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甚至渗透进罗马的计时系统。新建的纪念堂上都写着两个日期：一个是人们熟悉的天主教日期，另一个短的时期则是法西斯日期。1922年，墨索里尼成功夺权，因此这一年被定为“法西斯新时代”元年。法西斯也渗透进罗马的教会节日表。狂欢节作为罗马最盛大的节日已被取缔，在公共场所身着花哨服装被视为非法行为。大斋节前的几天，科尔索大街会变得稍微热闹一点，这是狂欢节留下的唯一一点痕迹。1930年9月20日，这一天原本是意大利复兴运动纪念日，是自由主义时代的重大节日，而今却被悄悄取缔。公民被迫庆祝的新节日包括：3月23日（1919年墨索里尼在米兰发起法西斯运动），4月21日（罗马的生日），11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维托里奥·维内托战役意大利胜利纪念日）以及最重要的10月28日（进军罗马周年纪念日）。不过，法西斯分子并不能为所欲为。1925年，教宗庇护十一世（公元1857年5月31日—1939年2月10日）统治下的教会不仅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还筹划庆祝耶稣基督君王节（the Feast of Christus Rex(4)）。耶稣基督君王节是一个新兴的节日，庆祝日期在每年10月的最后一个周日，直接与10月28日的进军罗马周年纪念日和11月4日的维托里奥·维内托战役意大利胜利纪念日相冲突。1933年复活节，法西斯运动展览会进入**，教宗庇护十一世特别宣布本年为大赦年，庆祝耶稣升天1900周年，吸引了大量的人前往朝圣。庇护十一世还在法西斯当局新开辟的城区修建高大巍峨的新教堂，誓与法西斯当局一争高下。“极权主义”这个词很可能源于法西斯时代的意大利。不过，意大利从未达到法西斯分子所期望的极权程度。从墨索里尼攫取政权的那一天开始，他的权力便受到另外两个领导人的牵制：国王和教宗。国王本人在政治上或许甘于退居二线，但是他在军方和警方有着不可撼动的势力。如果说是因为墨索里尼向圣座妥协，大大提高了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人心中的影响力，那么也就意味着天主教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更高。圣座与意大利和解后，曾以加里波第骑马雕像太过碍眼为由，要求墨索里尼将其撤掉。然而，墨索里尼为了告诉世人谁才是老大，断然拒绝了圣座的请求，甚至还为加里波第的妻子阿妮塔打造了一尊骑马雕像：阿妮塔以英勇的姿势骑在一匹奔驰的马上，一只手拿着手枪，另一只手抱着婴孩。

▲印有墨索里尼像的宣传海报。

在墨索里尼眼里，罗马城是一个由砖块和石头砌成的大型机器，承担着两个很大的作用：向全世界宣传法西斯主义和促进意大利人重塑尚武好战的国民性。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意大利人，我们会在下文详述。至于法西斯罗马给外国人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恐怕只有少数外国人能有机会说一下。20世纪30年代，城中的外国人并不多。此时的罗马城，远没有我们先前讲过的大多数年代里那样国际化。生活在罗马城的绝大部分移民都是意大利人，其中大部分来自罗马周边的省。1931年，一百万罗马人中只有五千人是外国人，其中以美国人和德国人居多。如今的英格兰人聚居区早已不复19世纪40年代的荣光，只剩下零散的几片。英国圣公会教堂依旧耸立在巴布伊诺大街旁，西班牙广场上依然有俱乐部，英国人开的药店、威尔逊夫人书店（可外借的）和公共图书馆。此时，以英语为母语的居民不得不前往罗马人经营的店铺购买大部分生活必需品。英格兰人聚居区里也不再有豪华酒店。20世纪30年代，城中最豪华的酒店全都位于威尼托大街，包括安巴夏特利宫酒店、埃克塞尔西奥酒店和格兰德酒店，这些酒店在19世纪初都还没有建成。

在外国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眼中，罗马城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这一切都源于它在1870年被定为意大利王国的首都。我们在前文中曾提到，成为首都后的罗马城俨然是一个大型的建筑工地，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不久后，罗马城便失去了教皇国时代的独特魅力。1929年华尔街股市大崩盘后，欧洲北部的富人和美国富人已经支付不起在外国游玩半年的费用，尤其是意大利。墨索里尼发起了重塑货币价值的里拉战，不惜一切代价提高里拉币值，因此意大利作为旅游目的地不再像从前那般实惠。

短期旅游业也在苦苦挣扎。除却这里高昂的消费，法西斯分子的言论也令一些游客望而却步。他们对热衷于吊古寻幽、赏风吟月的外国游客极为排斥，只欢迎前来“瞻仰”“新法西斯意大利”的游客。一部分激进的法西斯分子竭力主张禁止携带（德国人卡尔·贝迪克出版的）旅行指南和柯达相机的游客入境。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人饥肠辘辘，政府试图振兴旅游业，法西斯当局更欢迎那些对法西斯运动表现出兴趣的游客，法西斯运动的确吸引了一部分游客。这些游客在前往意大利后，深受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英国徒步旅行者罗兰·安德鲁便是一个典型，他们会像安德鲁一样，将自己的旅行见闻记录下来，为的是将法西斯主义传播出去。

施工场地遍布法西斯，罗马城的交通状况令人头疼不已。饶是如此，罗马城还是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罗马城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交通状况虽然不容乐观，但是司机至少对靠哪边行驶有了定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罗马人随心所欲地开车。高档酒店的入住价格虽然不菲，但是比较干净、有人管理、价格也很明确，欺客宰客现象少了很多。同时，给小费被视为非法行为（尽管1930年版的贝迪克旅行指南声称，游客仍需给行李搬运工和出租车司机小费）。罗马城也干净整洁多了，城中新建了上百间厕所，不再有罗马人随地大小便。罗马城的治安状况比从前好得多，火车、有轨电车和火车站里都有黑衫军巡逻，游客再也不用担心行李被抢。妓女被赶到持有合法牌照的妓院，不再当街揽客。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罗马现在是一座没有乞丐的城市。徒步旅行者罗兰·安德鲁在城中待了整整一周，一个乞丐都没看见。

此外，去罗马比从前容易得多。意大利的公路系统以前是出了名的差。在法西斯当局的要求下，公路系统经过改建，已经好了很多。铁路网也被大规模修整，多座火车站拔地而起，新修了一些铁路，铁路运输速度有所提高，电气设备得到了维护和保养，火车也很少误点了。因有急事需赶往罗马的人甚至可以搭乘飞机。奥斯蒂亚水上航空港落成以来，帝国航空公司旗下从伦敦到罗马的航班飞行时间只有27个小时。根据1930年版的贝迪克旅行指南，免费托运行李的重量最多为100公斤。按照今天的标准，限重100公斤听上去很大方。不过，这里的100公斤包含乘客的体重。

20世纪30年代，罗马人的健康状况也有所改善。诚然，肺结核、颗粒性结膜炎和斑疹伤寒仍困扰着罗马人，但是疟疾作为罗马人的头号杀手终于被消除。这得益于大张旗鼓地拆建运动，大型巴洛克公园被拆除，公园里的池塘、水洼和满是积水的花盆也随之消失。到19世纪末，疟疾在罗马城中绝迹。到了19世纪30年代末，得益于排干桥梁污泥计划，疟疾在意大利境内已基本绝迹。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意大利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几乎没有变化。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人口死亡率减半，意大利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和其他欧洲人一样迅速上升。

这个时期，罗马人的教育普及程度也在提升，甚至远远超过文化繁荣的古典时代，只有少数罗马人是文盲。在法西斯当局的不断推行下，一些生活方式成为热门。罗马的未成年人热衷于参加运动会和每周六下午的狂热集会，这种集会相当于其他法西斯国家的童军集会。得益于休息日的休闲运动，成年罗马人可以有一些时间心无旁骛地享受生活。正因为休息日休闲运动没有成为洗脑工具，比较激进的法西斯领导人对此颇有微词。他们可以在休息日体育俱乐部里玩飞镖、打牌、踢足球，可以听广播，可以在内设的饮食店里喝葡萄酒或葡萄果渣白兰地，可以看电影，甚至还可以以业余演员的身份排演戏剧。休息日假期的行程安排包括巴士文化观光、海上游轮观光兼交谊舞会和里乔内短途观光。里乔内市位于意大利东海岸，临亚得里亚海，相当于英格兰黑潭市或者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城。受过良好教育的罗马中产阶层或许对这类旅游项目不屑一顾，但是它们极受休息日休闲运动成员的欢迎。到1939年，成员数已经接近400万。

法西斯主义甚至还能给人一种虚幻的满足感。严苛的新闻管制政策给法西斯主义的追随者，尤其是受益最大的罗马中产阶层制造出一个很安全的舆论环境。新闻记者出身的墨索里尼深知新闻对民众的影响力，为了审查新闻，他甚至不惜搁置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除了梵蒂冈的半官方喉舌《罗马观察报》，其余外国报纸一律禁止在意大利发行。有时候，就连《罗马观察报》也得偷偷摸摸地卖。大部分报社并不直接受当局管控，但是墨索里尼在上台头几年就通过恐吓的方式逼迫所有报社向自己低头，并规定所有记者均需加入法西斯党。一旦发生意外事件，报社便会收到一连串的审查命令，里面详细地列出了不能写的内容。

因此，对于只阅读本国报纸的意大利人来说，他们的世界看上去很梦幻。在他们看来，意大利是一片没有政治抗议运动、没有犯罪、没有腐败、没有贪污以及没有严重交通事故的天堂。他们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惨状一无所知。墨索里尼害怕在外交事务中陷入被动，一直坚称尊重非法西斯政权，所以此时意大利的国际环境相对温和。布尔什维克俄国作为法西斯意大利的假想敌并没有受到法西斯当局的公开攻讦，直到墨索里尼在1936年与希特勒结盟。收音机里广播的新闻和在罗马城60多家影院里上映的新闻影片都在蓄意营造祥和的假象，上映的绝大部分新闻影片都经过了墨索里尼的亲自审查。一部典型的新闻影片的内容通常包括一则国外新闻、一到两则体育新闻和一则国内新闻。国内新闻的内容通常是一位皇室成员、法西斯党高层或者绝大部分情况下由墨索里尼本人宣布发起新运动或出席新船出厂、桥梁竣工或建筑落成典礼。新闻影片的最后一则新闻要么报道娱乐界名人的奇闻，要么报道孩子或宠物的趣事，为的是不让民众有任何不良情绪。暴力、犯罪、性以及穿着暴露的女人绝不会出现在新闻影片里。意大利发动或参与的战争，意大利媒体几乎没有报道。然而，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是个例外，只不过这次战争被意大利媒体描述成一起激动人心的现代化军事行动，新闻中几乎看不到埃塞俄比亚人的面孔。相比之下，意大利广泛卷入西班牙内战的报道则少得可怜。

故事片也被要求表现祥和的景象。罗马人看得最多的是浪漫喜剧片，又称白色电话片，通常以布达佩斯为背景，专事展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因富有的家庭使用白色电话机而得名。被这类影片包围的罗马人日渐与现实世界脱节。值得一提的是，法西斯当局从1939年才开始严格审查进口影片。有人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罗马人会不甘于生活在这种炮制出来的假象里，然而答案是否定的。20世纪30年代，很多罗马人家里都有收音机，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听外国频道，其中的一些频道甚至用意大利语播报，但是几乎没有人收听这些外国频道。

虽然新闻影片里处处祥和，但是有些罗马人的生活却并不如此，尤其是那些不符合法西斯理想标准（刚强、狂热、听话、富有、绝对效忠以及最好是男性）的人。文艺界人士通常很难做到绝对效忠，所以总是引得当局忌惮。相较于纳粹德国的文艺界人士，意大利的文艺界人士受到的迫害要轻一些，但是他们的眼界还是因此变得越来越封闭、狭隘。有一部分意大利文艺界人士受到了残酷地迫害。意大利的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公元1867年3月25日—1957年1月16日）是当时伟大的指挥家，曾经是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但是不久后就看清了法西斯当局的嘴脸，不再对其抱有幻想，后因拒绝在一次音乐会开始前演奏法西斯党歌《青年》而遭黑衫军毒打。

在法西斯当局的统治下，罗马城乃至整个意大利的穷人是过得最悲惨的群体。虽然法西斯主义不承认当前社会存在阶级仇恨，但是现实是另一码事。组合制度是在参照中世纪行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被当局视为第三条道路（介乎两种极端立场之间的行动方案或政策）。在这种制度下，雇主和雇工在法西斯行会的指导下一起给政权卖力。然而，组合制度根本就是个幌子，雇主可以为所欲为地剥削雇工。法西斯行会领导不仅不会为雇工争取权益，反而会像小墨索里尼一样欺侮他们。行会会议彻底沦为一言堂，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会被警察以造反的名义带走。烜赫一时的法西斯福利制度也名不副实。雇工为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支付了高额费用，但是这些钱时常被国家拿去支付军费或兴建大型工程，例如墨索里尼的新罗马社区。

法西斯主义代表富人和权贵的利益，就连罗马的旧贵族也混得风生水起。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除了一位罗马市长是平民出身，其余全部出身贵族，包括克雷莫内西家族、波滕齐亚尼家族和卢多维西家族。1936年的罗马市长出身科隆纳家族。20世纪30年代末，只有六分之一的意大利人念完小学，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父母都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阶层。带有雅致阳台和大理石大厅的新公寓是罗马最豪华的住房。从理论上说，所有罗马人都有资格住进去，但是最后住进去的人不是法西斯当局的官员，就是有法西斯背景的罗马富人。罗马穷人只能栖身于郊区的大众公寓。大众公寓有十层高，普遍拥挤狭窄。每周六，孩子们都会参加法西斯青年团的集会，高喊狂热口号，所以父母们只有在这一天才能为婴儿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毫不夸张地说，大众公寓里的生活单调乏味。人们在烧煤或木头的炉子上做饭。1931年，90%的罗马公寓没有厕所，居民共用室外走廊的厕所。大部分厕所都很简陋，水泥地上有一个坑，墙上的钩子上挂着碎报纸。儿童和老年人晚上用夜壶，第二天再将排泄物倒入公共厕所。

20世纪30年代的罗马人或许比19世纪40年代的罗马人干净一些，但是很多公寓都没有自来水，需要用水桶取水。大部分罗马男人做不到每天刮胡子，就算刮胡子，也是在晚上，蘸着做饭剩下的温水刮。他们在厨房水槽里用洗衣皂洗脸，所以脸上和衣服上都有洗衣皂的味道。大部分罗马女人都是家庭主妇，我们会在下文中讲到，法西斯当局并不鼓励女人外出工作。罗马女人在早晨用圆柱形暖床器里留有余温的水洗脸，她们用来洗脸的铁架子看着很特别，架子顶部装有一面镜子，底部装有两个碗状的槽，一个用来装洗衣皂水，另一个则用来装清水，她们就站在架子旁洗脸。电费高昂，普通人压根用不起自来热水，就连罗马中产阶层也得等天气暖和的时候，才能好好洗一次澡。

大众公寓的生活环境要比博格特区（罗马的新郊区）强得多。到20世纪30年代末，一小部分博格特区成了罗马城功能区的一部分，例如位于罗马城以东的提布尔提那。提布尔提那建有一座露天学校（冬天很冷，但是总比没有强）、一个体育馆、一栋办公楼和一个游泳池。博格特区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没有排水系统和道路的贫民区。这是罗马不为游客所知的一面。法国作家莫里斯·拉金曾在1935年游玩过博格特区的加尔巴泰拉和塞特基耶塞，在那里，一家人挤在狭小的房间里是常态，还有一部分人住在当局指定的洞穴里。博格特区是法西斯当局的垃圾倾倒场。此地远离市中心，被送到这里的“垃圾”插翅难逃。很多罗马人因墨索里尼的拆建工程无家可归，只好委身于此。这里还住着失业者、罪犯、乞丐和没有许可证的妓女，这些人都是当局眼中的垃圾，眼不见，心不烦。此外，这里还住着反法西斯人士，当局把他们软禁在这里主要是便于监视。

博格特区并非罗马唯一的贫民区，其他贫民区的居民大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大部分是来自农村赤贫地区的难民。这类贫民区大都是自发形成的，没有经过当局的批准。他们的家就是棚屋，罗马人称为巴鲁撤，埃塞俄比亚人的棚屋也叫这个名字。1933年，特米尼火车站周边的一片贫民区里居然有6000个这样的棚屋。棚屋里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排水系统，住在里面的贫民并不比2500年前的棚屋居民舒服多少。

在法西斯当局的统治下，并非所有罗马富人都过得风生水起，尤其是渴望有所作为的罗马女人。从某种意义上说，11世纪的罗马妇女比这个时期的罗马妇女拥有更多职业选择。墨索里尼早在1920年就宣称：“女人就是温柔乡，只要有时间，男人不妨流连……但是绝不能太拿她们当回事。”[6]他的这个观念一直没有变。上台之初，墨索里尼就取缔了所有女权组织。当局只承认一个名为“法西斯妇女”的妇女组织，其目的是向妇女发放法西斯宣传材料，而非发动她们解放自我。在当局看来，待在家里相夫（劳动力）教子（法西斯主义的接班人）是妇女对国家的义务。

法西斯当局的妇女观与教会不谋而合，不过双方的出发点全然不同。前者是想让妇女帮他们打赢婴儿战，后者则认为限制生育有违上帝意志，是罪过。双方均坚决禁止堕胎。法西斯当局明令禁止医生和助产士为妇女堕胎，涉嫌堕胎的医生和助产士将被送到国内的一个监狱岛上流放。在法西斯当局和教会心目中，女性具备明智、善良、节俭、朴素、顾家这几点，才是最理想的形象。更有甚者，双方都认为理想的女性不能性感。法西斯当局对短发女人尤其反感，他们嘲笑穿着时髦、爱交际或涂口红的女人是神经病。法西斯当局认为，女人应该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孩子（法西斯主义的接班人）身上，所以严禁报纸刊登女人怀抱小狗的照片。法西斯当局还会表彰生养后代多的女人，并把每年的12月24日定为母亲和儿童节。在这一天，他们会给生养了7个，最好是11个子女的母亲分发奖品。养育子女多的父亲将得到升迁，全家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校餐、免费有轨电车票。相比之下，单身男人则需要缴纳单身税。

法西斯当局坚决反对罗马妇女外出工作。1934年，墨索里尼曾警告她们，外出工作不仅危险重重，还可能导致不孕。早在1923年，当局就禁止女性担任中学校长以及教授历史课或哲学课。1939年，当局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宣布从此以后女性不得担任任何管理职务，女性专业工作者的比例必须被限制在10%以内。然而，法西斯时期的罗马城中有几十家妓院。法西斯当局的领导人都怀念战争时代的风流岁月，一致赞成保留妓院。当局给出的官方理由是，嫖妓可以增强男人的阳刚之气，已婚男人去妓院寻欢好过在外**，前者至少不会影响婚姻稳定。

如果有从公元19世纪40年代穿越而来的游客，他们一定会对罗马城内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19世纪40年代的罗马城处在保守派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的统治之下，严格的道德审查制度处处限制着罗马人的生活。公元20世纪30年代的罗马人同样处处受到道德审查制度的限制。19世纪40年代，神父每晚都会在街上巡逻，防止人们做出出格举动。公元20世纪30年代，巡逻的人变成了黑衫军士兵。通过观察，莫里斯·拉金发现罗马城是一座容不下恋人的城市：“真诚相爱和与爱人结伴同行都有风险……与女人结伴穿街走巷实非明智之举，到处都是搜查的士兵，狂热的政府特工动不动就会给人安上莫须有的罪名。”[7]更有甚者，跟女人攀谈几句也会遭到黑衫军士兵的盘问。他们在自己负责的片区里从早巡逻到晚。女性需要在陪护人的陪同下才能出入电影院或舞厅，酒吧直接将女人拒之门外。休息日体育俱乐部基本是男人的天下。公共场所禁止拥抱和接吻，在公共场所独自逗留太久的女人时常会遭到盘问。就算她的证件齐全且合法，也有可能被罚去监狱岛一日游。关于未婚女人和失婚女人不检点的流言满天飞，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抓起来送到监狱岛上。

20世纪30年代，罗马城里不仅毫无浪漫可言，还几乎没有夜生活。1932年，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让-保罗·萨特造访罗马城。两人发现，到了夜间，街上空空如也，于是决定尝一尝反叛的滋味：在街上徘徊到天亮。午夜时分，两人正坐在纳沃纳广场上的一座喷泉旁谈天说地，猛然发现两个黑衫军士兵冲他们走来。“（两位士兵）看在我们是游客的分上，决定网开一面，但是坚决要求我俩回酒店睡觉，”波伏娃写道。两人并没有被眼前的阵仗给吓到，而是结伴前往古罗马斗兽场。凌晨三点，两人再次被黑衫军士兵盯上：“他们拿灯照着我们，责问我们究竟在干什么。我俩这次好像有些出格了，游客的身份也没法拿来做挡箭牌了。不由得想起马德里的漫漫长夜，只能叹息着返回酒店。”[8]此时的罗马城简直就是墨索里尼的家乡普雷达皮奥小镇的放大版，同样地寂寥冷清、单调乏味。

单调乏味就罢了，罗马城居然还是一个暗藏杀机的地方。作为游客，西蒙娜·德·波伏娃深知自己被当局盯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罗马人就没有这份自信。20世纪30年代，很多人猜想自己很可能已经被当局盯上了，他们的猜想基本没错。自1926年至1943年，约有4万名意大利人处在情报机关的监视下。此时的意大利境内共有三个情报机关，彼此之间是死对头。有上百号线人直接替这三个情报机构卖命，然后这些线人再通过发展下线的方式织就一张张告密网。邮件被拆开检查，私宅被搜查，电话被窃听，400位速记员负责把监听到的谈话内容敲成文字。法律规定酒店经营者必须上报住客的信息，医生必须上报酒瘾患者和精神病患者的信息，酒吧老板必须配合监视自己的顾客，否则将被吊销营业执照。就连建筑也是为了方便监视而设计的：大众公寓的出口少得可怜，这是为了便于警察监视住在里面的居民。

无孔不入的法西斯情报机关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监视目标赶尽杀绝。到20世纪30年代初，反法西斯组织作为法西斯情报机关的主要监视目标已经基本被瓦解。因此，不支持法西斯的人或者不符合法西斯理想标准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法西斯情报机关的监视目标。法西斯当局不承认同性恋的存在，将同性恋定为非法行为，监视抓捕同性恋男子。此外，精神病患者、酒瘾患者、皮条客、放高利贷者、虐童者、毒贩和“耶和华见证人”教派信徒也在被监视抓捕之列。20世纪30年代，城中人心惶惶，居民活得谨小慎微。然而，惶恐面前，并非人人平等。有法西斯背景的罗马富人就过着比其他人从容得多的日子，这倒也符合法西斯当局的一贯作风。1936年，乔治·莫斯是一个刚从德国逃亡到意大利的犹太难民，有一次坐火车，同行的乘客都是些衣着光鲜的有钱人。没过多久，这些人就开始讲墨索里尼的笑话，全然不顾坐在不远处的一位卡宾枪骑兵，吓了他一身冷汗。果然，那位卡宾枪骑兵冲他们走了过来，莫斯害怕到了极点，结果发现他也加入了讲墨索里尼笑话的队伍。要是讲这些笑话的人是穷人、醉汉、精神病患者、懒汉、长舌妇或老左翼分子，那事态就真的严重了。换句话说，像墨索里尼的父亲一样有明显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和像年轻时的墨索里尼一样的左翼分子都不能讲这类笑话，否则就会招来大麻烦。

对这类人来说，哪怕芝麻粒大的事情，也能招来大麻烦。1937年，一个炎热的夏日夜晚，一位中年锡匠和一位名叫鲁杰里·莱吉的前无政府主义者跟朋友在科罗纳里广场上骑旋转木马，玩得正尽兴，一个公务员带着一队黑衫军关停了旋转木马。莱吉喝得醉醺醺的，冲黑衫军士兵抱怨道：“我是自由的，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才不在乎法律呢。”莱吉后来被当局流放国内三年。意大利北部，有人被当局流放国内一年，只因他将自己的宠物兔放在一家餐馆的桌子上，然后对着宠物兔说：“墨索里尼，麻利点儿。”

1938年10月，罗马犹太人开始感受到法西斯当局的不信任。在此之前，尽管法西斯官员中不乏激烈反犹人士，但是当局仍对犹太居民实行宽待政策。因此，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中不乏犹太人。罗马的副警察局局长就是一位出身于罗马犹太社区的犹太人。后来，墨索里尼急于向盟友希特勒看齐，在1938年批准了《种族法》，一切都变了。不久后，意大利的《种族法》就青出于蓝，变得比德国的《纽伦堡法令》严苛得多。次年，《种族法》更加严苛。犹太人被禁止在军中任职，被禁止担任警察或各类学校的老师。有些法条十分狭隘刻薄，比如禁止犹太人在海边度假和乘坐有轨电车。有些法条跟前几个世纪教廷当局出台的限制措施如出一辙，所以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犹太人被禁止从事体面的职业和经营商店。法西斯当局只允许犹太人摆摊卖些杂货。后来，就连摆摊也被禁止了。当局出台的绝大部分政策都体现着墨索里尼的个人意志，所以总会赦免某些群体，此次针对犹太人的政策也不例外，比如参加过“一战”的犹太伤兵就被特别赦免。意大利王国曾救犹太人于水火之中，他们深爱着这个国家，所以有不少犹太士兵曾在“一战”期间为国出战。

法西斯当局总是吹嘘自己仁慈，不会动辄处死站在当局对立面的人。不可否认，对待政治犯法西斯当局很少动用死刑。自1926年至1943年之间，意大利有25名政治犯被判处死刑。尽管法西斯当局不取人性命，却热衷于摧残人的身心。在同一时期，1万名意大利人被流放国内，绝大部分流放犯都是男性，是家里的顶梁柱。一旦被流放，他们的妻儿就得忍饥受饿。无数出自流放犯之手的信件得以保存至今，其中很多信是写给墨索里尼的。在信中，他们要么极尽奉承之能事讨好当局，要么请求当局对自己网开一面，再要么就是请求当局接济自己的家人。

▲这则公告描绘了犹太人被禁止参加活动的种类，出自一本名为《捍卫种族》的法西斯杂志，这期杂志发行于1938年11月5日。

即使是相对轻微的处罚，也会给当事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暴力是法西斯当局的底色，“一战”退伍军人组成的法西斯准军事组织总是对政敌大打出手。尽管墨索里尼曾试图推动法西斯主义往温和的方向发展，但是暴力早已刻在了法西斯主义的基因里。20世纪30年代末，黑衫军队伍经过时，如果有人没有脱帽致敬，他们就会对这人大打出手。值得一提的是，黑衫军是由“一战”退伍军人组成的法西斯准军事组织直接演化而来的。黑衫军时常突袭罗马城的各个地区，工人聚居的圣洛伦佐区是他们最常打劫的地方。1938年后，他们便时常闯入隔都，捣毁店铺和酒吧。被他们带回黑衫军总部的人，要么再挨一顿毒打，要么被迫灌下蓖麻油或汽油。有的被活活折磨死，有的留下终身残疾。罗马是一个对身份地位的追求近乎偏执的地方，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灌下蓖麻油，无异于死亡，荣誉的死亡。

在法西斯当局的统治下，仅仅通过排挤的方式，就足以让一个人的生活陷入困顿。拒绝让自己的子女加入法西斯青年团，开了不该开的玩笑，都会开罪于当局。一旦如此，就会被开除法西斯党籍，吊销工作证或法西斯工会证，然后失业，失去生活来源，失去社会保险。在法西斯当局的统治下，罗马人的生活乐趣**然无存。罗马人素以喧闹闻名于世，如今却个个噤若寒蝉，算得上法西斯当局的一大“成就”。法国小说家贝罗忍不住为沉默的罗马城感到悲哀，在这里，就连唱歌也可能开罪于当局，例如歌词中带有“人生苦短，切勿动怒”的歌会被归类为反法西斯歌曲。到19世纪30年代末，政府安插在民间的间谍都忍不住抱怨称，人们在公共场合都默不作声。倘若有人在乘坐火车或者有轨电车的时候非议当局，其余人会立即喝止他，生怕自己被牵连。当然，胆敢在公共场合非议政府的人要么是醉鬼，要么是疯子，正常人绝不会如此莽撞。

法西斯当局作茧自缚，自食恶果。无视法律和质疑，大大小小的法西斯官员一门心思捞钱。黑衫军士兵打砸偷抢，坑蒙拐骗，甚至不惜杀人越货。出身寒微的法西斯高官一夜之间神秘暴富。地方法西斯官员时常进出高档餐厅吃霸王餐，出入奢华的景点度假。他们的妻子开着公车购置最新款时装。普通人去政府办事，要排长龙似的队，有法西斯背景的人却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插队。职位越低的官员，官威越大。法西斯当局的告密措施有时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告发邻居的人各怀鬼胎，有的是为了讨好当局，有的则是为了挟私报复。

这种模式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墨索里尼本人是罪魁祸首。他不介意同僚贪腐，因为一旦事情败露，他的手上就多了牵制他们的把柄。法西斯官员还热衷于互相泼脏水。地方法西斯官员为了抢乌纱帽，不惜公开指责对方乱搞性关系，牵连出来的人包括妓女、情妇、其他法西斯官员的妻子甚至男人。到了20世纪30年代，就连那些最刚正不阿的法西斯官员，人们也无法相信他能做到两袖清风。

尽管法西斯当局吹得天花乱坠，一部分罗马人却看得真切：法西斯当局不仅腐败，而且无能。除了排干桥梁污泥计划，其余计划基本以失败告终。婴儿战并没有逆转日渐下降的生育率。粮食战的确提高了小麦产量，却对整个农业造成了负面影响。里拉战降低了对外贸易和旅游业的竞争力，甚至逐步酿成严重的经济危机，意大利的经济危机甚至比1929年华尔街股市大崩盘还早两年。虽然墨索里尼对民选的自由派政府向来不屑一顾，但是在自由派政府的统治下，意大利一跃成为欧洲经济发展较快的经济体，甚至超过了德国。然而，在法西斯当局的统治下，意大利变成欧洲经济发展最慢的经济体之一。到20世纪30年代末，就连意大利控制的非洲帝国也危机四伏，当地此起彼伏的游击队逐渐把埃塞俄比亚变成意大利的战争泥沼。

最后，法西斯当局的宣传工作一败涂地。到20世纪30年代末，没几个意大利人相信当局宣传的那一套。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当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威逼利诱妇女多生孩子。饶是如此，到1937年，大部分意大利青年女性认为生一到两个孩子足矣，根本不愿意生11个孩子。她们也不愿意整天围着灶台转，大部分女性想外出工作，最好能谋一份体面的差事。1938年10月，法西斯当局将矛头对准犹太居民，罗马人都愤愤不平。到1939年，一份间谍报告不情愿地承认：罗马人“对犹太人的同情与日俱增”，[9]都认为犹太人无可指摘。神父猛烈抨击《种族法》，罗马人偶尔会说起犹太人的优点：有经商头脑、诚实守信、乐善好施，还说犹太人的人品比很多基督徒都好。另一份间谍报告声称：“所有人都说政府是错的，所有人都说这种难熬的日子就要到头了。”[10]就连法西斯高官也坚持认为犹太人是无辜的，一些高官甚至为逃难而来的外国犹太人提供庇护。

重塑意大利人尚武好战的国民性是墨索里尼倾注心血最多的计划。然而，这项计划可以说是法西斯当局最大的失败。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党委书记阿希尔·斯塔拉切开始负责这项计划，他是个行事迂腐的人。在他的领导下，这项计划不但没有激发人们的斗志，反而惹了众怒。他发起的反资产阶级运动明确禁止意大利人穿拖鞋，为的是让他们保持谦逊。政府官员必须购买和穿着统一的法西斯制服，这些制服价格高昂，但是面料很差。斯塔拉切声称握手礼不卫生，所以罗马人见面打招呼只能高高抬起右手行罗马致敬礼。此外，罗马人应该用voi（你们）称呼对方，不能再用lei（你），因为voi听起来更有气势，也更正式。间谍报告承认：几乎没有人用voi（你们）称呼对方，就算有人用，也带着调笑的语气。

到了20世纪30年代，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法西斯当局已经积重难返。然而，报纸上的法西斯当局却更上一层楼：当局是说一不二的存在，自1931年至1938年，法西斯党员人数从80万猛增至500万。意大利人站在拥挤的人群里参加日渐增多的法西斯集会和游行。不过，法西斯当局已经江河日下。当局收到的间谍报告警告称：人们对法西斯主义的热情已经耗尽。法西斯当局对意大利人的管控不但没有激发他们的热情，反而使他们越发冷漠。加入法西斯党以及参加集会和游行并非出自他们的本心。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广场的阳台上向公众发表了诸多著名演说，黑衫军在威尼斯广场的各个入口处支起桌子收集人们的党证，目的是找出缺席的人。1935年10月，墨索里尼宣布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当局组织庆祝游行，赶到的游行者发现黑衫军不在现场后，顿时惊慌失措。

到1938年末，咖啡越发短缺，意大利人的态度由冷漠变成了厌烦。国际联盟对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进行制裁，当局因此发起了名为“自给自足”的新运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物价飞涨，政府财政匮乏，变得越发贪婪，不惜提高行会会费。出口陷入低迷，进口商品价格高昂，普通人望而却步。石油、糖以及意大利人最离不开的咖啡等商品日渐短缺。早晨酒吧里已经不供应咖啡，为了买到咖啡，罗马人得排数个小时的队。他们一边排队，一边低声抱怨。此时，斯塔拉切等法西斯高层领导如过街老鼠，但是几乎没有人敢公开非议墨索里尼。1939年5月，政府安插在民间的间谍注意到：私下里关于墨索里尼的笑话正以惊人的速度变多，例如“M代表什么？Misery（痛苦）”。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西斯当局已经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尽管法西斯当局不得人心，但是国家机器完好如初，替当局卖命的人深知靠着大树好乘凉的道理，并不希望当局倒台。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这个独裁政权很可能不会如此短命。那么墨索里尼政权为什么会如此快地倒台呢？答案就在奥勒良古城墙的东南角。1938年春，为了迎接阿道夫·希特勒的到来，当局刚刚在此地新建了一座火车站。观赏完佛罗伦萨的精美艺术品后，希特勒在5月3日晚抵达罗马城，受到了热烈欢迎。法西斯当局组织了成千上万的罗马市民站在铁路两旁冲希特勒欢呼招手。奥斯蒂恩塞火车站里挂满了巨大的法西斯鹰徽和纳粹党旗，还有两幅巨大的壁画，一幅描绘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另一幅则描绘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就连街道的名字也在欢迎希特勒的到来。圣保罗门到奥斯蒂恩塞火车站之间的那段路被命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大街，附近的广场被命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广场，广场上耸立着他的雕像。希特勒的车队经过古罗马斗兽场，随后沿着帝国广场大街来到威尼斯广场，最后前往奎里纳尔宫。希特勒在罗马城逗留数日，其间他和墨索里尼前往墨索里尼体育场观看了法西斯青年团成员排成的方阵，他们先后摆出M和卐字样造型。

事实上，意大利人从未喜欢过这位新盟友。德意志，尤其是奥地利，都是意大利的宿敌。意大利统一路上的最大拦路虎就是奥地利。更糟的是，到了1938年，墨索里尼完全唯希特勒马首是瞻。罗马之行不久前，希特勒在没有任何事先提醒的情况下侵吞意大利的附属国奥地利，简直是为所欲为。相反，墨索里尼命令意大利人以德式正步行军，行罗马致敬礼(5)以及针对犹太人，处处都在效仿和讨好希特勒。

意大利人无心战争。只账单和咖啡这两项就够让他们烦恼了。然而，1940年6月10日，墨索里尼对法国和英国宣战。9个月前，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墨索里尼的宣战动机就一个字：怕。法国已经走到了失败的边缘，而意大利绝不能失去这样一个趁火打劫的机会，他怕自己没有机会以战胜者的身份坐到谈判桌前。美军陆军上校汉利曾亲眼看到大批群众聚集在威尼斯广场上，墨索里尼站在阳台上宣布参战，并接受群众的欢呼。汉利发现，人们的士气似乎有些低落。后来，他听说意大利新闻影片在报道此事时额外配上了体育赛事的欢呼声。根据政府的监视报告，一部分意大利人认为倒向胜利的一方本无可厚非，但是在背后捅昔日盟友法国的刀子绝非君子所为。只有一小撮学生和狂热的法西斯分子满腔热忱。

威尼斯广场上群众的直觉是对的。罗马人决绝地拉上窗帘。黑衫军只要看到一丝胜利的希望，就会高喊元首。然而，墨索里尼从未以战胜者的身份坐到谈判桌前。三年后，意大利深陷战争的泥潭，不仅要对付“自由法国”(6)和英国，还要对付巴西、苏联和美国。到1943年初，意大利败局初现。至于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里不做细究，因为本书的主题是罗马城，而非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意大利。但是有一点必须澄清：意大利人战斗力差。“一战”期间，意大利人面对装备比自己先进得多的敌人，英勇作战，并取得了不错的战绩。“二战”期间，意大利闪电伞兵师在北非战场对阵英军，丝毫不落下风，甚至赢得了对手的尊敬。但是，这支伞兵师曾接受过德军的培训。

意大利人在“二战”中表现差的原因主要有二个：厌战情绪严重和对领导层心灰意懒。尽管法西斯当局将大量资金投入军工业，但是真正投入生产的资金微乎其微。由于监管不力，出产的军工产品大都不合格：潜水艇安全系数极低；轰炸机引擎时常失灵（引擎的实验数据都是伪造的）；战斗机在欧洲属末流；坦克体积小、车身装甲过薄，因此被意大利人称为沙丁鱼罐头。军事部门人浮于事，好大喜功。1939年，空军部号称目前有8500架飞机可以投入战斗，实际数量不足十分之一。墨索里尼也好不到哪里去。参战前，他号称整个意大利有150个装备精良的师，共配备了1200万把刺刀，实际是只有10个师，且大部分都缺编、装备极差。一部分士兵手里的枪还是1918年从奥地利士兵手里缴获的。意大利在1915年参加“一战”时的备战工作要比1940年参加“二战”时好得多。尽管墨索里尼对民选的自由派政府向来不屑一顾，但是现在自由派政府再次将法西斯当局比了下去。

最后，意大利人在“二战”中表现差，墨索里尼也难辞其咎。他在军中是说一不二的领导者，这点至今为人诟病。墨索里尼任海陆空三军部长于一身，他麾下的军官甚至连参加战略会议的资格都没有。身为战争领袖，墨索里尼既懦弱，又好斗，并且高估了意大利的战斗实力。最要命的是，他总是出尔反尔。1940年秋，英军惨败，一时间变得不堪一击，墨索里尼派轰炸机前往比利时，准备趁火打劫突袭伦敦（结果发现轰炸范围根本达不到伦敦）。同年秋，墨索里尼派卡车前往里雅斯特，为进攻克罗地亚做准备，然后又临时决定放弃克罗地亚，转而进攻英属埃及。没有卡车代步，没有飞机掩护，意大利士兵只能在不堪一击的坦克的掩护下徒步穿越茫茫沙漠，最后被只有自己十分之一兵力的英军打得落花流水。

战败的消息接踵而至，法西斯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到1943年春，当局对民众的威慑力已**然无存。当局安插在民间的间谍不无绝望地写道：戏院里、影院里、有轨电车上、火车上乃至防空洞里，人们公然批评当局和墨索里尼。既然政府已经靠不住了，意大利人便把希望寄托在教宗身上。不像意大利其他未被轰炸的城市，罗马城的人口已经暴增至200万。不少人逃到这里，希望教宗庇护十二世能保他们平安。与此同时，申请圣职的人数猛增，因为一旦成为神职人员，就可免服兵役。

人们在罗马城感受不到战争的气氛，不像英国和俄国这种进行过全国战争动员的地方。德·怀斯在参观奥斯蒂亚水上航空港的时候，发现罗马的海岸线上只有两个士兵站岗，两人只能共用一双水靴。墨索里尼发起的所有建筑项目全部陷入停滞，E-42展览区的开幕时间无限延期。但是当局仍不遗余力地开展宣传工作，为庆祝墨索里尼进军罗马20周年，第三届（最后一届）法西斯运动展览会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会的核心目的是宣传当局为战争付出的努力以及推行种族运动。电影展厅里陈列着精心挑选的电影海报，海报上画着由知名演员扮演的军事人物：美军和英军要么一脸惊恐，要么呆头呆脑，而意军则生龙活虎。一些展品和漫画则描绘着非洲人和犹太人的种种恶行。古典时代雕像的照片和现代意大利人的照片并排放在一起，显示着种族的纯洁性。1943年5月10日，帝国日的庆祝活动跟去年一样如期举行，张贴的海报上画着戴殖民军头盔的意大利人。然而事实上，意大利的非洲帝国早已土崩瓦解。海报上特意写着：我们必归！（Torneremo！）不过有些已经被罗马人改写成：我们必败！（Perder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