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剑桥女子学校的第二学年开始时，我心里充满了成功的希望和决心。但在开始的几周里，我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吉尔曼先生认为，这一年我应该主要学习数学，其余科目还包括物理、代数、几何、天文学、希腊语和拉丁语。不幸的是，课程开始时，我需要的许多书都没能及时制作成盲文版，而且还缺乏一些重要的学习设备。我所在的班级很大，所以老师不可能单独为我指导。苏利文小姐负责为我阅读所有的书籍，并翻译老师的话。十一年来，这似乎是第一次她灵活的手也无法胜任这个任务。

我必须在课堂上完成代数和几何运算，解决物理问题，但我却无法做到。直到我们买回一台盲文书写器，这样我才能记下解题的步骤和过程。我无法用眼睛看见黑板上画的几何图形，唯一能清楚了解它们的方法就是，用笔直和弯曲的铁丝在靠垫上将它们制作出来，这些铁丝有的两端是弯的，有的是尖的。正如基斯先生在报告中说的那般，我必须在脑海中描绘出那些图形，记住假设和结论，论证的建构与具体步骤。用一句话说就是，每一门科目都有障碍。有时我丧失了所有的勇气，做出一些让我羞于回忆的蠢事，尤其是我竟然把怒火发在苏利文小姐身上，而她是我所有的朋友中，唯一能战胜挫折，将坎坷变为坦途的人。

不过后来困难还是一点一点地消失了。盲文书和其他设备终于到来，我重振信心投入学习。代数和几何是仅剩的两门无论多么努力都很难理解的学科。我之前就说过，我在数学方面没有天资，难点也并不能如我所想的那般容易解释清楚。几何图形尤其让我苦恼，因为我看不见不同部位之间的关系，哪怕在靠垫上展示出来也不行。直到基斯先生成为我的老师，我才对数学有了清楚的认识。

正当我开始克服这些困难时，发生了一件事，一切都随之改变了。

就在我需要的盲文书到来之前，吉尔曼先生开始责备苏利文小姐，称我过分用功。虽然我强烈抗议，但他还是减少了我背诵课文的次数。起初我们达成一致，如有必要，我可以用五年时间来为上大学做准备。但在第一学年结束时，我在考试中取得成功，向苏利文小姐、哈博小姐（吉尔曼先生聘请的校长）和其他人证明，我再读两年应该就能完成上大学前的准备，而且不用过分用功。吉尔曼先生一开始是同意了的，但是当学业稍微变难时，他就开始坚持，我不应劳累过度，应该在剑桥女子学校再读三年。我不喜欢他这个计划，因为我想和同学们一起进入大学。

11月17日，我身体不太舒服，于是就没去学校。尽管苏利文小姐知道我的病情并不严重，但吉尔曼先生听说后，还是宣布我失败了。于是就改变了我的学习计划，让我无法与同学们一同参加期末考试。吉尔曼先生与苏利文小姐的意见产生了分歧，最后母亲将米尔德丽德和我从剑桥女子学校接回了家。

经过短暂的耽搁，大人们安排我跟着剑桥的莫顿·S.基斯先生继续学习。那年冬天剩下的时间，苏利文小姐和我与朋友钱柏林一家一起度过，他们家在距离波士顿二十五英里的伦瑟姆。

1898年2月到7月，基斯先生每周来伦瑟姆两次，教我学习代数、几何、希腊语和拉丁语。苏利文小姐帮我翻译他的课程。

1898年10月，我们回到波士顿。有八个月的时间，基斯先生每周给我上五节课，每节课大约一个小时。每堂课上，他都会解释我上节课没听懂的部分，并布置新的作业，还将我这周用打字机写的希腊语作业拿回家，详细批改后再返还给我。

就这样，我上大学的学习准备没有再被打断。我发现自学比在教室里学习更轻松愉快，我不用着急，也不会感到混乱。我的老师有大量时间来解释我不明白的地方，所以我比在学校里进步更快，效果也更好。我依然发现，数学比其他科目更难掌握，真希望代数和几何能有语言和文学一半的简单。不过就连数学课，基斯先生也讲得很有意思，他成功地将问题分解到我也能理解的层次。他让我的思维保持清醒和活跃，训练它清晰推理，在符合逻辑的基础上冷静地寻找结论，而非随心所欲、不着边际，结果却一无所获。他总是温和宽容，无论我有多么迟钝；他一直相信我，哪怕我的愚蠢可能会耗光以容忍著称的约伯(1)的耐心。

1899年6月29日到30日，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复试。第一天我考的是初级希腊语和高级拉丁语，第二天考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语。

学校不允许苏利文小姐为我读考卷，于是我就聘请帕金斯盲人学校的一位老师，即尤金·C.韦宁先生帮我将试卷转写为美国式布莱叶盲文。韦宁先生不认识我，除了书写布莱叶盲文之外，他无法与我交流。监考员也是陌生人，不会与我有任何形式的交流。

在语言类科目中，布莱叶盲文翻译没有问题，但是涉及几何和代数，麻烦就来了。我简直不知所措，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时间，感到灰心丧气，尤其是代数这一科。我确实熟悉这个国家在文学领域通用的所有盲文——英式、美式、纽约浮点式，但这三套盲文系统在几何和代数领域使用的符号和标志差别很大，在代数科目中，我只使用过英式盲文。

考试开始的两天前，韦宁先生寄给我一份盲文版的哈佛代数旧试卷。我绝望地发现，这份试卷用的竟然是美式盲文记号法。我立即坐下来给韦宁先生写信，请他帮我解释那些符号。回信中我拿到另一份试卷，以及一份符号表，于是我坐下来开始学习这套记号法。但直到代数考试的前一晚，我依然在一些非常复杂的例题中苦苦挣扎，分不清写在一起的括号、大括号和根号。基斯先生和我都非常苦恼，对第二天的考试充满不祥的预感。不过我们还是在考试开始之前赶到了学校，请韦宁先生把美式记号法解释得更详细一些。

在几何方面，我最大的难题在于，以往我习惯按照行式打印阅读命题，或者请人在我手心里拼写。但不知怎的，尽管命题就在我眼前，我却发现它的布莱叶盲文很混乱，读到的内容无法印在脑海里。考代数时，问题更严重。我很晚才学习那些符号，我以为我学会了，但此刻却一片困惑。而且，我看不见我用打字机写上的答案。之前我一直是用盲文解题，或者在脑海中解答。基斯先生非常相信我心算解题的能力，没有训练我写答卷。所以这次我答得异常缓慢，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例题，才能弄懂题目的要求。事实上，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确定，我能否全部读对那些符号。我发现要想保持清醒实在是不容易。

不过我不怪任何人。拉德克利夫学院管理委员会没有意识到他们为我设置的考试多么难，他们也无法理解我要战胜的困难有多大。但是，如果他们为我设置障碍是无心之举的话，我感到非常欣慰，因为我把它们全都克服了。

(1)　约伯（Job，约前2170—前1960年）：《圣经》中的人物，是一个忠信不渝、敬畏真神的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