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军面前的罗马城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公元1943年的罗马城正值战时，我们不妨往前推几年，看一看和平时代的罗马城是怎样的光景。假如一位罗马人从公元19世纪40年代穿越到公元20世纪30年代，他会惊讶地发现罗马城比以前大得多。公元1939年，罗马的总人口高达150万，是1849年的10倍，并最终超过古典时代。

罗马城变得日益喧嚣繁忙。死气沉沉的出租马车已经退出历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和汽车。公元19世纪40年代，街上的出租马车屈指可数。公元20世纪30年代，不下3万辆汽车奔驰在拥挤不堪的大街上。在古典时代，罗马城架有桥梁8座。公元20世纪30年代，罗马城又新建了两座，现在总共架有桥梁10座。罗马城区开始延伸至奥勒良古城墙之外，非居住区几近消失，这是自古典时代以来罗马城的空地首次大幅减少。大批巴洛克式园林和别墅因此消失，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座园林和别墅，其中就包括博尔盖塞别墅公园、潘菲利别墅公园和阿达别墅公园。公元1849年春，加里波第曾率领志愿军在潘菲利别墅公园内英勇抗击法军，而阿达别墅公园是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的居所。公元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非居住区内掀起一股建设狂潮，新晋为首都的罗马城俨然是一个大型的建筑工地。城市建筑的翻新计划屡屡遭到无视，湮灭在建设狂潮中的古迹不计其数。

所幸罗马人并没有对文物古迹“赶尽杀绝”。塞纳区行政长官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公元1809年3月27日—1891年1月11日）几乎在同一时期对巴黎进行了改造，拆掉了大部分中世纪旧建筑。罗马城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一些骇人听闻的改造计划被否决。例如拆除某一段奥勒良城墙、拆毁特米尼火车站附近的塞维安城墙、把亚壁古道改建成电车轨道。拆旧建新并非有百害而无一利。在考古学家鲁道夫·兰奇安尼（公元1845年1月2日—1929年5月22日）的指导下，罗马人再次对古罗马斗兽场进行大扫除，再次拆掉在万神殿基础上扩建的建筑，其中包括两座被罗马人称为“驴耳朵”的钟楼，这两座钟楼建于17世纪。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到公元19世纪80年代末，罗马人在施工建设的过程中，挖掘出192尊大理石雕像、266尊半身像和人头像、1000块古碑和超3.6万枚硬币。“一战”前夕，罗马城的文物古迹终于得到妥善保护，罗马市长埃内斯托·内森（公元1907—1913年在任）命人用围栅将马塞勒斯剧院、戴克里先浴场和奥克塔维亚门廊围起来，并将古罗马广场、帕拉蒂尼山及附近区域辟为考古遗址公园。值得一提的是，内森市长是社会党人。

从19世纪40年代穿越而来的游客除了会惊讶于罗马城庞大的城市规模，还会惊讶于其浓厚的政治氛围。19世纪初，罗马城依旧在教皇统治之下，城中遍布教堂、天主教机构、教皇徽章，以及圣母像和飞翔天使像。20世纪30年代末，新符号涌现街头，与旧有的宗教符号并行不悖，宣扬着昔日教会所憎恶的一切。自1870年开始，罗马城成为意大利王国的首都。自由派政府为与教皇庇护九世冷战，将罗马变成政治宣传的舞台。当局政府为了庆祝意大利的统一，在城中修建了多条横贯城市的大街，包括民族大街（从威尼斯广场延伸至特米尼火车站）、九月二十日大街（从意大利王国军在1970年9月20日攻破城墙的地点延伸至奎里纳尔宫）和科尔索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大街。科尔索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大街笔直地穿过一大片狭窄蜿蜒的小巷，横贯台伯河，将梵蒂冈连接起来，最终将台伯河和科尔索的起点连接起来，完成了历任教皇和拿破仑时期占领者的夙愿。尽管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得益于其蜿蜒曲折的特点，这一地区的精美建筑得以保存下来。

罗马市中心如今已是非天主教堂的天下，包括巴布伊诺大街上英国圣公会万圣教堂、民族大街上的美国新教圣公会教堂和威尼斯广场附近的韦尔登派教堂，教皇一定气得七窍生烟。值得一提的是，韦尔登派信徒曾被判为“异端”活活烧死。数不清的雕像拔地而起，罗马城仿佛回到了古典时代。雕像描绘的人物都是教皇昔日的仇敌，除了自由派政治家，还有活跃在19世纪初期的罗马方言诗人朱塞佩·焦阿基诺·贝利。贝利的雕像耸立在台伯河岸区，他生前以挖苦讽刺司铎为乐。卡比托利欧山罗马民众反抗教皇统治的旧址上耸立着科拉·迪·里恩佐（公元1313—1354年10月8日）的雕像。在风雨飘摇的14世纪，这位曾立志建立新罗马共和国的革命者如今已被尊为民族英雄。鲜花广场上耸立着乔尔丹诺·布鲁诺（公元1548—1600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和数学家）的雕像。公元1600年，布鲁诺就是在此地被教皇克雷芒八世（公元1592—1605年在位）下令烧死。雕像的基座上刻着约翰·威克里夫（公元1328—1384年，英国经院神学家）和扬·胡斯（公元1369—1415年，捷克哲学家、改革家）等人的名字，他们以反抗教廷的腐朽统治而留名于世。

贾尼科洛山是加里波第和志愿军浴血奋战过的地方，如今已经变成了纪念1849年罗马之战的圣地。贾尼科洛山周围的街道以意大利统一过程中涌现出的爱国者命名，包括埃米利奥·丹多罗、埃米利奥·莫罗西尼和奥雷利奥·萨菲。毫无疑问，加里波第大街处在最显眼的位置，顺着山坡一路蜿蜒而上。加里波第广场位于贾尼科洛山顶，广场四周陈列着为意大利统一做出贡献的英雄的半身像，广场中央耸立着一座巨大的加里波第骑马雕像。头戴标志性毡帽，身披标志性南美披风，这尊雕像正俯视着罗马城。不远处是一座装饰性灯塔，灯塔闪烁着绿色、白色和红色的光，那是意大利国旗的颜色。每天中午，一名士兵便会冲天空鸣枪示警，警醒罗马人勿忘来之不易的统一。透过梵蒂冈宫的窗户，加里波第骑马雕像的背面清晰可见，像是在故意挑衅教皇。

纪念意大利王国统一胜利最重要的圣地并非贾尼科洛山。顺着加里波第骑马雕像向东望去，一座白色的巍峨建筑便会映入眼帘，这就是著名的祖国祭坛，又称科尔索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纪念堂。祖国祭坛位于卡比托利欧山北坡，俯瞰威尼斯广场。不少罗马人对祖国祭坛没有好感，有人将其称为“结婚蛋糕”或“打字机”，甚至还有更难听的称呼。为了建造祖国祭坛，大量建筑被拆毁，包括保罗三世塔和天坛圣母堂的回廊。经过26年的规划和建造，祖国祭坛于公元1911年落成，宽135米、高70米。16个大型雕像代表着意大利王国16个省，前方是科尔索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的巨大青铜骑马雕像，21个负责制作这尊雕像的雕塑家曾在青铜马的肚子里摆桌喝苦艾酒，这著名的一幕被人拍下。祖国祭坛与河对岸的圣彼得大教堂遥遥相对，自由派政府当局得偿所愿。

被拆掉的建筑物见证着自由派政府当局对教皇的反抗。从19世纪40年代穿越而来的游客会惊讶地发现，杂乱无章的中世纪建筑和隔都里的幽静小院难觅踪影。只有隔都内的一小块居住区是例外，这片建于19世纪初的居住区在19世纪80年代被拆掉，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公寓大楼和一座高耸的犹太教堂，这是绝大部分罗马犹太人所乐见的。出于习惯，很多罗马犹太人仍然选择继续住在这里或者住在附近。意大利王国解放了犹太人，而绝大部分犹太人也是意大利王国的坚定支持者。在意大利王国的治下，犹太人口迅速增长，甚至开始有犹太人在政界和军界占据高位，在此之前犹太人被禁止进入政界和军界。公元1910年，罗马市长埃内斯托·内森就是一位犹太人，内森市长的家人曾在马志尼流亡伦敦时对他施以援手，他本人在年轻的时候移居意大利。同一年，路易吉·鲁萨蒂（公元1910—1911年在任）接替西德尼·桑尼诺（公元1906年和公元1909—1910年在任）担任意大利王国首相，两人都是犹太人。5年后，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中有3位犹太海军上将和15位陆军上将。到了公元19世纪30年代末，罗马犹太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罗马河畔的美景也难觅踪影。这并不是为了反抗教皇，而是为了防洪。1870年新年前夕，罗马城暴发洪水，教皇庇护九世幸灾乐祸地说，洪水是上帝对罗马人推翻教皇国的惩罚。加里波第担任参议院议员期间，曾参与讨论防洪事宜，他建议修建运河疏导台伯河的洪水。在他看来，修建运河是个大工程，可以帮助意大利人改掉好吃懒做的习性。他还建议在台伯河两岸铺路，政府可以在新铺的路上举行盛大的阅兵，庆祝意大利王国的诞生。他的两个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尽管开凿运河或许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最后，当局决定效仿伦敦和巴黎，在台伯河两岸修建高耸的河堤。罗马城从此免受洪水的侵袭，但是代价巨大，奥勒良城墙台伯河段被拆除，此外还有三座教堂、一座剧院和四座宫殿被拆除。临水而建的房屋全部拆掉，如梦似幻的河岸美景化为乌有，才是修建河堤最大的代价。

新罗马在废墟中浴火重生。自由派政府在统治意大利45年（公元1870—1915年）的时间里，将罗马城打造成了一座货真价实的欧洲都城，新建了一座宏伟的法院、一座国家银行、一座军事学院和各部委的办公楼。自由派当局还在旧城墙外的奥斯蒂恩塞大街上兴建了一座发电厂，周围新建了15座堡垒和3座炮台。多个体育协会陆续成立，新建了一条赛马道和一座自行车赛车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住宅遍地开花。到19世纪80年代末，罗马城中有3000座公寓大楼拔地而起，一系列新的街区应运而生，各个街区广场均是为了纪念意大利王国的诞生而命名，例如加富尔广场、马志尼广场和复兴运动广场。就连街道建设计划也弥漫着政治气息。普拉蒂是一片新建的居民区，距离梵蒂冈城不远，住在这里的人都说根本看不到梵蒂冈城。他们声称，开发商匠心独运，大部分街道都会刻意绕过圣彼得大教堂和梵蒂冈城，只有在顶楼替雇主洗衣服的用人才会偶然瞥见梵蒂冈城。

在20世纪30年代的罗马城，这些政治宣传手段只是冰山一角。城中充斥着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宣传手段，从19世纪40年代穿越而来的游客恐怕对这种政治宣传手段闻所未闻。自由派政府当权时期，建筑与历史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但是，下一任政府当局不愿意在建筑上做这种妥协。这种风格的建筑以朴实无华的立柱、冰冷生硬的立面以及缺乏华丽装饰的窗户为特点，有些像军队里的营房。这种风格建筑的诞生源于“一战”退伍军人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法西斯主义。

罗马城还与一个名叫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上文，我们对墨索里尼其人其事也算略知一二。墨索里尼出生于意大利东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普雷达皮奥小镇不远处的一个小村庄，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父亲是一名铁匠，但是酗酒、玩弄女性、游手好闲，政治思想极为激进。贝尼托与他父亲如出一辙，但是比他父亲走得更远。他固执好斗、野心勃勃，据说曾因刺伤同学两度遭学校开除。凭借过硬的写作能力和极具煽动性的口才，他加入了意大利社会党(2)，并担任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的编辑。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他的政治方向。“一战”爆发之初，他倡导和平，但几个星期后，他便在《前进报》发表社论，鼓吹放弃绝对中立，加入盟军，对抗奥地利和德意志，彻底背弃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这种180度的大转变，有人解释为他收受了英国特务机关的贿赂。1915年3月意大利参战，他本人于8月应征入伍。1917年2月负伤退役后，他敏锐地觉察到一股难以遏制的政治势力正在形成：心怀不满的“一战”退伍军人。他们从前线归来后，发现家人时常捉襟见肘，自己的工作也丢了。墨索里尼趁机煽动他们以“新生政治精英”的姿态夺取政权，即“战壕政治”。墨索里尼鼓动他们反对曾经的社会党同事。带领“一战”退伍军人组成的冲锋队破坏左派的示威游行与罢工后，墨索里尼成为意大利富人阶层的宠儿，并将他视为抵制进步革命的最强大武器。在意大利富人阶层的支持下，墨索里尼于公元1922年10月28日指挥法西斯党准军事组织“黑衫军”（MSVN，有时被称为“国家安全志愿军”）进军罗马，发动暴乱，夺取政权，出任内阁总理。

▲贝尼托·墨索里尼的讽刺漫画，出自一本名为《不容置喙》（1924—1926年）的反法西斯周刊。

社会党时期的墨索里尼对罗马兴致缺缺。在他眼里，彼时的罗马城是“一座寄生的城市，是女房东、擦鞋童、娼妓和官老爷的天下”。[4]罗马则用对法西斯主义的漠然态度回敬墨索里尼，直到他占领罗马，这种情况才被迫改变。自1922年起，罗马成为墨索里尼的首都和驻地，开始时刻牵动着他的注意力。他有意效仿前任皇帝和教皇，立志将罗马打造成法西斯化罗马帝国的“全新”首都，希图法西斯时代的扭曲文化能够永恒存在。不难想象，罗马的改造计划伴随着大量建筑的湮灭。但墨索里尼对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时代这三个时期的建筑很感兴趣，因为这三个时期是意大利最强盛的时期，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对巴洛克建筑兴致缺缺：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国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值得一提的是，墨索里尼对自由主义时代的意大利不屑一顾。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就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自由时期的意大利混乱、自私、懒惰、是非不分、消极颓废。对他来说，19世纪是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20世纪必将是法西斯主义的时代。如果说罗马城彼时是自由派攻击教皇的宣传武器，那么罗马城此时就是墨索里尼攻击自由主义的武器。为此，墨索里尼甚至打起住宅的主意。为了政治斗争和个人喜好，墨索里尼大规模拆除自由时代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兴土木建造新公寓和街道，美其名曰“缓解交通问题和重塑民族精神”。公元1926年4月21日是罗马城第2679个生日，拆旧建新工程自这一天正式开始。墨索里尼从来不会错过任何一个上镜的机会，只见他出现在开工仪式上，宣布开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一幕时常上演。墨索里尼此次的改造目标是蒙塔纳拉广场一带，位于马塞勒斯剧院不远处，是19世纪热衷于吊古寻幽的“大旅行”游客最爱光顾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这种古色古香的地方在罗马已经不多见。打零工为生的乡下人时常聚集于此找活计，商贩在此地买卖旧币，抄写员在此地替文盲代写书信。作为古老的意大利的缩影，墨索里尼对此地的一切都深恶痛绝。外国游客总是喜欢品评此地，法西斯党员则指责他们将意大利变成一个满是服务人员的地方。

蒙塔纳拉广场的改造工作并非只是为了面子工程。墨索里尼开展的所有宏大计划都有另一个目的：缓解严重的失业问题。为了增加工作岗位，雇用人力而非机械进行拆除工作。一条名为马雷大街的林荫大道从被拆毁的这片区域延伸出来，穿过罗马市中心，最终延伸至海边。除了所谓“缓解交通拥堵”，墨索里尼修建这条道路的目的还在于促使罗马人去到海边，激发他们再次成为世界的征服者。马雷大街完工后，罗马人便可以随时走到沙滩上，除了吹拂海风、享受阳光、运动健身，还可以接受过去辉煌历史的鼓舞。古典时代的马塞勒斯剧院、雅努斯拱门和数座神庙以及中世纪的维拉布洛圣乔治教堂得以时常出现在人们面前。

不少街区也落得同蒙塔纳拉广场一样的下场，无论这些街区有多么宝贵的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法西斯当局更愿意称它们为贫民区。1932年，蒙蒂大街开始动工，这是法西斯当局修建的第二条干道。蒙蒂大街完工后，罗马市区可以直通山林。法西斯当局修建的第一条干道是无比奢华的帝国广场大街。帝国广场大街两旁耸立着旗杆和皇帝雕像，贯穿古典时代的遗址广场，横穿低矮的山脊。为了修建此道，墨索里尼甚至派人铲平了整个街区。马克西姆斯大教堂重新映入人们的眼帘，每当墨索里尼站在威尼斯宫的阳台上时，都能目睹古罗马斗兽场的风貌，但代价是无数教堂和宫殿被铲平，拥有6000个卧室的住房化为乌有。

1933年，约有10万罗马人因拆旧建新工程而流离失所。然而，墨索里尼并不打算停下拆建的步伐。1934年，墨索里尼将兴趣转移到了奥古斯都陵墓上，他将奥古斯都视为法西斯意大利人的榜样。作为一个推翻宪政、建立独裁统治的人，墨索里尼推崇奥古斯都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已在地下沉睡上千年的奥古斯都陵墓重见天日，它低矮破败，远没有人们想象中壮观。在被开掘之前，奥古斯都陵墓上先后建有中世纪的堡垒、悬空的花园、斗牛场、打造科尔索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青铜骑马雕像的艺术工作室，以及罗马主音乐厅。

1936年10月，墨索里尼开始改造博尔戈。圣彼得大教堂和斯皮纳河之间有数条蜿蜒窄巷，墨索里尼拿着那把尖嘴镐站在附近的一处屋顶上，俯瞰着这些窄巷。为解决“罗马问题”，意大利王国与圣座于1929年2月11日在罗马拉特兰宫签订《拉特兰条约》，结束了圣座与意大利长达45年的对峙。墨索里尼改造博尔戈就是为了庆祝此事，宣扬法西斯党的“丰功伟绩”。为了庆祝双方对峙的结束，墨索里尼派人修建协和大街。这样一来，人们站在远处，便可一睹圣彼得大教堂的风采。修建协和大街的计划并不新鲜。拿破仑时期占领者为了迎接拿破仑的到来，也曾计划修建一条这样的街道；巴洛克时期最著名的建筑大师贝尼尼也曾提议修建一条这样的街道。然而，即使在墨索里尼时代，协和大街也遭受过不少质疑和批评。枢机主教帕洛塔批评称，圣彼得大教堂在笔直宽阔的大街的映衬下，失却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他的话不无道理。走在蜿蜒的小巷中，猛然抬头看见高耸入云的圣彼得大教堂，会生出一种震撼的感觉。如今，这种震撼的感觉不复存在。然而，墨索里尼一直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种改造模式。在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公元1869年11月22日—1951年2月19日）看来，在法西斯当局的改造下，罗马城表面上越发气派，却失去了古雅的韵致。从前，游客在峰回路转间发现意外之喜；现在，罗马城明晃晃地躺在你面前。墨索里尼的城市改造计划中确实有一些不幸中的万幸。他对古典时代的罗马非常崇拜，因此相关文物才免遭毁灭。例如他曾将四座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神庙遗址划入保护范围。如今，这四座神庙遗址位于拉戈阿根廷广场。倘若没有墨索里尼的“特赦”，这四座神庙遗址只怕会湮灭在建设狂潮中。建在马克西穆斯竞技场旧址之上的一座煤气厂、一个废铁堆和一家面食厂陆续被拆除。奥古斯都和平祭坛被重建，也是墨索里尼的指令。祭坛四周遍布古典时代最精美的浮雕。游客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建筑的美感。相比之下，法西斯建筑则透着一股冷峻之意。然而，罗马城原有的城市结构在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中遭到破坏，已经不复往日的错落有序。此外，罗马的城市布局越发支离破碎。为了最大限度地凸显他偏爱的古代建筑瑰宝，墨索里尼将周围的建筑全数铲平，被铲平的地方像一块块补丁，光秃秃的，了无生气地散落在狭窄、拥挤的街道上。

新建筑在废墟中拔地而起。20世纪30年代末，罗马城中新增了数座法西斯风格的桥梁、一座大学、四座邮局和多座部委办公楼，例如威尼托大街上的组合部（办公楼）。值得一提的是，法西斯党设立组合部竟然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的剥削和阶级仇恨。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后，非洲部的建设开始提上日程，选址紧靠马克西穆斯竞技场，前方耸立着从阿克苏姆搬运而来的古埃塞俄比亚方尖碑。十层高的公寓楼遍布罗马城，罗马人被集中迁入公寓楼中居住。罗马的未成年人在学校里集中学习意大利在“一战”期间的“赫赫战功”和法西斯主义的“重大成就”。阿文提诺山上的一座学校以墨索里尼的母亲命名。此时，她被包装成全意大利人的榜样。

法西斯青年团（GIL）有了新的活动中心。台伯河岸区，波特塞门附近，耸立着一座格外华丽的建筑群，内部设有电影院，墙上写着醒目的标语：战斗为先，力争胜利。每周六下午，法西斯青年团的年轻人都会身着制服，在学校或者这里聚会，与其他法西斯国家的童军运动几乎没有分别。法西斯青年团就是以德国童军为榜样，高喊狂热口号，宣誓效忠于元首墨索里尼，集体做健身操。此外，法西斯青年团的男性成员还需接受军事训练。当然，法西斯青年团的成员也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他们可以在业余时间滑雪、骑马。到了夏季，还可以参加海边夏令营或深山夏令营。当然，他们集会的时候一定要唱起团歌《巴利拉赞歌》(3)：

我们像飞奔的狼崽

我们像翱翔的雏鹰

我们像撒丁岛的鼓手

斗志昂扬

正直无私

意大利国旗随风飘扬

我们是吹动国旗的风

自豪的目光

轻快的脚步

每年5月，成千上万的法西斯青年团成员从意大利各地赶到元首营。元首营是米尔维安大桥附近的一块巨大的运动场，法西斯青年团成员需在此集训一周。在此期间，他们需要参加比赛，学习忘我赴死的精神，沉浸在法西斯主义的团体氛围里。集训结束后，其中的2.5万名法西斯青年团成员将列队经过古罗马斗兽场，并有幸接受墨索里尼的检阅。马里奥山下的体育场是成年人锻炼身体的好去处，那是一个庞大的复合建筑群，包括奥林匹克网球馆、意大利奥林匹克委员会总部和日光浴疗营。值得一提的是，日光浴疗营坐落在马里奥山的山坡上。大理石体育场是体育场的主场馆，四周环绕着64尊运动员雕像，每尊雕像都产自一个特定的意大利城市，并代表这座城市。一座高20米、重300吨的大理石方尖碑耸立在体育场的边缘，大理石产自卡拉拉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二战”的爆发，体育场跟其他建设工程一样，不得不停滞下来。然而，整个工程尚处于起步阶段，工人们正在打造一尊高耸的雕像，雕像的高度是对面大理石方尖碑的2.5倍。雕像是法西斯主义的象征，雕像的头部业已完成，长相酷似墨索里尼。

在法西斯当局的统治下，罗马变成了一座满是法西斯主义展览会的城市。法西斯运动展览会于1932年10月开幕，旨在庆祝墨索里尼进军罗马10周年，是法西斯当局在罗马举办的第一个法西斯展览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展览会是一座神庙，而法西斯主义就是它宣扬的一种新宗教，展览会的设计宗旨就是要把所有参观者变成法西斯主义的忠实信徒。展览会设在民族大街上的展览宫（Palazzo delle Esposizione，1883年开幕，设计者是皮奥·皮亚琴蒂尼），而展览宫建于墨索里尼不屑一顾的自由主义时代。为了避免难堪，墨索里尼将展览宫原先的正面掩盖起来，新的正面装饰有四个巨大的金属柱，金属柱酷似束棒（fasces）。展览会主要向参观者展示法西斯简史，灯光昏暗的“英灵厅”是最后一个展厅，厅内有一个7米高的十字架，墙上挂着上千盏电灯。

约有500万名参观者来过这个展览会，其中的一部分参观者的动机与其说是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认同，不如说是为了享受一次廉价的罗马之旅。参观结束后，参观者会获得一枚奖券，奖券可以抵扣70%的火车票花费。就连法国左翼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公元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和让-保罗·萨特（公元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也拿了这部分折扣。要知道，他们在1932年专程前往意大利是为了批判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运动展览会从1932年一直持续到1934年。此后，法西斯当局掀起了举办展览会的热潮。煤气厂和面食厂被铲平后，马克西穆斯竞技场就变成了一系列法西斯展览会的展柜：法西斯妇女运动展、法西斯健康育儿展、意大利国家矿产展、意大利纺织工业展、法西斯休息日休闲组织展。1937年9月23日，奥古斯都大帝诞辰2000周年，墨索里尼在展览宫举办奥古斯都和罗马人主题展览会。此次展览会的开幕式经过精心彩排，具有军国主义色彩，墨索里尼带着活鹰出现在开幕式现场。同一天，第二届法西斯革命展览会在罗马城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开幕。然而，规模更大的展览会却还在筹备中。20世纪30年代末，罗马城以南数千米处，一处被命名为E-42的区域开始动工，这个庞大的法西斯展览工程将在1942年法西斯运动20周年庆时开幕。

除了展览会，法西斯当局还热衷于大型公众集会，游行的队伍在罗马随处可见。接受检阅的士兵列队穿过罗马城，尤其是古罗马斗兽场和威尼斯宫之间的帝国广场大街。大批群众聚集在威尼斯宫前，为墨索里尼发起的一次次大规模运动鼓掌喝彩：旨在提高意大利生育率的婴儿战；旨在增加意大利小麦产量的粮食战；旨在重塑货币价值的里拉战；旨在排干桥梁污泥和消除疟疾的卫生战；入侵埃塞俄比亚，建立新意大利帝国，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简称国联，公元1920年1月10日—1946年4月）制裁意大利，因此发起旨在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战。

法西斯主义渗透在罗马的各个角落。法西斯主义存在于建筑物上的束棒和雄鹰中，法西斯主义也存在于海报上的口号中：墨索里尼永远正确！法西斯人不坐电梯！最重要的是，法西斯主义还存在于墨索里尼的肖像中。到20世纪30年代，对墨索里尼的个人崇拜不亚于宗教崇拜，他的个人形象介于圣人、电影明星和超级英雄之间。每当墨索里尼出现在电影屏幕上时，观众便会齐刷刷起立。墨索里尼声称，自己几乎不睡觉，像机器一样守望着意大利，他的肖像挂在办公室、商店、理发店、烟草店和火车候车室的墙上。摆出各种姿势的墨索里尼像被印在明信片上售卖：演说家墨索里尼、身着礼服的政治家墨索里尼、身着制服的士兵墨索里尼、帆船比赛选手墨索里尼、飞行员墨索里尼、马术师墨索里尼、开着跑车的“时髦”墨索里尼、跳过障碍物的“矫健”墨索里尼、在卡拉布里亚收割小麦或种树的“农民”墨索里尼、抚摩野兽的“无畏”墨索里尼、拉小提琴的“高雅”墨索里尼、进军罗马“创造历史”的墨索里尼，以及行罗马致敬礼的法西斯墨索里尼。法国小说家兼记者亨利·贝罗（公元1885年9月21日—1958年10月24日）这样写道：“无论你去哪里，无论你在干什么，他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你……墨索里尼在罗马简直无处不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