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兵部衙门接到下面送上来的一份文书：海西女真部落向明朝称臣纳贡，想不到贡使进京路上忽然遭到泰宁卫蒙古骑兵的截击，射伤了女真人的贡使。辽东都指挥佥事张天祥听到警报立刻领兵出塞袭击截杀贡使的蒙古人，共斩首三十八级，大获全胜。辽东巡抚张鼐向朝廷奏捷。

想不到这封奏捷文书刚送上去没几天，兵部衙门尚未批复，辽东方面又来了一道文书。这次却是辽东巡按御史王献臣送上来的揭帖，斥责都指挥佥事张天祥“受前任指挥佥事张斌指使，无故领兵出塞袭击当地蒙古部落，杀害几十个人，以首级冒认军功”！请求立刻将张天祥革职拿问。

这一下兵部、大理寺全被惊动，所有人都被搞糊涂了。

很快，第三封公文送了上来。到这时候，事情已经有了眉目。

海西女真派使臣进贡，本来应由辽东都指挥佥事张斌出长城迎接，一路护送到辽阳。可张斌却未能尽责，以致贡使遇袭受伤，张斌因为这件事被革了职。哪想到张斌被革职以后，接任辽东都指挥佥事的正巧是他的孙子张天祥。

明朝为了强化军队的战斗力，规定武官的职位多是世袭。这样一来，一员有能力的武将，他的儿子、孙子也都可能成为将领，前辈人在实战中摸索出来的武功、兵法就可以代代相传，在战场上，父子兄弟齐上阵，相互之间能够帮扶，以老带新，将才就会源源而出。这种制度本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但这么一来，有时就会出现父亲革职儿子继任、祖父革职孙子继任的现象。

现在张斌被革职，他的孙子张天祥接了都指挥佥事。这个张斌也不甘心就此退休回家吃闲饭，就出了个主意，让张天祥带兵出关，胡乱找个没有防范的蒙古部落杀几个人，弄些首级回来，就说把袭击女真贡使的蒙古人杀了。这么一来，孙子立了战功，可以替爷爷折罪，张斌就能再出来做官了。

受了张斌的唆使，张天祥私出边关胡乱冲入一个蒙古部落，砍了三十多颗首级，回来就向上谎报战功。辽东巡抚张鼐不知内情，就把这件“功劳”报上去了。

想不到军中有个指挥使叫张茂，见张天祥爷孙俩无法无天，胡乱杀人，气不过，把这事儿报告给了刚刚到任的巡按御史王献臣。王献臣这才知道事有蹊跷，一边据实上奏，同时派人前往彻查。结果证明张天祥私出边关、杀良冒功之罪果然属实。

这一下子事儿闹大了。兵部、都察院赶紧下文书，命御史王献臣仔细查明案情，尽快上报。

也巧，就在这时候又出了个事儿。巡按御史王献臣初到辽东，忙里偷闲出去游山玩水，为了摆个排场，调来几十个官兵替他开道，给他抬轿子，结果被派到当地的监军太监手下密探发现，告了他一个“役使军卒、骚扰地方”的罪名。朝廷接了密报，立刻把王献臣革职，贬为余杭县丞。

张天祥一案，辽东巡抚请功于前，辽东巡按御史举报于后。张天祥、张斌因罪入狱受审，案子还没审明，巡按御史忽然因故“落马”！就这么来来回回几轮变故，张天祥案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弘治皇帝朱祐樘随即下诏，命御史余濂接任王献臣的职务，又派大理寺少卿吴一贯、锦衣卫指挥杨玉赶赴辽东，和余濂一起审理此案。

要说这个案子其实也不难审。京城的几个官员到了当地，把相关人等找来一问，很快拿到口供：果然是张天祥私自出塞杀良冒功，挑起边衅，证据确凿。吴一贯立刻上报，将张斌、张天祥二人问成了死罪。

就在吴一贯、余濂认定张斌、张天祥之罪的时候，案件主犯张天祥连吓带病，死在牢里。

这天退朝以后，弘治皇帝把三位阁老请进乾清宫东暖阁，随便问了几件政事，到后来，似乎不经意地提起：“朕听说张天祥一案已经审结，不知结果如何？”

刘健忙说：“此案已经定案，张天祥私自出关，滥杀无辜，挑起边衅，谎报战功，犯的是死罪，张斌是幕后主使，也依例论死。”

朱祐樘微眯着双眼淡淡地问：“这么说杀良冒功之事是真的？”

刘健稳稳奏道：“确凿无疑，事实俱在。”

见内阁打了“包票”，朱祐樘点点头，从书案上拿过一本折子来：“朕这里有个东西，几位先生不妨看看。”

刘健忙接过折子和谢迁、李东阳一起看。这一看，三位阁老都大吃一惊。

原来这是一份东厂的密报揭帖，上面写着：东厂奉旨密查张天祥案，发现张天祥率军出塞大破蒙古军马，杀死袭击女真贡使的凶手，所立战功完全属实。指挥使张茂平时与张天祥有仇，诬告功臣；原任御史王献臣玩忽职守，未经详查就将事件上报；新任巡按御史余濂和大理寺少卿吴一贯枉纵冤狱，将张天祥屈打成招。现在张天祥已经死在狱里。张天祥的叔父张洪为他鸣冤，说张天祥有功不赏，反遭冤狱，如果朝廷将张天祥和张斌处死，必使守边将士寒心，士卒不肯用命。请将此案重审，以明法纪。

看了这份揭帖，三位阁老面面相觑。

这个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人证俱在，已经定案，现在却凭空出来这么一张揭帖，竟要将全案彻底推翻，这从何说起？

再说，这个案子本该交由大理寺审理，为了强调对案件的重视，皇帝又派锦衣卫的人同审，已经足够了。东厂是皇帝身边最亲信的特务，一向只负责督察京城官员，边关发生的案件根本不在东厂职权范围之内，为什么东厂的人要费这么大力气插手此事？而且得出的结论又是这么匪夷所思、莫名其妙……

最怪的是，皇上为什么拿出东厂的揭帖给内阁的人看？按规矩，东厂揭帖是不能交给朝臣看的。

这么一大堆疑问，把内阁三位老臣弄得一头雾水，可现在皇上问到这儿了，内阁又不能不做答复。问题是：怎么答复？

答不上来呀。

三位阁老大眼瞪小眼发了半天愣，还是刘健硬着头皮上奏：“东厂揭帖所奏与大理寺的案卷完全不同，臣等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内阁首辅说他“不知是怎么回事”，这个答案够泄气的。朱祐樘冷冷地说：“东厂是朕的心腹，他们的奏报没有不实之理。”

皇帝这话等于承认：东厂插手“张天祥案”是皇帝直接授意的，话说到这儿，其实已经“点了题”。可刘健竟没注意到这个重要的“暗示”，仍然向上奏道：“臣以为此案已经交由巡按御史和大理寺同问，又有锦衣卫官员在旁听审，证据确凿，按说不会有什么问题。”

眼看内阁首辅像个灯笼——不点不亮，朱祐樘心里挺不痛快，用手指点着揭帖上的文字：“东厂报说此案被告之人是屈打成招，张天祥现在已经死在狱里，这又怎么说？”

刘健忙说：“张天祥是病死的，并非用刑而死。”

听刘健一句一句地顶他，朱祐樘把眼一瞪：“你等都在京师，怎知张天祥一定是病死？”

“下面是这样报上来的。”

见刘健还在顶撞，朱祐樘也提高了嗓门儿：“下面所报未必属实！”

是啊，三位阁老都在京城里待着，并没亲身参与案件的审理，怎么敢说没有“屈打成招、致人身死”这回事？怎么就敢咬定张天祥一定是病死的？谁也不敢打这个包票！

现在皇帝咬住“屈打成招”不放，声色俱厉，三位老臣虽然还没摸着门儿，却已吓得不敢开口了。

对“张天祥案”朱祐樘已经准备多日，早就胸有成竹。现在眼看弄得有点儿僵，他也不再疾言厉色地追问。停了片刻又说：“依朕看来，此案的始末缘由应以东厂揭帖为准，御史、大理寺所奏不实，需要推翻重审。”

若说锦衣卫是皇帝的鹰犬，那么东厂就是皇帝的爪牙。在皇帝心目中，东厂比大理寺的地位高得多，这一点不用说阁老们，全天下人都知道！问题是，“张天祥案”与众不同，在这个案件的审理方面不能出纰漏。

大明朝的边境政策是一手拉、一手打，凡愿意和大明和平共处的部族，就施以“贡市”之恩；与大明为敌的，明军才加以讨伐。在攻伐敌军时，大明也希望得到那些关系良好的睦邻部族的帮助。现在张天祥私出边关袭击边民，杀良冒功为祖父请赏，行为极其恶劣，影响更是极坏！若斩了张天祥、张斌，有利于修复大明与关外友邻部族的关系。倘若承认张天祥的“战功”，一来等于无故在关外树敌；二来怂恿了“杀良冒功”的丑事，后患无穷；三来，若此案推翻，前面负责审理的御史、大理寺官员都要获罪，太不公平了。

东厂是皇帝的亲信没错，可不能因为东厂受宠就把“道理”改了，把大事办坏了！

身为内阁首辅，刘健不得不硬着头皮抗辩道：“此案已经审结，现在推翻重审，总得有个缘故吧？”

“就以东厂揭帖为凭还不够吗？”

听皇帝句句话不离“东厂揭帖”，刘健把心一横，梗着脖子奏道：“臣以为，按惯例东厂揭帖不能拿给外臣看，所以揭帖上的内容不能作为证据。”

刘健敢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因为他早年出身詹事府，从朱祐樘做太子的时候就追随左右，同甘共苦这么多年，一直最受皇帝器重，自以为在弘治皇帝面前无话不可说，无谏不可奏。想不到一句话刚说完，朱祐樘已经沉下脸来，拿眼睛剜着刘健冷笑着问：“这么说，东厂的密报是毫无用处了？”

弘治皇帝突然变了脸，刘健心里一寒，赶紧改口：“当然也不能这么说……”

刘健的话还没说完，朱祐樘已经厉声喝问：“那该怎么说？！”

只这一句，刘健膝盖一软差点儿瘫在地上，赶紧双手扶地，好歹撑住身子，已经吓得脸如白纸，浑身冷汗。

见阁老被自己的气势镇住了，朱祐樘又冷冷地说：“‘张天祥案’事出蹊跷，必须重审！几位老先生去商量个妥当的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