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绝大多数犹太人并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一部分犹太人把自己反锁在家里，要是他们能在第一时间逃跑，说不定就能躲过这场浩劫。党卫军破门而入，屋里的人顿时呆住了，个个瞠目结舌，就像被催眠了一般，再加上僵硬呆板的面部表情，活脱脱一幅惊悚的超现实主义全家福画像。党卫军士兵一路押着他们穿过屋大维门廊大街，向着马塞勒斯剧院走去：
被抓的犹太人排成一列纵队，零零散散地走在大街中央。党卫军士兵一路看守着他们，时不时提醒他们保持队形，用机枪的手柄抵住他们，催促他们快点走。没有挣扎，没有反抗，只有眼泪、呻吟、哀号和得不到回答的问题……孩子们眼巴巴地望着父母，以期获得安慰，父母却决绝地转头看向别处，那神情要比拒绝给孩子面包时的神情决绝得多。[23]
起初，犹太人以为党卫军是想抓他们去做苦力，因此试图逃跑的大部分是男人，也确实有一部分人通过翻墙成功逃脱。犹太社区的烟民通常会早起前往台伯岛的酒吧，排队购买烟卷，所以侥幸逃过一劫。当天被抓走的犹太人大部分都是儿童，其次是妇女，被抓妇女的人数是男性的两倍。
有关围捕犹太人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全城的犹太人都藏匿起来。不少犹太人逃到朋友家里。党卫军中校卡普勒向上级递交了一份关于围捕行动的报告。据报告显示，罗马市民并不支持围捕行动，甚至有不少市民藏匿犹太邻居，阻拦执行围捕行动的落单党卫军士兵，试图妨碍围捕行动。有一次，党卫军士兵敲开了一栋公寓的大门，一位身着黑衫军制服的法西斯党徒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坚称此地是他的地盘。还有一部分犹太人藏在医院里，医生为了掩人耳目，给犹太人做假手术。有人甚至藏在了医院的太平间里。
不少犹太人藏匿在教堂里。台伯岛法特贝尼医院的修道士看到犹太人从隔都逃亡至此，于是收留了他们。不远处的锡安淑女修道院也收留了一部分犹太人。大部分宗教机构无条件收留犹太人，只有少部分要求犹太人要么改宗天主教，要么出具推荐信。在教区教士的帮助下，大批成年犹太人藏身于教堂周边的出租屋，也有一部分成年犹太人藏身于神学院。只需要交一点学费，犹太儿童就可以就读天主教寄宿学校。玛利亚·卢克不无骄傲地写道：“教宗挽救了一大批罗马犹太人的性命。”战后，许多人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
然而，实际又是另一码事。教宗庇护十二世几乎在同一时间就知晓了围捕一事。恩萨·皮尼亚泰利·阿拉戈纳·科尔特斯公主是住在罗马城中的一位贵族女子，与庇护十二世有私交，她从一位居住在隔都附近的朋友那里听说了围捕犹太人的事情。没有私家车的她向德国大使馆临时借了一辆，径直驶向梵蒂冈，路过马塞勒斯剧院时，她看到一群狼狈不堪的犹太人在剧院外等待着什么。抵达梵蒂冈后，她很快见到了庇护十二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一股脑儿说给后者听。听到这个消息后，庇护十二世大吃一惊，当着恩萨公主的面打了个电话，很可能是打给德国驻梵蒂冈大使魏兹泽克男爵。他从头至尾只为罗马犹太人做了这一件事，真是令人寒心。
教宗并非犹太人的救星。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数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教皇对罗马犹太人抱有好感。犹太人成为意大利统一的支持者后，教皇对犹太人更加没有好感，庇护十二世对犹太人尤其没有好感。庇护十二世原名尤金尼奥·帕切利，公元1876年3月2日生于罗马，他的家族与梵蒂冈有着密切的联系。帕切利凭借担任教会律师期间的出色表现而声名大噪，随后更是平步青云。“一战”结束时，他被擢升为教廷驻慕尼黑特使。公元1933年，他代表罗马教廷同新生的纳粹德国（又名德意志第三帝国，公元1933年至1945年由纳粹党所统治的德国）签订了一份协议，承诺德国境内的天主教组织不会染指政治，从而为希特勒攫取完整的独裁权力扫清了障碍。6年后，也就是公元1939年3月2日，帕切利当选教宗，称庇护十二世。
“二战”也没有改变庇护十二世的观点。在德军垂死挣扎之际，他还希望促成希特勒同西方同盟国（包括英国、英联邦、美国、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和解。这样一来，德国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对付俄国。庇护十二世既不想削弱德国的势力，也不想梵蒂冈与德国为敌。从一些迹象来看，他可能跟当时梵蒂冈的大多数神职人员一样，持有反犹主义立场。当然，要证明这一点并非易事。公元1942年，犹太人大屠杀的消息传得满城风雨，美国总统罗斯福（公元1882年1月30日—1945年4月12日）暗中派遣特别代表迈伦·泰勒前往罗马，恳求庇护十二世公开批评纳粹屠杀犹太人，但他拒绝这么做。
犹太人大屠杀近在咫尺。在隔都被捕的犹太人被暂时收押在军事学院，此地距离梵蒂冈宫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一部分运输犹太人的卡车司机迫不及待地想一览周边的美景，他们徜徉在圣彼得广场附近。围捕事件发生后几个小时，英国驻梵蒂冈大使达西·奥斯本设法面见了庇护十二世，敦促他向驻守罗马城的德国官员提出抗议，却被对方告知罗马教廷没有任何异议，理由是德国向来尊重梵蒂冈的中立。有一种说法是梵蒂冈的神职人员向德国驻梵蒂冈大使魏兹泽克男爵提出抗议，成功解救出了一部分犹太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确曾为犹太人出面调停过，但是这里的犹太人只包括一小部分改宗天主教的犹太人，而且调停以失败告终。军事学院里总共收押着1250名犹太人，其中有五分之一被释放，这部分犹太人被释放的原因只有一个：丹勒克尔上尉认为自己抓错了人。教宗从未就围捕犹太人一事提出抗议。9天后，罗马教廷通过半官方喉舌《罗马观察报》向所有在战争中死伤的无辜平民表示哀悼，但是对犹太人的遭遇只字未提。
德国的外交人员再次挺身而出。德国驻梵蒂冈大使魏兹泽克男爵和德国驻意大利王国代理大使莫尔豪森对教皇的不作为深感失望。无奈之下，两人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企图通过告知柏林高层，教宗计划公开谴责犹太人大屠杀（尽管他们深知教宗绝不会这么做），从而达到震慑当局的目的。两人编造了一封信，以德国驻罗马主教阿洛伊斯·赫达尔的名义寄给德国驻罗马总司令斯塔赫尔将军（斯塔赫尔也是该计划的参与者），信中提到教宗已经怒不可遏。这封信和魏兹泽克男爵的一封电报一同被发往位于柏林的德国外交部，魏兹泽克男爵在电报中再次力劝当局释放被俘的罗马犹太人，以强制劳动代替屠戮。然而，一切都是徒劳。信和电报在外交部里躺了好几天，才被送到党卫军手里。党卫军根本懒得理会。当然，也没有理会的必要。党卫军收到魏兹泽克男爵的电报时，被俘的1000余名罗马犹太人要么已经被运抵奥斯威辛集中营，要么即将被运抵奥斯威辛集中营。绝大部分被俘的罗马犹太人立即被送到毒气室杀死，只有15名罗马犹太人侥幸活下来，回到罗马城。
隔都围捕事件无疑是罗马在德占期最残酷的一笔，罗马城的霉运还远远没有结束。10月末，两周内解放罗马城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9月末，愤怒的那不勒斯人民拿起武器，与纳粹德军拼死作战，最终将德军打跑。10月初，满目疮痍的那不勒斯城和遍体鳞伤的那不勒斯人终于迎来了解放。然而，盟军无法突破德军在卡西诺山以南的沃尔图诺河上修筑的防线，只能裹足不前。战事陷入僵局。11月，心灰意懒的罗马人开始在墙上涂鸦：俄国人快点吧！沃尔图诺河上的盟军已经等不及了！
罗马人的日子每况愈下。街上的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变得更加稀少，本就不宽敞的车厢越发拥挤。出租车完全不见了踪影。店铺主人纷纷用木板封住门窗，防止民众骚乱将店铺抢劫一空，被封闭的门窗和空旷的街道透着诡异的气氛。没有封住的店铺也只是售卖一些诸如鞋油、杀虫剂、木头瓶子和木头盘子之类的便宜货。高级珠宝店将廉价的锡饰品摆上了货架。只有咖啡馆里还人来人往。然而，即使在咖啡馆，食物和饮料也匮乏得很。
11月，天气转凉，食品、盐和火柴供应短缺，做饭用的燃气每天定时供应三次。茶叶和咖啡几乎从市面上消失了。玛利亚·卢克只好用大麦代替咖啡，用柠檬叶、黑莓叶或者干橘皮代替茶叶。里拉急剧贬值，几乎一文不值，自由企业却从中发现新商机。食品越发匮乏，黑市猖獗，只要交够钱，穿过盟军的层层防线与身在那不勒斯的人互通信件也不是不可能。再加一笔钱，黑市的人甚至可以把人偷偷运出罗马城。
禁止进行的活动越来越多，布告越来越长。蓄意破坏、擅离职守、不履行劳动义务、持有无线电发射机以及窝藏犹太人和盟军战俘都是死罪。如今，想藏匿起来的人可不止犹太人和盟军战俘。德·怀斯曾提到一位藏匿多名意大利军官的罗马妇女，某天惊恐地发现一位德国伞兵正朝她的家走来。后来才发现这伞兵是她家的园丁，原来他被逼与一位德国伞兵互换衣服。换完衣服后，德国伞兵就扬长而去。德·怀斯还曾提到两位欲在当地老者家借宿的德国军官。两位军官一大早就不见了踪影，公文包和制服整齐地码在**，旁边还放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多蒙收留，助我等解甲，不胜感激。”德·怀斯懂德文，不少德国士兵曾告诉她：他们只想回家和家人团聚。
偶尔也会有不那么糟糕的消息传来。11月28日，德国盖世太保和意大利非洲警察突袭法西斯分子在罗马的总部。法西斯分子腐化堕落、肆意妄为，几乎人人唾弃：为了逃票，不惜拿手榴弹威胁有轨电车售票员；只因不喜欢某部电影，就拿手榴弹炸掉影院屏幕。法西斯头目拉斯特里尼甚至拿机枪威胁一名看歌剧的观众，只因乐队演奏法西斯党歌《青年》的时候观众没有起立，观众当中不乏德国人。在这次的突袭行动中，盖世太保发现了多间刑讯室、三位受刑犯人、大量赃物以及一头奶牛。法西斯分子之所以养奶牛，很可能是因为需要鲜牛奶制作卡布奇诺。可是罗马人高兴得太早了。没过多久，黑衫军就被纳粹德军取而代之。心如铁石的纳粹德军成为总部的新主人，比从前的法西斯分子残暴得多。
11月初，威尼托大街上最豪华的酒店被德军征用为总部。看来德军打算在罗马城再住上一阵子。然而，接下来的日子可没那么好过。德军占领罗马初期，城中出现了两股反抗势力，一股是保皇派，另一股是共和派。两派争斗得很激烈，根本无心对抗侵略者。但是后来，共和派创建的几支游击队有力地打击了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的嚣张气焰。他们成功炸毁一座法西斯兵营、暗杀了一众黑衫军、铺设铁蒺藜以迟滞德军车队。12月中旬，一支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的爱国行动游击队开始抗击德军，让德军也尝尝寝食难安的滋味。12月下半月，这支游击队发动了一系列勇敢无畏的突袭。在普拉蒂一家餐馆就餐的8位德国军人和8位刚坐上一辆卡车的德国军人均被他们击毙。芙洛拉酒店是威尼托大街上被德军征用的豪华酒店之一，也被这支游击队用炸弹炸毁，德军伤亡惨重。里贾纳监狱的警卫室遭到游击队的袭击，马志尼大桥上三位德军士兵被一位骑自行车的游击队员扔的炸弹炸死。扔出炸弹后，这位游击队员成功安全撤离。
四面受敌，德军在罗马城如履薄冰，这是罗马人所乐见的。然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罗马人的日子也比从前难了许多。巴多格里奥颁布的宵禁令一直延续至今。为了防范游击队的袭击，德军将宵禁时间提前至晚上7点。自行车作为彼时最方便的代步工具被德军禁止使用。一旦被发现骑自行车，立即枪决。不久后，三轮车成为罗马人的新代步工具，人们纷纷把自制的拖车挂在三轮车上，用来载货。所幸德军没有禁止使用三轮车。
游击队员愈挫愈勇，城中的黑衫军却死灰复燃。墨索里尼命令彼得罗·科赫率领另外一支黑衫军入驻罗马城，意图扫**藏匿起来的犹太人和城中的游击队。值得一提的是，科赫本人是德意混血。他率领的特别警卫队被罗马人称为科赫军。事实证明，科赫军帮了纳粹德军一个大忙。直到科赫军到来之前，德军因害怕惹恼教宗，一直对教堂敬而远之。科赫一来，袭击教堂一事便师出有名，德军可以堂而皇之地从旁协助。这样一来，党卫军就可以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12月21日晚，三座教堂遭到科赫军和德军的袭击，藏匿其中的50余人被捕。
看似安全的教堂也已不再安全，不少藏匿其中的人被迫离开。犹太人开始了漫漫藏身之路，他们不得不频繁地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一些犹太人选择再回到废弃的隔都，在自家的老房子里躲上一段时间。自10月的围捕行动结束以来，犹太人的日子还算太平。然而现在，围捕行动卷土重来。当局向罗马市民开出赏金，捉拿犹太人：指认一个犹太男人，将获赏金5000里拉；指认一个犹太女人或犹太儿童将获赏金2000到3000里拉。只有极少数罗马市民昧着自己的良心拿了赏金。犹太人中甚至也有败类，一个名叫塞莱斯特·德·波尔图的犹太女孩因协助德军指认同胞而臭名昭著。她会站在隔都附近的台伯岛大桥上指认她认识的犹太人，人们因此给她取了“黑豹”的绰号。为了报答她，德军随后释放了她即将被处死的哥哥。她的哥哥知道真相后，羞愤不已，愤然投案自首，终被德军所害。
圣诞节如期而至，因为宵禁，子夜弥撒被取消。教宗像往年一样发表圣诞致辞，在今年的圣诞致辞中，他敦促罗马人戒绝暴力，却对德军在罗马城的暴行只字未提。此时，梅尔泽成为新任德国驻罗马总司令。他是好酒之人，在威尼托大街上的里贾纳酒店为150名英国战俘提供圣诞晚宴，试图修补德国已经千疮百孔的国家形象。新的一年开始了。公元1944年1月13日，罗马上空爆发近距离空战，罗马人专心致志地望着天空。玛利亚·卢克也是围观人群中的一员：
一架德军战斗机迎面冲向一架美军战斗机：德军战斗机瞬间被撞成两半，美军战斗机随之坠毁。一共有5架美军战斗机坠毁，所幸驾驶这5架战斗机的飞行员全部跳伞逃生，着陆后立即被俘……对那些从未见过跳伞的人来说，降落伞宛如一朵朵白色的巨型花朵，从空中徐徐落下。[24]
几天后，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传来。1月21日，玛利亚·卢克这样写道：
真是出乎意料。尚未得知具体细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盟军近在咫尺。罗马人心中的那团乌云旋即消散。街头巷尾，人们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25]
盟军在距离罗马48千米的渔港安齐奥成功登陆。德国的外交人员再次为撤离做准备，火车站里闹得人仰马翻，负责军需品运输的德国官员一时间方寸大乱，不知道是该就地卸载，还是该运回北方。城中的卡车全部被征用。夜里，除了城中汽车的呼啸声和飞机来回盘旋的声音，德·怀斯还隐约听到机枪扫射的声音。
日子一天天过去，预料中的盟军并没有出现。轰隆的炮声早已消失。德·怀斯大惑不解：“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前往罗马城的路明明是通的。”[26]她的话没错，从安齐奥到罗马沿途已无一兵一卒，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如此。安齐奥登陆一直颇受争议。盟军5万人部队和5000辆车登陆只有100名德军士兵驻守的狭长海滩。只有两个警察营驻守罗马城，兵力总共只有1500人。美军第6军军长约翰·卢卡斯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罗马城，并顺带占领阿尔班山。值得一提的是，卢卡斯曾接到上级命令，要求他必须迅速占领阿尔班山。然而，他只是下令加强防御，巩固滩头。
后来，卢卡斯因这次失策而背负了诸多骂名，但是他这么做或许是有原因的。前一年9月，盟军的萨莱诺登陆行动遭到了德军的致命反击，甚至一度险些被德军赶下海。为了配合此次的登陆行动，盟军主力向卡西诺山附近的德军防线发起进攻，但是以失败告终。5万兵力放在以前绝对是一支大军，但是按照1944年的标准，这支军队绝对称不上大。就在德·怀斯忙着纠结盟军为什么还不来解放罗马城的时候，凯塞林从意大利北部调拨的储备军已经抵达安齐奥，德军和盟军的兵力此时已变成二比一。假设卢卡斯在登陆成功后直取罗马城，那么罗马城很可能成为战场。相反，安齐奥沦为人间地狱，尸横遍野，1.1万名盟军士兵葬身于此。
安齐奥登陆非但未能拯救罗马城，反而害了罗马城。占领初期，德军以保护古迹为名，宣布罗马城为不设防城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为了躲避盟军的空袭，德军把市中心辟为大型停车场，存放火炮和坦克。为了支援48千米以外的德军，运输军需品的车变成往常的3倍，市中心堆满了武器装备。自1943年7月19日罗马城首次遭遇毁灭性空袭以来，几乎没有再遭遇过空袭。此时，盟军为了支援己方在安齐奥滩头的作战行动，几乎每天都会轰炸罗马城，轰炸的目标是调车场、车站和煤气厂。人们通常不会把罗马列入“二战”空袭受损严重的城市，罗马市中心几乎完好无损，但是郊区却遭到严重的破坏，约7000罗马人死于空袭。德军坚称罗马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所以通常不会拉响防空警报。一旦发生空袭，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上的司机会立马停车，命令乘客躲进避难处。玛利亚·卢克把这类避难处称为“不堪一击的死亡陷阱”，“每个死亡陷阱里总有那么一些歇斯底里的人。”[27]她认为教堂更加安全。
炸弹落在博格特区的夸德拉罗和森托策勒，这两个地方都是墨索里尼软禁反法西斯人士和穷人的地方。2月17日，新教徒墓地遭到空袭，诗人济慈和雪莱的墓被炸开。3月14日，盟军轰炸铁路工人聚居的圣洛伦佐区，不少妇女正排着队在街边取水，许多取水妇女被当场炸死，还有一位取水妇女被炸得身首异处。3月18日，大学和医院区遭到空袭，一辆满载乘客的有轨电车当场被炸毁。所有空袭均发生在白天，所以每天一大早，罗马人就会成群结队地前往圣彼得广场，在柱廊下一待就是一天，至晚方归，只是不知道到时家还在不在。一些罗马人甚至把奶牛牵到了圣彼得广场。盟军既未能抓住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解放罗马城，又不间断地轰炸罗马城。久而久之，罗马人开始对盟军心生不满。德·怀斯这样写道：“罗马人被盟军炸苦了，期盼盟军到来的心情日渐暗淡，相比之下对德军反而更有好感了……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不至于在后来盟军取得最终胜利后失掉对上帝的信仰。”[28]
安齐奥登陆间接地给罗马城的反抗势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在德军占领罗马城最初的几个月里，保皇派反抗势力和共和派反抗势力都知道电话线路已被德军控制，所以基本不会用电话进行联络。然而，当他们听说盟军在安齐奥成功登陆，错误地以为罗马城会在几个小时后获得解放，于是无所顾忌地给自己人打电话，通知这个好消息。卡普勒的党卫军和科赫军顺藤摸瓜，逮捕多名反抗人士。保皇派反抗势力领袖蒙特泽莫罗上校不幸被俘，保皇派反抗势力从此一蹶不振。有消息称被俘的反抗人士在位于塔索大街上的盖世太保总部遭到严刑拷打。党卫军上尉埃里希·普瑞克是党卫军中校卡普勒的副手，此人使用诸多酷刑折磨反抗人士。据称，盖世太保总部的地板上到处都是被拔掉的牙齿。
安齐奥登陆的失败让罗马城深陷灾难，但是罗马城却帮助安齐奥滩头上的盟军士兵绝处逢生。二月的安齐奥正值雨季，连日大雨，盟军士兵趴在“一战”期间最常见的那种堑壕里，顽强地对抗德军的炮火。登陆行动前不久，一个名叫彼得·汤姆金斯美国特工偷偷潜入罗马城，帮助当地反抗势力发动武装斗争，从而达到与盟军里应外合的目的。然而，盟军并没有按计划拿下罗马城，汤姆金斯肩负的任务也就没有了完成的必要。于是他索性干起了情报工作，将搜罗到的德军情报信息上交给盟军。意大利社会党激进分子弗兰考·马尔法蒂临时建立了一张强大的情报网，汤姆金斯的情报几乎都来源于这张情报网。马尔法蒂的情报网可谓神通广大，从与德国最高决策层有密切联系的意大利军官和政府要员，到与德军伤员聊得上天的医生，再到生活在罗马到安齐奥之间的无数平民，都有他的人，他们密切地关注着德军的一举一动。马尔法蒂甚至大胆地将办公室设在一家德国书店的密室里，马路对面就是埃克塞尔西奥酒店。这家位于威尼托大街的酒店就是被德军征用的酒店之一。德军的进攻计划、坦克的具体位置、火炮的具体炮位以及临时军火供应站的具体位置等情报统统被马尔法蒂收入囊中。马尔法蒂随后会将这些情报全部转交给彼得·汤姆金斯，后者通过一个藏在暗处的无线电发射机将其中最重要的情报发到盟军司令部。2月中旬，双方在安齐奥的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险些在滩头失守的盟军最终起死回生。战后，凯塞林元帅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将军都承认盟军此役的胜利主要应归功于马尔法蒂的社会党情报网。
绝大部分罗马人对情报网一无所知，他们只不过是庸庸碌碌的普通人。罗马城漫天飞雪，罗马人忍受着寒冷和饥饿，在冰天雪地里寻找食物和柴火。玛利亚·卢克开始收留女修道院雇工的亲属和朋友。到1月底，她已经收留了20人。大街上随处可见饥寒交迫的人，一些幼儿甚至连鞋都没得穿。隆隆的炮声从远处的安齐奥传来，像是在讽刺罗马人的求而不得。他们的全部所求不过是和平。
然而，实现和平，仍然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3月23日下午晚些时候，德·怀斯前往巴尔贝里尼广场附近的拉泽里拉大街拜访一位帮她冲印胶片的摄影师：
我现在还在发抖……猛烈的爆炸声后，凄厉的尖叫声在人群中炸开。紧接着是机枪疯狂扫射的声音，吓得我拔腿就跑，我用余光瞥见德军正在抓捕试图逃跑的人。我像一只被追捕的野兔，拼命往前跑，一直跑到西班牙广场才敢停下来。离我很近的地方，站着一个男孩，约莫12岁，正大口喘着气。他告诉我，他本来被德军抓住了，趁他们不备，才躬下身子偷偷逃了出来。他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时，他在街上玩耍嬉闹。一声巨响后，他就被甩到了人行道上，然后就听到叫喊声、呻吟声和机枪扫射声，他看到人们没命似的往前跑，于是也跟着人群跑了起来。[29]
游击队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944年3月23日是法西斯党成立25周年纪念日，城中的黑衫军计划举行盛大的游行集会，游击队于是打算在游行集会上动手。德军担心太过招摇，引起饥民的不满，坚决要求将庆祝活动改到室内举行，黑衫军只好在重兵把守的法西斯总部内庆祝这一党内盛事。值得一提的是，该法西斯总部位于威尼托大街，是组合部的旧址。游击队也随之改变了计划。德军无意间把自己放在了火药桶上。
游击队的目标是党卫军博岑警察团第十一连的150名军警。在过去的几天里，这个连队会在清晨穿过罗马城，去北面的一个打靶场操练。下午结束操练后，他们便会回到民族大街附近的军营。巧合的是，这150名军警在不久前刚成为德国人，他们都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博岑，又名博尔扎诺，那是一座双语城市，居民用德语和意大利语交谈。几个月前，这座城市被希特勒吞并。加皮斯蒂游击队和社会党马泰奥蒂游击队决定联合起来，搞个大动作，打破游击战的原则。在此之前，游击战制胜的基础在于小规模扰袭、简单灵活和出其不意的转移，而在此次行动中，游击队将目标锁定在军警必经之路上最窄的一条街，即巴尔贝里尼广场附近的拉泽里拉大街。参与此次行动的游击队员多达17人，他们伪装成环卫工人在一辆垃圾车里藏了一枚炸弹，还事先埋伏好了迫击炮和机枪。此次行动进展得十分顺利。炸弹在路面炸出一个大坑，坑周围倒着很多死伤的士兵。游击队员紧接着用迫击炮攻击侥幸活下来的德军士兵。慌乱之中，他们以为暗杀者藏在屋顶，开始冲上方的窗户猛烈射击。17名游击队员全部毫发无伤地撤离，没有一人被抓。150名军警死伤过半数，游击队大获全胜。
这次行动之后，很多无辜群众莫名被杀害。事发时，德国驻罗马总司令梅尔泽正在吃午餐，喝得酩酊大醉。几分钟后，他就赶到事发现场，气急败坏地命令手下炸毁周边所有的建筑，立即枪毙被抓起来的200位围观群众。然而，这200人无一人是凶手。党卫军中校兼盖世太保罗马最高指挥官卡普勒、德国驻意大利王国代理大使莫尔豪森、党卫军上校兼希姆莱个人代表尤金·多曼（我们曾在第二章提到此人作为希姆莱随身翻译前往科森扎市考察疑似亚拉里克一世陵墓）齐齐劝他冷静行事。没过多久，消息便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正坐镇东普鲁士指挥部的他当天并无繁重公务需要处理，正好有大把时间处理此事，罗马人这次算是倒霉透了。搞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后，希特勒大发雷霆，下令将事发地所在的整个街区夷为平地，并要求每死去一名德国士兵就拿30~40个罗马人的性命来偿还。
卡普勒不想把事态扩大，最终把罗马人和死亡德军士兵的抵命比降为10:1。然而，抵命的罗马人并不容易找。随着时间的推移，受伤的士兵陆续死去，抵命人数也随之增加。经过一番筛选，卡普勒终于敲定抵命人选，包括几名被俘的游击队员、几十位被判驱逐出境的犹太人（最小的只有15岁）、两位反法西斯神父、36位意大利军官（保皇派反抗势力领袖蒙特泽莫罗上校也在其中，在被俘的几周里，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始终没有出卖自己的同志）和事发后被捕的围观群众。这些围观群众可以说是最冤的，其中有一位酒吧男侍和两位手袋店的男推销员。
爆炸案后的第二天，335名男子（包括未成年）被带到城南的亚迪亚提拿大街上一处呈洞穴状的废弃矿坑。德军中无人愿接这个烫手山芋，直接导致整个屠杀行动一团乱麻。起初，卡普勒命令警察连的幸存官兵行刑，但是被警察连的直属领导党卫军少校多比克一口回绝，给出的理由是他们已经被吓得魔怔了。正规军也不愿意揽这个差事。如此一来，行刑的任务就落到了卡普勒和他的党卫军参谋肩上。大部分参谋都非行伍出身，根本不懂如何用枪。为了给他们壮胆，卡普勒灌他们喝了大量白兰地。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冲着抵命的罗马人疯狂扫射。他们连抵命的人数也搞错了。第十一警察连共有33位军警死于爆炸案，那么按照卡普勒的逻辑，需330个罗马人抵命。另外5人根本不在抵命名单之中，却被带到了这个废弃矿坑。当然，他们知道得太多了，只有死路一条。
抓来抵命的罗马人被两两绑在一起拉入矿坑。最先被拉进矿坑的两个罗马人选择老实认命，剩下的罗马人则试图反抗。一人当场被打死。有的身中数枪而死，有的被割断头颅，有的则被堆在身上的尸体压得窒息而死。几个月后，矿坑被人发现，尸体堆不远处还躺着一具尸体。由此可以推断德军在炸掉矿坑入口时，此人还活着，他挣扎着爬到角落处后，孤独地死去了。这次屠杀后来被称为“亚迪亚提拿矿坑大屠杀”，是德意战争中最惨烈的一幕。
德军毫无愧疚地对外公布了此次的报复行动，声称此次被处决的人除了共产党人就是巴多格里奥的支持者，却绝口不提行刑地点。
饶是如此，麻木的罗马人还是更憎恶盟军。屠杀事件发生后，德·怀斯访问了几个人。她发现，法西斯分子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这点不难理解。但是，他们对盟军的仇恨居然远远超过了对德军的仇恨。
盟军对罗马城的轰炸的确让罗马人更加难以忍受。不过，此时轰炸已基本结束。拉泽里拉大街爆炸案后，盟军几乎不再进行轰炸。春天终于来了，罗马人不用再受冻，但是要继续挨饿。定量配给的面包时常泡汤，就算能发到手上，也多半没什么营养。德·怀斯让自己的化学家朋友检测了一小块配给的面包。朋友告诉她，面包的原料包括黑麦、干鹰嘴豆、玉米粉、桑叶和榆树皮。玛利亚·卢克发现所有人都饥肠辘辘，“真是令人痛心。夸人变瘦了不再是一种恭维。相反，人们都心领神会，不主动提及这个话题。”[30]4月初，根据她的记载，一次空袭过后，两位女士因休克被送往蒙泰韦尔德的利托里奥医院，最后活活饿死在医院病**。
梵蒂冈试图通过卡车将食物运进罗马城。卡车上虽然涂着梵蒂冈的代表色，却还是遭到了盟军轰炸机的轰炸，这是盟军的无心之失。德军也将卡车涂成梵蒂冈色，或者紧跟在梵蒂冈派出的卡车后面，希望躲过盟军的轰炸。然而，他们的诡计也没得逞。到了4月中旬，报纸上全是出售贵重物品的广告，登广告的人只想尽快筹到钱买黑市上价格飞涨的食物。就连狗肉的价格都贵得离谱，城中的猫早就被人吃光了。在面包店外排队的妇女时常因买不到面包而爆**乱。有一次，10位妇女袭击了奥斯蒂恩塞大街周边的一家只供应德国军方的面包店，随后便立即被带到台伯河边枪毙。到了5月，罗马城中的富人也难逃挨饿的命运。
罗马人不仅挨饿，还活得提心吊胆。德军一直在抓人做苦力。3月，一个名叫内洛的男子被抓，他先前藏身于玛利亚·卢克的女修道院。他的家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几近绝望。他几次差点被驱逐出境，最后都成功溜到去北方做苦力的队伍后面。后来，他在被派到奥斯蒂恩塞大街清理碎石时，借机跑到一节火车车厢下面，成功逃走。其他被抓的人就没这么幸运了。4月中旬，3名德国人在博格特区的夸德拉罗被杀，德军开始对此地进行大规模搜捕，2000名男子（包括未成年）被捕，其中750人被送往德国北部，只有一半人侥幸活下来，回到罗马城。德军针对犹太人、罗马城的抵抗势力和游击队员的抓捕行动从未停止。科赫军此时已在罗马城站稳脚跟，势力与卡普勒的党卫军不相上下。科赫军将总部设在罗马涅大街上的亚卡里诺酒店，此地距离火车站不远，是个臭名昭著的地方。玛利亚·卢克曾听说：
塔索大街上盖世太保总部里有的刑具，这里全都有，包括用来拔牙和拔指甲的钳子、鞭子、棍棒和烧红刀刃的火炉。我的一些朋友就住在附近，她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凄厉的尖叫声和痛苦的呻吟声，尤其是在夜里。她们都说科赫军真是太不人道了。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写下这些，似乎太过冷血，然而事实就摆在面前，如果选择逃避事实，可能会好过很多。真的好无助啊！[31]
罗马人开始不再对盟军抱有希望。几个月过去了，盟军一直裹足不前。很多人由此猜想，意大利战场不再是英美盟军最关注的战场，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法国战场。这些人的猜想完全正确。5月12日，盟军猛攻卡西诺山的消息传来，给人一种错觉：意大利战场仍是盟军的主战场。盟军第15集团军司令亚历山大（1891年12月10日—1969年6月16日）秘密将亚得里亚海沿岸的盟军调回卡西诺山，德军误以为他计划在罗马城以北登陆。巨大的人数优势使盟军最终挫败德军，取得卡西诺山战役（又称“罗马战役”或“卡西诺战役”）的胜利。经过多天苦战，盟军突破防线，德军开始撤退。
卡西诺山战役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罗马城。玛利亚·卢克这样写道：“罗马城当权者如坐针毡，罗马人神采飞扬，但是心中也不免害怕德国人会选择鱼死网破。”[32]那不勒斯的悲惨遭遇历历在目，此起彼伏的抵抗运动使那不勒斯早已满目疮痍，无数那不勒斯人葬身炮火。罗马城一部分地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根据玛利亚·卢克的记载，现在没有一个德国人敢踏入台伯河岸区半步。罗马人不愿再起冲突，德国驻罗马总司令梅尔泽也是如此。他订购了一些食品，分发给贫民区的穷人。德军正在试图逃离这座城市，所以他无意惹恼更多罗马人。
的确，要不了多久，德军就会撤出罗马城。5月27日，德·怀斯看着德国人将一辆辆卡车装满，兴奋地说道：“他们要走了！他们真的要走了！”[33]当晚，源源不断的德国车飞速穿过罗马城，向北驶去。在喷泉旁排队取水的罗马人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解放的日子就要来了。只有一小撮人高兴不起来。5月26日，盟军通过安齐奥电台公布了一份名单，名单上的人都是在占领期间替黑衫军和德国人卖命的线人。翌日，玛利亚·卢克写道：“我们认识的一对夫妻在昨天公布的名单上，丈夫是一座宅院的门卫。两人负责报告犹太人的行踪。今天早晨，两人在门房里抹眼泪。早知如此，何必当初。”[34]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政府的人是最高兴不起来的那撮人。一位被修女收留的人曾亲眼看到一位德军士兵和一位黑衫军士兵绘声绘色地描绘法西斯的困境：“‘我，我这样做，’杰里边说边举起了自己的手；‘砰、砰、砰，你完蛋了！’边说边用手模拟手枪指着这位黑衫军士兵的胸膛说道。”
就在此时，盟军里发生了一件不光彩的事。美军第5集团军司令克拉克率军冲出安齐奥滩头。整整5个月后，他的军队赢得了安齐奥登陆战，其惨烈程度堪比斯大林格勒战役，终于可以如愿解放罗马。从防线撤下来的德军第10集团军的退路被克拉克的第5集团军切断。与全歼德军第10集团军相比，克拉克更渴望那顶“永恒之城解放者”的桂冠。他的上级亚历山大元帅命令他在小镇瓦尔蒙托内切断德军，然而克拉克竟然下令第3步兵师独立完成切断任务，他本人亲率美军主力朝北方日夜兼程进发。被围的德军最后突破盟军的阻击，撤退到意大利北方。当然，罗马人并不关心这些，解放就是他们的全部所求。
6月3日夜，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玛利亚·卢克在日记簿上写下这样的句子：“那个小男孩走进了一条黑暗的小巷，吹起了口哨。”她自言自语道：“德国人应该不会把罗马城变成战场。（但是今晚的火药味太浓了。）”[35]果然被她言中了。幸运女神这次仍旧站在罗马城这边。罗马城的艺术瑰宝历经亚拉里克一世、托提拉大王、罗伯特·圭斯卡德公爵、查理五世的西班牙军和德意志雇佣军、法国军队的洗劫，仍保存完好。此时此刻，这些艺术瑰宝又幸运地躲过了一劫。玛利亚·卢克把它归功于教宗庇护十二世。庇护十二世的确曾要求德军保全罗马城，但是他的话真正起到多大作用，这个不难判断。凯塞林元帅之所以没把罗马城辟为战场，主要是因为它的战略意义不大。一旦开战，城中的德军很可能在一夜之间沦为俘虏，损兵折将的风险他已经承担不起了。饶是如此，罗马城还是遭到了德军的局部破坏。6月4日，随着德军陆续撤出，城中响起多起巨大的爆炸声，全城震动。位于卡斯特罗·比勒陀里奥的马曹兵营被炸毁，此地曾是古罗马禁卫军的宅邸。此外，曼佐尼大街上的菲亚特工厂、电话局和几个调车场统统被炸毁。要不是罗马人脑子转得够快，及时浇灭点燃的弹药，被炸毁的地方肯定不止这些。林荫大道两边的树下甚至也埋了地雷，好在德国人没来得及点燃。
德·怀斯走到自家阳台上，拿起望远镜看向远方，卡车和大批军官专车已经开动。“错不了，他们要撤了！我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来了！他们终于走了！”后来，她干脆走上街头看德军撤退：
大大小小的卡车和四轮运货马车上挤满了士兵，一不小心就会挤在一起。有的士兵挤在二轮运货马车上，有的骑马，累得走不动的士兵则挤在农民用车上，极少数士兵用公牛代步。步行的士兵紧随其后，浩浩****，看不到尽头。士兵们因过度劳累而脸色苍白、眼球突出、咧着嘴。有的一瘸一拐，有的光着脚，有的把来复枪放在地上拖着走……在品奇阿纳门附近，我突然被一位德军士兵叫住：“这条路可以去佛罗伦萨吗？”他问道。我当场吓得怔住了。“去佛罗伦萨？这里距离佛罗伦萨有300千米。”他面色苍白，还没等我回答完就走了。[36]
玛利亚·卢克也在看着德军撤退：
德军士兵陆续经过，眼球充血、胡子拉碴、头发乱糟糟。有的挤在偷来的汽车里，有的挤在马车里，有的甚至挤在垃圾车里，根本无心整顿队形。一些士兵拉着小型救护车，伤员躺在里面。他们就这样陆陆续续地往城外走，有的将左轮手枪拿在手里，有的将来复枪竖背在肩上……去年9月，他们拿机枪对准罗马人。两相对比，给人一种恍如隔世之感。现在轮到他们担惊受怕了。
至于罗马人，“……他们开始在德军的车道上来回散步，个个神态自若，讽刺意味十足。超然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不动声色。”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人曾与德国人沆瀣一气，如今墙倒众人推，令人唏嘘不已。“一些黑衫军士兵、巴巴里戈师的士兵和内图诺师的士兵拼命冲德国人的汽车招手，请求搭便车。德国人……置若罔闻，径直开车离开……两名黑衫军士兵试图爬上一辆停在人民广场上的炮车，被车上的德国伞兵踹下来。”[37]
“砰、砰、砰，你完蛋了！”德军士兵对黑衫军士兵说的这句话竟一语成谶。战后，法西斯罗马警察局局长彼得罗·卡鲁索、彼得罗·科赫和墨索里尼均被处决，墨索里尼的尸体被倒吊在米兰的一个加油站顶上示众。相较之下，德国战犯所受的惩罚要轻得多。凯塞林和梅尔泽均被判处死刑，但随后得到赦免。凯塞林在狱中待了6年后，被释放。卡普勒在监狱里待了29年，死前一年逃回德国。卡普勒的副手埃里希·普瑞克曾用酷刑折磨过许多人，他因持有梵蒂冈签发的国际红十字会护照成功逃到阿根廷。50年后，他的身份被一位美国电视新闻记者揭穿。1997年，他被引渡到意大利，开始了监狱生活，但是几年后被释放。党卫军上尉特奥多尔·丹勒克尔是隔都围捕事件的罪魁祸首，后被美军俘虏，自尽于狱中。
德军从罗马城北撤出，盟军从罗马城南入城。第一批入驻罗马城的美军坦克在行进的过程中顾虑重重，如履薄冰，生怕遭到狙击手和饵雷的伏击。入夜后，美军的坦克抵达台伯岛，罗马市民起初以为是德军的坦克。在罗马市民反应过来后，美军受到了他们的狂热欢迎。玛利亚·卢克透过女修道院的窗户向外张望，“突然间，从皮亚门的方向传来一阵热烈的欢呼声”，这是她首次知道盟军入城。翌日清晨，她首次亲眼看到盟军：“早晨6点钟，我照例打开窗户，一辆小型吉普车映入眼帘，车上坐着4名美军士兵，车子正缓慢地行驶在街上，四下无人。吉普车踽踽独行，看着有些孤寂，但是没有它的守卫，我的早晨不可能如此宁静，我真想拥有它，哪怕只有几秒钟。”[38]
没过多久，盟军就从圣塞巴斯蒂亚诺门、马焦雷门、圣乔瓦尼和圣保罗门涌入罗马城路线跟九个月前的德军进城一样。玛利亚·卢克来到威尼托大街，看到罗马市民为经过的每一辆车和头顶飞过的每一架飞机鼓掌，互贺来之不易的解放，现场洋溢着人们的欢声笑语。两排美军士兵沿街而下：
他们风尘仆仆、伤痕累累、胡子拉碴，但是仍微笑着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他们的来复枪口插着玫瑰花和罗马市民扔过来的小型意大利国旗，他们的头盔迷彩网上和衬衫上别着玫瑰花。人们在书中读到这类场景时，会想当然地以为是虚构出来的，从未想过有一天能亲眼看到，而罗马市民就在今天亲眼看到了。[39]
此外，根据玛利亚·卢克的记载，罗马城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城中突然多了许多自行车，不止自行车：
罗马城的人口似乎也翻了一番；爱国人士、意大利士兵、从战俘集中营里逃出生天的盟军战俘、刚到服兵役年龄的青年男人，以及遭到迫害的犹太人已经在暗无天日的地方躲藏了数月，如今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在阳光下。[40]
犹太人的数量不少，总共曾有1.2万名犹太人生活在罗马城，幸存下来的占总犹太人口的十一分之十。
噩梦终于结束了。过去的4年，是不堪回首的4年。饥饿、恐惧乃至屈辱占据着罗马人的生活。总是吹嘘意大利是现代化强国的墨索里尼直接把意大利拖入了战争的泥潭，最后发现这是一个连自卫能力都没有的国家。罗马人被自己的政府抛弃，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和军队分崩离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纳粹占领罗马的九个月里，大多数罗马人的表现是值得称赞的。当然，这不是在否认纳粹在罗马犯下的罪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对权威的怀疑风潮愈演愈烈，终于结出恶果。在被德国纳粹占领的其他欧洲地区，有不少人为纳粹工作。并非所有罗马人都是圣贤，也有一些罗马人为了金钱或者其他眼前利益与纳粹狼狈为奸，但是这样的人并不多。罗马城的神职人员和女人为帮助犹太人竭尽所能。犹太人也从普通罗马人那里感受到了善意。“他们敞开大门收留我们，把卧室让给我们。罗马人向我们敞开了心扉，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有些人这么做是出于个人私利，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出于一颗真心。他们拥有的不多，却甘愿与我们分享。”一位名叫奥尔加·迪·维罗里的犹太妇女如是说。[41]
绝大多数罗马人都是打败纳粹分子的英雄。情报是他们的武器，凭借庞大的情报网，安齐奥滩头的盟军转危为安。官僚机构是他们的武器，签发的假证件令纳粹分子真假难辨。不作为和不服从亦是他们的武器，他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保护那些被意识形态妖魔化的人。善良是他们最强大的武器，他们不愿被意识形态营造出来的恐惧和仇恨所裹挟。
(1) 原名阿比西尼亚。
(2) 成立于公元1892年，是意大利历史最悠久的政党。
(3) 巴利拉是一名热那亚男孩，本名乔瓦尼·巴蒂斯塔·佩拉萨，1746年热那亚被奥地利占领后，巴利拉拿起石块，愤然扔向一位奥地利官员。
(4) Christus Rex译为“耶稣基督君王论”，认为耶稣基督应当成为普世唯一的君主，统治万民和天下，这个思想来自教宗庇护十一世在1922年和1925年发布的通谕。
(5) 纳粹礼就是由古罗马敬礼手势演变而来的。
(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反纳粹德国侵略的抵抗组织。
(7) 成立于公元1943年9月23日，1945年4月25日灭亡，由于其政府所在地于萨罗，亦称萨罗共和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贝尼托·墨索里尼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扶植下于意大利北部创建的法西斯傀儡政权。
(8) 米开朗琪罗创作于公元1513—1516年，而摩西是以色列人的民族领袖，史学界认为他是犹太教创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