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期间，毛泽东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一书写道：

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于1924年2月中旬从广州到上海。他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共中央局秘书工作。5月10日至1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毛泽东参加了会议。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5个月以来的成绩，同时指出中共三届二次执委会对国民党右派“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有右倾偏向。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等决议案，纠正了我们党只注重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忽视宣传工作，忽视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的错误；强调共产党要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根本问题上指责国民党右派政策的错误；要对国民党不断加强反帝反封建的宣传，使之扶助工农运动；要介绍革命分子加入国民党，增强左派的势力；要注意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组织分开，共产党是独立的秘密的组织，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不兼任国民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会议强调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为标准区分国民党左右派。会议提出共产党要加强自身的教育、组织工作。会议指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要在产业工人中大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建立和扩大工会组织，发展劳动运动，坚持党对工人运动的绝对领导权，防止国民党右派插手工人运动。这次会议正式决定中共中央分设宣传、组织、工农、妇女部，毛泽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会后，毛泽东为贯彻这次会议精神，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毛泽东担任中央局秘书期间，由他起草或与陈独秀联合签署的文件至今找到的有：《中共中央通告》第13号（1924年4月19日）、第14号（5月19日）、第15号（7月21日）、第17号（9月10日）、第21号（11月1日）。以党中央代号“钟英”签署发的有《为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意见给各地的通知》（8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大会的通知》（9月15日）、《各地委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9月25日）等文件。

中共中央通告第13号是《关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与宣传》。《通告》指出，今年的“五一”由于中国工人阶级正在严重的压迫之下，除广州外，不可能有大规模的示威运动，但应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召集工人讲演会，讲演“五一”的历史及中国国民革命与集会结社之自由的关系。“五四”纪念则“须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恢复国权运动；（二）新文化运动”。“五五”纪念应集合C.P及SY同志开一纪念会。“五七”纪念日，务努力联合工商学生做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口号是：不但否认二十一条及收回旅大，并要按照中俄协定，取消各国的租界、租借地、兵营、领事裁判权、庚子赔款，及废除不平等条约改订平等的条约。

第14号通告是号召全党反对军阀吴佩孚、萧耀南镇压国民党左派的运动。1924年5月13日，由于工贼告密，国民党汉口执行部机关遭破坏，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汉口执行部组织部秘书许白昊，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部长刘芬等7人被捕，随即押往郑州，直至这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失败，萧耀南倒台，许、刘等才获释。通告愤怒谴责吴佩孚、萧耀南破坏革命，充当列强破坏中国民族运动的帮凶。

第15号通告是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问题。在这份通告内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一词。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从开始形成的那天起，就存在着斗争。国民党右派分子千方百计排斥共产党，分裂国共合作。1924年6月1日，孙科等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邓泽如、谢持等又提出《弹劾共产党案》。第15号通告针对这些情况指示全党同志，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另一方面“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政策，“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号召全党揭露右派摧残工运、农运，反对联俄、联共的罪行；同时应“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形成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中坚力量，以利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组织。这个协会吸收成员应严格注意质量，以不满意国民党右派主张为重要标准。这个“国民对外协会”是一个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唯在国民党不能公开地方，完全由我们组成国民党党部，可用协会名义，对外公开。从毛泽东起草的这个通告看，当时中央有些同志打算组织“国民对外协会”，建立以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统一战线，以对付国民党右派的分裂。后因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并在国民党一届二次执委会上申明国民党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唯以言论行动能否依该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从而击退了右派的进攻。因此，“国民对外协会”也未组织。

第17号通告是反对江浙军阀战争问题。1924年9月初，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为夺取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控制下的上海发动战争，导致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9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三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同时，陈独秀、毛泽东签发了第17号通告。《通告》指出：此次江浙战争，显然是军阀争夺地盘与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的一种表现；无论对于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若有偏袒的言动，都是牺牲人民利益来为军阀势力张目。我们对于此次战争的态度只有暴露其实在性质，借之使人民了解在双重宰制之下中国和平之无望，每一次军阀战争的结果，只有加增人民的痛苦及被奴役的地位；人民对任何军阀战争不能存丝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国的唯有国民革命。

第21号通告是关于加强党务工作问题。《通告》说：加强党务工作，有益于加强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有益于沟通上下情况，了解实情，指挥得当；尤在斗争尖锐、复杂的环境下，更需要加强党务建设。但是“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为此，《通告》要求各地党小组及地方委员会的组织生活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开会时应常常提出具体的政治问题讨论，以教育各个同志；应做出工作规划，分配各同志，训练各同志，便成为真能行动的党员；各级党组织每次接到中共中央的文告后，应即提交会议讨论，并尽力执行，执行时有无障碍及其结果，均应随时报告中央。

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局秘书期间，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十分重视。1923年9月6日他亲笔起草了《钟英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信》（钟英为中央局的代号）。信中说：中共中央议决“出席贵会会议代表为委员长与秘书，请于开会时通知此二人中之一人”。毛泽东经常代表中央出席团的会议，指导团的工作。1924年9月27日毛泽东手稿《钟英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信》曾针对团中央个别领导闹独立的倾向提出批评，强调团中央的人事安排，必须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信中说：SY中央局，来示质问三点答复如下。第一点，和森同志患病，在病愈以前推项德隆（项英）同志出席团中央会议。第二点，中共中央有自由调遣党员的权力。至于张伯简同志是否留中共中央局长期做事，俟稍后决定了通知团中央，但现时并未正式决定。第三点，赵世炎同志到京接办政治生活，刘仁静即可返沪任团中央委员长，并未变更前议。〔17〕

毛泽东在上海工作期间，仍在关注长沙文化书社，继续做着“特别交涉员”的工作，为书社采购书刊。1924年3月16日他给上海民智书局账房夏先生的信中写道：“昨日承兄替长沙文化书社所配的书，应请扎成大包，上面写明松兴公寄至汉口顺丰转运公司，转交长沙贡院西街十一号文化书社易礼容收字样。”民智书局是国民党在1921年创办的出版机构，1922年秋开始营业，1924年已属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松兴公是上海一所民办信局，设法租界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附近。为避免反动政府检查，扣留邮件，中国共产党常通过此信局寄递书刊。

为协助毛泽东工作，1924年6月，杨开慧携小孩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来上海。她在党中央机关从事文书誊写、收发工作外，还常在晚上到上海小沙渡工人夜校上课。〔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