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左右，毛泽东来到武汉，在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设立中共中央农委办事处。不久，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也来到了武汉。1927年4月4日，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岸龙在武汉出生。可惜的是，岸龙只活到4岁，1931年初夏因病在上海广慈医院去世。

毛泽东一家在武汉时，陈玉英在他家做保姆。她回忆说：

1926年12月，我很幸运地来到长沙望麓园一号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当保姆。当时，开慧即将生第三个小孩，岸英只有4岁，岸青还只有两岁多，家里需要人照料。那天我一进门，就看到毛泽东在房里看书，开慧在写字。他俩一见到我，都含笑地站起身来，表示欢迎。我想可能是我当时没有包小脚，剪掉了辫子，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才被他们看上了吧。开慧很满意地对我说：“你跟我们帮忙，我们彼此不分上下，不分什么你我，我们是一场朋友。”我心想，给人做了10多年女工，哪个主人不是把我当下等人，而今天这两位主人，却说我们不分彼此，不分上下，这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啊！

在望麓园期间，毛泽东经常到乡下去考察农民运动，一把雨伞，一双布鞋，风尘仆仆，有时一连几天都不回来。毛泽东每次回来时，总是忙碌紧张地写材料。当时，开慧身怀小孩不常出门，多半在家里帮助毛泽东整理和抄写材料。有时一些同志来家里开会，开慧也一起参加。在望麓园住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就到武昌去了。10天以后，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岸英、岸青和我一道坐火车也到了武昌，毛泽东还到车站来接我们。我们就来到了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住在靠左边的房子里，开慧同志带岸龙睡在前面房里，我和杨老太太、岸英、岸青睡在后面房里。

都府堤四十一号住过很多革命同志，有毛泽民、毛泽覃、彭湃、蔡和森、夏明翰等。他们经常在这里开会，吃饭，十几个人围一圆桌，站的站，坐的坐，毛泽东和开慧也和大家一起吃饭。

毛泽东那时在农讲所讲课，还要写文章，一天到晚忙不停，经常很晚才回家。但就是这样忙，毛泽东还经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他说：搞农民运动，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和地主阶级做斗争，推翻反动派的统治，要把他们打倒在地，农民才能翻身。我们的工作不要怕麻烦，干革命就不要怕苦，不要怕死。这些话，对我们的教育是极为深刻的。

那时，毛泽东经常写材料到深夜。我总是看见毛泽东房里的灯光很晚还亮着。一些革命同志也工作到很晚。毛泽东对他们很关心，有时叫我去买包子、面条之类的普通点心回来。毛泽东还很关心地叫我也吃一份。晚上，我见毛泽东和开慧深夜还在煤油灯下写文章，就悄悄地伴在他们旁边给小孩缝补衣服，做点针线活。可是，毛泽东和开慧总是催促我早些去睡，关切地对我说：“孙嫂（我婆家姓孙），你先去睡吧，白天累了一天都没有休息一下，明天还要做事，身体不是铁打的，要爱护呵！”我听了他们这些亲切的话语，只得先去睡了。但他们房里的灯光，却久久地还亮着。毛泽东和开慧为了革命，常常是通宵熬夜啊！

毛泽东工作很辛苦，生活也很艰苦朴素。当时他只有两件汗衫，一件白衬衣，一件灰布长衫。出去上课他一般是穿白衬衣。有一天，我看见毛泽东的衬衣脏了，就拿去洗了。正巧毛泽东那天要去上课，就对开慧说：“我今天没衣穿了。”开慧马上说：“你的衣脏了，孙嫂给你洗了，我去给你借一件来。”毛泽东说：“不用借，还是穿长袍子算了。”我当时很不安，但毛泽东连一句重话都没有说。开慧和毛泽东一样衣着简单，没有多余的衣服。但他俩对劳动人民却十分关怀，在武昌居住时，毛泽东和她一起找其他革命同志凑了20块钱送给一个贫苦老太婆安葬了儿子。一次我失手打破了一个热水瓶，开慧还一个劲地宽慰我。

毛泽东讲话轻言细语，待人体贴入微。刚到武昌不久，有次我在街上走错了路，因我不识字，又是宁乡口音，费了好大劲才回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后，很细心地用毛笔在一块白布条子上面写着“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毛泽东对我说：“发个符号给你，以后上街把这个布条子放在口袋里，如果走错了路，拿出来问过路的人，别人就会告诉你怎么走的。”毛泽东和杨开慧对我还很信任，他们拿钱叫我去买东西时，从不要我算细账，而我呢，因为是苦水里泡大的，用钱也比较精打细算。有次，我听到毛泽东对开慧说：“孙嫂真是你的好当家人，很把细。”开慧对毛泽东说：“孙嫂人忠厚老实，我信得过她。”

1927年4月4日，开慧去医院生小孩，是我陪她一道去的。第4天，毛泽东到医院来探望。他亲切地对开慧说：“开慧，这么多天了，我都没有来看望你，真对不起。”开慧诚恳地对毛泽东说：“这不要紧的，你在工作。我生小孩，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你工作要紧，孙嫂在这里，对我照顾很好，你放心好了。”我抱着出世4天的岸龙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接过毛毛，很喜欢很疼爱地看着，风趣地说：“没有哪个把我的毛伢子换去吧。”我和开慧都笑了起来。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到医院来接了开慧、岸龙和我一起回家了。

毛泽东很关心开慧，开慧也很体贴毛泽东。有时毛泽东在外面开会，开慧就叫我把饭菜热在灶上，以免冷了。有时有点好些的菜，她自己不吃，留着给毛泽东吃。毛泽东工作时如果孩子在旁边吵闹，开慧就哄开他们，让毛泽东安静地工作。

在武昌住了4个多月，到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捕捉革命同志。记得有一天，毛泽东回到家里对我们讲：“今天好险啊！差点儿被人抓去了。我在汉口街上走，碰着两个人从我对面走来，问我看见毛泽东没有？我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看见了，刚从这里过去的。敌人就朝我指的方向追去了。”毛泽东就这样机智地斗过了敌人，从从容容地回到了家里。

毛泽东为了挽救党、挽救革命，决定离开武汉，深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他和开慧给长沙东乡板仓杨秀生写了一封信。不久，杨秀生找到武昌来接我们，接了岸青和我及11件行李，先回板仓。10天后毛泽东和开慧、杨老太太、岸英、岸龙也回板仓了。毛泽东很快就走了，去组织和发动了秋收起义，以后上了井冈山。〔25〕

张琼回忆说：

我和开慧姐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长沙望麓园。那是1927年初的一天，当时毛泽东从武汉回到长沙考察农民运动。我到望麓园看他们的时候，开慧姐正在怀孕，她还是整天忙来忙去，有时连吃饭的时间都忘了，人瘦多了。我看了很心疼。但开慧姐精神显得很好，十分乐观。这时，她正在忙于将毛泽东从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调查得来的材料，加以选择、综合和整理。后来，毛泽东就根据这些有价值的材料，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次毛泽东在我们面前夸奖开慧姐说，我这个秘书，抄写起来比打字机还快！谁知这一次与开慧姐的见面，竟成了我们终生的永诀！〔26〕

在武汉期间，毛泽东同陈独秀等发生意见分歧。这使他下决心要到湖南去考察农民运动，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

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一书写道：

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旋即离开广州，乘船赴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杨开慧、毛岸英随同前往。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代表联席会议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结尾所附说明有这么一段记载：“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自去年扩大会议议决设立后，因种种困难原因，组织迄未完备。11月中毛泽东来任中央农委书记后，始正式决定以阮、彭、易、陆、萧、CY7人〔27〕合作共组成中央农委，以委员一人常以驻局办事，另在汉口设办事处，就便指导湘、鄂、豫、赣、川农运工作。”〔28〕所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方志敏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江西省农民协会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时，AB团想夺权，擅自圈定省农协委员。于是，“我电问中央农委——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如何对付；得复电；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29〕

1926年11月，毛泽东到达上海后，便立即起草《目前农运计划》。计划规定了大力发展农运的地方必须具备的条件，提出了“在目前情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并指出：“省城及其他重要城市之近郊农民，须特为组织‘近郊农民协会’。此等城市之国民党党部或特别市党部，均须设立农民部指导近郊农民运动。”计划还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30〕

为实现这一计划，毛泽东于11月下旬亲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联络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国民党省党部，拟在武昌合办农讲所。〔31〕林伯渠当时正随国民革命军第六军驻江西南昌。他在日记中记录：11月26日，“晚开会晤润之。归寓已十二时点”。27日“早起润之来，同访润安谈事。旋至政委会，又到军部西餐。六时郭沫若召饮”。〔32〕

12月，毛泽东到达武汉，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做出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并日益“左”倾，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一错误形势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实际上就是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陈独秀还在会议上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等。陈独秀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代表吴庭康（维经斯基）、鲍罗廷的支持。据李维汉回忆：他当时以中央委员和湖南区委书记名义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主张土地革命，并支持湖南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但陈独秀说：“鲍罗廷说，‘中国没有土地问题’”，“搞土地革命，缺乏干部”，不能搞。毛泽东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但讨论没有展开下去。

毛泽东对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很不满意，打算实地考察湖南工农运动。是时，正值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召开，电邀他回湘指导。电文说：“湖北省农民协会转毛润之先生鉴：敝会已于本日开幕，现正讨论各案。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敬祝旅祺！”

12月17日，毛泽东偕杨开慧等回到了长沙。

1926年冬，湖南农运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形势的推动下，有如暴风骤雨，席卷全省，进入了革命时期。据这年11月统计，全省5县中，有55县建立了农协组织，农会会员计1367 727人。凡有农协的地方，农民已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进行减租、减息、清算、罚款等斗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打击了封建势力，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基础。

为深入农民革命，制定斗争策略，湖南省农民协会与湖南省总工会于12月1日至28日召开第一次工人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于大会开幕后电请毛泽东回湘指导工作。

毛泽东由武汉回到长沙后，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于20日联合举行盛大欢迎会，并发出通告：“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后为赵恒惕所知，谋置先生于死地，先生闻讯，间道入粤。在粤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要职。此次革命军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基础起见，遂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现已抵湘，农大会定于本日午后二时在幻灯场开会欢迎。”〔33〕在欢迎大会上，除参加大会的300多名代表外，旁听者尤为踊跃，座无虚席。大会主席刘惊涛介绍说：今日下午我们欢迎两个人，第一个是毛润之先生。毛先生是湖南湘潭人，是中国革命的领袖，而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此次系专为考察农运而回。我们非常欢喜。随即，毛泽东演说。〔34〕

毛泽东的演说要点，刊登在1926年12月22日出版的《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第21期上：

我去湘仅一年，而今年和去年的情形大不相同。在去年是不会有这种大会的。在去年是军阀赵恒惕的政府，今年是较能与人民合作的政府。去年农民运动仅是萌芽，今年已有1 200 000有组织的农民了。这是各同志努力的结果。我今日的题目是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国民革命中工人的要求，要原料充足，生产品丰富。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只有农民。国民革命的商人问题有两种：一种是工业家，一种是商业家。工业品的市场，是在乡村，购买工业品的是农民。商人货物的原料，是从农村中运来的。商人货物的销场，也在农村中。商人若想货物畅销，就要农民问题解决，有余钱可以购用品。国民革命中的学生，有做农工运动的。他们有学工业的，有学商业的，为什么不去从事于工业商业，就是农民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各国学生都反革命，而中国学生尤多从事于革命运动的。中国的学生多半是很苦的，并且毕了业出来无处可用，故不得不革命。中国的学生是很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重要的，譬如是一座三层的洋楼，上层是帝国主义者军阀土豪劣绅，下层是工农阶级，中层是学生。有上去与军阀帝国主义接头，有下去与工农接头的，还有些上不得、下不得的。中国学生的现象，革命的是少数，反革命的也是少数，不革命的最多。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这都是属于农民问题的。将农民问题解决了，其余工人、商人、学生、教职员……的问题都解决了。说毕已至4时，主席宣告休息5分钟。卜礼慈先生已到，即由先生继续报告。

关于会议情况，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继续写道：

工农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提了很多问题，由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整理，请毛泽东解答。毛泽东侃侃而谈，代表们听得津津有味，解决了心中的疑团，鼓舞了斗争的勇气。大会通过了四十个决议案，肯定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时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毛泽东曾参加大会“议案起草委员会”，共同“商量起草各种决议案”，认为“此次决议各案大体还算切实”。〔35〕

12月27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典礼，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做了关于革命联合战线问题的讲演。他指出：“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该联合起来抵抗他们。”他严厉驳斥“惰农运动”之类对农民的诬蔑和“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的反动论调。他说：“过去军阀政府时代只准地主向农民做加租加息的斗争，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点租、减点息就是‘闹事’了吗？”他指出：“这种只准地主向农民压榨，不准农民向地主做斗争的人，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一方面，就是破坏革命的人。”毛泽东还特别提醒代表们注意：“现时湖南虽然由‘国民政府’所统治，但是实际上还是‘国民政府’与赵恒惕共同的统治，因为赵恒惕虽然不在湖南了，然而赵的余孽——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在湖南还有很大的势力。”〔36〕使代表们进一步认识了同军阀、土豪劣绅做斗争的艰巨性。

工农代表大会后，中共湖南区委将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留下，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邀请毛泽东“做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37〕毛泽东鼓励共产党员多做社会调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决农民运动中的实际问题。〔38〕

关于这次大会后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里有详细的叙述：

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和指责，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视察湖南农民运动。毛泽东下乡前，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考察，并议定将“巡视重要意义六项”通告各县党部，要求协助做好考察工作。这六项是：1．考察各种纠纷之原因，指导解决方法；2．宣传农工运动之重要；3．解释开放米禁问题；4．指示解决民食问题的方法；5．注重全国的革命问题；6．宣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决议案。〔39〕根据这一通告，毛泽东每到一县，各县国民党县党部都派人陪同视察，并做了详细汇报。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戴述人等人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行经的路线是：1月4日乘船到湘潭县城，5日达银田镇，6日抵韶山，10日经杨林到湘乡县大坪。11日至湘乡县城，14日至横铺萧家冲，15日至衡山白果，17日抵福田，18日至宋桥（世上冲），20日至23日在衡山县城，24日返省。27日赴醴陵县城，31日至礼陵东富寺，2月1日（正月初一）上午回县城，下午至龙凤庵，2日至渌口，3日返回长沙。5日到长沙东乡板仓。〔40〕在湘潭、湘乡、衡山三县调查后，“回到区委向负责同志做了一次详细的报告，在党校、团校各做了一次报告”。在醴陵、长沙二县调查后，“又在区委做了一次报告”。〔41〕毛泽东在长沙期间，还出席了长沙郊区农协代表座谈会，了解农民禁烟、禁赌情况；到中共长沙县地方执行委员会解释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内容。〔42〕

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他每到一处，都认真听取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国民党县、区党部、工会、农协、妇女、青年、商会等群众团体的汇报，邀集有代表性的农民及农运同志开调查会，还找懂得“三教九流”的下层人士、县衙门的小职员、开明绅士等交谈。他在衡山曾找在县监狱当过职员、时任县农协秘书的谭汉卿调查旧监狱的腐败情况。他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向农民请教，按事先列出的提纲并灵活掌握，口问手记，展开同志式的讨论。他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观察农运实情，及时解决农运中的问题。他在湘潭县银田寺的调查会上，听到宁乡高露乡农民揭发这个乡的国民党区分部实行的是“二民主义”，便立即插问：什么“二民主义”？农民回答：他们取消平粜米，还将领导我们争取平粜米斗争的鞋匠欧二保关进县监狱，就是不要“民生主义”。毛泽东连连点头，说：这个“二民主义”的区分部，不但把民生主义丢了，而且把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中的“扶助农工”也丢了。我赞成你们的意见，到县政府去示威，要求释放欧二保，实行平粜米。并对坐在一旁的戴述人说：国民党宁乡县党部最近开县代表大会，你去出席，揭露那“二民主义”的区分部破坏农运的错误。继之，银田寺乡农协负责人汇报原团防局长汤峻岩杀了两个叫花子开张的大冤案。汤是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在其任内，杀了50余人。当时又组织保产党，破坏农运，农民恨之入骨，一致要求法办。毛泽东赞同大家的意见，指示说：对那些残酷杀害农民的大土豪劣绅，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汤峻岩不诛，不足以平民愤。在毛泽东支持下，宁乡高露乡争取平粜米、银田寺人民镇压土豪汤峻岩的斗争均获胜利。

毛泽东考察各地，针对农民的要求和农运中的问题做了许多重要指示，概括起来有：

一、鼓励农民解放思想，自己解放自己。他在韶山特别区第三四乡农协欢迎会上说：民国十四年开展农运以前，人家说我们八字不好，现在农运搞得轰轰烈烈，只几个月光景，我们忽然走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个巧得很！如果不要农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打倒土豪劣绅吗？现在你们想减租，有什么法子呢？信神呀，还是相信农民协会呢？只有靠农会，靠团结，靠斗争。

二、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他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驳斥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批判“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谬言。以从来没有什么联合战线的事实，驳斥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责难。他在衡山白果座谈时，表扬岳北人民像孙大圣钻进铁扇公主肚里一样，敢于在军阀赵恒惕的胞衣盘里闹革命，并且鼓励岳北农运干部要把南岳衡山的革命烽火引燃其他各“岳”，让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汇报农会会员成分，贫农占90%，他听了高兴地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湘乡、衡山的县知事打击贫农、关押基层农协干部是错误的。指出农运必须经过组织时期、革命时期、建设乡村联合战线时期。无论何地，必须经过革命时期，始能达到建立乡村联合战线时期。

三、农民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推倒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乡村联合战线的自治机关，即委员制的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的乡村民主政权。毛泽东考察期间，湘中地区农民与土豪劣绅的斗争非常激烈。土豪劣绅组织“保产党”“富绅联合会”等，煽动团防残杀农民。湘乡县一个土豪劣绅逃到长沙，说什么“乡里农民协会办得一团糟，我们那里的喜四伢子是一个一字不识的黑脚杆，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协委员长，晓得搞么子，非把这些人杀掉不可”。有些土豪则伪装开明，企图躲过风险，等待时机。醴陵南二区三星里乡有大土豪易萃轩，原是“乡里王”，农会起来后，他见农协干部就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了“革故鼎新”的金匾，并把儿子送到何键部。毛泽东听到这些情况后，反复教育干部，无论是气焰嚣张、公开对抗，还是伪装降服、表面老实的，作为一个阶级，他们不会甘心失败。他们的后面还有帝国主义、军阀。农民要坐稳江山，就要建立农民武装，建立乡村自治机关。他在湘乡县考察时，指示县农协迅速夺取团防局武装，建立农民自卫军常备队，你们没有军事人才，我就请省里派一个来，帮你们培养。不久，省农协果真派了一位黄埔军校的学生到湘乡，帮助培训农民自卫军。

四、农民问题实质是土地问题，减租、减息、阻禁、平粜，都是农民要求土地的表现。毛泽东指出，当前阻止谷米出境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当前要引导农民极力做好政治斗争，集中精力破坏地主阶级的政治权力，并随即开展经济斗争，减租、减息、减押，直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

五、要大力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扩大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湖南农民的革命情绪，尤其是贫农“简直很迫切地要进行另一个革命”，而“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KMT〔43〕更不消说”。他每到一地，都接见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的负责人，建议他们大力发展党的组织，扩大统一战线。他指出，湖南在6个月内共产党员由现在6000人应发展到2万人，凡有农民协会会员2万人以上的县均须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要在农民中，尤其在贫农中大力发展国民党员。湖南现有国民党员8万，其中农民党员仅14 000余，与农运发展很不相称，农村中的各种冲突，都必须用国民党的招牌去解决，万不可马上用共产党的旗号。这样做，有益于巩固农村统一战线。

毛泽东考察后，中共湖南区委制订了在农民中发展党组织的计划，发出了关于如何实现乡村民主政权的通告和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湖南省农民协会也先后发出训令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纠正农运中的错误。中共湖南区委1927年2月关于湘区1月份农民运动给中央的报告说：“在此社会群向农民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发动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地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建立之政治。”〔44〕3月间，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做《湖南农民运动现状》的报告，特别声明“我们是根据毛泽东同志调查湖南各地的农民问题的报告”讲的。〔45〕省农协还发出了“第642号训令”，果断地停止和批判了打击贫农的“洗会运动”，规定不得打击失业农民，“区乡协会，失业农民可当选为执委”，“罚款游团等事，如豪劣罪有应得，不得强抑”，“各地土豪劣绅如向农民进攻，须决绝地对他们施以打击”。毛泽东的考察，推动湖南农民运动进到了建立农民自卫军，夺取县、区政权，农民自动分配土地的新阶段。

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到武汉。16日，给中共中央写了《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说明三四月内写出详细的考察报告送给党中央。接着，毛泽东便赶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3月5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第35、36期首次刊载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章，第二章一、二节；第38、39期连载了第二章第三节。3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第191期发表了第一章，第二章一、二节。《湖南民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均先后连载。4月，瞿秋白以《湖南农民革命》为题，出版了《考察报告》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他为该书写了一个序言。序言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转载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这是该杂志反映中国人自己观点的第一篇论文。上世纪40年代，该文被编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和根据地、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文集或选集。1951年10月，该文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文章在各次出版时，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动。

《战士》周报第38期连载完此文第二章第一、二节后，文末没有“未完待续”字样；《向导》周报转载其内容及情况全同，但加有“2月16日长沙通信”的附题。毛泽东2月16日在给中央报告中说：“详细情形，当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处察核，并登导报。”由此可见，该文第一章和第二章前两节即是他所写的“详细情形”，而《战士》周报刊载的第二章第三节，则是稍后加写的内容。它既可作为全文的一节，也可独立成章。在《湖南农民革命（一）》单行本中，则将它改为第三章，并对“农民与农民协会”所做24件大事，在文字上有不少改动。特别对第九件大事中提到的“中国的剪刀差问题”，在提法上有所改动，并回避了这一名词。毛泽东在1945年4月《“七大”工作方针》一文中说：“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其所指很可能就是这个问题。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在单行本的基础上，又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做了修改，并在各章节中进行了不少删节和改动。

此外，还必须提出的是，《战士》版本和单行本在叙述“经济上打击地主”一节中，两处都有“还待后面再说”“详细当待后段论列”这类字句，特别是《战士》周报第39期文末还有“第三节完，全篇未完”字样，可知毛泽东当时拟续写，但从未见刊出。〔46〕

注释

〔1〕见1926年12月11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会刊》第11期。——原注

〔2〕民校，指国民党。——原注

〔3〕国校，指国民党。——原注

〔4〕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240—245页。

〔5〕张琼的回忆，载1977年10月5日《文汇报》。

〔6〕《农民部工作报告》，转引《大革命时期广东工农青妇运动参考资料》，广东党史研究会编。——原注

〔7〕罗明回忆（1974年7月9日）。——原注

〔8〕见1926年3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原注

〔9〕《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载《中国农民》第4期，1926年4月出版。——原注

〔10〕《中央党部第十三次常务会议记录》，载于1926年3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原注

〔11〕见1926年11月《中国农民》第9期《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原注

〔12〕《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见1926年11月《中国农民》第9期。——原注

〔13〕王首道：《革命的摇篮》。——原注

〔14〕指广东省农协会员数字。——原注

〔15〕参见1926年8月《中华农学会报》第52期。——原注

〔16〕亢维恪回忆（1965年6月20日）。——原注

〔17〕《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原注

〔18〕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原注

〔19〕见《粤省农民代表大会之经过》，载1926年5月广州《时事新报》。——原注

〔20〕见《本校5月3日改组以来大事记》，载黄埔军校《小丛书》第二种。——原注

〔21〕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246—254页。

〔22〕王首道：《怀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99—110页。

〔23〕高布泽博：《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生活》，载于《民族团结》1962年7月号；又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342—347页。

〔24〕刘征：《在武昌中央农讲所》，载于1977年3月18日《光明日报》。

〔25〕陈玉英：《难忘的岁月　深切的怀念》，载于《怀念毛主席》，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09—913页。

〔26〕张琼的回忆，载于1977年10月5日《文汇报》。

〔27〕指阮啸仙、彭湃、易礼容、陆沉、萧人鹄及团中央2人共7人。——原注

〔28〕见《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原注

〔29〕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略述》（1935年在狱中）——原注

〔30〕《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151—153页。——原注

〔31〕见1926年12月22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第21期。——原注

〔32〕《林伯渠日记》（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原注

〔33〕见1926年12月20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第19期。——原注

〔34〕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263—266页。——原注

〔35〕毛泽东：《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2月16日。——原注

〔36〕原载1927年1月29日《湖南民报》。——原注

〔37〕毛泽东：《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2月16日。——原注

〔38〕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266—267页。

〔39〕见1926年12月28日湖南《大公报》。——原注

〔40〕毛泽东考察湖南农运行经路线，说法不一，到达湘乡县城、醴陵东富寺的时间这里采用的系其中一说。——原注

〔41〕毛泽东：《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原注

〔42〕赵楚湘：傅学群的回忆（1984年4月）。——原注

〔43〕毛泽东：《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KMT”是“国民党”的英文缩写。——原注

〔44〕《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见《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5集第60页，1984年中央档案馆、湖南档案馆编印。——原注

〔45〕见1927年3月25日《湖南民报》。——原注

〔46〕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268—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