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毛泽东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在为创办农讲所紧张工作着。

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1926年2月5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出第一号通告，指出：“本部为实行本党政纲及指导全国农民运动起见，提议中央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并拟定组织大纲及委员名单。”经国民党中央第二次常务委员会决议照准，陈公博、毛泽东、甘乃光、宋子文、谭植棠、萧楚女、林祖涵、阮啸仙、罗绮园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同日，农民部还决定开办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充名额，全国各省党部送学生300名来粤训练。次日，农民部发出招生通告。招生条件是：1．决心做农民运动，并无他项思想者；2．中学程度，文理通顺；3．年龄18岁以上，28岁以下，身体强健无疾病；4．富有勇敢奋斗精神；5．不招女生。随即，向各省党部汇去学生来粤旅费。〔6〕据罗明回忆，毛泽东于2月上旬开始筹办农讲所，罗被派往福建招收学员。〔7〕

8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常务会议，讨论农民部提出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会址问题，选定广州市番禺学宫为农讲所地址。〔8〕

3月16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农民运动讲习所问题。首由罗绮园报告第六届农讲所招生经过。接着讨论农讲所人选，决定所长一职“请毛泽东同志担任”，呈报国民党党部批准。〔9〕教员拟请汪精卫、林祖涵、陈公博、甘乃光、张太雷、萧楚女、熊锐、黄平、邓中夏、刘一声、高语罕、张伯简、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担任。余各办事员由所长负责请人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祖涵（林伯渠）大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2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第十三次常务会议，林伯渠提出“农民运动讲习所经费7980元，请由中央设法拨给”；“请任毛泽东同志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10〕林伯渠两个提案，都得到会议通过。

3月30日，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毛泽东提出三项提案：一、任命高语罕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二、变更在广西招生办法。他说，前次会议确定在广西招收学生40名，其中30名由南宁广西省党部选定，旅费均自给。昨天接到李血泪、杨文炤的报告，据称：宣传员养成所学生系广西各县平均派送，而广西农民运动宜从梧州附近数县着手，请将前次决议略为变更。三、民众运动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如赣、直、鲁、豫诸省。三项提案都得到通过。

经过周密的筹备，20个省的学生于3月底陆续来粤。4月间，举行入学考试，录取学生327人，5月3日开学。因农讲所课堂为广东省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借用，延至15日正式开课。〔11〕

农讲所开设功课25门，授课4个多月，其中有两个星期赴海丰实习，理论讲授实际为13个星期。25门课，共授252小时，其中毛泽东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课时最多，达23小时。他还担任了《农村教育》《地理》课教员。萧楚女是农民讲习所的教务主任，专任教员，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等理论，并指导学生开展理论研究。当年发给学生的课外参考书31种，多是毛泽东、萧楚女搜集的。重要的书刊，由专任教师列出重点，提出问题，找出答案，交教师审阅。专任教师从答卷中选出数份加以改正，然后缮写标准答案，公布于众。然后又将学生习作发还，令其对照标准答案，自行纠正错误。这种以自学为主、教师指导为辅的学习方法，效果很好。

毛泽东一贯注重学生自学，更提倡学生从事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7月间，他曾组织50多个学生赴韶关实习一星期。8月，又组织全体师生赴海丰实习两星期。据《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记载：“赴海丰实习在将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农讲所还将学生按地区组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每星期开会一至两次。

农民问题研究会，由陆沉负责指导。研究的问题有：1．租率；2．主佃的关系；3．抗租减租平粜等风潮；4．利率；5．拖欠逼账及烂账等情形；6．田赋；7．抗粮情形；8．厘金、杂税及临时捐；9．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之比较；10．地主的来源；11．货物价格与农产品价格之比较；12．工价；13．失业情形；14．祠堂组织及族政情形；15．地方公会组织及财产状况；16．地方政治组织；17．地方政治情形；18．会党及土匪；19．团防情形；20．教育状况；21．销售何种洋货，影响如何；22．兵祸及影响；23．天灾及其影响；24．贪官污吏及其影响；25．烟赌偷抢各种情形；26．出产什么及其销售地；27．妇女的地位；28．农民的观念及感想；29．从前与现在地价之比较；30．从前与现在农产品价格之比较；31．农村组织状况；32．地质之肥硗；33．宗教之信仰状况；34．度量衡；35．民歌；36．成语。这些调查题，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政治、经济、文化、阶级关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都在调查研究之列。

毛泽东通过农民问题研究会的活动方式，一方面训练学生观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获得了研究全国各地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资料。毛泽东还将学生提供的调查报告、审核、修改后，编入《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供全国从事农民运动的同志参考。原拟出版52种，至1926年11月，出版了17种，后来还陆续出版了一些。农讲所这些教学方法，是湖南自修大学教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很重视学生的军事训练。农讲所设有军事课，聘请赵自选任专职军事教官。据记载；全所学生分为两队，每队分为6区队，设总队长1人，队长2人，区队长6人。于5、6、7三个月内，实行正规军事训练，共计训练10星期，上操128小时。由总队长赵自选，队长黄征沣、罗焕荣，区队长马天恨、毛华达、杨汉池、张士表、胡珩、田中杰等负责训练责任。〔12〕

农讲所师生关系平等，革命情深。课余或磋商问题、漫步交谈，或拳击习武、弈棋赛球，生动活泼。毛泽东爱和学生散步，交流思想。“他有的是强烈的求知欲，有的是甘当小学生的谦逊态度而毫无架子，和蔼可亲，所以同学们都乐意接近他。”〔13〕

在农讲所工作期间，毛泽东代表农讲所出席各种会议。8月14日至18日中华农学会在广州举行九届年会。在开幕式上，毛泽东代表农讲所致祝词：诸位在广东开会，请顶要紧的，不要忘记了80万以上的农民〔14〕。农民是农业的根本。诸位参观，最好就下乡去，直接指导农民，唤醒他们，抛去守旧的劣根性，从根本上救治农业。本地在农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很多，从外国回来者亦不在少数，但都是受农民梗阻——到今仍没有好多效果。现在农村经济非常苦涩，农民生活非常困难。因此，广东农民问题，当是诸位开会的一个问题，在大家更希望这个问题有完满的解决。〔15〕

9月11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举行毕业考试。随后，毛泽东在结业式上做了长篇讲话，总结上届农讲所开办以来的工作，指明当前农民运动的迫切任务，勉励学员“拜农民为老师，同农民做朋友，脱掉知识分子的皮服，放下臭架子；敢于同反动势力做斗争，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求解放，为农民谋利益，这才是我们的好学生”。〔16〕至10月5日第六届农讲所学员除3人因病未出所外，“所有学员均已遣送回籍，从事工作”〔17〕。据王首道回忆，“9月结业，同学们立即分别秘密地回到各地参加实际斗争。有些同学从香港乘船绕道回到北方各省，我和许多同志当时是沿着北伐军由广东往湖南前进的道路，沿途做些宣传工作而回到了湖南的”。

学员们回到各省，有如播下的革命种子，迅速发芽、开花、结果，推动了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周恩来曾评价说：“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规模之大是过去所从来没有的。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他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18〕各地农民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多是农讲所学生。农讲所被誉为“革命的摇篮”。

毛泽东任农讲所所长的同时及前后，还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宣传员养成所、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训育员养成所、广东大学附属中学、国民党广东青年部夏令营讲习班等处，讲授过《中国农民问题》《农民运动》《农工政策》《农民问题》和《对农民的宣传教育问题》等课程。此外，1926年5月15日，毛泽东出席广东省第二次农代会闭幕会，并在会上做了《关于农民之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关系》的演说〔19〕；9月3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演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关系〔20〕。

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对此做了最精辟的分析。

《中国农民问题》是农讲所的主课，在1926年5、6月间由毛泽东讲授，据农讲所的学员金绍绩、冯文江、周凯的听课笔记记载，全文共分五编。

第一编是“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

毛泽东说：中国农民问题，在以前是没有人研究过，远自文武周公，近至现在各学校都没有人研究它。现在中国能代表一般民众的利益的党，有两个，一是共产党，一是国民党。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比较注意些。而国民党对于此问题，两年前才开始注意。在国民革命时候应该注意农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完全是未得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国民革命，就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的革命。唯有把农民动员起来，参加革命，国民革命才能成功。现在有两种错误观念，一种是只讲“商学联合”，另一种只谈“农工兵联合”。这两种观念，都使自己变成孤军了。且农民一支军，占全国人口80%以上，尤不可抛弃。

接着，毛泽东详尽、透彻地论述了“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位置”。

第一，从人口上论，中国人口四万万，农民占80%，当有三万万两千万以上。

第二，从生产上论，中国现在的经济还是农业经济，而大部分之生产还是农业生产，“故经济中心还在农业”。自帝国主义商品侵入中国农村后，受帝国主义压迫最惨的就是农民。现在农村中的农民无田耕、没饭吃、无衣穿等大问题，是国民革命要解决的大问题。

第三，从革命力量上说，没有农民，就没有革命。毛泽东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洪秀全领导的农民战争，从义和团运动到白朗的反袁斗争，从广东农民帮助东征军平定陈炯明，到打倒杨希闵、刘震寰，全面地论证了农民的革命力量。他说：倘若国民革命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就能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

第四，从革命胜败关系看，毛泽东认为上海五卅运动失败，奉系军阀的武力镇压，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是失败的原因，但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全国生产主力军——农民未有起来，而让工人孤军奋斗了。

第五，从革命的目的说，国民革命的目标不仅是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且是使中国一般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有自由平等。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因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毛泽东1926年9月1日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12月《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二文最精辟、最全面地阐述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可以视为《中国农民问题》第一编整理后的文字。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是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的一篇序言。核心思想是“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毛泽东提出了这一重大命题，而且分析了它的根据。毛泽东说：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榨取的对象是农民。他们能够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是不知道轻重本末。明显的例子在广东：哪个县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比较敛迹，哪个县必定是农民运动已经做起来，广大的农民群众加入农民协会，因此，中国革命的形势只能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因此，乃知凡属不重视甚至厌恶农民运动之人，他实际上即是同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际上即是不要打倒军阀，不要反对帝国主义。

当时有人认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否定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驳斥道：“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分布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21〕

曾在第六届农讲所当过学员的王首道回忆说：

1926年1月，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根据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建议，通过了农民运动问题的决议案，设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以毛泽东、林伯渠、萧楚女等9人为委员。为推动全国农村大革命**的到来，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亲任所长，扩大了招生范围，为全国培养农民运动干部。

毛泽东主办农讲所的消息，像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也传到了湖南。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当时，我们一些参加学生运动的进步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在城里开办平民夜校，到乡间演文明戏，化装讲演，开展各种宣传活动。那时，我们进步青年多么渴望能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学到更多的革命道理，进行更多的革命工作啊！1926年3月，湖南党组织秘密通知我和其他35位进步青年到广州毛泽东主办的农讲所学习。我内心无比激动，怀着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从长沙经武汉、上海前往广州。经过长途跋涉，几经转折，终于来到了毛泽东主办的农讲所，来到了培养干部的革命摇篮。

这届农讲所，招收学员327人，来自全国20个省、区。他们大多是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学生。按照农讲所学员的条件，他们必须是决心从事农民运动、富于勇敢奋斗精神、身体强健无疾病和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进步青年。3月各地学员陆续到校，4月举行了入学考试，5月3日正式开学。我们学习的课程共有25门，主要是农民问题，也包括了中国革命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许多教员都是由我党负责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兼任。同年9月毕业后，学员们秘密回到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

毛泽东为反对当时党内以陈独秀、张国焘为代表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在1926年3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农讲所亲自向我们做了专题讲授。毛泽东在这篇光辉文献里首先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相互关系及对革命的态度，正确地解决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等一系列的根本问题，高举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

我还深深地记得，毛泽东讲授这篇光辉文献的基本观点时，常常采用他亲自调查得来的丰富材料和群众语言，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使学员听后，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经久不忘。例如他在讲到地主的产生时指出：地主的土地和钱不是天上落下来的，也不是命里注定就有的，是从佃户、雇农身上剥削来的。他具体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地主土地的来源，大体上有：前清的官僚和现在的政客、军阀，以其刮地皮所得之金钱购买土地，成为大地主；劣绅、匪首等，用霸占、抢夺取得金钱和土地；族长、会首、教长等利用祠堂、庙宇及各种地方公会以祀祖祀神等方法集资购买土地；城市及乡村商人与其他自由职业者积资购买土地；等等。毛泽东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毛泽东用很多生动的事例，说明中国农民（中农、贫农和雇农）受的剥削最多，受的压迫最厉害。

他说，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民的剥削花样很多，而且非常严重：一是倾销商品，近五十多年来（1870—1925）中国对外贸易年年都是大量入超，致使我国大量的白银外流，加速了农村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经济的破产；二是帝国主义从中国农村廉价收购农产品的工业原料；三是中国反动政府借的大量外债及其利息，主要是农民负担的；四是战争赔款，如《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赔款，也是落在农民身上。

讲到军阀对中国农民的剥削，就有：田赋、附加税、临时捐、军事特捐、厘金、盐税、正杂税等，直接的、间接的剥削，真是名目繁多，层出不穷。

至于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除了重租（农民要把租种地主土地所得收入的40%～70%交给地主）、重息（借地主和高利贷的钱粮，年息一般为36%～100%）、重捐（如田亩捐、丁捐、猪牛捐、民团费……）等经济剥削外，还有各种超经济的剥削，如敲诈勒索、贪污舞弊、无偿劳役、强迫送礼，以至公然抢掠……

毛泽东通过极有说服力的分析，向我们指出：农民辛辛苦苦终年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农民活不下去了，一定要起来闹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一支主力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这就从理论和实际上解决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依靠农民同盟军这个革命的中心问题。

讲到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毛泽东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他一面讲一面就在黑板上画出来，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说：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之后，做出科学的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同志谆谆教导我们，只有“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在毛泽东的教育下，我们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开始懂得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依附于一定的阶级，他的言论和行动都受他所属的阶级所支配；开始懂得观察和解决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这对我们进行长期革命斗争是一门基本功。

毛泽东这篇光辉著作，指引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航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提出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科学论断，是指导我们夺取革命胜利的光辉指南。

在农讲所，毛泽东经常教导我们：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发动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就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但是，对这个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当时在党内许多人中没有得到正确解决。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一味迁就资产阶级，只注意同资产阶级的合作，而忘记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都感到工人阶级力量单薄，但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取得最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在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的课程中，深刻分析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时，毛泽东反复教导我们：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农民占大多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但以前没有人研究过，而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比较注意些，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不肯到乡下去做农民运动工作，在党内存在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为了帮助我们加深认识，毛泽东就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详细的非常令人信服的分析。他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来说明农民的作用。他说，中国人民要反对帝国主义，而反帝不和反封建结合，则帝国主义是反不掉的。要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得到胜利，就一定要有农民这支主力军参加。他说，革命是要联合大多数人才能取得成功的，农民约占中国人口80%以上，所以一定不能抛掉农民这一支大军。他还着重指出：中国现在的经济主要还是农业，社会上绝大部分的东西，是农民生产出来的。中国革命如果没有生产的主力军——农民的参加，就不能成功。他批评了当时党内许多人认为“农民无知识，又不集中”，怀疑农民的革命力量的错误看法。他举了许多事例来说明，俄罗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得到农民之竭力拥护，是不能成功的。1925年和1926年春，广东省的农民帮助革命军队平定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消灭陈炯明……都出了很大的力。还有我国历史上的广州三元里平英团、太平天国农民军、义和团等，这些革命斗争，都是在农民还没有得到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时，就表现出这样伟大的力量。如果有了党对农民的领导，则农民力量之大是可以意料的。在反复阐明上述基本看法之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从革命的目的看，帝国主义和军阀不打倒，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而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推翻地主的封建制度，没有农民参加是不可能的。总之，假如农民问题不能解决，则工农商学兵的问题都不能解决。所以，结论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这是多么深刻，多么透彻的分析啊！

我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在讲授“农村教育”这门课程时的一段既通俗又深刻的话。他在讲了农村存在地主豪绅和劳苦农民两大对抗阶级后，接着说，孔孟之道说什么“士农工商，以士为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我们在乡下看到的总是“上品人”很少，“下品人”很多。“上品人”只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五，是闲人、有钱人，是压迫、剥削阶级；“下品人”占农村大多数，是穷人，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下品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遭受压迫剥削，起来造反，却又屡遭失败。现在，我们要进行农村教育，就是教育“下品人”，要发动广大的劳苦农民大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工农商学兵联合一致，推翻列强和反动军阀及其在农村的基础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的精辟论述和科学分析，使我们这些来自农村、做过农运的年轻人，思想豁然开朗，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

毛泽东在农讲所始终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思想教育学员，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我们指出，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他还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教育，没有武装，中国革命还不能成功。所谓国民革命，就是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这样才能迫使地主阶级向农民减租减捐减息，进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赶走帝国主义，取得革命的胜利。

为加深学员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引导我们把学习军事知识和当时的阶级斗争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组织我们调查研究“地方政治组织”“团防情形”“兵祸及其影响”等问题。为了使学员毕业后回到农村能文能武，成为农民武装斗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能够经受艰苦生活环境的考验，农讲所把军事训练作为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训练时间占全课程的1/3。农讲所设立了一个军事训练部，专门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全体学员编为一个总队，两个中队，6个区队，共产党员赵自选同志任军事教官兼总队长。赵自选同志在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铁甲车队”军事教官，协助过广宁等农民自卫军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后任第五届农讲所的军事教官，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带领我们进行各种严格的训练。每天清晨，军号声一响，学员们就起床，在五分钟内就穿好军装，戴好军帽，打好绑腿，背起汉阳造步枪，精神抖擞，歌声嘹亮，到东校场进行操练。……

我们还经常到附近的黄花岗、白云山等地进行徒手队列操练，学习射击、刺杀和各种战术动作。在军事演习打野外时，不论是在沼泽地还是荆棘丛中前进，一听到“卧倒”的命令，就要立即卧倒，要求很严。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掌握基本动作以后，全体学员就到广州石井的广东兵工总厂进行实弹射击。记得1926年夏的一天，骄阳似火，东校场上，杀声震天，农讲所的学员们全副武装，龙腾虎跃，正进行着紧张的军事训练。这时，毛泽东来到了练兵场上，亲自指导学员演练，勉励我们要抓好枪杆子，练好杀敌本领，打倒地主和军阀。毛泽东的亲临指导，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除训练外，学员都要轮流站岗放哨，有时还进行夜间紧急集合。学员外出，必须请假销假，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培养了学员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使学员成为既能宣传组织群众，又能领导武装斗争的革命干部。

……

毛泽东将全体学员按20个不同省、区组织了湖南、湖北、江西、两广等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由教务部负责指导，学员推举干事、书记若干人，自己主持会务。提出了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平粜等风潮、地方政治组织、团防、妇女的地位等36个调查项目，引导学员对各省农村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会”每星期开会一至两次。此外，还经常印发一些调查表，要学员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如实填写。每人发几张纸把自己熟悉的民歌和民间成语记录下来。通过这些调查，既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带有全国性的宝贵调查材料，又提高了学员研究分析问题的能力。有一次，提出对宗祠的看法的题目交学员解答，我们几位湖南学员经过研究讨论，一致认为，宗祠是土豪劣绅利用家族关系麻痹农民以进行压迫剥削的工具，必须彻底砸烂这个束缚劳动人民精神的枷锁。我们的解答受到了赞扬。毛泽东对学员的这些调查材料极为重视，亲自做了认真的修改，把一部分编进《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以指导全国的农民运动。他在《农民问题丛刊》的序言中曾对这些材料做了介绍和评价，指出：各省农村情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300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该省农民问题研究会内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他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从前连大略都没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贵。我们应当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面的调查来。

在学习过程中，毛泽东还组织我们到广东农村调查实习。有一批学员曾到粤北韶关农村实习一星期。我们全体学员在毕业之前，专赴海丰县实习两个星期。我们从广州乘船到达汕尾登陆，然后连夜行军到海丰。当地的农会会员给我们提灯送水，敲锣打鼓，舞狮子，表示热烈欢迎。在那里，彭湃同志给我们介绍了海丰农民运动的情况，我们分头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进行访问参观，做宣传工作，调查了解农民的要求和思想，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增加了感性知识，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增强了我们从事农民运动的决心和信心。

毛泽东还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斗争中学习。刚开学的时候，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在广州举行，毛泽东就组织我们参加了这次大会，向代表们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6月23日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那天，毛泽东亲自率领全体学员冒着大雨参加了反帝示威游行。当我们的队伍从沙面东桥头沿着堤岸向西桥头行进的时候，大家举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收回一切租界”等口号，使盘踞在沙面租界的帝国主义者吓破了胆，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者的威风。

毛泽东对我们的生活也做了深入的了解，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教导我们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才能同广大农民打成一片，才能适应今后艰苦的斗争环境。他有时在学员饭堂里和学员一起吃饭，了解学员的伙食情况。开始的时候，伙食办得不好。毛泽东发现事务主任有贪污行为，就坚决把他撤掉，指示学员成立“膳食管理委员会”，发动群众对伙食实行民主管理，组织学员轮流外出购买东西，使伙食大有改善。为了照顾南北方学员的不同饮食习惯，学员分为吃面食和大米两组。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学员的饮食习惯，还专门设有回民学员用餐的桌席。

毛泽东不仅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方面，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而且在密切联系群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方面，也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每当学员外出调查归来，他总要仔细询问调查情况，帮助学员总结提高。他一有空，就同学员促膝谈心，了解学员思想情况和各地农村情况。他既是我们的师长，又是同学们的知心朋友。他有甘当小学生的谦虚态度，毫无架子，和蔼可亲。毛泽东的生活非常俭朴，穿的是粗布衫，住宿兼办公用的是一间小小的东耳房，睡的是用两条长凳架成的木板床，上面铺着陈旧的草席和白被单，床头放着一对湖南制的方形竹笼，里面盛衣物，上面堆放书报杂志。室内还有几把木椅和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着笔墨砚台之类。就在这样一间陈设极其简陋的小小耳房里，毛泽东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为了备课，为了阅批学员的习作，为了编写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刊物，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毛泽东在这里不知送走了多少个漫长的夜晚，迎来了多少个战斗的黎明。至今回想起来，我仿佛还看到那东耳房里的灯光，透过窗台，迎接着东方拂晓的晨曦，指引着出发操练的学员队伍勇往直前。〔22〕

高布泽博是蒙古族人。他回忆起初到第六届农讲所时发生的一段往事：

1926年的初夏，我离开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坐船经上海回到北京，向党中央北方局汇报了情况之后，就住下休息。过了几天，赵世炎忽然来找我，说毛泽东在广州举办了一所农民运动讲习所，有十几位蒙古族同志要去学习，让我去送他们。他最后对我说：“你若是想留在那里学习，也可以。”

……

我们到讲习所以后，首先去值星室报到，萧楚女听说我们来了，就从里间走出来，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傍晚的时候，值星室的同志来找我们，说所长请我们去。……

我们赶紧出了宿舍往前走，这时毛泽东已经迎在门口，我紧走了几步，上前握住他的手。因为很激动，连他向我们问候的话，我都没有听清楚。毛泽东领我们进了东耳房，让我们坐下，亲自给我们倒水，并且拿出香烟来，问我们会不会吸，我们都说不会。他自己点了一支烟，坐在桌后的木圈椅上。

这间房子，是很狭小的，屋里除了一张床、一套办公桌椅以外，还有一对湖南方形竹篓和一个小平橱，别无他物。毛泽东就是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里工作的。

他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那时，我对民族问题认识得还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当毛泽东问起我们那里的情况时，我就说：“我们那里的蒙汉关系不大好，汉族压迫蒙古族很厉害。”接着我们又把军阀欺压老百姓的种种情况，以及土匪很多、生活不安定、灾情严重、穷人活不下去、饿死的、逃荒的和卖儿卖女的情形告诉了他。

毛泽东听了以后，慢慢地从椅背上抬起身子，很沉痛地说：“是啊！我们人民的生活很苦。你们到这里来，主要就是学习人民为什么不能安然生活的道理，再就是怎样才能使人民过好生活。我们人民不仅有地方军阀压迫，还有洋鬼子在后面支持军阀，叫中国人打中国人，他们渔人得利。我们以后就一课一课地讲清楚。”他停了一下，笑了笑，接着又亲切地说，“要使各民族人民都解放，就得团结起来，不要分汉人蒙古人。其实，汉族的地主、官僚不仅欺压你们蒙古族，也一样欺压汉族；你们蒙古族的王公也同样不仅压迫、剥削汉族，也压迫、剥削你们蒙古族人民。汉族的地主、军阀跟蒙古族的王公们有勾结，他们是一家，我们蒙汉的人民又是一家，所以蒙古族人民要解放，就一定要跟汉族的穷苦农牧民联合起来，共同打倒他们。”说到这儿，他探着身子问我们，“我说的话，你们听懂听不懂？”我们说：“听得懂，就是广东的本地话听不懂。”他又笑着对我们说：“这里也有其他少数民族的同学，要使民族解放，就得有本民族的干部。你们要好好地学习，回去好向群众宣传。”

……

大家闷了多少年的问题，忽然豁然开朗了。

毛泽东给我们上课的情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那时，正是炎热的夏天。为了照顾大家，有时就在院子里上课。大成殿前面的庭院，满铺的是茸茸绿草，当中一条通大成门的砖甬路，两边长着一些树木，特别有几棵很高大的木棉树，把整个院子都遮得阴凉凉的。同学们就散坐在地上。在大成殿的前面摆上一张桌子，一套粗瓷茶壶茶碗，毛泽东就站在台阶上讲课。他那时还很清瘦，身材高高的，留着中分头，经常穿着一身竹布大褂和布鞋。他讲课慢慢的，一句一句，声音并不高，但即使坐最后边也能听得一清二楚。他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特别能引导同志们联系实际。记得他给我们讲阶级分析的时候，谈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以后，指出：农民在我们中国人口中的人数最多，他们是我们革命最广大、最可靠的朋友，应该团结他们一道反对我们的敌人。他进一步分析说：农民中也有好几种农民，有一部分是有余粮剩米的；有一部分是大体上可以自给的；有的需要租别人的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经营小商，以资弥补。这一部分人每到春夏之间，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得高利向别人借贷，重价向别人粜粮维持生活；还有一部分是完全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的。讲到这里，他问我们：“你们那里的农民怎么样？”我站起来说：“……我们家乡流传这么一首歌：‘借一斗还斗半，八斗九年三十石；簸箕簸扇子扇，二十五年整一万；小斗出大斗盘，升升合合还不算。’只要借上债，就再也还不清了。还有的就是专靠当长工生活，受剥削很厉害。我们那里有个村叫毛岱，全村几乎都是在外面当长工的，他们有两句话：‘算盘子一响捆铺盖，两眼流泪回毛岱。’干一年活儿，结果啥也剩不下。”毛泽东说：“对，地主和高利贷的剥削是很厉害的。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才最有革命性，他们要求吃饱穿暖，参加革命很坚决，他们才是我们革命的真正朋友，革命就应该团结、依靠他们。”接着，毛泽东又给我们仔细地讲了富、中、贫、雇农的经济情况和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使我们深刻地懂得了团结农民的重要性，懂得了应该依靠谁、团结谁和反对谁。〔23〕

1926年10月，毛泽东在第六届农讲所结束后，离开广州去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他起草《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在武昌开办一所农讲所。同年12月，他到达当时北伐革命的中心武汉，着手筹划创办农讲所。

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式批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还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该所常务委员。4月4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汉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合创办的。毛泽东是实际负责人。

对这段历史情况，曾在中央农讲所工作的张国基有详细的回忆：

1926年12月下旬，我从印尼回国。事先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决定回国。回国后，即到长沙清水塘去见毛泽东。记得当时毛泽东一见到我，就亲切地对我说：你回来了，好，什么时候回来的？有了工作没有？我一一做了回答，并交谈了国内情况和海外情况。毛泽东说：我过几天将去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去做农村考察。毛泽东问我住在哪里。当时我住在一位医院朋友的家里，并常到我的一位姓王的老师家去。王老在长沙办了一所中学，约我去教书，并已决定让我去教语文兼训育主任。当然我是很高兴在王老领导下工作的。但那时正放寒假，尚未开学。一个月以后，我接到毛泽东从武汉拍来的一封电报，叫我立即去武汉。我拿着电报去找王老商量。王老说：“你还是去武汉吧，润之那里需要你，我这里可以另请人。”我到武汉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告诉我说：广州农民讲习所停办以后，现在武汉创办了一个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请你来帮助教务主任办事，具体工作是接洽教师和编排课表。其实教员多半是毛泽东事先亲自约定好了，叫我去和约定好了的教师商谈，确定讲课日期、科目，把编排的课表送去。因此，我每天都要和毛泽东商量一两次。

武汉农民讲习所在筹备期间，最初定名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名额450人，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各150人；经费由这三个省分担。后来，考虑到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其他各省的要求，又加以扩充，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毛泽东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农村工作。筹备农讲所时，由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三人组成学校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委员，邓演达是政治部主任，下设教务、总务、训导三个处。由周以栗任教务主任，季刚任总务主任，陈克文任训导主任。专职教员少，只有恽代英、张太雷、李达、李汉俊、邓初民等人，大多数教员是临时约请的，因此，每周要变动三五次课表。除上述三处外，另设军事教育委员会。军事教育是主要课，每天要出操演习三四个小时，军事教官多是黄埔军校来的。学生都发军衣和真枪。另外，有一个特别班，学员多是河南等省来的，有100多人。

毛泽东每天都亲自到所视察一两次，每次到所都问我教员是否能按时授课等情形。毛泽东还在百忙中亲自给学员讲课，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最早在这里公开发表的。担任讲课的还有：于树德（农村合作）、邓初民（政治常识）、李立三（中国职工运动）、陈克文（中国农民运动之现状与趋势）、李一纯（革命歌曲）、钟皿浪（军事教官）等。周恩来也来校做过讲演，彭湃、方志敏等都来农讲所讲过农民问题。苏联大使馆的鲍罗廷、约尔克也来所讲过话。还有彭泽民（当时他是海外部长）、谭平山（农业部长）都来讲过。也请过瞿秋白多次，他都答应了，但到上课时常不来。

学员刘征回忆说：

1927年2月的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那天，风和日暖，春光明媚，农讲所通知我们去进行口试。开始我的心情是紧张的，因为前几天，我们已经进行了笔试。我虽然写了六七张纸，但能否录取，心中并没有底。按考试程序，笔试后还要进行口试，并听说农讲所的领导人要亲自主持口试。我正担心：像我们这样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青年，读的书不多，又没有见过大场面，能够考取吗？当我们进入考场坐下之后，毛泽东来了，他身穿长衫，健步走到讲台后面坐下，和蔼可亲地环顾了大家之后，亲自一个一个地叫名字，一份一份地批阅试卷。当叫到我的名字时，我立即走到讲台前端端正正地站着。毛泽东面带笑容地问：你是哪里人？

我答：直隶省（河北省）玉田县人。

毛泽东又问：你家有多少田？

我答：没有地，我家是佃农。

毛泽东还问：你原来干什么？你们那里农民运动搞得怎么样？……

我答：我是师范讲习所毕业，是小学教员。我们那里农民运动正在兴起，迫切需要农运干部，另外，还有些农运的道理搞不清楚。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看了一下我的试卷和组织介绍，亲笔在我的试卷上画了一个“C”字（共产党员的代号）。最后，毛泽东亲切地对我说：好，就这样吧。过了一两天，我们去看榜，一瞧，我的名字是第15名，我们直隶省来的十人都录取了。

农讲所于1927年3月7日开始上课，4月4日才举行开学典礼。学生共800多名，来自全国各省，湖南、湖北、江西最多。从学生的成分看，有实践经验的工农（特别是农民）占了很大的比重，这就保证了学生的政治质量，符合培养农运骨干的要求。

毛泽东亲自主持全所工作，制定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明确规定创办农讲所的目的，是培养“领导农村革命人才”，“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毛泽东还亲自选聘教职员。在教职员中，很多是共产党员。夏明翰等党的干部，都担任了农讲所的职务。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彭湃以及全国农协执行委员方志敏等也到农讲所讲过课。这样，农讲所就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

……

当时正是革命与反革命、投降与反投降斗争十分尖锐激烈的时期，而这场斗争反映在对待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态度方面。面对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广大革命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同声赞好。而中层以上社会特别是国民党右派，却恶毒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也跟在蒋介石的后面嗥叫。一时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这种议论，在农讲所的学生中，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多数学生对“糟得很”的滥调非常气愤，但也有部分学生认识模糊。为了痛斥敌人的无耻污蔑，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在春末夏初，毛泽东亲自给我们讲授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课的那天，800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很早就到了教室。毛泽东手拿讲稿，英姿焕发地登上讲台。首先，他启发式地问大家：“农民运动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得很！”

毛泽东接着又问：“为什么说农民运动好得很？”

我们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便从他考察的大量事实，慷慨激昂地说：农民运动的兴起，“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讲到“好得很”三个字时，毛泽东的声音拖得很长，提得很高，对农民革命充满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教室里鸦雀无声，我们一个个都全神贯注地聆听和记录着毛泽东的教诲。毛泽东还讲了农民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打滚，衡山白果的女子一屁股坐在祠堂里吃酒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奇事，热情地赞扬农民运动，讲得生动形象，风趣幽默，讲堂里不时腾起一阵阵掌声。

接着，毛泽东痛斥了国民党右派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攻击农民运动“过分”的谬论，用简明生动的比喻来说明“矫枉必须过正”的道理，他说：一根弯竹子，要想把它弄直，总要几次扼过头，才能使它变直。毛泽东挥动巨手说：“‘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糟得很”“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他教导我们要坚定地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到乡间去，实行农村大革命！原来认识模糊的同学，心胸也豁然开朗了，他们说：“毛泽东的报告，使我们的头脑开了窍。”在学习期间，毛泽东还给我们讲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教导我们要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

“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这是我们农讲所学生的战斗口号。经历3个多月的紧张学习、战斗之后，1927年6月18日，农讲所举行了毕业典礼。每个学生发有一枚铜质五角星证章，在证章上嵌有“农村革命”金光闪闪的四个字，标志着农讲所正确的革命方向。我在农讲所毕业之后，党组织分配我回冀东搞农运工作。〔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