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中共“三大”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举行特别会议，就同国民党合作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基本接受共产国际的决定，同意和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共同推动中国革命。西湖会议后，中共领导人陆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开始从事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毛泽东也在随后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1923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4月下旬，毛泽东到达上海。6月上旬，离开上海去广州，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陈独秀、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张太雷等，参加中共“三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毛泽东与斯诺谈到他在这个时期的情况时说：

1923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做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第二年（1924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3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和胡汉民。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1〕

参加“三大”的江浙区代表徐梅坤回忆说：

“三大”会址是在恤孤院路的西侧（按：原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现恤孤院路3号）。从庙前街到恤孤院路的地势是由高至低的斜坡路，至开会的地点，马路转为平路。会址的四周比较空旷，北边有“逵园”，是华侨女青年读书的地方；南边走一点路就是“春园”；西边有一片荒草地和一个鱼塘；东边是“简园”。

会址是一幢砖木结构的普通楼房，两间两层。是临时租来的。楼下南边一间是会议室，北边一间是饭厅。楼上两间是宿舍，一部分代表就住在这里。屋内灰白色的墙壁，已经很旧很脏了，看上去这房子已有很长时间没人住了。

会议室当中摆放一张西餐式的长方台子，西边是一列长条凳，前后两端是小方凳。

我记得出席“三大”的代表有20多人，他们是：

北方区：李大钊、邓培；

两湖区：毛泽东（湖南）、陈潭秋（湖北）；

江浙区：徐梅坤、王振一；

广东区：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刘尔崧（阮、刘二人是列席代表）；

中央：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

京汉铁路：王俊、孙云鹏（孙是京汉铁路“二七”罢工的代表）；

津浦铁路：沈茂坤（浦镇铁路工厂工人）；

杭州支部：于树德、金佛庄（两人是列席代表，是由我报告中央同意他们去的）；

法国回国：蔡和森、向警予；

苏联回国：瞿秋白；

刘仁静以中共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会议。

会议记录是广东区委工作人员罗绮园，他不是代表。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

到会代表穿的衣服不一样。穿长衫的有：李大钊、毛泽东和我。毛泽东衣着很朴素，穿一件很旧而且打了补丁的湖南蓝布长衫。我和李大钊穿北京蓝布长衫。我们三人都穿黑布鞋。穿西装的有：蔡和森、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马林。穿学生装的有：罗绮园、王振一、谭平山、陈潭秋、冯菊坡。穿短衣的有：王俊、孙云鹏、沈茂坤、阮啸仙、邓培。

会议期间，马林、毛泽东、张太雷、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等住在“春园”，并在“春园”吃饭；其他外地代表沈茂坤、于树德、王振一、徐梅坤、金佛庄、王俊、孙云鹏、陈潭秋等住在会址楼上，吃饭在楼下。广东代表都在家住，吃饭在会址。谭平山回家吃饭。

“三大”前，党中央已由上海迁到广州。为了召开“三大”，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张太雷以及马林等提前来到广州，进行筹备工作。具体事务性工作由广东区谭平山、阮啸仙、刘尔崧、罗绮园等负责。

“三大”会议由陈独秀主持召开，没有举行开幕仪式。第一天上午，首先由陈独秀代表中央做工作报告。他着重谈了“二大”以来的革命形势和党的发展情况。

下午，马林报告国际形势与国际工运问题。他英语讲得很好，张太雷做翻译。

第二天，讨论陈独秀的报告。

第三天，各地代表汇报工作。瞿秋白简短地介绍了共产国际“四大”的情况。张国焘报告铁路工会的情况。陈潭秋做了京汉铁路“二七”惨案报告，其中谈到烈士施洋，讲了他的家庭情况，孩子小、生活苦等等。孙云鹏讲京汉铁路大罢工被捕工人的救济工作。他带来的《京汉工人流血记》在会上散发，每人一册，是32开本，封面上印着红色字体。

第四天是大会发言。我在会上谈了农运情况。毛泽东发言主张党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城市工人运动上，同时也应特别注意农民运动。他以1922年长沙第一纱厂和1923年京汉罢工为例，说明工人是有觉悟的。他还说到历史上农民斗争的力量是很大的。

“三大”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开会以前在党内有过酝酿，共产国际也做过指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才召开“三大”专门进行讨论。这个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一个多星期中，大部分时间是辩论这个问题。会上，陈独秀发言认为，我们的党员不多，力量不强，工人没有文化，觉悟不高，不懂革命，也没有革命理论，甚至有些流氓习气。所以他主张要在国民党里去发展共产党，可以暂时不要共产党的独立工作，整个党参加到国民党那里去，中国革命应该由国民党来领导。会上只有他一个人提出这种主张。但没有听他公开讲过“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样的话。

张国焘发言反对国共合作，尤其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支持他的有蔡和森和王振一。他们只要知识分子和工人的联合，认为这样就可以完成中国革命。

张国焘发言后，我接着发言骂了张国焘，而且骂得很凶，气得我站起来拍桌子，骂他不是共产党员。他不但反对国共合作，还搞小宗派活动，所以我主张开除张国焘。会上，马林支持我的观点。张国焘见势不妙，参加了几次会，大约在第四天就偷偷溜走了。他走后蔡和森成了反对加入国民党的主要发言人。向警予也反对蔡和森的观点，他们夫妻在会上会下吵得很厉害。

李大钊在会上讲话不多，他只汇报了北京工作情况。开会期间，他的活动也不多。

张太雷在会上发言很激烈，主张国共合作。

毛泽东在开会期间很活跃，多次发言，提出许多理由，主张国共合作，他利用休息时间经常到“简园”去。湖南军阀谭延闿当时就住在“简园”。我问过毛泽东经常到“简园”干什么去。他告诉我，他和谭延闿主要谈国共合作问题，谭有兵权，耐心做谭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李大钊、张太雷和我也都去过“简园”见谭延闿。

会议的最后一天，上午通过各项决议案，下午通过党章和国共合作问题决议案及宣言。

制定党纲、党章是“三大”的另一项重要议题。党章是事先写好的，由毛泽东、蔡和森、张太雷、陈独秀、瞿秋白以及马林参加起草。其他决议案是开会时才提出来的，边讨论边起草决议案。关于共产国际“四大”决议案及“三大”宣言，由马林起草；农民问题决议案由毛泽东、谭平山起草；妇女问题决议案由向警予起草；关于国共合作决议案由毛泽东起草；青年运动决议案由张太雷、刘仁静起草；劳动运动决议案是集体起草的。

在举手表决国共合作问题决议案时，蔡和森和王振一没有举手，他们是少数，遭到大多数代表的反对。张国焘没有参加表决。

关于日本和爪哇反动政府当局逮捕共产党这件事，当时听说过，但未在大会上进行专门讨论，而是以大会名义发出了支持声明，因为这种问题无须拿到全体大会上去讨论。

马林的理论水平较高，“三大”通过的宣言及各项决议，他的贡献不小。他自己带来一部打字机，他把会议讨论的意见集中整理后，打成英文，然后再由张太雷、瞿秋白翻译成中文，发下来讨论。

通过决议后，全体代表到黄花岗烈士墓举行悼念活动，马林也参加了，由瞿秋白领着大家唱会议期间刚学会的《国际歌》。之后，宣布会议闭幕。

“三大”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前，提出几个人征求代表们的意见，然后举手表决。我记得当选“三大”中央委员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蔡和森、向警予、张太雷、瞿秋白等；候补中央委员有3人：邓培、徐梅坤，还有一个名字想不起来了。

“三大”还选出五人组成的中央局，那时不叫常委，有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还有一个记不清了。陈独秀任书记，毛泽东负责组织，瞿秋白负责宣传（后由蔡和森接替）。

开完“三大”，代表们陆续离开广州，也有些代表停留了几天。这期间，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曾到廖仲恺家谈国共合作，我也跟他们一起去谈过两次。

我们回到上海以后，立即向江浙区的党员传达了中共“三大”的经过和决议。为了党的工作需要，我们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虽然规定全体党员加入，但有的参加，有的不参加；有的公开，有的秘密，大部分是参加了，当时叫跨党分子。我们是单个而不是集体加入的，只是口头说一声，没有介绍人，没有履行什么手续，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

“三大”后，大约七八月间，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来到上海，也把杨开慧带到了上海。蔡和森负责主编《向导》周报，毛泽东也参加过一段编辑工作。过了一年，毛泽东第二次从湖南来上海后，主要是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2〕

1923年9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筹组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

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一书写道：

……9月10日《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号说：“中局组自迁沪后略有更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同志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11月24日至25日的《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纪要》也记载：“到会者中局委员四人，驻京、驻鄂委员各一人，SY代表一人，特别招待同志一人，共八人。驻湘、驻粤委员未到；中局委员一人因事赴湘亦未到。”

毛泽东到达长沙时，谭赵战争正酣。谭延闿于同年7月由孙中山任命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赵恒惕是所谓“民选省长”兼湘军总司令，依附直系军阀吴佩孚。是年8月发生谭、赵争夺湖南统治权的战争。先是谭胜赵逃，后因赵得吴佩孚援助，赵于9月23日重返长沙。在谭赵战争期间，毛泽东和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支持谭延闿，反对赵恒惕。9月28日，毛泽东在《致林伯渠、彭素民的信》中写道：“弟十六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赵于二十三日由平江入省，大张布告恢复省政府；北军一部业已到岳州，前途如何尚难逆料。惟谭军现占优势，长沙以下压湘水而阵，长沙以上则掩有醴陵之半，使北军仅据岳州，如前年张福来故事不图进攻，则谭赵必议和，而赵仍站不住。”不久，因谭延闿的“讨贼军”进一步失利，加之孙中山急调谭延闿部队归粤，以击破陈炯明部队对广州的包围，乃于11月14日退向粤境。

毛泽东这次回湘的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指导中共湘区委员会筹组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他任中共湘区委书记时，就开始委托夏曦、刘少奇负责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共“三大”时，他主张在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并曾捎信给当时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长李维汉，要注意在安源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组织。湘区委接受他的建议，委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与国民党元老覃振、邱维震组织筹备组。这次，他以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往湖南的筹备员名义来长沙，指导中共湘区委与国民党湖南筹备组筹建国民党湖南总支部，所以，他在9月28日给时任国民党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副部长林伯渠的信中写道：“关于本党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曦同志（夏曦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分支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夏曦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在他的指导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次年4月，组织了湖南临时省党部；1925年10月，正式建立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

1923年下半年，杨开慧仍住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开慧上有老母，下有小孩，负担极重，生活清贫；又因毛泽东曾遭赵恒惕的通缉，常有敌特监视和兵警搜扰，使她苦情难数，度日如年。此次毛泽东回湘，开慧分外高兴，孤苦之感一扫而光。特别是岸青出生仅几天，很需要毛泽东的照料，自然使开慧感到无限温暖。开慧坚贞、纯洁的爱情，不畏艰难、任劳任怨的性格，对丈夫事业全力支持的精神，使毛泽东深为感激、尊重。可是，仅居两月，泽东又要赴广州，准备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离别时，开慧挽手相送，泽东强抑感情，赋诗安慰：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途经衡阳、韶关等地赴粤。在衡阳时，曾听了夏曦关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潮情况的汇报，并参加了三师的党团员会议，做了团结多数，深入工农的指示。

11月底或12月初，毛泽东再次到达广州。〔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