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即于1925年10月5日推荐毛泽东代理汪精卫的中央宣传部长一职。此后，毛泽东在参与筹备国民党“二大”的同时，即到职视事。

关于毛泽东在代职期间的工作，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带兵反奉。11月22日，在直系将领冯玉祥策划下，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自此，北京等地各群众团体举行反对奉系军阀扶植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大示威。毛泽东认为，这种大示威的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国民党各地党部应指挥同志做广泛的宣传。于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托毛泽东起草反奉宣传大纲。27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一百二十三次联席会议，毛泽东向会议提交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大纲》首先分析了在这次反奉战争中帝国主义、军阀、政派、国民军、国民政府、民众各方面的势力。在分析民众的力量时说：“此次反奉运动的主体，应该是全国的革命民众，直系之发动，仅仅是一支先发队，不能算作主体。”“全国民众之反奉，即反英日帝国主义。”反奉的胜利，即反英、日胜利，这与广东民众讨伐陈炯明，即攻击英国帝国主义，东征胜利即罢工胜利的观念是一样的。

《大纲》的第二部分是“我们的宣传及准备”。根据上面的分析，提出了九个方面的宣传和准备，其基本观点是，“人民于敌友之分辨，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

毛泽东起草的《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在这次联席会议上顺利通过。宣传部还在会上提出了将孙中山总理遗嘱谱为歌曲的问题。会议决定交汪精卫审定。

12月3日，中国国民党公布了《反奉战争宣传大纲》。该大纲刊载于《政治周报》创刊号，发行2万份，另印发单行本2万份，分送各地党部。广州《国民新闻》等报刊都以醒目标题转载。

同一天，毛泽东又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部长”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了《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通告》要求“全国各地高级党部亟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的热潮”，以夺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31〕

反奉《宣传大纲》和“中宣部”《通告》发出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奉**。12月20日广州举行了反段大示威，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的北京段祺瑞政府。毛泽东以“石山”的笔名写了一篇综合报道。文章说，广东为中国革命之先驱，当此革命基础巩固，全国反奉潮流高涨的时候，自应急起直追，领导全国国民做统一全国的大革命运动。因此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会、省农民协会、青年军人联合会、革命青年联合会、广州学生联合会、新学生总社、香港学生联合会、广州市商会等各大人民团体，联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起反段示威游行，并督促国民政府准备出兵北伐，以打倒卖国殃民的段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使国民革命在短时间内得告完成。示威大会发布了反段示威宣传大纲。大纲的中心内容是号召人民武装起来，夺取政权，“如人民现时不急起直追，抢夺政权于自己手中，则军阀必将继续其统治于中国，而延长中国人民之压迫与痛苦”。人民要夺取政权，要取得国民革命之成功，就必须加强“全国革命势力之团结与国民党之左倾”。〔32〕

在这段时间，毛泽东还主持了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学习事宜。莫斯科孙文大学，全称是“孙中山中国劳动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创于1925年9月。其宗旨是“以容纳中国信仰孙先生主义的革命青年使为深切之研究，以养成国民革命之领导人才”。拟定招生500名，其中在广东拟招150名。第一批取147名。毛泽东为此写了一篇报道，简略地介绍了中苏人民之间、特别是孙中山与列宁之间的友谊，学校宗旨、课程设置等，并且公布了录取学生名单。〔33〕这批学生于12月中旬奔赴莫斯科。

这年12月，毛泽东还兼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当年宣传员养成所学员谢华回忆：所长原是廖仲恺。廖被刺后，一段时间无所长。毛泽东任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即由他兼任，约有3个月。学习的课程有《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等。毛泽东经常来所讲演。〔34〕该所学员毕业后，绝大多数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担任政治宣传干部和营、团党代表。

这段时间，毛泽东还组织和参加了各项纪念活动，进行革命宣传。

1926年2月28日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第一期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政治讲习班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谭延闿、程潜、林伯渠、陈嘉佑、鲁涤平、毛泽东、李富春任理事。谭延闿任理事长，谭不在，由毛泽东代理。李富春是班主任。第一期学员全是湖南人，专门培育从事军队和地方工作的政治工作人员。毛泽东讲演的中心内容是“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他说：“我觉得政治讲习班这个团体，表示了一个很大的意义，即是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了。”并且举了许多例子。他还说：“这回从湖南来此地的同志，我相信都是彻底的革命者。即此地先后投考者约千余人，取录者仅二百余人，其取录标准，绝对不是重文字的工拙，完全看他的思想是否是革命的。”我们的敌人对革命采取了联合行动，“我们非团结起来为之奋斗不行”！诸位都是来此做革命工作的，“绝对不是抱升官发财的希望而来的。望诸位忍苦耐劳，大家联合起来，努力国民革命”。〔35〕

3月18日，他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所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大会上发表《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的讲演，他说：“今天是中国民众纪念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巴黎公社事件的发生，距今已55年了，为什么到今日我们才知道纪念？因为中国从前的革命是少数人包办的，及到革命潮流渐渐增长，革命运动才跟着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到现在已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并且有左派的国民党党员做指导，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做模范，所以中国民众才知道有今天的纪念。”纪念巴黎公社的意义或应注意的几点，毛泽东做了高度概括：一、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第一次的革命运动。二、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三、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四、巴黎公社失败有两个主要原因：１．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做指导。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劳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有可乘之机；2．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两句话。〔36〕

他还在政治讲习班讲授《农民运动》，每周一至两次。

5月7日广州各界集会，纪念“五七”国耻日。毛泽东、缪斌、陈其瑗、褚民谊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会后，他们联名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一个《五七国耻纪念报告》，详述拥护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广州市党部青年部、广东总工会欺骗群众，挑起事端，破坏集会的经过。10日，毛泽东、陈其瑗等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向会议提交了《五七国耻纪念报告》。毛泽东通过这些活动，宣传和维护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批判和回击了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37〕

在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毛泽东参与了同“西山会议派”的斗争，创办《政治周报》。这使他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

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五卅运动后，大地主大买办阶级进一步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向革命势力反扑，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谢持、邹鲁、冯自由等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之日起，就开始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这时更加嚣张。他们勾结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林森、叶楚伧、吴稚晖、张继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实行反共，通过“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等反动议案。这些国民党老右派，史称“西山会议派”。

为了反击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宣传，巩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创办了《政治周报》，并任主编。

1925年12月5日《政治周报》创刊号问世。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劈头写道：“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资产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系、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的宣传。’”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讧。’我们说：‘请看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政治周报》从1925年12月至1926年6月共出版14期。在第一期上，毛泽东针对反革命派在宣传中的反“共产”、反“赤色帝国主义”两面黑旗，写了《三三三一制》《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如果讨赤志同、仇雠亦吾良友》《颂声来于万国》《反共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邹鲁与革命》。在第二期上写有《赤化原来如此》等杂文。这些短小精练的杂文，有如锋利的匕首，刺破了“反共产”的实质是：“一般反革命党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38〕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政治周报》发表的一批分析资产阶级各派及我们对其政策的文章。其中《向左还是向右》《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右派的最大本领》《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都是出于毛泽东的手笔。他在这些文章中，阐述了下述基本观点：

1．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中，中间派必然要分化。这个观点，毛泽东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从理论上做过全面的阐述。在《向左还是向右》一文里，又进一步用客观事实加以论证。他说：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万万没有第三条路。譬如说广东，“左就是广州，右就是香港”。陈炯明率领反革命派军人、政客、买办阶级、土豪劣绅站在香港旗帜之下，国民党左派率领工农兵学商各种革命民众一齐站在广州旗帜之下，两派用大炮互轰。“在这互轰中不能有中间派，他有，也只有藏头掩面躲在一派旗帜之下，用低声发言，用轻步走路。”〔39〕

2．“西山会议派”就是国民党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表。1926年3月前，毛泽东把西山会议派视为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表。西山会议派在研究系、安福系、联治系、国家主义派等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阶级的反动政团败阵后，继而举起“反共产、反苏俄”的黑旗，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张目，成为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最后工具。他们的最大本领，就是能在军阀帝国主义面前公开开会，按照帝国主义军阀的旨意实行“巢里反”。〔40〕他们的舆论喉舌是上海的《民国日报》。

上海《民国日报》从前是叶楚伧等人的私人报。“去年第一次全国大会后才收归党办，但是自始即不能作为国民党的言论机关。”该报常常不登或删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文字，替帝国主义军阀隐恶扬善；对国民党国民政府的革命策略丝毫不做宣传，江浙战争时，该报完全丢掉国民党地位做了安福系卢永祥的机关；南洋烟草公司压迫数千工人流离失业时，该报为资本家大登其压迫工人有理的广告，……凡此皆该报反动的预兆。由此可以论定，划分左派、右派的标准，乃在于对待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态度，对待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态度，对待工农的态度。〔41〕

3．国民党右派分离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毛泽东从国内外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对象、任务、目的、结果、时代特征及国民党自身的历史发展等六个方面剖析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

第一，他分析了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由于性质完全不同，革命的对象、目的、策略、结果也就大不相同。前者，“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其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乃当时资产阶级用以笼络欺骗小资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其结果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建设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其终极是发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后者，“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

第二，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还没有看清此点，一班右倾的领袖只知道国内的满清贵族阶级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压迫阶级反革命的联合，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现在的局面与辛亥年完全两样；革命的目标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因为加入了工农阶级的分子，同时工农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上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

第三，随着国民党的历史发展，它所代表的阶级属性也在变化。“兴中会的组织，完全是收集游民无产阶级的会党；同盟会的组织，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工人，一部分是内地的会党，另一部分则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及自耕农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总之同盟会的成分，乃无产阶级（会党）、半无产阶级（侨工）、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内地学生）、中产阶级（留学生及一部分内地学生）这四个阶级的集合体。”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会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赞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之于实行，结果解散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为不敢革命的“国民党”，合并了许多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团，使小地主阶级在国民党中成了绝对多数的支配者。孙中山因此大愤，决志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了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派领袖乃于去年1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确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了共产派分子入党。然而此举首先得罪了代表买办阶级的领袖们，冯自由、马素等首先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脱离了国民党，另外组织同志俱乐部，国民党左派为了拥护工人的团结与罢工，得罪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为了拥护农民的团结与减租，得罪了地主阶级，为了保护革命根据地，用严厉手段对付反动派，得罪了帝国主义工具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魏邦平、陈炯明、熊克武一班人，于是又出现了“西山会议派”这些新右派。〔42〕

4．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革命性和妥协性。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那些站其中间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及钱庄主、国货商、华资工厂主），其欲望本系欲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现在的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猛勇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们对之不免发生恐惧，又怀疑各阶级合作的革命。中国的中产阶级许多人到现在还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个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由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43〕

5．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建立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首先，“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这种阶级利己主义，必然“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必然“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20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绝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绝没有建立中国资产阶级独裁国家的环境、条件。〔44〕

6．国民党右派的分裂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国民党右派代表资产阶级的右翼，而右翼的人数在全国总人口上占极小的比重。当年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至多每四百个人里有一个，小地主、国货工商业家等中产阶级，大约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此外的数目都属其余的阶级。这就是说，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九八点七五。其敌人只有一百万，占百分之零点二五。中间派也只有四百万，占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为了什么左派的操切。”〔45〕

毛泽东上述观点，集中了中共“四大”以来党内许多同志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中发表的一系列政治文章的基本观点。

《政治周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从理论上、事实上揭批了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分裂国共合作的行径，教育了国民党左派、争取了中间派。各地革命党员纷纷起来反对北京右派会议——西山会议派。毛泽东将各地党部反对西山会议派的电文汇集，以《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的醒目标题摘要刊登，有力地反击了西山会议派，维护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迎来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46〕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会议记录里，保留着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也记录了毛泽东在担任代理中央宣传部长职务期间的活动。据《青年毛泽东》一书载：

1926年2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常务委员会议。毛泽东列席。“宣传部提出沈雁冰为秘书，顾谷宜为指导干事，吴求哲、陈曙风为编辑干事，萧楚女、朱则、赖特才、朱稚零为检阅干事”等人事问题，得到会议决议通过。〔47〕据沈雁冰回忆，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后，陆续调进了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实际上宣传部的工作都是共产党做的”。毛泽东“首重人才”，宣传部“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

2月16日，毛泽东因病，请求休假两星期，并提议休假期间部务由沈雁冰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五次常务会议，同意他的请求和提议，决定“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同志因病请假两星期，部务由沈雁冰同志代理”。〔48〕

3月初，毛泽东病愈，回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持日常工作。

3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十二次会议，毛泽东列席，并以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身份提出多项提案，并做说明，其中一项是对付京沪等地孙文主义学会问题，主张严加取缔。孙文主义学会是1925年12月黄埔军校内的右派分子贺衷寒、缪斌等在蒋介石、戴季陶支持下成立的。他们出版《国民革命》《孙文主义丛刊》等，打着信仰、研究、宣传孙文主义的旗帜，进行反共活动。他们不仅在广州，而且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发展孙文主义学会，与西山会议派结合，开展反共活动。毛泽东的提议，获得部分通过。即在北京、上海等地不准发展孙文主义学会。4月23日，第二十二次常务会议，毛泽东、杨匏安等又提出“训令全体党员不得认反动分子为党员，不准加入各地未经本会批准擅自设立孙文主义学会案”。会议决定，除广东外，未经本会批准，不得认为本会附属团体。

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妥协退让，丧失了国民党“二大”中左派占优势的大好形势，造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内右派占优势、左派陷于孤立的困局。二届中央执委和候补中央执委共60人，共产党员仅14人，中央监察委员12人，共产党员仅1人。“二大”后，蒋介石一方面继续充当“中派”，另一方面制造事端，试探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国民党左派的势力。3月18日，蒋介石借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名义，命令海军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派中山舰到黄埔候用。19日，李之龙向军校驻广州办事处索补调派兵舰的公函到海军局编号存案。经蒋介石允许“电舰返省”。20日，蒋介石谎称共产党人指挥中山舰炮轰黄埔，共产党人要暴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毛泽东、陈延年得知后，即往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团长季山嘉处商量对策。毛泽东提出，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到叶挺独立团驻地肇庆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军权，开除党籍；利用蒋介石与其他各军的矛盾，声讨蒋介石。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有六个军，除第一军外，其他各军军政首脑都反对蒋介石，而且在第一军内，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建议遭到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的反对，乃请示陈独秀，又遭陈的冷遇。于是，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把从第一军中被迫退出的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队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军队。陈独秀又拒绝了这一正确主张。

4月2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各部部长及中央监察委员联席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代表宣传部提出了“畸（左田右令）书社假冒先总理名义，发行《社会主义论》小册应否禁止案”，并说明：“这种冒名孙总理遗著”的事件，“显系贪利市侩所为，若不严加取缔”，那些“行见射利之徒、反革命之辈”，将“淆惑社会听闻，有妨本党前途甚大”。会议接受了这一提案，并做了相应的决议。〔49〕会议还听取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革命所取之态度，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函送湖南省党部关于该省最近政治状况等几个报告。

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在20日的会议上做了《宣传部工作报告》，“将本年2月1日起，截至5月15日止”的宣传工作情形做了简要概括。他说：本部自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以后，即于2月初间，派定职员，分配工作，一切规划设施，均依照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宣传决议案，依次进行。

1．开办党报。计有汉口《楚光日报》、长沙《湖南民报》、北京《国民新报》、广州《政治周报》。另外，上海《民国日报》变成西山会议派的喉舌后，乃于1926年4月由上海特别市党部负责人出面，顶受《中华新报》的财产，改称《国民日报》出版，“经费之决定及人员之委任，均属中央常务会议、宣传部担任执行”。据5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公函》称：“案据本会宣传部部长毛泽东同志转据‘上海特别市党部’来函，略谓党报极宜开办。现因中华新报停刊，故即将其机器及余物顶受，价洋3600元，另需开办费3800元，两项共计7400元，开办后每月经常费4600元。组织方面，分经理、编辑两部，拟请任张静江同志为正经理，张廷灏同志为副经理，柳亚子同志为编辑部正主笔，沈雁冰同志为副主笔，侯绍裘、杨贤江、顾谷宜三同志为编辑委员。”

2．发布宣传大纲。计有“二大”宣传大纲；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五四”纪念宣传大纲等。

3．设立检阅会议，检阅党内外出版物。

4．设立上海交通局，沟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关系。自2月至5月发送北方及长江流域之宣传品41种，共计221 284份。

5．设立宣传委员会，讨论全国宣传事项，以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胡汉民、林祖涵、彭泽民、陈其瑗、邵力子、毛泽东等10人为委员。

6．加强中央宣传部与各省宣传部之间的联系。

7．设立了宣传材料储藏机关——宣传部图书室。

8．接办国民通讯社。国民通讯社仅次于国闻通讯社之第二家大通讯社，等等。

《宣传部工作报告》还对今后宣传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划。第一，津贴各地报纸，扩大宣传。全国各省除边疆数处外，均有了国民党组织。在有国民党的地方就应有公开宣传机关。然到处办报实为人力财力所不许，若采用津贴报纸方法则所费不多，收效颇大。如全国重要地点以20处计，平均每处津贴报纸一家，每家津贴200元计，每月共费津贴洋4000元，仅抵一家党报之经费，然收效已遍全国。此等津贴之报纸，“其条件至少消极方面不攻击本党及国民政府，能办到适当地拥护本党及国民政府，自为我们之目的”。第二，计划编印国民运动丛书。在上海设立征稿处，任命沈雁冰为驻沪编纂干事，“其责任为征集丛书稿件，寄到中央宣传部，经审定后寄返上海印刷发行”。预计每月出书10种，半年内可出60种。宣传计划还具体列出编纂书目64种。〔50〕

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规定“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不得充应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等条文。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指导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时，大家意见不一致，讨论7天毫无结果。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大家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主张“坚决顶住”。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表决所谓《整理党务案》时，就没举手。“当时没有举手的还有国民党内的两个人，一个何香凝，一个柳亚子。”〔51〕由于陈独秀、张国焘采取退让方针，致使《整理党务案》通过了。从此，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毛泽东也就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52〕

注释

〔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34—135页。

〔2〕《徐梅坤回忆中共“三大”》（1980年3月），《“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674—679页。

〔3〕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194—196页。

〔4〕林祖涵（1886—1960），字伯渠，湖南临澧县人，常德师范毕业，东渡赴日本留学，1909年归国在吉林巡抚陈昭常处任吏员，其兄林建藩（修梅）曾任零陵镇守使，曾起义，与国民党有渊源。林子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并参加改组国民党工作。——原注

〔5〕沈玄庐，原名定一，浙江萧山人，家资豪富，有沙田千顷，清末以捐款报效得任云南霑益知县，任满家居，有妻妾仆婢甚多，后在衙前做农民运动，借此与我党接近，随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因其媳他恋迁怒于党，遂脱离党，后积极参加国民党清共工作，任国民党中委及浙江省政府委员。——原注

〔6〕罗章龙：《椿园载记》，东方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295—296页。

〔7〕见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原注

〔8〕见1924年1月22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原注

〔9〕见1924年1月22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原注

〔10〕见1924年1月22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原注

〔11〕见1924年1月29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原注

〔12〕见1924年1月31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原注

〔13〕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201—203页。

〔14〕罗章龙：《椿园载记》，东方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294—295，296—297页。

〔15〕《“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691—695页。

〔16〕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206—208页。

〔17〕蔡和森、项德隆都是三届中央委员；张伯简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向导》周报出版发行工作，后任中共中央出版部书记、团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赵世炎刚从苏俄回国，旋即派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区委宣传部长，接办《政治生活》。刘仁静当时任团中央执行委员，9月29日在团二届一次执委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委员长。——原注

〔18〕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196—201页。

〔19〕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1961年）。——原注

〔20〕见1925年12月5日《政治周报》第1期。——原注

〔21〕见1925年12月5日《政治周报》第1期。——原注

〔22〕见1925年12月4日《国民党第一百二十五次会议记录》。——原注

〔23〕见1926年4月10日《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原注

〔24〕见1926年4月10日《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原注

〔25〕见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原注

〔26〕《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印行。——原注

〔27〕均见《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原注

〔28〕北京同志俱乐部属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右派组织。——原注

〔29〕见《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原注

〔30〕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229—234页。

〔31〕见1925年12月13日广州《国民新闻》。——原注

〔32〕《十二月二十日，广州的反段大示威》，见1926年1月10日《政治周报》第4期。——原注

〔33〕《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见1925年12月13日《政治周报》第2期。——原注

〔34〕参见1974年9月18日谢华的回忆。——原注

〔35〕《理事毛泽东演说》，见1926年2月28日《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旬刊》第1期。——原注

〔36〕见1926年3月31日《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旬刊》第2期。——原注

〔37〕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211—215页。

〔38〕《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见1925年12月5日《政治周报》第1期。——原注

〔39〕见1925年12月13日《政治周报》第2期。——原注

〔40〕《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见1925年12月20日《政治周报》第3期。——原注

〔41〕《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见1925年12月20日《政治周报》，第3期。——原注

〔42〕《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见1926年1月10日《政治周报》第4期。——原注

〔43〕《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见1926年1月10日《政治周报》第4期。——原注

〔44〕《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见1926年1月10日《政治周报》第4期。——原注

〔45〕《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见1926年1月10日《政治周报》第4期。——原注

〔46〕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222—229页。

〔47〕《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三次常务会议录》。——原注

〔48〕《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五次常务会议录》。——原注

〔49〕见1926年4月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录》。——原注

〔50〕见1926年5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记录》。——原注

〔51〕邓颖超的回忆（1971年8月11日）。——原注

〔52〕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235—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