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出席中共“一大”后回到长沙不久,便同何叔衡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以此作为培训党的干部的基地。湖南自修大学位于船山学社社址,得到船山学社董事会总理仇鳌和社长贺民范的积极支持。贺民范还出任自修大学校长,毛泽东担任指导主任。1922年4月,贺民范辞职后,毛泽东又继任校长。
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回忆说:
毛泽东非常重视革命理论的学习。而学习的方法,他一贯是主张独立思考、自动钻研和共同讨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之后,毛泽东立即在长沙着手创办一个自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这在中国是一个创举,谁也完全没有这样的经验。从什么地方去找经费、校址、教员、教材等等呢?在反动军阀统治下的湖南,如何能公开地办这样的学校呢?再则,主要的,这种学校的教学制度应该是怎样的呢?
毛泽东于是利用当时湖南某些文人学士所办的“船山学社”的地址和每月400元的经费,创办了一个“自修大学”。
毛泽东素来不满意那时中国一般学校所施行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盲目地模仿欧美日本的、学与用脱节的所谓教育。他也不赞成那种盲目的或只为取得资格,即所谓“镀金式”的“出洋”留学。他觉得,应先研究中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1920年3月他曾从北京写信给长沙的朋友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他计划在长沙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也可以叫作‘工读互助团’。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按:即座谈讨论)两次或三次。以上是说暂不出洋在国内研究的话。但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
关于教学制度,在上述毛泽东办工人夜校及在第一师范做教育工作时,已经尽可能在教学方面进行了一些新的改革。关于自由研究,毛泽东现在更实现自己的理想来办自修大学,“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招生只凭学历,不限资格;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教师负提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文等责任。学生不收学费,寄宿者只收膳费”。〔10〕
这里还应说明“不收学费”一项的重要性。当时中国的大学,学费都是很贵的。许多有志升学而又有才能的青年,只是“望洋兴叹”,“莫敢问津”。毛泽东办自修大学的方针,除反对机械式的教育、提倡自动的学习,反对为求毕业文凭的虚荣心、提倡实际的学问之外,还有反对贵族学校、提倡平民学制的意义在内。
自修大学成立时,湖南的进步知识分子、党和团的干部,连毛泽东自己在内,都作为自修大学的学生。
自修大学内设一个图书馆,凡是当时能够收集到的进步书刊报纸都找了来,供给学习者阅读。
自修大学的教学制度,注重自修;没有上课的时间,各人自由研究,或开会讨论。研究和讨论的题目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问题。学生每天做读书笔记,作文一篇。
自从《湘江评论》被封禁后,湖南的知识青年经常怀念它,盼望它能恢复出版。毛泽东现在觉得,自修大学师生研究的成绩,可以出一本理论性的杂志。1923年初,一个公开的期刊——《新时代》出世了,里面发表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讨论的文章。
自修大学曾几次举行公开的马克思学说的讲演大会。
后来(1922年9月)自修大学内附设补习班及初中班,这可说是那时的初级党校。校内指导主任为毛泽东(何叔衡、夏明翰分别担任主事和校务主任)。青年知识分子及青年工人来学的有200多人。补习班和初中班的功课,大体和一般学校的差不多,但由于当教员的大半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因此在教国文、公民、历史等课时很容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
这些学生有不少成为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员。
1923年冬赵恒惕封闭了自修大学。但就在那时,湖南党组织所筹备的另一所中学——“湘江学校”就正式开课了。原来在自修大学补习班和初中班的大批学生都转到了湘江学校。
……
湘江学校一直存在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3月由湖南党组织自动停办,师生都参加了大革命。〔11〕
周世钊在回忆中,也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情况:
湖南自修大学,是毛泽东于1921年8月,在湖南船山学社的地址创办起来的。
毛泽东还在第一师范念书的时候,就不满意当时的学校制度。他认为一个人只要达到一定的年龄,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自修自学,是研究学问最有效的方法。可是当时的学校完全不注重学生的自修自学,总是先生讲,学生听,蛮填强灌,死记硬背。这样一来,学生可以不开动脑筋,不习惯于独立思考,他们的智力也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种学校制度是应该改革的。
当时,毛泽东曾经把他的设想告诉周围的同学:最好把古代书院和现代学校结合起来,吸取书院、学校的优点,去掉书院、学校的缺点,创设一种新型的学校。这种学校,必须让学生有较多的自修自学时间和课外活动时间,必须使学生不完全依靠老师的教导,而能独立思考问题,独立做好工作,并且成为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人。当时有人提出“自修大学”的名称,毛泽东认为这名称很好,很符合他素来怀抱的理想。
1914年到1916年间,湖南一些研究王船山学说〔12〕的人,在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船山学社这个地方,每隔两周讲学一次。当时毛泽东还在第一师范念书,常和同学们一道去听讲,渐渐熟识了社里管事的几位老先生。他在第一师范毕业后,还和他们有些往来。
1921年7月间,毛泽东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到湖南,积极开展建党建团的工作,想用有效的方法,提高党员、团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还想利用一种合法的社会机构,掩护革命活动的开展。他和几个同志商量,决定办一个他设想了很久的自修大学。
这时,船山学社已经没有人在那里讲学了,房屋全部空着。新选出来的社长和驻社干事,又是毛泽东的老熟人。毛泽东找他们商量,要求他们支持他利用船山学社创办自修大学,他们同意了。于是,一个崭新的湖南自修大学,就在船山学社的旧址建立起来了。
毛泽东草拟了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在报纸上刊出。他提出:招生只凭学历,不限资格;学生不收学费,寄宿的只收伙食费;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教师负提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文的责任。报名入学的学生,大多是毛泽东进行革命活动初期的一些战友、共产党员和新民学会会员。此外,还有少数思想进步、无力升入大学的青年学生。学生每天必须做读书笔记,写作业表;每周作文一篇,或记述学习心得,或讨论社会问题、时事问题和中国革命问题。
毛泽东在迁居清水塘以前,和何叔衡都住在这里,主持校务。他们是自修大学的先生,也是自修大学的学生。他们常和学生在一起讨论、交谈,对学生进行一些帮助和鼓励。
自修大学的学生不多,学习都特别认真,有时各人埋头读书,有时三五个人在一起谈谈笑笑,有时展开争辩,也许争辩几个钟头,还没有得出大家都同意的结论。写日记成了大家的习惯,不写的人很个别。他们从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借来书报、杂志,见到精彩的地方,就摘抄要点。有的人笔记已合装成一厚册。
有时,毛泽东和何叔衡召集他们举行座谈会,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问题。当冬夜围炉向火、夏夜月下乘凉时,他们常围绕在毛泽东的身边,听他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解释一些大家了解不透的理论问题,一直到深夜。有一次,大家坐在院子里,听毛泽东讲述俄国十月革命的斗争过程,一直讲到深夜2点钟以后,大家听得出神,都不觉得疲倦,也不觉得蚊子叮扰、夜露沾衣了。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1922年自修大学举办了几次公开的马克思学说讲演大会,影响了不少听众。1923年春天,又决定以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新时代》月刊。
《新时代》月刊是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深入地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刊物。创刊号于1923年4月15日出版,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他认为帝国主义与军阀互相勾结以统治中国的局面,必然会激发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增进人民的组织能力;革命派分子必然一天天增加,统一战线必然一天天巩固;最后,革命派战胜了军阀反动派,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才能最后完成。他在这篇文章里指出:中国这个时期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斗争的发展和胜利,依靠人民的觉醒、人民的团结,也依靠一切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构成广泛强大的统一战线。这种看法,不但规定了《新时代》宣传的主要内容,也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后来,《新时代》虽然只出了很少的几期,就被赵恒惕反动政府所扼杀,但它是湖南省内公开地、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刊物,对于革命青年和劳动群众的影响特别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斗争的正确道路,也鼓舞了他们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信心和斗志。所以有人说:“《新时代》就是新时代的号角。”它的确是新时代的号角!
毛泽东又利用自修大学多余的房子,办了一个自修大学补习学校。课程和当时一般中学差不多,但课程的内容却有分别,主要是讲授革命理论,以武装青年学生的头脑。语文课的教材,都是宣传革命斗争的文章。课外时间,还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经常举行时事报告会,以启发学生的革命思想。
补习学校的教师多数由自修大学学生担任,还请了几个外面的兼课教师。这个学校没有固定的经费,住校的教职员不支工资,学校只供给他们伙食。兼课教员连饭都不供给。但教职员都认真工作,热情很高。
有一个曾在补习学校教课的教员,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当时我在长沙一个小学教书。一天,自修大学补习学校约我教一个班的语文,每周五个钟点课,不送工资。我觉得还有余力可以兼顾,就答应下来了。教课期间,我看见那里的教职员都是勤劳认真、干劲十足的;毛泽东也常来找教师们研究教学上的问题。学生努力学习,进步很快,使我不能不认真来教好这些学生,一学期没缺过课。到学期结束时,学校为了酬谢我们的劳动,请我们会了一次餐,送了每人一双鞋子。那天,毛泽东也参加了会餐,向我们讲了话,他极力表扬我们的工作热情。”
后来,这些补习学校的学生,经教职员介绍,有的入了党,有的入了团;在大革命时期,很多人都成了革命斗争中的骨干分子。
由于毛泽东的艰苦奋斗,竭力经营,到1923年,自修大学和它的补习学校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并逐步向前发展。但社会上反对自修大学的人比赞成自修大学的人多得多!教育界真心支持这个学校的人也很少,而批评、谩骂这个学校的顽固派却遍于省内外。湖南自修大学的简章在报纸上刊出后,湖南教育界有些人就纷纷议论说:“自修大学是不伦不类、无根无叶的东西。”湖南反动军阀赵恒惕则更痛恨自修大学,认为它是专门和他作对的不法组织,想方设法加以摧残。1923年4月,他下令通缉毛泽东。到11月又发出“自修大学所倡学说不正,着即取消”的手谕。
自修大学从创办到封闭,历时2年零3个月。〔13〕
湖南自修大学很快在省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进步知识界的关注。据《青年毛泽东》载:
自修大学的影响不仅于省内,在北京、上海等地反应也很强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上海《新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赞扬自修大学是“合吾国书院和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可以为各省的模范”,“他们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教育界名流李石曾也写了《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的文章,称湖南自修大学是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创立了“新教育制度之纪元”,是“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14〕
自修大学创办后,社会上一些守旧人物造谣攻击,企图唆使湖南省政府停止供给船山学社的活动经费。他们声称船山中学停办了,400元光洋也无须再供应。为继续获得这笔经费,同时为满足失学青年的要求,毛泽东、何叔衡于1922年9月又开办了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公开招生。据湖南《大公报》报道,补习学校“十一日开学,十五日开讲。学生报名者,已达百二十余人。校内设主事一人,为何叔衡;指导主任一人,为毛泽东;教务主任一人,为(夏)明翰;事务主任一人,为易礼容。教员十余人”。该校“暂设学科五门——国文、英语、数学、历史、地理,分三班教授,采用选科及学科制”〔15〕。补习学校国文教材之一《告中国的农民》,详细地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土地日渐集中的原因,指出农村有“大财主”“中等农民”“下级农民”“穷光蛋”等四个阶级存在,号召广大农民起来进行反封建斗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向导》和《中国青年》等党、团刊物,被列为学生的课外必读书。补习学校招来的学员中,有进步的知识青年,也有青年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学生中的优秀分子由教员介绍入党、入团,如贺尔康是补习学校一位优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后又转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李达,邀请他来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12月,李达夫妇带着一个出生不久的女孩子到长沙,12月23日湖南《大公报》发表《自修大学新聘学长到湘》,消息说:“该校自修生于昨晚开会欢迎,并讨论进行办法,拟于寒假期内聘请学者举行学术讲演大会。”
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4月10日,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了《新时代》月刊。《新时代》发刊词写道:“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杂货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和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字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
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即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极其重要的政治论文。毛泽东的这篇文章阐明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必须建立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核心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他说:“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翻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为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毛泽东认为,在目前帝国主义正在协调侵略中国的步骤,中国的社会经济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广大农民仍处在蒙昧状态中,这种政治经济情况有益于军阀的统治。但军阀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按照历史辩证法,“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组织的能力也会一天进步一天。”“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
《新时代》共出版了4期。1923年11月省长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为由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培养了来自湖南34个县和外省4个县的200多名青年,许多学生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和著名社会活动家。〔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