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毛泽东担任组织部秘书，代理文书科主任。

当时曾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职的罗章龙在《椿园载记》里回忆说：

国共合作具体执行时，中共曾多次郑重地进行讨论，各次会议均有国际代表参加。中央局会议曾做出决定，对于国共合作问题中共中央采取下列原则，即：

（一）中共保持独立自主原则，中共党报及中共各级刊物对国民党施政得自由批评，不受限制。

（二）中共领导的工农群众组织不受国民党及其政府干涉，工会、农会享有集会、结社、罢工、纠察自卫之自由。

（三）中共党员（包括团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任群众工作，但一般不做国民政府官吏。工人运动领导者及中共所属工会会员不得加入国民党。

（四）在组织方面，自1923年7月起，中共中央由仲甫代表中共出席国民党最高会议。党组织自中央到省市各级按系统派遣党员分别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部及基层组织，训练干部，整饬宣传机构，协助国民党工作，扭转该党在民众中的不良影响，帮助国民党改善军事教育训练，建立革命军队等。

根据上述原则，中共中央政治局派政治局委员（时称中央局常委）王荷波、毛泽东、罗章龙三人参加国民党执行部，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事宜，后又续派中委李守常、谭平山等协助国民党在北方及广东的改组工作。中共各省委、市委分别派遣中共党员参加当地国民党省市委会的改组工作及军队改建工作。

1924年1月，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置国民党执行部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作为国民党最高执行机构。执行部内主要设立组织、宣传、工人农民等部及秘书处。国民党派定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于右任、叶楚伧、茅祖权等分任各部部长。中共方面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恽代英四人参加指导执行部工作（恽代英系代表团中央参加执行部工作），遇有特别重大问题则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与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协商决定。同时，中共中央又决定派干部沈泽民、邵力子、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向警予、杨贤江、沈玄庐、张秋人、李成、刘伯伦等参加执行部各部门宣传与组织的基层工作。当时上海社会传称环龙路44号为“国共群英会”。

1924年5月5日，是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日，上海执行部国共两党工作人员齐集莫里哀路孙中山的住宅举行纪念活动，并在孙寓的花园中合影留念。当时参加者每人都有一张。60年后，仅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一张，但仍然清晰可见。

在这张相片中，国民党人有胡汉民、汪精卫、张继、茅祖权、叶楚伧、叶纫芳、戴季陶、林焕廷、孙铁人、喻育之、王陆一、周雍能、何世桢、葛建时、陈德徵和向昆等16人。中共方面有毛泽东、王荷波、罗章龙、恽代英、向警予、邵力子、沈泽民、刘伯伦、韩觉民（团员）和张廷灏（团员）等11人。总计27人。相片是由一家广东人开设的“王开照相馆”拍摄的。上海国民党执行总部全体工作人员只30多人，而参加合影的居其中大多数，且都是双方的主要主持人。因而这张相片也就成为当年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的真实写照，珍贵的历史见证。不仅如此，在党的“六大”以前，中共中央的同志如此众多齐集一起留影的相片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告诫全党党员，不计较权位，不营求私利，努力实干，相忍为国，把完成国民革命视为当前的迫切任务，耿耿此心，薄海皆知。〔14〕

罗章龙还同一些人谈起有关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情况：

1924年2月25日，上海执行部举行第一次会议（有会议记录原件可查）。这次会议主要是成立机构，决定人选。在人事安排方面，国民党中有三个主要人物参加：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

胡汉民、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左右手。叶楚伧在国民党里不是很重要的人物，但叶楚伧是上海《民国日报》的主编，同他打交道的人比较多。他又是江浙人，为照顾上海地区，让他来参加。他对国共合作表面中立，内心非常抵触，我们那时不把他当左派。其次是于右任，他代表西北国民党的势力，是执行部内部的左派。他当时支持国共合作，将工人部交给我们。他曾到苏联去过，把在苏联写的歌颂十月革命的诗拿给我们看，表白他内心是拥护苏联和共产党的。他在上海大学当校长时，将整个权力交给中共同志。谢持代表国民党西部力量，辛亥革命时是四川省省长，是右派代表人物。孙中山让他参加工作，不过表示团结的意思。茅祖权是长江中部同盟会负责人，当过安徽省省长，在执行部任农民部负责人。他说，农民运动我们不懂，请C.P.做，我只是摆个样子。中共党员刘同志当秘书。以后，戴季陶、朱执信、张继、廖仲恺、邓演达等也先后参加上海执行部。

共产党方面代表有：毛泽东，中共“三大”中央常委；王荷波，中共“三大”中央常委；恽代英，共青团中央书记；罗章龙，中共“三大”中央秘书、常委、宣传部长。还有瞿秋白、邓中夏、向警予等也参加了上海执行部有关部门的工作。

国民党方面的领导人是胡汉民。胡汉民是仅次于孙中山的第二号人物，如孙中山离职时，大元帅就由胡汉民代理，人们都叫他“胡代帅”。他抓组织部，曾对陈独秀说：我们改组国民党，你们要派得力的干部来。当时中央派毛泽东当组织部的秘书，我到组织部当指导干事，具体执行两党的政策。我们三人组成组织部，在一起办公。胡汉民地位高，本是非常骄傲的人，但由于孙中山对他有交代，所以胡汉民对共产党比较有礼貌，执行改组国民党的政策也比较坚决，大刀阔斧地排除国民党右派，服从共产党的安排，按照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改组国民党。国民党员一律重新进行登记，胡、汪、于亲自到组织部带头报到，填表谈话。当时这里面也有许多曲折和复杂的斗争。

……

当时组织部有一个决策，凡是国民党老党员都要重新登记谈话，每人必须填一张表，经审查同意后，才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我和毛泽东不认识那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这个人是谢持。胡说：这是新规定，先生（孙中山）也同意要我们这样做的。此人将桌子一拍，就是不肯填。汪精卫也出来说：上有总理，下有组织。意思是要他向我们说。他到我们这里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说：党员人人都要填，胡汉民、汪精卫也填了。要尊重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此人一怒而去。毛泽东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后来谢持还是填了表，但心里是很不舒服。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准备召开一个会议，成立上海第四区国民党党部。四区就是环龙路所在的法租界地区，有许多下野的国民党政客住在那里。有的当过军长、师长、部长、省长，大约有千把人。审查后发了党证，同时还清洗了好多。他们在审查时一下子送来许多表，企图蒙混过去。这个成立会是国民党左、右派斗争的表面化。右派酝酿要争得更多选票，争取区党部的多数。他们自己估计没有把握，准备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合法地争取多数，请孙中山先生出来说；二是如果办不到，就破坏选举。他们纠集了一些流氓，如陈群、杨虎之流，准备在会上抢主席台，制造武斗，以破坏选举。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后，认为会一定要开好。毛泽东说：我们全体同志，党、团员及同情我们的左派都要出席会议，保证会议胜利开好。右派曾去请示孙中山，孙没有表态，他和右派斗争很激烈。胡汉民、汪精卫说：开会那天除极少数办公外其余的人都去，让新闻记者去看看。当时上海有许多外报记者。毛泽东说：这个会最主要的是要组织好，主席台不能乱。万一他们武斗，我们要制止，使他们斗不起来。为此，成立了纠察队，严格控制会场，制止武斗。由王荷波领导组织了一个很强大的纠察队，从主席台到门口都站岗。布置好了以后，毛泽东对我说：可以了，他们如在外头闹，我们就在外头制止他们。中共中央决定让我担任区大会主席。第二天我们开会，右派在外面捣乱。我们内外配合把会场控制得很严。流氓想进来，纠察队就把他们赶走。右派头子高冠吾多次捣乱都失败了。这一次斗争，右派失败了。他们不服气，在上海各报纸上写文章，大肆攻击我党中央，并攻击四区大会会场主席，当时上海《申》《新》等报，曾记其事。

在召开了国民党“一大”以后，他们又搞了一个后天宫事件，是在一次大会上，右派冲进大会会场，打死了中共党员黄仁同志。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当时有人说何必花这么多力量搞。毛泽东说：我们要认真地对待，不要瞧不起他们。对合作大小事都要做，每次会都要参加，要多动脑筋搞好两党合作。他亲自给我谈过一桩事，开始建立执行部时，中共内部认为不要都去，有的同志不想去。他认为应认真对待这项工作。孙中山当时是欢迎中共派人去的，认为多多益善。虽然我们中有些人在社会上并不知名，孙中山还是完全信任的。〔15〕

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里，同样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北上和谈路经上海，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谒见了他，向他阐述了中共对北上和谈的看法，并呈送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对于时局之主张》，希望孙中山本着国民党一大宣言、政纲及他自己的北上宣言的精神和原则，与北京政府谈判。同时，呈交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主任毛泽东、组织部秘书张廷灏、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组织部指导干事罗章龙等14人写的信。信中说：“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滞，职员等薪金积压4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速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这封信，实质上是揭露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委戴季陶、叶楚伧等破坏国共合作的右派行径。

当时在执行部里，以毛泽东、恽代英等共产党员为一方，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非常激烈。如负责组织的毛泽东，在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时，有些国民党老党员以不向“毛头小伙”交代履历为借口拒绝登记。毛泽东等共产党员，团结国民党左派与那些实际上反对改组的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明确宣布：凡不登记者就除名。这是纪律，没有纪律，无法革命。那些以“老党员”自诩的右派乖乖就范了。国民党上海第四区党部成立时，斗争更是白热化。上海第四区党部范围内，居住着国民党内的许多高级将领。区党部成立会前，国民党右派酝酿了两个方案：一是合法地争取领导权，请孙中山出来为他们说话；二是破坏选举。第一方案遭到孙中山拒绝后，他们雇用流氓、打手，混入会场，企图制造武斗。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动员共产党员、团员和国民党左派，由王荷波组织纠察队，控制会场，制止流氓混入，保证了会议顺利进行。

这年8月1日，在叶楚伧的策划下，一些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南方大学召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当时激起左派的反对，造成武斗。越日，右派分子又闯入上海执行部，殴打邵力子。事件发生后，由毛泽东领衔，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沈泽民、韩觉民、王基永、杨之华、李成、刘伯伦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的破坏国共合作罪行。此后，毛泽东与叶楚伧的斗争公开化。毛泽东成为共产党在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对叶的分裂行径予以及时的揭露。因此叶楚伧最恨毛泽东。由于叶的排挤、打击，独断专行，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上海执行部，致使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无形停顿。毛泽东等14人致孙中山的信，也说明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瘫痪情况。

由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被右派篡夺，也由于在国共合作统战策略上毛泽东与陈独秀的观点已有一定差距，加之他工作劳累，身体虚弱，睡眠不佳，乃于1924年12月底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直到1925年9月。〔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