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此类的罗马菜同样受到罗马穷人的追捧，这一点毋庸置疑，只不过穷人只能把番茄酱淋在低品质的肉上。中上品质的肉只有富人能吃得起，穷人只能吃得起百叶和肝等动物杂碎，不少经典罗马菜就是在这些不值钱的杂碎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罗马穷人的日子并没有比从前好过多少，大部分穷人靠打零工或街头卖艺维持生活。公元19世纪，意大利的私生子数量剧增，使用罗塔的意大利人数量达到顶峰。值得一提的是，罗塔是安装在孤儿院墙上的圆柱形装置，母亲们可以通过这个装置把孩子匿名送进孤儿院。弃婴数量连年暴增，乳母却十分紧缺。可以想见，等待弃婴们的将是何其悲惨的命运。意大利弃婴医院在19世纪的婴儿死亡率远高于中世纪。

“大旅行”游客是一群成日游山玩水、吊古寻幽的富贵闲人，根本没有心思关心罗马穷人的生活，唯独威廉·韦特莫尔·斯托里是个例外。古典时代，最穷的罗马人蜗居在公寓楼顶层，但是此时公寓楼底层成了他们的栖身之所，他们不得不终日忍受着街上传来的噪声和臭气。斯托里发现穷人们喜欢蹲在小煤炉旁取暖，煤炉是陶制的，房间由劣质的砖块堆砌而成，四面墙上满是灰尘污垢，破旧不堪的家具摇摇欲坠，“屋内连个底部装有洋葱形小灯的俗艳圣母像都没有，真是太简陋了”。[23]

罗马经济不景气，对移民的吸引力下降。教皇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前景更为暗淡，所以罗马对这些地区的农民依旧有着不小的吸引力。随着移民的减少，性别比也随之缩小，生活在城中的男性移民比从前更容易娶到妻子。公元1600年，罗马的男女性别比是3:2。到了公元19世纪40年代，这一比例缩小到了原先的二十分之一。要不了多久，那些来罗马谋生的乡下人便会融入当地的环境，变得和当地人一样，以至于“大旅行”游客常常分不清谁才是土生土长的罗马人，于是干脆把他们都说成是古罗马人的直系后裔。事实并非如此。在过去的1800年里，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移民纷纷涌入罗马。很多“大旅行”游客声称自己看到过长得像古典时代雕像的罗马人。台伯河岸区的居民有一种赏心悦目的自然美，令“大旅行”游客如痴如醉。斯托里这样描述他们：“回家的路上，（他们）把短褂子搭在一边肩上。女人们身着粗糙的羊毛长袍，站在门口处，透过阳台上的窗户向外张望，头上没有任何饰品，黑发在灯光下泛着光泽。”[24]

在“大旅行”游客眼中，罗马穷人间的暴力也体现着古人遗风。斗殴如家常便饭，多数是因为女人和荣誉，少数时候是为了一点芝麻大的小事。例如，公元1866年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有人通过窗户从楼上抛下一枚硬币，打赏一位正在街头卖艺的乐师，一个围观的路人却顺势将这枚硬币踩在脚下。乐师气得破口大骂，企图用蛮力挪开那个人的脚，却被另一个围观的路人拿刀刺伤了脖子。诸如此类的事件为“大旅行”游客所喜闻乐见，因为在他们眼里，这是提图斯·李维笔下罗马共和国英雄战斗精神的延续。然而，这些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与气吞山河的英雄遗风没有丝毫关系。穷人们是被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而非天性如此。他们对罗马教廷失去了信心，只能靠自己的双手争取正义。凶手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人群中，亲朋好友和邻居会不约而同地包庇他，所以落网的凶手寥寥无几。

不过话说回来，教廷当局不太关心这类犯罪。相较之下，他们更加关心通奸罪。公元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风气远没有公元16世纪初开化，公元19世纪40年代的罗马有一套严格的道德审查制度。这套制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特利腾大公会议，但是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保守派教皇登基，罗马教廷才将这套制度彻底贯彻落实。在这一时期，装饰华丽的耶稣像、圣母像和飞翔天使像遍布罗马的街角，以至于罗马的方言诗人朱塞佩·焦阿基诺·贝利这样写道：“SPQR是‘Solo Preti Qui Regnano, e Ssilenzio’（司铎(1)在这片土地上说一不二，人们只能选择沉默）的首字母缩写。”

在教皇利奥十二世（公元1823—1829年在位）的治下，保守思想发展到顶峰。利奥十二世恢复锤刑，这是一种古老的刑罚，行刑过程极为残忍，刽子手用特制的大锤敲击死刑犯的头部，再用利刃将他的喉咙割断。他还下令禁止接种疫苗，理由是疫苗会造成人兽杂交，后果不堪设想。此外，他还下令关闭酒馆，除正餐外禁止饮酒和打扑克、喝咖啡、跳华尔兹。公元1825年是大赦年（前来朝圣的人寥寥无几，罗马人觉得很扫兴），利奥十二世下令每天举行宗教游行，只允许演奏圣乐。通奸犯是利奥十二世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他命令瑞士卫队走上街头，搜罗身着紧身衣的妖冶女子。有时他干脆脱去教皇法衣，穿上便装，亲自走上街头搜罗穿着不符合要求的女子。

这样一来，罗马人的**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的影响。众所周知，自公元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这段时间，罗马人的性观念极为开放，至少对富人来说是如此。法国的马尔蒙元帅（公元1774年7月20日—1852年3月2日）曾在公元1790年去过罗马，他这样写道：“罗马女人的性开放程度匪夷所思，丈夫不仅默认妻子出轨，还兴致勃勃地品评妻子的情人，丝毫不觉得尴尬。”[25]婚外情自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白天妻子只管跟情人花前月下，但不要忘记晚上与丈夫举案齐眉。据说，丈夫们也乐得清闲，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也可以在白天跟自己的情人耳鬓厮磨。

教皇利奥十二世登基后，这样的快活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罗马的性工作者也感觉日子越来越难过。出入教皇宫殿的罗马艺伎和复活节期间冲人群扔香水蛋的妓女都已成为历史。公元18世纪，罗马教廷出台了大量政策限制娼妓业的发展；公元19世纪，教皇庇护九世认为卖**是罪过，是不法行为，下令全面取缔娼妓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娼妓从此销声匿迹。庇护九世统治中期，法军的首席医疗官雅可博士这样写道：娼妓面临监禁、罚款、严刑拷打以及各种形式的骚扰，但是罗马依旧是“欧洲最有名的卖**基地。罗马妓女公然揽客，街头、漆黑的角落里、妓院里、废弃的门廊下，以及偏僻的大道上，都有她们的身影”。[26]

在这一时期，教廷当局更关心形迹可疑的市民有没有犯**戒，而不是娼妓是否仍在招揽生意。神父、宪兵和教皇密探每晚都在街上巡逻，密切关注着形迹可疑的人，防止他们做出出格的举动。神父绘制了各个教区的犯罪地图，定期向上级机构汇报工作。以下是一则写于公元1823年5月23日的报告：

晚上，我亲自去了玛丽亚·格特鲁德·阿米扎尼的家，去察看她有没有严格遵守戒令，独自一人待在家中。她反锁了门，正在跟一个年轻的男人共进晚餐。我再次警告她，她试图找各种理由搪塞过去，但是她慌张的表情已经出卖了她。[27]

教会尤其关注非法同居者，“他们往往像合法夫妻一样住在一起。”[28]神父的文书工作不允许有疏漏，教廷当局要求神父“对来路不明的人多加留意，如果对方是外国人，则要出示证明婚姻状态的证件……”关于斗殴的人都有谁，教廷当局还蒙在鼓里，却对通奸者和妓女的行动洞若观火，因为有大把人愿意配合当局揪出他们。罗马人热衷于秘密地监视邻居，妻子们乐此不疲地告发妓女和当地所有可能引诱自己丈夫的妖娆女人。非法同居危险重重，但是仍有不少罗马人无视法律，婚外同居。有的是因为没钱结婚，有的是因为没有合法证件，有的只是单纯不想结婚，有的则是因为对教会心怀不满。作为教区神父的主要追踪目标，非法同居者为了瞒天过海，像已婚夫妇一样一起进餐，一起出门散步，可谓费尽心机。可是只要有神父敲门，他们就忙不迭地搬家。

教会近乎痴狂地抓捕非法同居者，甚至波及了外国游客，不过外国游客大都懂得入乡随俗，所以被牵连其中的外国游客并不多。一位来自英格兰的年轻未婚女性丢下陪护自己的年长女伴，独自在科尔索大街上租了一间公寓，一个罗马男人经常来这里看她，因此英国在梵蒂冈的非正式代表奥多·拉塞尔不得不出面与她交涉。拉塞尔决定把她交给教廷当局，一支教皇宪兵队冲进了她的公寓，她吓得惊慌失措，连忙逃回年长女伴的住处。教廷当局通常不会为难外国游客。此外，教皇国司法制度的怪异之处在于教廷当局也不会为难罗马人，这跟其他国家的司法制度所遵循的原则大相径庭。教皇国司法制度更注重认罪和宽恕，而非单纯的惩罚。未婚同居的情侣一旦被抓，教廷当局一般不会对他们用刑，而是强迫他们立即完婚，因此他们的结婚地点通常是监狱。已婚夫妇跟各自情人同居一旦被抓，所面临的局面要复杂一些，但是教廷当局也不会苛待他们。教廷当局通常会对他们略施小惩，要求他们忏悔认罪，并警告他们不要再跟彼此说一句话，违者将面临监禁处罚。

就连死囚也会获得宽待。乔瓦尼·布加迪从公元1796年开始担任教皇国的刽子手，直到85岁退休。死囚被布加迪处死的前夜，圣乔瓦尼·德克拉特教堂的兄弟会会派遣两位教友拿着圣母像和耶稣受难像前去宽慰他，试图让他振作起来。翌日清晨，死囚便会被带到希腊圣母堂附近的断头台，断头台傍河而建，是当年法国革命军的手笔。行刑之前，另一帮教友会来宽慰死囚。直到死囚忏悔完，刽子手才能行刑，所以最终的行刑时间通常比预定的行刑时间晚几个小时。运气好的死囚甚至能死里逃生，要么在监狱中度过一生，要么被调去在教皇的帆船上划桨。这些死里逃生的死囚犯最终的归宿便是在城中的某一座公园里当个忙碌的园丁。乔治·黑德爵士曾在平乔山上看到一位卫兵看押着一群死囚，他们悠然自得的神态令他惊讶不已，不由得感叹道：“要问教皇国最无忧无虑、最生龙活虎的臣民是谁，非这些划桨的死囚莫属。”那位卫兵“跟他们有说有笑，相谈甚欢”。[29]

在其他地方受尽冷眼的人，在罗马能获得宽待。在罗马，沿街乞讨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所以乞讨者众，竞争颇为激烈，但是他们的日子却比伦敦和巴黎的同行过得舒适。教会将周济贫弱的古老传统承袭了下来，修道院会为城里的乞丐发放食物。要是病了，也不会被城中的医院拒之门外，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城中到处都是乞丐了，威廉·韦特莫尔·斯托里用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乞丐们的百态：“他们挥舞着残臂断肢和不堪入目的假肢，用猩红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你。”但是当他们面对30岁以上的外国女游客时，便会收起凶狠的眼神，谄媚地称她们是“秀外慧中的姑娘”。乞丐们最爱向外国游客乞讨，一边追着他们跑，一边反复喊着：“爷，您就行行好，可怜可怜我，给点钱吧。”在斯托里看来，“留一头黑发，蓄着浓密的胡须，在街上抽烟……乞丐围上来时，举起右手食指指着他们”[30]是唯一能够甩掉他们的方法，换句话说，就是乔装打扮成意大利人。不过，他补充说：“施舍乞丐的时候，意大利人要比游客大方得多。”

“大旅行”游客对罗马的乞丐又爱又恨。这帮乞丐有着讨不到钱誓不罢休之势。“大旅行”游客去距离罗马城几千米的集市上闲逛，逛着逛着猛然发现几个面熟的乞丐埋伏在附近。一位来自英格兰的女游客为躲避罗马城中肆虐的疟疾，不得已搬去托斯卡纳，却发现有个乞丐一路跟她来到卢卡(2)。此人就是罗马城名头最响的乞丐，人称贝波大王，曾多次出现在与罗马城中相关的记载中。他虽然双腿残疾，但是体格强壮，平时靠一个木制的盘形装置出行，有时也骑在驴背上乞讨。在没有外人的帮助下，他自己就可以靠着一根绳子爬上驴背。他幽默风趣，风度翩翩，像皇帝一样统治着全罗马的乞丐。据说，他富得流油，乞丐都找他借钱。教会并不总是对乞丐如此优容。公元17世纪晚期，小冰河期达到巅峰，庄稼收成不好，教会不堪重负，无奈之下，只好成立专门机构，培训乞丐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直到公元19世纪40年代，这个名叫圣米歇尔收容所的庞大机构还在照常运转。圣米歇尔收容所集济贫院、监狱和学校于一体，位于台伯河岸区，耸立在台伯河岸边。这座收容所深受17世纪法国思想的影响，因此在很多方面走在时代前列。英国监狱改革家约翰·霍华德（公元1726—1790年）曾在18世纪90年代造访过圣米歇尔收容所，对其赞不绝口。这座收容所的门槛很高。老年申请人必须在罗马居住5年以上，且无人赡养；儿童申请人的年龄必须在7到11岁之间，且父亲亡故，母亲需抚养至少3个孩子。圣米歇尔收容所的名额有限，竞争十分激烈，所以设置门槛势在必行。收容所会对里面的年轻人进行一系列的谋生技能培训，包括木工、制鞋、印刷、织挂毯、金属加工、印染、奖章制造、制衣、建筑艺术和绘画。前途无量的年轻画家师从罗马顶尖的画家。公元1835年，圣米歇尔收容所举办了一次公共展览，旨在展示这些年轻人的作品。这座收容所因此一炮而红，受到富裕阶层的青睐，他们不惜花重金把孩子送进这里，不过他们的孩子得跟这里的孤儿一样过苦日子。

教廷当局虽然对穷人、孤儿甚至罪犯心怀仁慈之心，但是对待敌人和异己不会心慈手软。除非庇护九世下令释放政治犯，否则他们会一直被监禁在罗马城北64千米以外的奇维塔卡斯泰拉纳堡。值得一提的是，此堡是为历任教皇服务的古拉格（劳动改造营）。这一时期的女子被要求足不出户，谦逊自持，清心寡欲，只能将心思用在绵延后嗣上，否则下场悲惨。强奸罪包括诱奸罪和通奸罪，在法律上的界定十分模糊。女性被性侵后，不但无法得到公正的审判，而且会被人告诫说要洁身自好，而真正的罪犯却可以逍遥法外。

生活在罗马的犹太人也概莫能外。公元19世纪40年代，犹太人依然只能居住在隔都（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市区中因社会、政治或经济等因素而被划分出来作为犹太人居住的地区）。那位从公元1527年穿越而来的游客看到隔都一定会一头雾水，因为在他／她生活的那个年代，设立隔都的想法简直异想天开。公元16世纪初，教皇们曾采取措施保护犹太人免遭西班牙人的迫害，西斯廷礼拜堂的壁画和天顶画里的《旧约·圣经》人物都是米开朗琪罗以生活在罗马城的犹太人为原型创作的。

罗马城之所以出现隔都，教皇保罗四世是始作俑者。我们曾在上一章末尾提到，这位教皇是一个麦卡锡式的人物。他在公元1555年当选教皇以后，立即采取措施限制城中的犹太居民。犹太人的房产全部被没收充公，只能花钱租赁隔都里的房子。这处新建的隔都位于台伯岛以北的一处洼地，极易遭受洪水侵袭。隔都四周筑起了高墙，犹太人只被允许在白天离开。城中的10座犹太教堂被关闭，只留下一座供犹太人做礼拜。犹太人必须依照中世纪的行为准则穿特殊的衣服标示身份，犹太男人需戴圆顶帽，犹太女人需穿披肩。不得不说，这些行为准则极具羞辱性。犹太人被禁止雇用信仰基督教的用人和乳母，禁止与基督徒有商业往来。城中医术高超的医生有很多是犹太人，但是他们被禁止为基督徒看病。犹太人原本做着体面的工作，如今只能靠倒卖二手货和废品维持生计。保罗四世登基后不久，生活在罗马的所有犹太人每周都要去圣格雷戈里奥神圣慈悲教堂聆听神父讲述犹太教犯下的累累罪行。

教皇制定这些限制犹太人的政策，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对犹太人心怀偏见，深层原因则是为了毁掉犹太人社区。1000年前，教宗格列高利一世规定不得强迫犹太人改宗，所以后世的教皇为了让他们就范，只能千方百计地限制他们，让他们过得生不如死。隔都是教皇的一种尝试，只不过隔都完全没有达到让犹太人改宗的目的。在中世纪，罗马城的犹太人曾是欧洲最有学问的犹太人族群，到了公元19世纪40年代，罗马城的犹太人有半数是文盲，这种现象在西欧极其不寻常，但是他们并没有被打垮，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不断发展壮大。大斋节前的狂欢节期间，罗马教廷会举行仪式表彰改宗的犹太人，让新改宗的犹太人绕城游行。公元19世纪40年代，罗马城只有一位犹太人改宗基督教，所以教廷当局只好年年让他绕城游行，“大旅行”游客一想起这事就忍俊不禁。

不过，建立隔都的初衷虽然没有实现，但是教皇并没有气馁。隔都总共存续了250年，在此期间，教皇时而放松、时而收紧限制，但是没有任何一位教皇站出来对犹太人被隔离、被侮辱的现状提出质疑。法国大革命期间，拿破仑的军队占领罗马，终于让生活在罗马的犹太人看到了一丝自由的曙光。但是从公元1815年开始，教皇再次实施旧有的限制政策。到了公元19世纪30年代，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陆续获得公民权，罗马的隔都显得越发野蛮和落后。公元1836年，法兰西、奥地利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敦促教皇改革针对犹太人的限制政策。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是个食古不化的人，勉强答应把钦契宫划入隔都，然后就不再做任何让步。

公元19世纪40年代，隔都成为广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大旅行”游客大都喜欢猎奇探险，所以隔都里昏暗的小道和窄小的院子是他们的必访之地。不少作家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隔都是个又脏又挤的地方。狄更斯这样描述隔都：这里是个“悲惨的地方，人口密度大，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怪味”。[31]在斯托里看来，把隔都建在受洪水侵袭的台伯岛以北，对犹太人来说是幸事，他给出的理由是“台伯河身为父亲河，能将此地的污秽之物通通冲走”。[32]

隔都里的生活并非一无是处。隔都之外的风刀霜剑迫使隔都里的犹太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虽说他们的文化不复从前，文盲率居高不下，却也顽强地发展壮大起来。生活在罗马的犹太人发展出一套自成体系的意大利语，对罗马的方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套意大利语吸收了大量的希伯来语词汇，在表情达意方面往往能够产生跃然纸上的效果，例如：“一宗黑色的买卖（亏本生意）”“一条长蛇（长队伍）”“一面镜子（欺软怕硬、窝里横）”和“宁做寒舍之主，不做贵府之仆”。他们在饮食上也自成一家，盐渍鳕鱼、小胡瓜花包马苏里拉奶酪凤尾鱼和油炸洋蓟等是他们的代表菜品，这些在后来都成了罗马的经典菜式。

相对来说，隔都是比较适合居住的地方，这一点让人十分意外。犹太教认为保持洁净是一种宗教义务，所以“大旅行”游客说隔都很脏其实有言过其实的嫌疑。公元19世纪30年代，罗马城暴发霍乱，而隔都里的犹太人几乎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虽然隔都位于台伯河岸边的低洼地带，但是没有受到疟疾的侵扰。这件事让不少外国游客百思不得其解。“大旅行”游客猜测疟疾是由土地散发的致病物造成的，因此他们声称，在阳光充足的地区驻足的游客不要立即前往凉爽、潮湿的地方（春日里，阳光和煦，游客们在参观教堂的地下室或地下墓穴时，时常这么做），否则就会有染上疟疾的危险。因此，一些人声称，隔都之所以能够免遭疟疾的侵扰，是因为正如威廉·韦特莫尔·斯托里所说的那样：“隔都里到处都是人，这里的土地无法散发致病物。”[33]虽说他给出的原因是错误的，却也并非一点道理也没有。隔都之所以能够免遭疟疾的侵扰，是因为里面根本没有多余的地方建花园。也就是说，隔都内不可能出现积水或水洼，无法为蚊子的滋生提供环境。

“大旅行”游客异口同声地表示隔都是个脏乱的地方，那么罗马城中的基督徒就一定比隔都里的犹太人更干净吗？公元19世纪40年代，罗马城中仅有几座公共浴室。在斯托里看来，这仅有的几座公共浴室的洗浴条件也要比其他城市的公共浴室差得多。他声称：生活在罗马的普通人“都不爱泡澡，盎格鲁·撒克逊人每天清晨洗冷水澡的习惯让他们不寒而栗”，就算是罗马富人也只是“简单冲洗一下身体，压根不会泡澡”[34]，就跟半个世纪以前的盎格鲁·撒克逊富人一样。他们对浴盆和淋浴敬而远之，只肯用洗手盆冲洗身体。

相比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人，公元19世纪40年代的罗马人在医疗方面占据一些优势。外科手术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听诊器的发明和推广，医生对疾病的诊断能力大大提高。疫苗接种运动（尽管教皇利奥十二世曾下令禁止接种疫苗）大大降低了天花疫情暴发的风险，下水道系统的改进大大降低了伤寒疫情暴发的风险，高架渠和喷泉大大降低了介水传染病疫情暴发的风险。对于需要在罗马消夏的非犹太人来说，感染疟疾的风险依然很大，好在此时已经有了治疗疟疾的药物，只是这种药物价格不菲。自17世纪初以来，罗马富人便开始服用一种由金鸡纳树的树皮制成的药物，这种药物能有效地治疗疟疾。

公元19世纪40年代的医学理念并没有比公元16世纪20年代先进多少，甚至也没有比罗马帝国时代先进多少。这一时期的医生依旧将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理念奉为圭臬，认为疾病是由四种**的不平衡引起的。公元16世纪20年代的医生对法国病束手无策，公元19世纪初的医生对霍乱同样束手无策。这一时期的医生普遍认为霍乱产生的原因是污浊的空气，他们连霍乱的发病机理都没搞明白，更别提治疗了。这一时期的罗马人的预期寿命之所以长于他们的先人，主要是因为运气好。自公元17世纪末以来，腺鼠疫在欧洲大地上神秘地消失了，一如公元1347年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那场腺鼠疫。

除了疟疾季，罗马城的健康问题并没有让“大旅行”游客望而却步。他们虽然表面上抱怨不止，但是心底里却十分喜欢这座城市。城中的古迹和绘画让他们流连忘返。此外，漫步其中，触目所及皆是视觉盛宴。不少“大旅行”游客曾提到万神殿周边的小吃摊和商店。每当大斋节接近尾声之时，这些小摊小店就会摆满各式各样的珍馐佳肴。不久之后就是复活节，罗马人还可以再次一饱口福。大斋节最后一天的傍晚，圣彼得大教堂内挂起一盏盏纸灯笼，把教堂照亮，为罗马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斯托里这样描述这道风景：“仿佛有人不紧不慢地扇着一块硕大无比的煤球，圣彼得大教堂幻化成一团炉火，看上去红彤彤的，并不算明亮，火光虽微弱，却不会被轻易扑灭。”[35]复活节期间，朝圣者汇聚罗马，进行复活节朝圣，大部分朝圣者都是罗马附近的乡下人，他们身着当地特色服装，一边走一边吟咏《圣经·诗篇》里的诗句。当然，浩**的朝圣大军中也不乏身着传统服装的朝圣者，他们身披油布，手持手杖，随身带着念珠和扇贝朝圣徽章，“不时伸出脏兮兮的手‘索要施舍’。”[36]然而，斯托里解释称，绝大多数朝圣者都是乞丐伪装的，这是他们想出来的行乞新花招。

罗马的街头生活于游客而言有着无穷的魅力。漫步其中，到处都是玩球的罗马人。值得一提的是，这项运动始于古典时代。喷泉边忙着浣衣的女人个个口齿伶俐，骂起人来句句押韵。对她们来说，互相叫骂就是为了打发时间，路过的路人也休想逃过她们的巧嘴。查尔斯·狄更斯曾在街上遇到一支古怪的队伍，他的记载是这样的：“……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三个人，第一个人背着大十字架，第二个人手中举着火把，第三个人边走边吟咏，这第三个人是位神父。”[37]这支队伍正在护送一辆装满穷人尸体的车，他们打算把尸体扔进城外的一个坑里。斯托里曾目睹一场海盗的葬礼，黑色的旗帜插满葬礼现场，“旗帜上都画着一个骷髅加两根交叉骨头”，还有一队修士出席，“白色的寿衣把他们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只露着一双眼睛”。[38]

到了晚上，游客也可以学着罗马人去城里的剧场看演出。每当有新剧上演，剧院里就会变得拥挤不堪，观众们总是忍不住为戏台上的英雄喝彩。当然，看到败类时，他们也会忍不住喝倒彩。尽管剧情有时可能会晦涩难懂，但是至少作者的本意如此。教皇庇护九世登基后，指派审查官员审查戏剧，一幕都不放过，要删掉对教廷当局不利的词句，不少戏剧的剧情被删减得支离破碎，导致很多观众看得云里雾里，甚至连歌剧都未能幸免，凡是以宗教、反叛和丑化教皇为题材的歌剧一律禁演。观看歌剧演出时，观众不得起哄，摩根夫人曾将一位观众因喝倒彩被抓的过程记载下来：“剧院里挤满了士兵（罗马教廷是当时欧洲最为军事化的政府），士兵将他抓去纳沃纳广场，戴上足枷进行鞭挞。行刑结束后，又把他带回剧院，让他坐到原来的位置上，观看余下的部分，全然不管他有没有兴趣继续看下去。”[39]

当然，罗马这座城市最不缺的就是宗教奇观。老练的“大旅行”游客能够根据修士长袍的颜色轻而易举地辨认出他们所属的修道会。斯托里跟大多数罗马人一样，最喜欢方济各会和嘉布遣会的修士，修士们托钵行乞，挨家挨户募捐。斯托里这样描述他们：“他们性情敦厚，过着清贫的生活，不注重个人卫生，似乎对水有着莫名的恐惧。”萨科内会的修士几乎都是富家子弟，他们甘愿过清贫禁欲的生活，身着纯白色的袍子挨家挨户募捐。“他们时常故意吓唬外国游客，并以此为乐……成群结队的英格兰女孩在母亲的陪同下出神地凝视着一幅马赛克画或一家卖饰品的小店，一袭白袍的修士冷不丁地摇起手里的匣子，吓得她们惊声尖叫。”[40]

人们总是希望能够一窥教皇的真容，实在不行一窥身着鲜红袍的枢机主教的真容也行。公元19世纪40年代，教皇和枢机主教们都是乘坐马车出行。和公元16世纪20年代的教皇相比，公元19世纪40年代的教皇让人感到冷漠疏离，可望而不可即。根据传统，每个新教皇登基后，都要骑马绕城一周，向人群中扔金币和银币。如今，就连这项传统活动也已渐渐式微，不复往日盛景。自公元1769年的一场事故后，教皇出行都靠安全性更高的马车。教皇会在奎里纳尔宫的阳台上为众人祈福，主持圣诞夜弥撒，弥撒仪式的举行地点通常在大圣母教堂。在公元19世纪40年代，教皇只会在每年6月末的基督圣体圣血节举行游行，这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件盛事。参与游行的人包括教会学者、慈善学校和慈善医院的成员、罗马城各修会的修士（修士们需要一边举着蜡烛，一边唱着圣歌）、罗马七大教堂的全体教士、咏礼司铎、唱诗班、高级教士、主教、枢机主教和教皇，人们最后会将教皇抬到一处华丽的讲台上。不过，这一时期的游行只需绕圣彼得广场一圈，根本无法与中世纪的马拉松式游行相提并论。

罗马的宗教游行的确有些乏味，这座城市因其大众假日而闻名遐迩，这不无道理。在“泰斯塔西奥山”上举行的十月节是唯一流传下来的中世纪节日，罗马市民通过舞蹈和嬉戏来庆祝这个节日。为庆祝这个节日，罗马的贫家女孩会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租一辆马车，有时候多达14个女孩挤在一辆马车里，“她们像一群狂野的印第安人，一边大声叫喊着，一边拍打着手鼓”。[41]圣诞节前，大批来自阿布鲁佐山区的皮费拉里（通常两人一组）涌入罗马城，一位皮费拉里负责吹奏皮费里(3)，另一位则负责吹奏风笛。圣诞节当天，罗马市民参加完弥撒后，会在城中漫步，品尝一种由李子、柠檬和杏仁制成的圣诞糕点。1月初，圣欧斯塔修教堂周边挤满了卖发声玩具的小摊和父母陪同下的孩子，孩子们吹着哨子和小号，打着铃鼓，不停地制造着噪声，乐在其中。

罗马城最盛大的节日是狂欢节，在它面前甚至连圣周都黯然失色。人们通常会在大斋节前的最后两周举行狂欢节，罗马人将放飞自我的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就连平时一本正经的北方人也满腔热情地加入狂欢的人流。狂欢节期间，人们纷纷赶往科尔索大街。上午10时左右，街上就挤满了马车和行人，人们都穿着精心制作的服装，小男孩们不仅打扮成老头子的模样，还学着老头子的样子走路，留着络腮胡子的罗马市民身着纯白的裙子，头戴稻草帽子，大步走在街上。乔治·黑德爵士曾在自己的书中提到过一个自称是音乐教授的人，他可以教猫唱歌。此人的肩上扛着一只大木盒子，盒子里有六只猫。他时不时地唱起歌，拉扯着那六只猫的尾巴，直到它们发出刺耳的尖叫才肯罢休。

不少人的狂欢节服装精致考究，但是要不了多久就会面目全非。科尔索大街上到处是售卖花束和糖果的小摊。花束由野花制成，每束花上都绑着一根细绳。糖果其实是由巴黎的石灰或石膏制成的弹丸，只有豌豆大小。人们互相投掷花束，糖果在人们身上炸开，衣服上沾满了白色的粉末，科尔索大街变成狂欢的战场。行人、马车里的人和阳台上的人都是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没有人是安全的。有的马车里挤满了年轻气盛的人，他们向周围的人不断“开火”，这时马车宛如木头堡垒。此时要是迎面驶来一辆同样满载年轻人的马车，那么一场恶斗在所难免。偶尔也会有人惹出祸端，比如一个英格兰女孩在阳台上抓起一把弹丸朝一位教皇宪兵扔过去。被砸中的教皇宪兵登时勃然大怒，疾步走上阳台，女孩见大事不妙，赶紧溜走。好在他“脾气还算温厚，愿意喝杯玫瑰露酒，为教皇的健康干杯，放那女孩一马”。[42]

狂欢节期间，每天都以一场比赛收尾。人们把14匹赛马拉到人民广场上，在赛马身上绑上彩色的缎带和迎风飘动的大片锡纸，等待着它们的将是惨烈的比赛。赛马两侧的胁腹上分别粘了两大块沥青布，每块布上都挂着一个梨形的重型马刺，上面的锐刺足足有2.54厘米长。赛马被释放后，因为没有骑手操控，再加上受了围观人群的尖叫声和刺进皮肉的锐刺的惊吓，所以在科尔索大街上争先恐后地飞驰着。围观的人群也随着马群开开合合，所有人都想一睹赛马奔腾的盛景（有人误以为所有的马都跑走了，所以大步走上前去，结果被奔驰而来的马撞到，不过这是小概率事件）。直到这14匹赛马奔跑到威尼斯广场，被逼进广场边上的一个小巷，撞上提前放置在那里的毛毡栅栏，围观的人群才会消停下来。

狂欢节的最后一晚以蜡烛节收尾。科尔索大街上挤满了拿着小蜡烛的男女老少，他们都是来参加吹蜡烛游戏的，游戏规则是吹灭别人的蜡烛的同时保证自己的蜡烛是亮的。成功吹灭别人蜡烛的玩家会以胜利者的口吻大喊一声：“灯灭了！”有些玩家为了提高胜算，把多支蜡烛捆在一起，甚至干脆用火把代替。游戏进入白热化阶段，行人会纵身跳上马车，企图扑灭乘客手里的蜡烛。楼上阳台上的人冲楼下阳台上的蜡烛扔湿透了手帕，或者干脆用带着长柄的钢丝套圈割断楼下阳台上的蜡烛，阳台也随之沦为战场。混战中女士们的软帽被挤压得变了形，人们还能看到一些平时很难见到的场景，比如乔治·黑德爵士就看到了这样一幕——一位意大利神父、一位英格兰牧师和一位不伦瑞克王朝的公主出现在一个阳台上，猛烈地互相攻击，“像玩捉迷藏的孩子一样投入。”[43]以旁观者的姿态看这场蜡烛狂欢，科尔索大街就变成了一处别致的景色，一片星光的海洋，“灯灭了”的呼声此起彼伏，“汇成一个难以名状的声音，一种只属于尘世之风的呼啸声，恰似飓风中船上飘摇的侧支索聆听到的风的呼啸声。”[44]

公元1847年春，整个罗马都弥漫着令人陶醉的氛围，人们为庆祝新教皇登基，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教皇庇护九世的红衣主教秘书长宣布举行理事会选举，大批举着火把的民众在人民广场上集合，沿着科尔索大街缓缓走向奎里纳尔宫，用手里的火把点燃奎里纳尔宫前的烟花。教皇出现在奎里纳尔宫的阳台上，民众高呼“教皇万岁！”并纷纷单膝跪地，接受教皇的祝福。几天后，罗马教廷在提图斯浴场的废墟上举办面向民众的露天晚宴，晚宴现场的宾客可以俯瞰罗马斗兽场，现场还临时建起一尊罗慕路斯和母狼的雕像。乐师奏响悠扬的音乐，不少人发表演讲，一位小说家在演讲中回顾罗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还特别提到在轰动一时的卡诺萨觐见，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被迫服软，乞求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网开一面（后来奥地利人对此颇有微词）。

公元1848年7月，牧牛人和一部分犹太人发生冲突后，人们也在城中举行了一场同等隆重的庆祝活动。居住在雷戈拉和台伯河岸区的居民历来与城中的犹太人不和，他们本想打着替牧牛人报仇的旗号，趁机收拾犹太人。好在经过平民领袖西塞罗奇奥一番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决定化干戈为玉帛。当天晚上，2000名罗马人走进了隔都，他们唱着欢快的歌谣，举着火红的火把，与犹太人握手言和，这一刻在所有人眼里都堪称伟大。

公元1848年8月，罗马的政治局势陷入一场拉锯战。同年10月，首相罗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收紧教皇的权力，社会气氛骤变，教皇密探袭击隔都，在隔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烧杀抢掠。短短几个星期后，罗西被当街刺杀，教皇连夜逃走。公元1849年2月，罗马人纷纷走上街头，庆祝新共和国的诞生。两个月后，也就是公元1849年4月30日，乌迪诺将军率领近万名法国士兵杀向罗马城，改朝换代似乎又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