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并没有停止对真理的追求，而是开始了新的努力。他要寻觅有共同理想的同志，还要创建将这理想付诸实行的组织。毛泽东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不久，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便同全国其他先进地区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一样，在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为湖南带来新的希望。

有关毛泽东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迄今为止考证得较为充分的是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撰写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综述》一文。

该文写道：

毛泽东由沪返湘后，与陈独秀、李达等联系密切。文化书社创立时，请陈担任“信用介绍”。由于陈独秀的帮助，上海《新青年》社、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社等，免去押金，优先卖书报给文化书社。〔1〕10月中旬，又建议省教育会邀陈独秀来长沙讲学，陈“不愿偕罗素同来”，没有启程。〔2〕12月，毛泽东再次邀陈来长沙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后因陈赴广东，也未实现。〔3〕但陈独秀、李达等把建党情况，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情况都及时告诉了毛泽东，委托毛泽东在长沙建党，并寄来了《共产党》月刊、青年团章程。据周佛海回忆，1920年夏，他从日本回上海，在环龙路渔阳里2号会见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在座，共同商议建党问题。“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负责”，“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然后于第二年夏天，开各地代表大会，正式成立”。〔4〕这段回忆，说明在1920年夏，长沙已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李达回忆，“这个组织（共产党）发起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在湖南由毛泽东负责”。〔5〕毛泽东在筹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过程中，同上海、北京小组成员有着广泛联系。早在1918年下半年，毛泽东就认识了李大钊，并在他领导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在他帮助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时，李大钊担任文化书社的“信用介绍”，协助书社打通了北京大学出版社、新潮社、学术讲演会及《晨报》社的关系，免去押金供应书报。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启汉、林伯渠、李中（李声澥）、陈公培、周佛海、邓中夏、何梦雄、罗章龙、缪伯英等，也同长沙小组保持联系。

……

关于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环境、情况、成员、时间等情况，小组的主要创始人毛泽东都有回忆。1945年4月21日，他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提到：“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八大”代表证上亲笔写入党时间是1920年。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党早期组织，研究马列主义。”1969年4月1日，毛泽东在“九大”开幕式上，再次谈到他和何叔衡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一大”的代表。

参加“一大”的代表，除李汉俊、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在1936年以前牺牲或逝世外，其余代表均有回忆。李达多次谈道：“6月初旬，马林和尼可洛夫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结识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6月下旬，到达上海开会的各地代表共12人。长沙——毛泽东、何叔衡。”〔6〕陈公博在1924年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是所有“一大”代表中最早撰写的回忆文章。他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0日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大会代表12人，代表7个地区——广州、北京、湖南、上海、山东、汉口，以及在日本的”党员。陈潭秋、董必武在1936年的回忆中，也明确肯定湖南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间，据彭述之回忆：“1920年9月，我抵长沙时，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个什么模样呢？……根据贺民范的叙述，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同上海的大不相同，它当时在组织上还没有正式形成，而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已经成了中国拥护苏俄式革命分子的核心，并且是他们的先驱组织。然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存在是不可置疑的。”包惠僧回忆是9、10月间，同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间大体相同。张国焘回忆是11月。这些回忆大体符合历史实际。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向北京、武汉、长沙等地发信，毛泽东接信后，开始着手筹建长沙小组。据萧子升回忆：“1920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7〕

……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人数及其成员，据毛泽东回忆，在正式发起建党文件上签名的有6人。至“一大”召开时，李达回忆有10人，张国焘回忆约有10人。这就是说，由初创时的6人，发展到“一大”时的10人。在这些回忆中提到的人，除毛泽东、何叔衡外，尚有彭璜、贺民范、萧铮、陈子博、夏曦、彭平之等。根据现有资料可以肯定的是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8〕

关于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的主要活动，该文继续写道：

在湖南，军阀统治非常残暴，不容许“过激派”的宣传，更不容许共产党的存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必须采取极隐蔽的活动方式。小组成立后，是以群众团体或个人名义领导和参加各项活动的。

1．向湖南《大公报》《劳工》月刊推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月刊、《中俄通讯社》的重要文稿。毛泽东与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张平子是同乡，交往密切。据张平子回忆，毛泽东常向他们推荐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毛泽东介绍或影响下，《大公报》上刊登了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俄通讯社》的《布尔什维克略史》，《共产党》月刊第一号《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工》月刊刊载了《中俄通讯社》关于欧洲工人罢工的消息。

2．开办湖南第一师范民众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支持黄爱、庞人铨创建湖南劳工会。1920年冬，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任教时，创办了民众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招收附近工厂工人学习文化，通俗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社会发展史。他解释“工人”二字联起来就是“天”字，生动地阐明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力量大于天。12月5日，湖南《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泽人”的论文《怎样做才有真正的劳工团体出现》，提出：“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劳工问题不解决，社会怎样能够安宁呢？”要解决劳工问题，改善工人生活，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就只有工人联合起来结成坚固的团体，“扎硬寨，打死仗，自己起来奋斗”。这年秋，黄爱、庞人铨回到长沙从事工人运动。黄爱原在天津协助周恩来领导过学生运动，在北京见过李大钊，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在上海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做过缮写，同陈独秀讨论过劳工问题。黄、庞筹备湖南劳工会时，得到了何叔衡、彭璜的支持，何叔衡还是劳工会的名誉会员。11月21日，湖南劳工会正式成立，开办了两所工人夜校，一所平民阅览室，还设立了女子职业学校，举办了工人读书会、星期讲演会，成立了女子新剧组，创办了《劳工》月刊，积极开展对工人的思想、文化教育，鼓励工人团结起来，为改造万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而斗争。

3．帮助湖南劳工会开展“五一”纪念活动。1921年3、4月，湖南劳工会发动了湖南第一纱厂公有运动。湖南第一纱厂原是官办产业，后由省政府租给了华实公司。湖南劳工会要求华实公司废除租约，交湖南第一纱厂工人自己管理。他们曾发动工人游行示威，押着华实公司董事到省政府去废约，结果遭到军警镇压，捕去代表四人。4月28日黄爱为营救被捕代表，前往省署交涉，亦遭逮捕。这时，长沙街头，军警密布，四处戒严，湖南劳工会还准备组织游行示威。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自劳工会成立后，就给予支持与批评帮助，支持他们创办工人夜校，举办读书会，从事工人生活状况调查等活动；同时批评他们没有严密组织，偏重经济斗争，没有远大政治目的和不顾主客观条件的鲁莽行为；批评他们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观点；建议将“五一”游行大会改为游艺会，避免流血牺牲。劳工会接受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建议，“五一”那天，千余工人在湖南第一师范大礼堂举办了游艺会。这是湖南工人首次纪念自己的节日。

4．筹备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彭璜等早有组织“自修学社”的志趣。小组成立后，他们积极进行准备。1921年4月27日，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9月，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经费开办湖南自修大学，使之成为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阵地。

5．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0月，开始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刘少奇、彭平之、张文亮等首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多次叮嘱张文亮：“青年团此时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12月2日，毛泽东告知张文亮，“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后因陈独秀赴广东，青年团成立会，一直延到次年元月13日正式举行。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社会主义青年团稳步健康发展。据1923年和1924年的统计，1921年7月以前入团者39人，其中1920年入团者16人。由于当时青年团员流动性大，还有许多人未统计在内。

6．组织中韩互助社。1921年3月17日，毛泽东、何叔衡等28人发起组织“中韩互助社”，支持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分任该社通讯部、宣传部、经济部的中方主任，朝鲜黄永熙、李基彰、李愚氓任朝方各部主任。〔9〕这是湖南人民与朝鲜人民较早建立深厚友谊关系的一个史实，也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创建时即忠实于国际主义的体现。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为湖南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李达回忆：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互相交换意见，报告各地工作的经验。当时党的工作，很注意宣传与工人运动两项……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10〕

在组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毛泽东还进行了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写道：

1920年8月，上海开始出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10月，毛泽东接到北京方面寄来的团章以后，立即着手建团工作。他深入到第一师范、第一中学和商业专门学校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把团章送给他们看。在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的基础上，个别吸收入团。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接受了建团任务，他在11月和12月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11月19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而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寻觅同志。

11月21日。会见泽东，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此时青年团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2月2日。泽东来时，……嘱我多找真同志。

12月15日。接泽东复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结一些同志做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你可努力在校寻找团员，尽可能在本学期开一次会。

12月16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2月27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从这些极其珍贵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窥知：毛泽东当时对建团工作是如何的费心、操劳。特别是他反复强调要积极而慎重地吸收团员，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创见。当时，上海、北京等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缺乏经验，注意质量不够，成员比较复杂。团员中，信仰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人都有，以致到1921年5月，不得不宣告暂时解散（11月间整顿后恢复）。而长沙的团组织，在毛泽东积极慎重、“找真同志”的正确建团方针指导下，避免了这段弯路。

长沙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中，有不少是新民学会的会员。新民学会原是五四时期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核心，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发展，虽然有些人落伍了，有些人图谋个人的发展，走上了与革命分离的道路，有的后来甚至变成了反革命；但是，很多会员，都有过较长期的革命思想准备，参加过许多实际斗争，现在又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因此，毛泽东和他的战友认为，这些经过斗争考验的会员，只要自愿，都可以加入青年团。陈子博、谢南岭等新民学会会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团员的。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长沙的团员已发展到38人，是全国团员较多的地区之一。除长沙外，衡阳也很早建立了团的组织。1921年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生蒋先云等先进分子组织的革命团体“心社”的成员，全部转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随后，衡阳省立三中、三甲工和三女师，都建立了团的组织。〔11〕

毛泽东不仅指示张文亮在第一师范物色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还尽量把新民学会中的优秀分子都吸收到青年团里，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据萧子升回忆，他1921年3月初到长沙见毛泽东时，“他是第一师范附小的主事，但他大多数活动是秘密地指挥共青团的组织”。新民学会的很多成员都成了C.Y.的团员，“C.Y.的诞生使原来的新民学会走到了尽头”。萧子升不赞成这种做法，他希望新民学会仍能成为一个实行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的团体。毛泽东的朋友、新民学会会员陈昌尖锐地批评萧子升说：“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已秘密成为C.Y.的成员了，把他们拉回来是很难的。你知道，新民学会的目的是用一种抽象的方法改造中国，它既无政治观点，又无固定的行动计划。他们现在认为，要达到实际效果只有一条出路，就是遵循俄国的榜样，努力宣传列宁的学说。”毛泽东也直截了当地向萧子升指出：“很多人都不满现状，如果我们要进行改造，就必须来场革命！如果我们要革命成功，上策便是学习俄国！列宁的共产主义是最适合我们的制度，而且是最容易学习的。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12〕毛泽东反对萧子升在新民学会内进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宣传，他要求C.Y.的团员同志不要听信那些好听的话，要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

通过毛泽东和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积极努力，长沙的建团工作取得显著成效。1920年入团者有16人，1921年7月前入团者达36人。

1921年1月1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十分注意从思想、组织各个方面采取多种形式教育团员，提高团员的思想理论素质。他根据青年的特点，倡议举办了星期同乐会，组织团员和青年到湘江游泳，到天心阁、开佛寺、碧浪湖、望湘亭等名胜古迹游览。通过这些活动，他们既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同时也交流了各自对于政治时事问题、特别是对于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他们还特别注意团结和争取受各种思潮影响的青年，争取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

1921年春节期间，为了动员亲人投身革命，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当时毛泽东已经父母双亡，小弟泽覃、堂妹泽建已去长沙读书。大弟泽民在家理事。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和泽民、泽覃、泽建等人在厨房火炉旁，一边烤火一边拉家常。泽民告诉哥哥，自那年家里起火后，第二年冬天修屋，不久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家事已是“王老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毛泽东听后，开导他说：这不只是我们一人、一家的事，“国乱民不安生”。启发他们要想到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痛苦，要舍家为国，舍己为民。他要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跟他一起到长沙去边工作边学习。〔13〕

有关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初期情况，材料不多。易礼容在《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一文中，保存了一些零星的回忆。他说：

社会主义青年团我没有参加，我是直接参加共产党的。但是回忆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章寄来了，内容是苏联式的。毛那时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在接到陈寄的团章后，就开始发展团员。毛是团的书记。以后罗君强、萧述凡、田波扬先后当过书记。团员还有何叔衡、夏曦、郭亮等人。以后有些青年团员转入共产党。记得萧三曾被派到湖南做团的工作。

黄爱，学生出身，有无政府主义色彩。他做工人运动，挂着劳工会的招牌，名声很大。当时第一纱厂是湖南最大的工业，黄爱在那里领头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底，毛对我说，我们要找黄爱谈谈。我就去约了黄爱。一天黄爱来找我的时候，下雨。他穿青布对襟衫，地点在朝宗街文化书社。我说润之要找你谈谈，他同意。我和他约定了时间，并通知了毛。过了几天，我问毛，谈得怎么样。他说谈得很好，黄爱愿意同我们一道干。谈过之后，只有十几天，黄爱就殉难了。黄爱加入青年团，接受了党的指示。我没有和庞人铨联系过，毛和他联系过没有，我不知道。黄、庞观点是一致的。青年团当时有不少活动。〔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