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8月下旬，为躲避赵恒惕的追捕，毛泽东匆匆结束养病，从韶山来到长沙。9月，又转赴广州。在广州，他因身体极度虚弱，住进东山医院。9月28日，国民党“二大”重要议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由汪精卫、陈孚木、毛泽东3人负责宣传问题议案的起草。这样，毛泽东又抱病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

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1925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被推定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五个成员之一。此后，他以很大精力进行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据国民党“二大”秘书长吴玉章回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切筹备工作都是依靠我党进行的。那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聂荣臻、萧楚女等都在广东工作，陈延年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还有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张太雷等。大会的筹备工作，就是由我和上述这些同志商量，分头进行的。〔19〕

11月27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议发表“致各级党部电”，驳斥林森等国民党右派提出“在北京西山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问题。毛泽东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身份签名。电文说：“就法理而言，既经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须在广州开会，无论何人不得违反决议；就事势而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属于公开性质，若在北京开会，外则受军阀压迫，内则有反动分子利用军阀从中作梗”，势必受到破坏，无法进行。故毛泽东等一面警告林森等“勿持异端，致生纠纷”速来广州开会，一面要求全党一致尊重三中全会之决议“竭其全力以拥护实行”。〔20〕

在这次会上还决定毛泽东执笔起草《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通告》深刻地阐述了由孙中山奠定的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正确性，必须采取联合国际及国内各派革命势力，坚持实行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必要性。电文写道：“今日之革命，乃世界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做最后决斗之一幕，与历史上一切革命异其性质”，因此，“革命之进行，亦当然异其策略”。如果“吾党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不以占大多数之农工阶级为基础，不容纳主张农工利益的共产派分子，则革命势力陷于孤立，革命将不能成功”。“彼帝国主义、军阀正惟吾今日所采革命策略之可畏，乃多方离间破坏。”“西山会议派”的出现，就是这种破坏的一个“明证”。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提出，要以“农工阶级”作为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一个新发展。《通告》还解释了延缓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届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原因。原来国民党一届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11月在广州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召开前十日，召集第四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议。现因出现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进行反共分裂活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应一致通电声讨西山会议派，电文最后郑重向全党宣布，决定1926年元旦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21〕毛泽东将自己起草的这个策略通告，在1925年12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委第一百二十五次会议上提议“请公决”，获得会议的一致通过。〔22〕

12月11日，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一百二十六次联席会议。会议再次指出：“西山会议”是非法的。西山会议取消李大钊、毛泽东等9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国民党党籍，是分裂国共合作的反动行为。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经过吴玉章、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沈雁冰等人周密的筹备，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6年元旦在广州召开，出席代表278名，其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计168人，中派65人，右派45人。共产党人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毛泽东、夏曦、易礼容作为国民党湖南省代表出席。毛泽东的座位是13号。

8日下午，毛泽东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做《宣传报告》。《报告》共分6部分。第1部分为“文字宣传”。当时国民党在各地办的日报计有：上海《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国民新闻》，香港《晨报》《新闻报》，北京《民报》。其中广州《民国日报》归中央宣传部管理，《国民新闻》已由中央宣传部移交广东省党部。至于上海《民国日报》已蜕变为西山会议派的机关报。香港《晨报》后叛投陈炯明。香港《新闻报》、北京《民报》已被香港英政府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封闭。党办周报周刊有《中国国民党周刊》《党声周刊》《评论之评论》《浙江周刊》《新民》周报、《中国国民》《武汉评论》《政治周报》等；其中《党声周刊》《政治周报》属中央宣传部主办，《评论之评论》属上海执行部宣传部主持，《新民》周报由湖南省党部主办，《中国国民》属上海各区党部联合会出版。还有广东各军及各军校的周刊、半月刊，其中有黄埔军校的《黄埔潮》，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革命》半月刊，第四军的《军声》等。以社团名义出版的刊物则有：学生团体的《中国学生》，工人团体的《工人之路》，军人团体的《中国军人》《革命军》《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及烟台的《新海军》等都由国民党同志主办。月报有《新建设》《新民国》、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通讯社有“中央通讯社”，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中央宣传部出版的书约30种，共发行393 959册。另外，中央宣传部散发传单达83种。

《宣传报告》的第2、3、4部分分别为“图画宣传”“口头宣传”“两年来14件重大事件”（国民党改组、收回粤海关、沙面罢工、商团事件、中俄协定、反直战争、孙中山总理北上、国民会议促成运动、孙中山逝世追悼运动、五卅运动、廖仲恺被害案件、反奉战争、反基督教运动及军队中平时教育、战时政治宣传）。第5部分是“敌人的宣传”。第6部分检查了在宣传工作中存在的缺点。〔23〕

国民党改组后，各方面的工作都有新气象。尤其在宣传工作方面，由于有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主持或支持，更是生气勃勃。正如毛泽东在《宣传报告》结束语中说的：“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是取一种攻势；这种攻势，在五卅运动中特别地表现出来。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为了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24〕

16日，毛泽东参加起草的《关于宣传决议案》在大会上获得通过。《决议案》写道：“各个群众虽说因为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异其需要，但是他们要求国民革命的实现，确是一致的。中国的解放和统一，是大多数人所要求的。所以大多数的民众就是国民革命的基础。”“国民党扶助农民减租，取消苛捐杂税，也是一个必要的政策，因为农民所受的压迫愈减轻，国民革命完成的时期愈迫近。”因此，“我们如果想促成国民革命的成功，必须要拥护农民的利益。宣传部应当正式指示，凡是赞成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的，就是忠实的革命党员，不然就是反革命派”。《决议案》还说：“一个党的成功，须赖有党的重心。中国国民革命的重心，就隐伏在大多数受剥削的农民群众。宣传部应时常指示各党员，并且命令他们趋重于这个重心。”〔25〕

18日，毛泽东向大会宣读参加起草的《宣传报告决议案》。《决议案》认为，自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布本党宣言及政纲，明揭国民革命的目标及方法之后，党内外视听为之一变。在党外，民众渐知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之目标，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及其一切附属物，为民众利益而奋斗。在党内将全党党员统一于一个共同目标与共同方法之中。不足之处是未能将本党革命目标及方法，深入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之工农小商群众中。未能建立一具体的教育党员计划，使全党党员革命化。“应按照新的宣传计划，切实正改之。”〔26〕

同日，大会在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关于言论限制条款时，有人主张言论限于小册子，毛泽东表示不同意，说：“本席以为未尽完妥，如林森此次在京之演说词，字数虽少”，也未成小册子，但“关系却很大。所以专限小册子也是不行的”。在讨论“决议案”中有关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内容时，有人提出了对原案进行修改的不当意见，毛泽东说：“仍请维持原案，不必删改。”接着，袁同畴发言：“以为这个问题应该从根本上解决。”并提出了三条具体办法：“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张国焘、毛泽东先后发言。

毛泽东说：“袁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很可讨论。张同志所说的是事实也要注意的。而且这三种条件，我们也都是不怕的。”“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绝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是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在不必有任何的限制。”袁同畴在受到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发言驳斥后，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27〕

这一天，大会主席还报告了第二届中央执行、监察各委员决选结果，参加投票者211人，毛泽东以173票连续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19日，大会主席汪精卫在讨论纪律提案第三项时说：关于第三项覃振、石瑛、茅祖权三人，原案主张加以警告，限于1月份声明脱离“北京同志俱乐部”〔28〕，且须致函中央党部报告，否则除名，大家以为如何？毛泽东紧接发言：“本席主张改为两月，因一则交通不便，一个月消息来往实不够；二则要使他们知道决议案慎重的真意；三则我们还且希望他们再走回革命之路的。”大会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将原决议条文改为“覃振、石瑛、茅祖权亦列名北京同志俱乐部，应予以警告，限两个月内向中央党部声明脱离”。〔29〕

国民党“二大”闭幕后，于23日召开了二届一中全会，汪精卫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2月5日国民党中央第二次常务会议上，汪精卫推荐毛泽东继续代理中央宣传部长，并为会议通过。毛泽东接受这一任命，并对部务做了进一步的整顿。〔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