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10月，我进入剑桥女子学校，为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1)求学做准备。

小时候我曾去韦尔斯利大学参观，当时我的宣言令朋友们吃了一惊。我宣称：“总有一天我要上大学——不过我要上的是哈佛大学！”他们问我为什么不上韦尔斯利大学，我回答说那里只有女生。从那以后上大学的想法就在我心里扎了根，变成了一个热切的渴望，激励着我不顾真诚而明智的朋友们的强烈反对，要与听力、视力都正常的女孩竞争学位。离开纽约后，这个想法就成了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于是我决定先去剑桥上学。这是我进入哈佛实现童年时代宣言的最近的道路。

在剑桥女子学校，我们的计划是让苏利文小姐与我一同上课，解释课堂内容。

我的老师们当然只有教授正常学生的经验，我与他们谈话的唯一方法就是读唇。第一年的学习内容有英国历史、英国文学、德语、拉丁语、算术、拉丁文写作和一些临时课程。在那之前，我学习的目标从来不是上大学。不过苏利文小姐已经将我的英语水平训练得很好，老师们很快就明白，我在这门课上已经不需要特别的指导，只需要再批判性地学习一下大学指定的书籍。此外，我的法语基础也已经相当牢固，还接受过半年的拉丁文指导，不过我最熟悉的科目还是德语。

但是，除开这些优势之外，也有一些严重的缺陷阻碍了我的进步。苏利文小姐不可能把所有指定书籍的内容都在我手里拼写出来，把教科书及时制作成盲文版供我使用也非常困难，虽然我在伦敦和费城的朋友都愿意加紧完成这项工作。有一阵子，我只能将拉丁语教材抄写成盲文版，这样才能和其他女孩一起背诵。老师们很快就熟悉了我有缺陷的讲话方式，随时准备好回答我的问题，纠正其中的错误。我在教室里无法做笔记，也不能做练习题，但是我会在家里的打字机上完成写作和翻译。

每天苏利文小姐都和我一起去教室，怀着无限的耐心将老师说的全部内容都在我手里拼写出来。在学习时间，她必须为我查阅新单词，反复阅读没有用盲文印刷的笔记和书籍。这份工作的乏味难以想象。德语老师格罗特夫人和校长吉尔曼先生是学校里仅有的学过手触字母，能给我指导的人。没有人比格罗特夫人更清楚，她的拼写有多么缓慢和不熟练，但尽管如此，她还是每周为我上两节特别课程，不辞劳苦地为我拼写授课，好让苏利文小姐能稍微休息一下。虽然每个人都很好心，随时准备好帮忙，但只有一只手能将苦差化为乐趣。

那一年，我学完了算术，复习了拉丁语语法，读了三章恺撒的《高卢战记》。部分用我的手指，部分靠苏利文小姐的帮助，我还读了其他一些德文著作，如席勒的《钟之歌》和《潜水员》、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弗赖塔格的《从腓特烈大帝的国度来》、里尔的《美的诅咒》、莱辛的《明娜·冯·巴尔赫姆》，以及歌德的《诗与真》。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这些德文著作，尤其是席勒优美的诗句、腓特烈大帝的光辉成就，以及对歌德生平的记述。读完《哈尔茨山游记》时我依依不舍，这本书中随处可见妙语连珠的段落，景色描绘也非常迷人，群山爬满藤蔓，溪流唱着歌儿，在阳光下泛起点点涟漪，传说和神话中的旷野地带，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年代、现在早已消失的格赖埃三姐妹(2)——只有对大自然充满感悟与热爱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

那一年吉尔曼先生教过我一段时间的英国文学。我们一起阅读了《皆大欢喜》、伯克的《与美国和解的演讲》，还有麦考雷的《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吉尔曼先生对历史和文学都有广泛的了解，他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的学习变得更加轻松和愉快，比机械地阅读和只有浅显解释的课堂笔记精彩太多了。

伯克的演讲比我读过的任何政治类图书都更富于启发性。我的思绪随着书中动**的年代而澎湃，两个对立国家的重要人物似乎就在我眼前活动。我越来越感到困惑，伯克的演讲是那样的雄辩有力，乔治王和大臣怎么会对他做出的警示性预言充耳不闻，丝毫不忌惮我们的胜利和他们的屈辱？然后我开始思考细节，了解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所持的党派立场和人民立场之间的关系。如此珍贵的真理和智慧的种子竟然就这样被淹没在无知和腐败的稗草之中，多么让人惊异。

麦考雷的《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又有着别样的乐趣。我的心随着这个孤独的人儿一起，在葛拉布街上吃面包。他虽然穷困潦倒，身体和灵魂都遭受着残酷的折磨，却总是和颜悦色，乐于帮助穷人和地位卑下的人。我为他的成功而高兴，对他的失败视而不见，我感到惊奇的，并不是他也有缺陷，而是缺陷并未能压垮或碾碎他的灵魂。不过虽然麦考雷才华横溢，能将司空见惯的事描绘得生动而富于新意，但他的自负有时会让我感到疲倦，为了文章效果，他经常不惜牺牲事实，这样的做法让我感到怀疑，不像聆听德摩斯梯尼(3)的雄辩演说后那般崇敬。

在剑桥女子学校，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与同龄女孩一起生活的乐趣。我和几个同学住在一座与学校毗邻的风景怡人的房子里，这里曾是豪威尔斯先生的居所，我们都像生活在家里那般自在。她们的许多游戏，我都会参加，包括捉迷藏和打雪仗；我会和她们用很长的时间散步；我们一起探讨学业，大声朗读感兴趣的文章。有几个女孩还学会了与我交谈，这样苏利文小姐就不必重复她们说的每一句话。

圣诞节时，母亲和妹妹来同我一起度假。吉尔曼先生好心地提出让米尔德丽德也来他的学校上学。于是米尔德丽德就与我一同留在了剑桥，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开心地过了半年。最让我开心的回忆是，我们在学习上互相帮助，也一起分享快乐。

1897年6月29日到7月3日，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预备考试。我报考的科目有初级和高级德语、法语、拉丁语、英语、希腊与罗马历史，总计需要九个小时。每一门我都通过了，德语和英语还得了“优秀”。

在这里我或许应该解释一下我参加考试的流程。考试要求学生在十六个小时内完成——其中十二个小时是初级考试，四个小时是高级考试，一次必须达到五个小时才计入成绩。试卷于九点钟在哈佛大学发放，由一个专门信差送去拉德克利夫。考生不用填写姓名，而是用考号。我是233号，不过因为我必须使用打字机，所以我的身份也便无法隐瞒。

因为我打字的声音会干扰其他女孩，所以校方认为明智的方法是，为我单独安排一个房间。吉尔曼先生用手触字母为我读出所有的试题。门口有专人把守，以免有人打扰。

第一天我考德语。吉尔曼先生坐在我身旁，先为我通读试卷，接着逐句阅读，我会逐词逐句大声重复，以确保我正确地理解了他的意思。试题很难，我在打字机上作答时感到非常紧张。吉尔曼先生拼读我写下的内容，如果觉得有必要，我会做出更改，由他来负责改动。在这里我想说一下，在这以后的任何考试中，我再也没有享受过这样的优待。在拉德克利夫，我答完试卷后，没有人为我阅读，除非我能赶在交卷时间前结束，不然我就没有机会改正错误。那样一来，我只能在允许的有限时间内，改正我所记得的错误，我会把需要改正的地方标记在试卷的最后。如果说我初试成绩比复试好，那么原因有两个：在复试中，没有人为我复述我所写下的答案，而且在初试中，我报考的科目中有一些内容，在进入剑桥女子学校之前我就已经很熟悉。在这一年的年初，我就已经通过英语、历史、法语和德语考试，吉尔曼先生给我使用的正是哈佛以前的考卷。

吉尔曼先生将我的答卷交给考官时附上了一份证明，称是我——233号考生——书写了这些答卷。

预备考试的其他科目也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但都没有第一门这么难。我记得在拿到拉丁语试卷的那天，席林教授走进来通知我，说我已经圆满地通过了德语考试。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于是我怀着轻松的心情，快速沉着地完成了其余的考试。

(1)　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哈佛大学于1879年创立的一个女子学院。

(2)　格赖埃三姐妹：古希腊神话中共用一只眼睛和一颗牙齿的三姐妹，又叫灰巫女。

(3)　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约公元前384—前322年）：古雅典雄辩家、民主派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