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是当时湖南手工业中心，工人在2万左右，行业不下数十种。手工业工人劳动条件差，劳动时间长，工资却十分微薄，尤以泥木工人最为典型。早在1919年，泥木工人因工价太低，曾自发罢工，遭到当局压制。

1922年10月，长沙泥木工人举行大罢工，取得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成果，这是长沙工人罢工斗争的首次胜利。这次罢工得力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直接领导，也是毛泽东积极努力的结果。

据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毛主席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一文记述：

长沙有6000泥木工人，人数虽多，但没有固定的工场。他们分布在全城南北四门各个角落。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团结一心进行阶级斗争，确实十分困难。

泥木工人把封建把头赶下台后，毛泽东立即让任树德约几个工人骨干，去船山学社商量下一步的斗争部署。任树德和几个工人骨干来到船山学社，围着毛泽东谈话，研究组织的方法和措施。根据泥木工人多、居住不集中、做工分散的特点，毛泽东指示他们采取十人一团，由小到大的组织方法。毛泽东说：你们戳穿了封建把头的花样，把工人兄弟团结到身边来了，这是胜利的第一步。要趁热打铁，加紧“十人团”的活动，进一步组织起来，酝酿一场大规模的罢工请愿斗争。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十人团”发展到108个。

毛泽东为了把更多的泥木工人组织起来开展罢工斗争，还针对工人群众中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有些泥木工人曾经加入过无政府主义团体——湖南劳工会，毛泽东帮助他们认识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并指出：无政府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只有列宁开创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通过毛泽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泥木工人，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接受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纷纷要求参加“十人团”。

“十人团”的活动在全市各区蓬勃发展起来以后，毛泽东又因势利导，和任树德等工人骨干一道，多次在修业学校、湘乡会馆、船山学社开会，商量筹备建立真正的工人组织——泥木工会。毛泽东亲自草拟了泥木工会章程18条。章程非常鲜明地提出了泥木工会以“改进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为宗旨。从工会的组织原则到日常工作，从会员的权利到义务，毛泽东都以极其精练的文字，一条一条地做了简要明确的规定。1922年9月5日，长沙泥木工会成立了，任树德当选为工会委员长。毛泽东亲自派党的干部担任驻会秘书。工会庄严宣告：“我们是生产者，是创造世界的主人，应该是世界的主宰。……我们要解放自己，不可假手他人，非自己团结起来不可。我们若要组织真正的工会，非是拿斧子拿砌刀的工人不能加入。必须如此，会员方有相同的利益，一致奋斗下去，不致使资本家再吮我们的血了。”

泥木工人成立了工会，斗争的阵势更加坚强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工会要反映工人的迫切要求，进一步组织斗争。工会在全城散发坚决要求调整工价的传单，扩大社会影响，造成舆论，以逼迫长沙县知事接受工人要求三角四分工价的条件。工人们的革命行动，得到各兄弟行业的大力支援。当城厢内外贴出一批长沙县署的告示，污蔑工人要求调整工价是“蔑视官厅定案”，“自由行动”，并勒令从即日起，恢复原来的工价时，工人们怒不可遏，一个晚上，就把全城布告撕个精光，换上了工会的传单。对警察的无理干涉和殴打工人的行为，工人们进行了反抗斗争。形势立即紧张起来。第二天，巡官警察四处巡视，严密监视工人的活动。工人们个个怒火万丈，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于是，毛泽东亲自召开紧急会议，帮助工会骨干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周密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目前时机已经成熟，可以立即宣布罢工。毛泽东这一指示，得到工会的一致拥护。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议决了六项具体措施。

10月6日，泥木工会宣布罢工！顿时，所有建筑工地，冷冷清清，见不到一个泥木工人的影子。正在施工的伪省长公署、伪第一师司令部和伪县衙庆祝“双十节”的牌楼，全都停顿下来。

……

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泥木工人罢工斗争的同时，积极为争取社会同情和支援而奔走，并且向全国发出通电，发动全国各地工人声援长沙泥木工人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首先发电声援。长沙各行各业工人，也纷纷发出支持泥木工人罢工的声明。在长沙的湖北、江西、上海等省、市的泥木工人，也纷纷起来和当地的封建把头斗争，投入到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的浪潮。粤汉铁路、安源煤矿、北京长辛店等全国各地的声援电，也像雪片似的飞来。

罢工进至第5天，有很多学校、机关、商店，纷纷来信要求复工，表示只要工人去做工，一定按照工人提出的调整工价发给工钱。随着罢工的持续，承认调整工价的单位越来越多。这时，有少数生活负担较重的工人，向罢工委员会提出，是否可以到那些愿意接受调整工价的雇主那里去做工。毛泽东及时帮助泥木工人认识这场罢工斗争，不光是为增加几个工钱的经济斗争，而是两个阶级的激烈搏斗，是一场政治斗争。毛泽东指出，一些雇主承认调整工价，只是因为他们看到天气转冷，急待修理房屋；而长沙县署并未收回成命，仍不承认工人有营业和工作的自由权利。如果部分工人上工，势必影响整个斗争的胜利。他号召工人群众，克服困难，把罢工斗争坚持到底。毛泽东在考虑工人长远利益的同时，也顾及到他们的现实困难。对于有些家里硬是揭不开锅盖的阶级兄弟，通过各方面的设法，给予了适当的物质援助。这样，罢工就继续坚持下来了。

罢工坚持到10月16日，长沙县署仍未接受罢工的条件。罢工委员会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向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发出了通牒：“如十月十七日尚无解决希望，即将于十九日举行游行示威。”通牒发出后，周瀛干着慌了，于是软硬兼施：一方面派出所谓“公正绅商”出面“调停”，要工人们谅解政府，不要游行请愿；另一方面，周瀛干又抛出一篇《奉劝泥木工人》的信，公开在长沙的《大公报》上发表，并在四城张贴，说什么“切莫听那些少数人的拨弄是非”，图谋破坏工人的团结；同时还威胁说：“被少数不良分子的利用，扰乱社会秩序，可能要遭到法律制裁”，“如果始终不听，是你们自己受苦”。有少数工人因此动摇，害怕发生流血事件。毛泽东了解了这些情况，及时召集罢工委员会成员在船山学社开了个紧急动员会。会上，毛泽东揭穿了周瀛干的种种花招和虚弱本质，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勉励大家坚持斗争，不为欺骗、恐吓所屈服，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毛泽东还说：游行时我们都来，外面援助的事有专人管，你们放心同周瀛干干到底！

10月23日，乌云笼罩着长沙城，4000多泥木工人一大早就集合在省教育会坪。任树德同志报告了这次示威请愿的目的。大家推选了16个代表，然后开始游行。毛泽东身穿工人服装，带着口哨，参加了示威请愿的工人行列。这时，大雨滂沱，工人们周身淋得透湿。但是，大家看到毛泽东精神抖擞，步履矫健，走在队伍中间，个个迈开大步，直奔长沙县署。县署门口，刀枪林立，戒备森严，正门中间摆着一张方桌，桌上插着两张杀人“大令”。但是，泥木工人毫不畏惧，浩浩****地开进了县衙门围墙里。

毛泽东带领工人呼口号，要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出来答话。工人们在毛泽东指挥下战斗，情绪十分高涨。口号声像滚滚惊雷，响彻长空。县衙官吏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周瀛干始终不敢出来。任树德等8个代表进去跟周瀛干谈判。周瀛干借口“各公团商绅不同意调整工价，本知事也不便参加”，企图搪塞并拖延谈判以涣散军心。工人们见第一次交涉没有结果，全体高呼：“今天不解决，今天不出衙门；明天不解决，明天不出衙门！”接着又派第二批代表进去谈判。第二批代表进去好久，时已过午还毫无消息。毛泽东便在工人队伍中鼓动说：第二批代表去了这么久，还不见消息，人也不见出来，周瀛干又在耍阴谋，想把我们内外隔绝。如果等一会儿再没有消息，我们大家就一起进去找周瀛干讲理。说完，又带领大家呼口号，极大地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

这时，两个穿便衣的家伙，贼头贼脑地要来抓捕毛泽东。毛泽东完全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大义凛然地继续屹立在工人队伍中间。工人们把毛泽东团团护住，使便衣无从下手。

傍晚时，长沙市各业工人纷纷赶来慰问请愿工人。造币厂、电灯公司、缝纫店、织造厂、理发店、印刷厂的工人们送来了大饼、茶水，还送来了灯笼、油布、草纸等，准备泥木工人露宿用。阶级兄弟的支援，更加鼓舞了泥木工人的斗争信心。

泥木工人坚持斗争，使反动派心惊肉跳。湖南军阀赵恒惕企图镇压工人的斗争，派来一连军队包围工人。工人们在毛泽东指挥下继续战斗，毫不屈服。于是，赵恒惕又变换策略，改用缓兵之计，派参谋长出来“调解”，答应“三天之内解决”。工人代表们坚定不移地回答：“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回去。”工人们不屈不挠，迫使省政务厅厅长吴景鸿不得不答应次日下午2时召开公团协商会议，请工人代表出席协商。这时，已是下半夜3点钟了。几千双眼睛都望着毛泽东，等待着他做出决断。毛泽东见工人群众熬了一天一夜，也够累了，于是和任树德等工人代表商量，叫大家暂时回去休息，养好精神，以利明天再战。

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担任泥木工人的首席代表，率领工人代表，进了伪省政务厅。当吴景鸿摆着一副官架子，指责罢工队伍不听从县署关于停止游行示威的指令时，毛泽东理直气壮地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质问道：“商家涨价（指资本家提高煤米价钱）是否也是听了官家的怂恿？！”

吴景鸿瞠目结舌，呆了半天，才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你、你……这是什么话？”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反击道：“这是根据厅长刚才自己的话说的！”

“你、你这是非法行为，有意跟官厅为难。”吴景鸿大为恼怒。

毛泽东翻开带来的“省宪法”，利用反动政府粉饰门面的民主招牌，据理辩驳说：“不，我们完全依法办事！省宪法第十六条明文规定：‘人民对于政府有上书请愿及请求救恤灾难之权。’如今物价上涨，生活困难，工人拼一天阳寿还养不活老小，6000多泥木工人和2万多家属就要饿死，提出增加工资，这犯了什么法呢？”工人代表们紧紧靠在毛泽东身旁，横眉怒视吴景鸿。吴景鸿老鼠般的眼光里流露着惊慌和恐惧。但吴景鸿毕竟是个久经宦途、老奸巨猾的家伙，立即故作姿态地问道：

“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

毛泽东朗声回说：“先生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解决工价问题。”毛泽东的答复，又呛得吴景鸿哑口无言。

经过激烈的反复的斗争，反动派终于不得不承认工人“营业自由，调整工价政府不能过问”的正义要求。罢工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当即写了呈文，给省长公署当面批准。可是，吴景鸿老奸巨猾，又在批词上玩弄花样，写了“其工价尤应随时协定，不能由工人等一方面加以限制”。毛泽东当即指出：此句万不可存！责令吴景鸿将它删掉。吴景鸿又以“批文需要交省长过目签字生效”，借故拖延。毛泽东采取对策，组织工人骨干连夜通知长沙各行各业的工人，第二天去开大会。25日，各行各业近2万人汇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像冲决堤岸的怒潮，向伪省政务厅涌去。反动当局见势不妙，赶紧在批文上签字盖章。

坚持20天的泥木工人罢工，在毛泽东领导下终于胜利了。全市2万多工人欢声雷动，整队游行。游行队伍经过长沙县衙时，一个工人点了一挂万子鞭，跑到县衙的大堂上鸣放。在鞭炮声中，群众高呼“罢工胜利万岁”“劳工神圣”！整个长沙城，就像一锅滚开的水，沸腾起来了。〔21〕

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在（湖南）省内外的相互声援下，也取得了胜利。

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粤汉铁路在1920年12月、1921年3月及10月曾举行过三次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及武汉分部都很重视粤汉铁路武长段的工人工作。1921年秋，两个分部分别在武昌徐家棚和长沙新河办工人夜校。1922年5月，徐家棚、新河又分别成立了工人俱乐部，8月，岳州亦有工人俱乐部。

在全国罢工**和粤汉铁路前次罢工的打击下，粤汉铁路武长段局长王世堉深感工人组织起来所带来的巨大威胁，千方百计破坏工人之间的团结，阻扰工人运动。王世堉是天津人，他利用同乡关系，拉拢部分工人在徐家棚组织“天津同乡会”，企图将外省工人尽力排出，用他的同乡亲信担任要职。还暗地指使爪牙行车监工张思荣、员司（翻译）苗凤鸣多方刁难外省工人，迫使他们离开路局。张、苗二人依官仗势，一面纠合少数未觉悟的同乡工人，组织“工人研究所”和“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结成帮派；一面大肆造谣惑众，声言“俱乐部是不法团体，工人加入的要送官厅重办”，妄图借此分化瓦解工人，破坏工人运动。他们还收买一批流氓，无故向工人挑衅；因敲诈不遂，给工人强加罪名，任意开除工人等。在1922年9月，工人群众的愤怒与反抗情绪，已经到了无法遏制的地步。根据上述情况，郭亮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

毛泽东这时直接领导长沙新河站的工人工作，他得到郭亮的报告后，同意这个估计，便立即与武汉党组织联系，动员徐家棚工人起而响应，并迅速统一粤汉铁路工人的组织，以便行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岳州工人俱乐部联合全粤汉铁路工人于9月5日，拍电报给交通部，限三日内撤办张、苗二人，若不做出圆满的答复，则实行全路总罢工。9月6日，粤汉铁路新河、岳州、株萍、徐家棚的工人俱乐部，发起成立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向路局提出了6条政治、经济要求，准备罢工。三天过去了，交通部和路局均无动静。8日，俱乐部联合会举行会议，决定全体罢工。9日，全路车辆停驶，锅炉熄火，工厂停工，罢工开始。

为了分化瓦解敌人。他们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把罢工斗争的锋芒指向鄂段路局和盘踞湖北的北洋军阀萧耀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新河工人俱乐部呈文赵恒惕，“说明罢工原委”，声明湖南境内除客、煤车停驶外，“军事专车，仍照常开驶，请其勿来干涉”。〔22〕从而使得湖南军阀赵恒惕在这次罢工中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中立。

10日晚，王世堉唆使“工人研究所”部分工人接手开车，并武装押运。郭亮即率领罢工工人在岳阳做卧轨斗争，遭到军警镇压。毛泽东得到岳州惨案的消息后，即派何叔衡速赴武汉，找湖北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共商营救被捕工人和把罢工斗争进行到底的问题。他自己则迅速赶到新河车站继续组织工人进行斗争。〔23〕新河工人俱乐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3日召开工人大会，请岳州工人俱乐部工人代表报告卧轨截车的英雄事迹，控诉军阀残杀工人的罪行。同时还派出3个代表到徐家棚工人俱乐部协助工作。

在安源、武汉及京汉铁路的援助下，粤汉铁路工人19天的罢工终于获得胜利。〔24〕

毛泽东还成功地领导了长沙铅印工人大罢工。

1922年9月21日，铅印活版工会在长沙成立。工会的成立，得到毛泽东的帮助，他还亲自担任了工会的秘书。

同年11月19日，铅印活版工会决定，要求报馆提早发稿时间，增加薪水，减少工时。在征得毛泽东的意见后，铅印工人于11月25日正式罢工。顿时，长沙城内无报可阅，引起强烈的社会震动。

参加过这次罢工的廖仲坤回忆说：

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代表我们自己利益的长沙铅印活版工会在取得毛泽东的帮助下，派人与伪省政府和资方协商，主要是向伪省政府要求减少工作时间至8小时，增加工资到12块光洋。但是协商来协商去，伪省政府秘书处只答应增加1元工资，工作时间还是照旧。其他的资方看见伪省政府如此，自然是跟着走。协商得不到结果，激起了我们的愤怒，于是决定罢工。不过大家觉得罢工是一件马虎不得的事，就决定去找毛泽东帮忙。后来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他说：“要罢工，一定得有充分的准备，以对付在罢工时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像吃饭问题，住的问题，事前都得好好地计划解决，罢工斗争才不会失败。”铅印活版工会做了充分准备后，即在1922年11月25日，开始举行全市铅印工人罢工。复工的条件还是在协商时所提出来的，即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到12块光洋。

坚持八九天后，伪政府的头子们看见我们还没有复工，心里慌了，遂摆出穷凶极恶的面目来。一方面派军警来强迫我们复工；一方面又联合印刷厂的资方，把印刷品转至湘潭付印，来恐吓和要挟我们。一小部分工人怕打碎了自己的饭碗，便动摇起来。工会马上把这种情况反映给毛泽东，毛泽东及时告诉大家说：“坚持斗争就是胜利！如果中途妥协了，以后就永远再莫想获得胜利了。军警虽然强迫我们复工，但是只要我们奋力坚持，他们还是无可奈何。至于说把所有印刷品转到湘潭付印，事实上不可能，湘潭的工人也不会接受。”这样，动摇的工人才稳定下来，我们的力量更坚强了。

罢工继续到十四五天，伪省政府的老爷们眼看威胁是不行的了，不得不向我们屈服。他们要求我们派代表去协商。结果，伪省政府完全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并且同意预付一个月的工资。其他印刷厂看见伪省政府同意了，也只有同意。〔25〕

罢工期间，毛泽东为维护工人利益，曾多次出面调停。11月27日，即罢工第3天，毛泽东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书记身份，邀请长沙《大公报》负责人张平子从中调停。长沙《大公报》1922年12月13日的报道这样写道：

越二日，劳动组合（书记）部毛君泽东邀本报张君平子从中调停，磋商良久，毛君只允将齐稿时间改为中外新闻午后五时，本省新闻午后九时，余均不能退让，张君当将修改条件转交印刷同业会与报界联合会，印刷同业会以条件既未退让，无调停之可言。报界联合会亦以限定交稿时间，与新闻原则相违背，万国报界无此办法，当然不能承认，调停于是中止。

经过一番斗争之后，12月9日，毛泽东再次出面调停，使罢工以胜利告终。1922年12月13日长沙《大公报》的报道写道：

又数日，毛泽东又发起调停，参加调人之列者，除毛君外，有报界之张慎庵、陶孝宗〔26〕、张平子；铁路界之娄子英；机械界之王麓生；石印界之朱菊和、程和清、刘自安，邀集印刷同业会代表十三人（每家一人），铅印活版工会十三人，于九日下午公开谈判于省教育会。公推张慎庵为主席，同业会推刘维汉为总代表，工会推盛仲屏为总代表，将工人要求条件逐条讨论。自午后一时起，至十二时止，始得结果。除齐稿时间一条完全取消外，余均有所修改，当由双方签订草约。……前日，签订正约。工人即于昨日〔27〕上工。各报亦即于今日出版。

关于12月9日的劳资谈判，在1922年12月23日北京《晨报》刊载的《长沙印刷工人罢工始末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铅印罢工风潮，自上月二十五日起，至十日止，计经过十七日之久，各方争执不决，工人方面，大有难于支持之势，于是遂有十日之调停会议。该项会议，系劳工书记部主任毛泽东所发起，邀集报界之张平子、陶绿叶、张慎庵三人，及工党六人，联名致函各印刷公司代表及工人代表等，三方面在省教育会直接谈判，俨如对等议和形势。……经过极长时间之讨论，遂请印刷公司代表签字。是时公司代表，以工人大获胜利，虽未发反对之言论，心中不以为然，故而签字之际，代表都悄悄逃席。十三家印刷业，签字者仅湘鄂、吟章、彰文、汇同四家。……工人本有宣言，如有一公司不肯签字，一报纸不肯出版，和议虽成，亦不上工。后经毛泽东示意，签字者一律于十二日开工（各报可于十三日出版），盖亦知要资本家方面全体屈服，虽再坚持至于一年，必无效果。实则湘省印刷业之所谓资本家，可怜已极。除湘鄂一家有数万元之资本外，余皆不满数千。营业状况，尤多有绌无盈者，实不得当资本家之头衔也。工人都以毛之意见为从违，毛之所可，工人亦从而可之。故此项毫无办法之工潮，居然有解决之道。

为巩固罢工斗争成果，毛泽东还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与粤汉铁路总工会、泥木工会等11个工团的代表，同长沙和湖南省当局交涉。

1922年12月13日，在长沙《大公报》上有这样的报道：

昨十二号正午十二时，工界联合会与理发、泥木、机械工、铅印、石印、笔业、缝纫、粤汉铁路、靴鞋业、人力车等工会代表二十一人，赴省长公署请见吴（景鸿）政务厅长，陈述意旨。吴厅长延见各代表于政务厅办公室。首由毛泽东发言。略谓：近月罢工问题层出不辍，有因劳资关系拖延数月猷不能解决者（如理发工等）。政府与工界上下隔阂，外间且传政府将对工界施以压抑手段。代表恐生双方误会，因于昨日要求石（成金）警厅长、周（瀛干）长沙知事介绍晋见厅长，请赐知政府对工界真意。吴厅长当答复以政府迭据密报，有一些人专事罢工运动，一业罢工，他业援助。……政府方面尚认为一种谣言，正在慎重考察。如对工界采压抑政策，早已干涉在前矣。毛又问政府对于一般普通工人，是否采取保护主义。吴答政府对一般普通纯洁工人，完全采取保护主义，并希望各业自行发展。毛又云政府与工人间，发生种种谣言，纯系两方隔阂所致。希望政府以后随时接见工人方面代表，免为一方面所蒙蔽。吴答政府甚愿得知工人生活状况及内容，以为处理之张本。惟望所举代表，能真实代表大多数工人之公意云云。嗣毛又与吴谈及省宪法集会结社自由问题颇久，最后毛又提理发工新铺发封事，人力车立案事，机械工会立案事，吴厅长均允查案办理。最后毛请吴厅长介绍见赵（恒惕）省长陈述意旨。吴厅长先允代达，并云省长事忙，不能作如此之长谈，毛乃约定以半句钟为限，坚请吴厅长电询赵省长允于本日十二时，在总部内接见。该代表方辞别离署云。

经过这场说理斗争，揭穿了赵恒惕政府“省宪法”的真相，为工人争得了某些合法权益。事后，赵恒惕对部下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注释

〔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33—134页。

〔2〕郭亮：《湖南工人运动的过去与现在》。这个小册子于1927年2月在长沙出版，载于《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1期。——原注

〔3〕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版，第350—358页。

〔4〕1920年10月27日黄爱致陈独秀信，原载《劳动界》第13册，1920年11月7日出版，见《湖南工运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7—8页。——原注

〔5〕1935年8月19日《马林赴华回忆》，见《“一大”前后》第570页。——原注

〔6〕《西行漫记》第134页。——原注

〔7〕《党务、政治宣传、劳动运动情况及今后计划》，1922年6月30日。——原注

〔8〕谌小岑的回忆，1977年3月16日。——原注

〔9〕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165—168页。

〔10〕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169—170页。

〔11〕《劳动各团体致参众两院电》，见1922年9月10日湖南《大公报》。——原注

〔12〕《湖南全省工团之大联合》，见1922年11月3日湖南《大公报》。——原注

〔13〕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171—175页。

〔14〕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1—128页。

〔15〕《毛主席和安源工人》，载《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原注

〔16〕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第2卷，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原注

〔17〕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1923年8月10日。原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见《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2月版。——原注

〔18〕李立三：《看了“燎原”以后》。——原注

〔19〕《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原注

〔20〕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172—178页。

〔21〕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毛主席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

〔22〕《粤汉铁路大罢工纪实》，见1922年9月10日湖南《大公报》。—原注

〔23〕《工人运动史上的光辉一页——学习毛主席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伟大实践》，见1978年《新湘评论》第2期。——原注

〔24〕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182—184页。

〔25〕廖仲坤：《坚持斗争就是胜利——回忆毛主席领导长沙铅印活版工人罢工斗争》，载于1951年7月1日《长江日报》；又见《湖南工运史料选编》第2卷第1册，第264—266页。

〔26〕陶孝宗，即陶菊隐。

〔27〕昨日，即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