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收到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来信，要他们各派两名代表前往上海开会。这揭开了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一幕。

同年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启程前往上海。

谢觉哉（《湖南通俗报》主编）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页：“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15〕

后来，谢觉哉回忆说：

“一个夜晚，黑云蔽天做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和何叔衡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16〕

又据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说：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17〕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对埃德加·斯诺谈起这段往事时，回忆说：

1921年5月，〔18〕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个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最出色的领导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19〕。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20〕。我们总共是12个人。当年10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工作过的有：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1927年在武汉被杀）、李达和李启汉。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党校校长）、许白吴、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岗和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和彭湃（1929年被杀害）。山东省委的创始人中有王尽美和邓恩铭。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罗迈（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其成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瞿秋白等。在日本是周佛海。〔21〕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面对着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党的精华，曾经无限感慨地说：

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牢监里〔22〕，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23〕，我也是一个。12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水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现在还是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二十五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中国是翻天覆地的二十五年，世界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八年。这二十八年是俄国共产党胜利后的二十八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五年也是大不相同的二十五年。这一点是要使广大人民知道的。〔24〕

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不少人都对“一大”做了回忆。董必武1937年在陕甘宁边区会见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时回忆了党的“一大”，他谈道：

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1年5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我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每个省派出两个代表。从日本回国的学生派一个代表——周佛海。他后来叛变参加了国民党。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刘仁静现在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李汉俊1927年在汉口被杀，李达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成了一个大学教授。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后来叛变成为南京政府的工业部长，包惠僧后来也成为国民党内政部官员。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后来两个人都被杀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一个是荷兰人，在中国我们都叫他马村。另一个是俄国人，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我记得辩论的一个观点，是党员可以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一些人反对这样做。通过的决议是一个“关门”政策，保持党员的秘密和“纯洁”。我们还决定党员不能加入任何别的政党。包括孙中山的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党。我记得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汉俊等人。〔25〕

陈潭秋在《回忆党的“一大”》一文中写道：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7月底开的。大会的组织非常简单。张国焘被选为主席，秘书为毛泽东和周佛海。大会开幕就在上面所说的学校内举行，而大会本身的工作，则在李汉俊的家里进行。大会共开了4天，讨论以下的问题：目前政治状况、党的基本任务、党章和组织问题。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发生了争论，一部分是对党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问题。一方面以李汉俊为首表示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尚很幼稚，不了解马克思的思想，需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在这一基础上，李汉俊认为无须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资产阶级民主。他认为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亦可以公开地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用不着组织职工会，最好还是用一切力量去发展学生运动和文化教育工作。李汉俊主张首先应真正地组织知识分子，用马克思理论把他们武装起来，然后，当知识分子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时，才能有力地组织和教育工人。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党，用不到有纪律的战斗的党，主张党应是联合知识分子的、公开的组织和和平的政党，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由此他得出结论：凡承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都可为党员。参加党的某一组织和在里面进行实际工作，他认为是不必要的。当时拥护李汉俊的观点的，还有李达和陈公博。

另外是一种极“左”的观点。以刘仁静为首，认为无产阶级的专政是党斗争的直接目标，反对任何公开形式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都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他认为应拒绝知识分子入党。同意他的观点的有包惠僧。

大会大部分的代表都反对这两个不正确的观点，终于通过了一个共同方针，即党的基本任务是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在规定目前时期斗争的策略时，指出党不仅不拒绝，而相反，必须积极号召无产阶级参加和领导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通过了方针，要求党成为有战斗能力及有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发展职工运动为共产党工作的中心任务。关于工作能否采取公开形式的问题，则指出，如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则党应当利用它。至于党的组织原则和接受新党员的条件，则采取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

刘仁静的回忆则与董必武、陈潭秋的回忆略有出入：

第一次党代会的人数是12人。包惠僧不是代表。

有的历史书上说，第一次党代会上有过反对“左”、右两种倾向的斗争，胡华的书说我是“左”派的代表，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并无其事。在“一大”上，没有什么“左”、右派，也没有什么“斗争”，就我的情形说，当时还很年轻，对共产主义懂得很少，不可能形成“左”的系统，成为一“派”；另一方面，毛泽东在“一大”会上，很少发言，因为他刚离开湖南，对马克思主义知道得也不多，加上他很慎重，所以大会上，并没有什么“斗争”。大会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略有争论，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动摇、不可靠，在吸收他们入党时，应特别慎重，一般不容许他们入党。

“一大”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张国焘有过一些小组织活动，结果他认为应选上的人都被选上了，像李汉俊这样的人（在《星期评论》写文章，懂得马克思主义较多）却没有选上。

党内政治上的分歧，直至1923年第三次党代表会时，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才表现得比较明显。一方面是陈独秀，主张一切归国民党，国民革命应由国民党来领导，认为孙中山是天然的国民革命的领袖。另一方面，毛泽东主张应该依靠工人、贫农，认为中农和富农是靠不住的，有工农联盟的思想。但毛泽东在会上没有以自己的意见驳斥陈独秀的意见，会后曾同我谈起上述的主张。陈独秀的意见在会上占了统治地位。毛泽东的意见同陈独秀的意见间的矛盾，有如苏联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对陈独秀的错误思想没有看得很清楚，使革命受到损失。〔26〕

中共“一大”于7月23日召开，8月初结束。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将党的名称正式定为“中国共产党”。党纲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大会还选举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局，由陈独秀任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

会后，毛泽东来到南京，见到了好友周世钊等人。他还游览了风光秀丽的杭州。8月中旬，毛泽东一回到长沙，便投入紧张的工作。

注释

〔1〕《新民学会资料》第256页。——原注

〔2〕湖南《大公报》（1920年10月20日）。——原注

〔3〕张文亮日记（1920年12月2日）。——原注

〔4〕周佛海：《扶桑籍影溯当年》。——原注

〔5〕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原注

〔6〕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原注

〔7〕萧子升：《毛泽东的青年时代》（英文版）。——原注

〔8〕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党早期组织》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471—475页。

〔9〕杨昭全：《中朝友谊关系的开端》，《世界历史》1975年第三期。——原注

〔10〕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党早期组织》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476—479页。

〔11〕《新湘评论》编辑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167—169页。

〔12〕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62页。——原注

〔13〕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51页。

〔14〕《“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281—282页。

〔15〕《谢觉哉日记》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49页。

〔16〕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谢觉哉杂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330—331页。

〔17〕王定国：《万古之霄春意旋》，载《工人日报》1978年12月23日。

〔18〕据查是阴历，阳历应是6月。

〔19〕何叔衡，毛泽东的老朋友，和他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1935年被国民党杀害。——斯诺注

〔20〕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有：董必武、陈潭秋、李达、李汉俊、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一共13人。但据董必武、李达同志的回忆，包惠僧不是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会议的。——原注

〔2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40—42页。

〔22〕陈潭秋，1939年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新疆办事处主任。1942年被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被秘密杀害。由于情况隔绝，这里还说他“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牢监里”。——原注

〔23〕指1945年4月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原注

〔24〕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第6—7页。

〔25〕《“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292—293页。

〔26〕《“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116—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