市中普通百姓从一个压抑的时代走进开放时代的真实的心路历程。而同样是农村题材，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意境悠远的《乡音》、《乡情》、《乡民》三部曲，20世纪90年代有温婉隽永的《那山那人那狗》、《暖》，21世纪有写实、冷峻的《美丽的大脚》、《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等等。

此外，国有厂在创作中始终不忘电影是“大众的艺术”这一本质，力求用最朴实的语言、最普通的人物形象、最真实的故事情节，塑造出最平凡但也最生动的角色，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孔淑贞、高占武，《李双双》中的李双双、喜旺这样“沾满着泥土气息”的农民，又如《秋菊打官司》中倔强、坚韧而又善良的秋菊，《没事偷着乐》中油嘴滑舌但又透着机智、幽默的大民，《漂亮妈妈》中淳朴、无助、渺小而又闪耀着母性光芒的“漂亮妈妈”，等等。这些人物形象从生活和群众中来，最终又凭借艺术的力量回到生活和群众中去，成为真正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这一个”。在如何塑造最有表现力的电影形象这一问题上，影片创作者们都比较严肃，他们发现了共同的基础与增加活力的可能性。

国有厂的电影创作坚持现实主义的路线，持续不断地为人民大众创作好作品。这既是其优势所在，具有无限容纳力和意义，也是其能够获得市场竞争力的动力源泉。下面试以2000—2006年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影片为考察对象，来说明这一问题。

表8-3 2000—2006年荣获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的影片名单

与金鸡奖和华表奖不同，大众电影百花奖是一个完全由群众参与投票选举出的电影奖项，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大众的审美趣味、评判指标和观影偏好。换句话说，能够在这个奖项中赢得大奖的影片，首先就可以视为有流行性的、属于人们生活的文本，说明它是经得住群众检验的，是比较多地考虑商业性并代表了大众趣味与利益的电影。上表所列2000—2006年共有14部影片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在这14部影片中，只有《大腕》和《英雄》由纯民营影视公司或民营影视公司与其他机构合作拍摄，其余皆为国有厂出品或国有厂与其他影视机构合作拍摄的影片（占到全部获奖影片的84.6％）；在国有厂出品或者与其他影视机构合作拍摄的12部影片中，《我的父亲母亲》、《漂亮妈妈》、《芬芳誓言》、《法官妈妈》、《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手机》等都可视为反映普通民众生活的作品，占到54.5％。生活是一种自身具有目的性的存在方式，众多关注民生的影片，展示了生活本身的意义。以人为本的关于生活的电影成为弘扬主流文化的电影创作的基础部分，这也许可以为创作者提供一些启示。

电影和政治的关系，反映了当代电影构建所采取的上下互动的方式。在这里，人物与事件组成的生活与变化发展的现实世界不断浮现出来，左右着电影创作及其价值选择。影片重新铸造现实，其中的剧情往往远比真实的人生更惊悚或更浪漫，可不管如何从电影艺术的综合创造中感同身受，获得全新的观影经验与感受，人们在本质上仍无法完全摒弃政治文化、时代理性的作用与主观精神的概念本身。在当代文化建构与发展中，电影的创作、生产与传播具有守望、决策、教育、意识形态主导等基础功能，包括传记影片创作在内的主流电影，在很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建国大业》片头，第一幅字幕是“谨以此片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60周年”。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一个新的国家的诞生，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影片让人看到了它另一面的意义与魅力。《建国大业》反映的是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时期，共和国的缔造经过。国家的命运成为影片全景展现历史的聚集所在。

《建国大业》的策划张和平在谈起这部献礼片时说：影片“现在真正变成了一个全方位的史诗般的作品。从力量上来说，今年献礼的作品这么多，它应该是最有力量的一个。它几乎变成了一个‘现象’了。”[4]显然，这样的影片，包括其他主流意识形态电影创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蕴含主流逻辑的社会化进程掀开了别有天地的一页影像历史。影片表现美好生活与幸福，表现励志、爱国主义、为国家献身等内容，以向富有精神感的人与历史致敬，但是人和历史具有如此的多样性，影片所突出的某些位置不断变动的主题与象征价值，会比常规的虚构叙事电影更加直接地与真实性、艺术性的个人化建构维度发生关系，并进而产生崭新的富有时代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特定环境中的国产影视片创作由象征价值与形式建构向个体化社会建构转向的努力，无疑表明对重新整合的维度的追寻具有重要意义。追求生命幸福与个体价值实现，担负在传媒、文化与生活之间的历史建构使命，使自身成为个体和社会空间关系的“变形”或“范畴转型”的重要表征，表现当下中国社会共同关切的主题，这些会越来越多地被看作一种新的社会化模式与趋向。

蕴含意识形态的影片创作，无处不在。应该说它们在商业化环境里同样可以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这些年来，在电影市场上，我们能看到的这类作品还不是太多，一些少量的已经完成并在影院放映，其艺术上的成败已经得到初步检验，人们原来担心的情况（仅让观众面对大量的同时性符号，接受那些必须依靠说出来的思想，一旦出现与其所得的信息的线性连接相反，就会产生不佳效果），基本没有出现。电影拍出来是要让人看的，即使是列入献礼片范围的作品，也需要在市场与艺术的双重要求下进行选择，毕竟影片不能藏之名山，它们总是要经受市场考验的。献礼作品为当下观众的观影以至文化生活带来新的活力，其所做的努力值得肯定。这样的一类作品，有越来越多的观众来看，就会有更多的电影人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其所传递的人物符号、艺术、文化、主流逻辑、意识形态信息以至市场化建构及价值，才能最大限度得以实现。

历史的经验值得汲取。采用历史、社会的不同理论基础和方法学，可以重新研究、认识流行的献礼片的叙事策略。当前的一些国产影片创作，尤其面临市场化竞争的激烈，主旋律影片不少被理解得相当概念化、简单化、实用化甚至实利化——只要有人投钱，能挣钱，将一些劳务给大家分分就可以。在这些影片创作上，公式化盛行，制作粗糙，虽极力倡导创作中的主旋律精神，但政治意识形态与主流象征价值过度高扬，这难免令熟识革命话语的中国电影观众渐生倦意，甚至反感。在电影市场化不断获得发展的当下，包括献礼片在内的当代中国电影需要认真反思。电影影像与愉悦感之间、电影创作与电影营销及市场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到较多的清理和高度的重视。

（三）主流大片的直接性

随着好莱坞等国外大片的蜂拥而入，当代中国电影与国际电影制作业、世界电影市场逐步接轨，保守、僵化已越来越不受重视，电影制作理念、制作技术和艺术水准大幅提升，无论国有电影机构还是民营公司，都已具备制作中国自己的大片的实力。关于大片，国家电影管理部门给出的说法为，大片的概念“是主流大片，突出主流意识，追求一流制作，进入主流市场，赢得大众好评，创造好的效益。即在导向上是健康有益的，在制作技术和艺术水准上是精湛的，叫好又叫座，而不是单纯追求制作规模和投资规模的宏大，也不能片面追求单一的题材和类型”[5]。

从进入21世纪以来的发展情况看，主流大片已成为国内票房的支柱，那些在市场轨道里运行的电影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满足了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也推动了整个电影产业的阔步前进。统计显示，2013年中国故事片产量638部，全国总票房217.69亿元，其中国产影片票房127.67亿元，占比58.65%。而2006年，国产电影票房仅为14.4亿元（国产片产量330部），仅仅7年的时间，增速明显。大片的生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来自CCTV—6电影频道的电视电影和广告收入，也同等重要。[6]

作为我国电影业内的中坚力量，国有厂的主流大片和CCTV—6电影频道都曾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2003年国内电影票房排行榜前十名中，除了排名第七的《双雄》为香港银都机构出品外，其他的9部影片均有内地国有制片机构参与其中。像排在第一名的《手机》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北京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哥伦比亚电影制作（亚洲）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第二名《天地英雄》由西安电影制片厂、西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哥伦比亚电影制作（亚洲）有限公司联合出品。2004年有《邓小平·1928》（上海电影集团公司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上海周氏集团公司）、《张思德》（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第一制片分公司、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公司出品）闯入国内电影票房排行榜前十名。2005年有《任长霞》（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北京名将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兄弟时代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生死牛玉儒》（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进入前十名。2006年则有《云水谣》（中国电影集团、台湾龙祥育乐公司、香港英皇影业公司、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东京审判》（上影集团）和“票房黑马”《疯狂的石头》（中影华纳横店）进入前十名。

国有电影企业在主流大片制作上的成功足以说明，只要电影编创者心存大众，始终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严肃性与娱乐性相统一、坚持市场服务和公益服务两手抓，用产业的大发展，促进事业的大繁荣，就一定能以直接性的方式赋予影片明确的意义，拍出思想性和观赏性相统一的主流大片，最终从观众那里赢得丰厚的回报。

[1] 参见许士密：《大众文化和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良性互动机制的构建》，《求实》2002年第6期。

[2]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3] ［美］罗伯特·考克尔：《电影与文化》，见王志敏、陈晓云主编《理论与批评：电影观念的演变》，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

[4] 参见马戎戎：《张和平谈〈建国大业〉策划始末》，《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9月7日第33期。

[5] 参见赵实：《在2007年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原文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页，http://www.sarft.gov.cn/。

[6] 李妍：《电影衍生产品入市为何难见曙光》，《中国电影报》2004年4月23日。作为国有电影机构的一个广受瞩目的标本，CCTV—6电影频道发展非常快速。诞生之初（1998年），它的广告收入才4000多万元，到后来，一年有了将近15个亿的收入。这是它带来的电影市场和电影业发展的第一个重要变化。作为电影频道枢纽概念的延伸的电影很有活力：截止2013年电影频道组织拍摄的1600多部电视电影中，不少影片值得称道，即使放到包括整个大银幕电影的国产影片创作整体中观察，它们也是相当突出的。著名导演侯孝贤在2008年、2009年的百合奖颁奖典礼上，说他看到这么好的电影，感到惊艳。他用了“惊艳”这个词，来表达他的感受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