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面前的罗马城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相较于公元1527年，这座城市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乌迪诺将军和麾下的将士正在朝一道长垣前进。公元16世纪初，罗马人还没建造这道长垣。西班牙人和路德宗信徒把罗马城洗劫一空后，罗马人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修筑成这道长垣，用来保护易受攻击的城区西侧。所谓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此垣起自圣天使堡，环绕梵蒂冈和不堪一击的雷欧利内城墙，行经贾尼科洛山之巅，环绕台伯河岸区，最后延伸至台伯河。以19世纪的建筑标准，这道长垣已然不合时宜。这道由厚厚的土层筑成的长垣上建有多个火炮堡垒，因此要比河对岸的奥勒良城墙高级不少。奥勒良城墙自亚拉里克时代以来几乎没有变过。法军的脚步渐渐逼近这道长垣，等待着他们的是一场恶战。

这一次，城墙之内的罗马既没有膨胀，也没有缩水，更没有迁移。居住区有所扩大，非居住区相应缩小。绿化面积至少占城市总面积的50%。城市的面积与16世纪初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城市的外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6世纪初穿越而来的游客一定会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撼。罗马城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

此时的罗马是名副其实的泉城，到处都能听到泉水的叮咚声。水从街头的数百个水龙头和几十个大型喷泉里喷涌而出，其中四河喷泉和特莱维喷泉（又名许愿池）巧夺天工，堪称艺术瑰宝。公元19世纪40年代，罗马民众都能喝上干净的淡水。富丽堂皇的建筑遍布整座城市。罗马城诸多宫殿楼台中，最宏伟壮观的当属奎里纳尔宫。奎里纳尔宫坐落在奎里纳尔山上，可以俯瞰全城。博尔戈常年疟疾肆虐，教皇不得不迁出此地，来到地势高峻的奎里纳尔山上，奎里纳尔宫在过去的250年里一直是教皇的官邸。奎里纳尔宫建筑规模宏大，精致的花园错落地分布于此。即使梵蒂冈宫珠玉在前，奎里纳尔宫却并不相形见绌。此外，内外装饰华丽的教堂鳞次栉比，充满巴洛克神韵，天顶要么饰以金箔，要么饰以宗教画，画中的圣徒正在天堂上看着人间。中世纪的教堂被翻新得富丽堂皇，古旧的石柱被五彩斑斓的大理石包裹起来。城中还散落着形形色色的广场，有的精致小巧，有的舒适宜人，有的华丽庄严。圣彼得广场便是其中的典范，两侧由两组半圆形大理石柱廊环抱，更添恢宏气势。

从16世纪初穿越而来的游客只需登上罗马城的任意一座山，回望这座城市的天际线，便会惊讶地发现曾经的尖顶建筑几乎全部变成了圆顶建筑。到公元19世纪40年代，城中有大大小小70多座圆顶建筑，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圣彼得大教堂。公元1527年，圣彼得大教堂只是一栋尚未竣工的建筑，直到公元1626年才正式宣告落成，比原定计划晚了一个世纪。到公元19世纪40年代，罗马城中不乏秀美的街景，笔直的街道尽头耸立着古埃及方尖碑（这些方尖碑并不全都是真品）。这些气派的美景都经过精心地雕琢，其中最为上乘的，当属人民广场。广场上南端有两座对称的教堂（这两座教堂并不完全对称，建造者巧妙地运用了视错觉，才得以瞒天过海），是科尔索大街的起点，这条1000米长的大街一直通向卡比托利欧山。

饱览过罗马城秀美壮丽的景色之后，这位穿越而来的游客说不定会把这一切归功于风生水起的天主教会。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是天主教会的积弊催生了今天的罗马。公元16世纪50年代，特利腾大公会议把天主教引向恪守传统和苛刻死板的道路。教皇庇护四世（公元1559—1565年在位）和庇护五世（公元1566—1572年在位）试图复兴天主教和罗马城，从而应对早已风起云涌的新教宗教改革运动。一再被推迟的下水道疏浚工作终于提上日程，建于古典时代的维尔吉内高架渠也得到了修缮。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它的运水效率低得可怜。公元1570年，维尔吉内高架渠里的水终于由涓涓细流变成滚滚洪流，这些水主要用来供应战神广场上的喷泉。罗马人随后又建造了多座喷泉，于是菲利斯高架渠于公元1587年重新投入使用。台伯河对岸的达马斯安那高架渠得到修缮。不久后，也就是公元1612年，帕奥拉高架渠重新投入使用，为台伯河岸区和博尔戈运来了大量淡水。罗马人不必再饮用台伯河的水，但是一部分罗马人似乎对台伯河的水念念不忘，继续从台伯河里打水喝。

地表的建筑也实现了升级改造。米开朗琪罗负责卡比托利欧山上建筑群的重建工作，耸立在不规则四边形广场的元老宫、保守宫和新宫都是他的手笔。公元17世纪，两位建筑巨匠加速了这一进程：弗朗切斯科·博罗米尼（公元1599—1667年）和乔凡尼·洛伦佐·贝尼尼（公元1598年12月7日—1680年11月28日）。圣依华堂的螺旋形尖顶和四喷泉圣卡罗教堂的穹顶是博罗米尼的作品。他的对手贝尼尼还是一位多产的艺术家，人鱼海神喷泉、纳沃纳广场上的四河喷泉和圣彼得大教堂穹顶之下的青铜华盖都是贝尼尼的作品。

罗马的实质性改观与天主教会栽的一个大跟头有着脱不开的干系。这位穿越而来的游客一定想不到，城中很多新景观都是由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公元1655年4月7日—1667年5月22日在位）兴建的。在当选为教皇之前，亚历山大七世是枢机主教法比奥·基吉。他曾作为谈判代表参加在明斯特举行的和平谈判，成功结束了30年战争（公元1618—1648年欧洲爆发的大规模国际战争）。最终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首次承认新教的合法地位。新教宗教改革运动曾令天主教失去大部分教区居民，是天主教最大的“拦路虎”，如今已取得了合法地位。面对这样的结果，基吉痛心疾首，立志重振天主教会声威。在他登基之初，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公元1626年12月18日—1689年4月19日在世，公元1632年11月6日—1654年6月6日在位）宣布放弃王位，改信天主教，并来到罗马。为了吸引更多贵族显要改信天主教，亚历山大七世试图恢复罗马城往日的荣光，从而使它成为展示天主教的窗口。

在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治下，城中著名的历史遗迹都焕然一新。万神殿里的几根柱子曾在中世纪的暴乱中被毁，如今被重新修复。为了凸显万神殿的气派，圆形广场被重新规划设计。他修整了街道和广场，迫使房主修建统一的房屋立面；修复了旧教堂，兴建了新教堂；创造了新的街景，重构了已有的街景，比如人民广场上的双子教堂衬托着科尔索大街；重建了包括罗马学院广场、威尼斯广场和位于台伯河岸区的玛利亚广场在内的诸多广场。罗马几个受欢迎的景点的落成都离不开他的功劳，例如弥涅尔瓦广场上的雕塑《象和方尖碑》。这尊雕塑就是他委托贝尼尼雕刻的。此外，他还委托贝尼尼操刀设计了圣彼得广场上的半圆形大理石柱廊。

就连非居住区也实现了升级改造。公元1527年，这里是一片乡野，极目远眺，尽是莽莽的牧场和葱郁的葡萄园，间或有几处教堂和农舍。到公元19世纪40年代，这里已经成为富人的天下，所到之处皆是他们的乡村度假别墅，周边环绕着景观绿地。博尔盖塞别墅公园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公园内有一个湖泊。多里亚·潘菲利别墅公园位于罗马古城墙之外，距离梵蒂冈外新建的防御工事不远，乌迪诺将军就是从此处进罗马城的。这座公园内有两个湖泊，每个湖泊上都挂着一帘小小的瀑布。

教皇亚历山大七世若泉下有知，将来发生的事情一定会令他大失所望。改造升级后的罗马城并没有吸引更多贵族显要改信天主教，欧洲北部依旧顽固地信仰新教。然而，面貌一新的罗马城意外地成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心中的旅游胜地，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就不得不提罗马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在公元19世纪40年代，城中挤满了一类新游客，这批人与朝圣者（当然，城中也不乏朝圣者）不同，他们是实实在在的游客。“大旅行”时代已然到来。

这股热潮已经流行过一段时间。我们在上一章中曾提到，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可谓首批来罗马人文旅游的游客，后来，更多此类的游客接踵而至。在欧洲北部的富人群体中，“大旅行”越来越受到青睐。在他们看来，“大旅行”可以为自己的学业画上圆满的句号。当然，这期间也出现过一些小插曲，比如教皇庇护五世绝罚伊丽莎白一世（英格兰及爱尔兰女王，公元1558年11月17日—1603年3月24日在位）和法国革命军入侵意大利。拿破仑撤出罗马后，热衷于“大旅行”的游客蜂拥至南方，拜伦勋爵（公元1788—1824年，英国19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大为光火。他抱怨说，欧洲大陆“都被英格兰人玷污了，他们可真是一帮冒着傻气的呆子。打着哈欠，四处招摇，心比天高，奈何命比纸薄。这帮呆子赶快卷铺盖回家吧，好把法国和意大利还给脑袋灵光的人”。[5]

他们是不会轻易卷铺盖回家的。公元1846年，罗马的游客人数多达30万，是罗马人口的两倍。朝圣者通常只会在罗马待一到两个星期，“大旅行”游客则通常从当年10月待到来年春天，这段时间城中恰好没有疟疾。“大旅行”游客可谓罗马街头最惹眼的异域元素。他们有的是为感受当地的文化风情，有的是为沐浴南欧的艳阳，有的则是为了省钱。什鲁斯伯里伯爵曾夸口说，在罗马避暑每年可以省下2000英镑。他肯定没有考虑到夏季是疟疾的高发时节。罗马成了这些游客的第二个家，除了游山玩水、访客交友、作画写文，他们还不忘让画家为自己画一幅肖像画，这些画家基本都来自欧洲北部，跟他们是老乡。

罗马对作家似乎有着别样的吸引力。查尔斯·狄更斯（公元1812年2月7日—1870年6月9日）、乔治·戈登·拜伦、约翰·拉斯金（公元1819—1900年）、爱德华·利尔（公元1812—1888年）、华盛顿·欧文（公元1783年4月3日—1859年11月28日）、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公元1789—1851年9月14日）、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公元1803年5月25日—1882年4月27日）、纳撒尼尔·霍桑（公元1804—1864年）都曾在这里生活。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公元1810年9月29日—1865年11月12日）曾声称，在罗马的时光是“我们人生的巅峰。女孩子们的人生会有更多幸福的可能，而我的人生就这样了”。[6]威廉·韦特莫尔·斯托里（公元1819—1895年）是美国著名雕刻家、艺术评论家和诗人，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罗马度过的。英国诗人约翰·济慈（公元1795年10月31日—1821年2月23日）只在罗马待过几个月，却因为病逝于此而成了名义上的罗马人。他不是个例。在公元1849年，塞斯提伍斯金字塔正下方的非天主教教徒公墓里埋着众多外国名人的尸骨，这些人要么死于疾病，例如伤寒、肺结核和疟疾，要么死于骑马事故。

所幸“大旅行”的游客们性命无虞，他们在游乐之余还会做一些严肃的事。除了古典时代的文物古迹、宫宇楼台和教堂不可辜负，绘画也不能错过，尤其不能错过比阿特丽丝·森西（公元1577—1599年）的雕像。比阿特丽丝的父亲无恶不作，甚至虐待欺辱她，她忍无可忍，联合兄弟将其杀死，她本人也因弑父而被斩首，观者无不为她的悲惨命运感到惋惜。介绍罗马的旅行指南图书多如牛毛，约翰·莫里所著的《罗马指南》于公元1843年首次出版，一经面市，便受到广大英语读者的追捧，以至于威廉·韦特莫尔·斯托里曾这样评价道：“英格兰人人手一本莫里的《罗马指南》和拜伦的诗集，一边按图索骥，一边触景感怀。”[7]

莫里详细记述了名胜古迹，食住游览，以及如何避免被敲竹杠。他的大部分建议是围绕西班牙广场展开的。西班牙广场是一处相对较新的街区，广场上的西班牙台阶和特莱维喷泉建于18世纪，房屋之间的距离也比其他街区大一些，街道笔直宽阔，容得下马车通过。到了公元19世纪40年代，西班牙广场已成为外国人，尤其是英格兰人的聚居区，以至于罗马人把此地称为“英格兰人聚居区”。为顾及教皇的情绪，英国圣公会教堂只能建在城外。除此之外，英格兰游客需要的所有服务都能在西班牙广场上找到，而为他们提供服务的人通常也是英格兰人。广场上有专门面向英格兰人的马房、阅读室、流动图书馆和俱乐部。莫里对英国商人十分推崇，“他们诚信守时、童叟无欺，比当地人更值得信赖”，他们不会“为了争取回头客，就私下贿赂客人的仆从”。[8]男装裁缝、酒贩、面包师、帽匠、鞋匠、鞍匠、女装裁缝、理发师、书贩和菜贩等商贩群体中，都有英格兰人的身影。西班牙广场的台阶上，时常有英格兰人和侨居罗马的其他外国人漫步于此。多里亚·潘菲利别墅公园里，英格兰人成群结队地在花园里打着板球。为了去城外狩猎，英格兰人甚至集资豢养了一群猎狗。

旅游业的繁荣催生出一大批纪念品商店。威廉·韦特莫尔·斯托里对这些商店并无好感，他抱怨说，“图画被反复临摹，雕像被反复仿造，它们背后的故事被反复讲解，没有丝毫新意，全都千篇一律”，从《垂死的角斗士》到《比阿特丽丝·森西》都难逃这样的命运，“比阿特丽丝·森西的白色头巾和发红的眼睛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位游客”。[9]繁荣的旅游业还吸引来大量游客，尤其在圣周（复活节前的一周）期间，旅店爆满，马车的出租费翻了两至三倍。狄更斯曾亲眼见过教皇在西斯廷礼拜堂和保禄小堂内主持圣餐礼。他发现，在观看这一沉闷的天主教仪式的人群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是来自英格兰的新教徒。

我们都欠“大旅行”游客一句感谢。他们写的游记把罗马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详细程度远超之前任何一个时代。无论是在公元19世纪40年代，还是在今天，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罗马。不少人弃之如敝屣。纳撒尼尔·霍桑对罗马的种种抱怨不止，“馊掉的面包……高昂的物价、贫穷的生活、乞丐、扒手、古代神庙基座上的污物”以及“衣衫褴褛的人嘴里叼着的劣质雪茄”。[10]青年时代的约翰·拉斯金时而弃之如敝屣，时而珍之如美玉。他对古时候的罗马嗤之以鼻，认为这一时期的罗马“……是个乌烟瘴气的鬼地方，真是不招人喜欢”，但是他对罗马的风物情有独钟并宣称，“只要做个有心人，就会发现街道的每个角落都绽放着绝对的美感。”随后，他再次指摘罗马，称罗马是“人间最阴森的地方。住在这里的人个个儿都像吸血鬼，地面透着寒气，教堂里堆满累累白骨，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味道，水污浊不堪，太阳异常毒辣，房屋的灰泥显示着凶兆，仿佛《圣经·利未记》中记载的所有灾病都在房屋中发散”。[11]威廉·韦特莫尔·斯托里珍之如美玉。即使罗马臭气熏天，也丝毫不影响他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之情，“罗马称不上纤尘不染，但毕竟是罗马。对于长期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来说，这里的每一粒尘埃都有其独特的魅力，那些以整洁著称的城市只能望尘莫及”。[12]

流逝的时间和昔日的荣光交相掩映，“大旅行”游客对这种时空交错感分外着迷。大部分堪称伟绩的古代建筑已化为乌有，他们似乎很难再感受到罗马昔日的荣光。那位从公元1527年穿越而来的游客看到城中的古迹大批量消失，定会痛心疾首。古建筑上的石头被挪作他用，古建筑上的大理石则被加工成灰泥。新圣彼得大教堂是造成这些古迹消失的罪魁祸首，罗马斗兽场坍塌的石料构成了新圣彼得大教堂的主体，没有坍塌的那部分显得更加鹤立鸡群。拿破仑一世时期，拿破仑将罗马定为法兰西帝国的第二首都（未能如愿），统治着罗马的帝国官员为定都事宜做足了准备工作，派人清理了古罗马广场上积攒了几个世纪的污物，拆除了万神殿周边的建筑和摊位。

城中的古迹是比以往少了些，城外却比以往多了更多可能性。伊特鲁里亚城邦和墓地成为热衷于猎奇探险的“大旅行”游客的新目标。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伊特鲁里亚城邦和墓地令欧洲北部的人如痴如醉，以至于英格兰的贵族纷纷在自家的乡村度假别墅里建造具有伊特鲁里亚风格的房间，乔赛亚·韦奇伍德（公元1730年7月12日—1795年1月3日）推出的伊特鲁里亚风格的陶制品（实际上大部分陶制品都是希腊风格的）受到人们的广泛推崇。公元1769年，韦奇伍德干脆将新工厂命名为伊特鲁里亚。在这股风潮的引领下，一项令人瞩目的发现浮出水面。公元1839年，伊丽莎白·格雷来到罗马北部一座废弃的古城，她发现这座古城的城墙正在被逐渐蚕食，“当地农民为了建羊圈、玉米地围墙和圆锥形棚屋，随意从古城里搬石头，甚至不惜毁掉城墙和建筑的遗迹以及挖出古时候的交通要道……”[13]这座正在消失的古城正是罗马古代的宿敌维爱。作为罗马的第一个手下败将，维爱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大旅行”游客对罗马的文化景点赞不绝口，却对罗马的生活抱怨连连。相较于公元1527年的罗马，公元19世纪的罗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欧洲城市，罗马就显得有些因循守旧了。这种因循守旧的做派甚至会弄得人一头雾水。过时的官僚体制和邮政总局令游客大为不快。游客取信件都要去邮政总局，但邮政总局总是毫无缘由地停业，让人摸不着头脑。天主教节日多如牛毛，咖啡馆和餐馆在节日期间只供应清淡的食物。咖啡馆和餐馆有时会对新教徒网开一面，但是他们仍然牢骚满腹。罗马的时钟也让他们云里雾里，表盘上只有数字1到6和一根时针，没有分针，时针一天转四圈。罗马的计时系统更让他们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圣母颂》在日落后半小时响起，这标志着一天的开始。当然，确切时间由官方决定，教廷每隔几周就会在教会历书《罗马日历》上公布时间调整通知。

“大旅行”游客中的新教徒还时常抱怨天主教的一些奇怪习俗。在他们看来，这些习俗都带有迷信色彩。在查理五世的德意志雇佣军的铁蹄下，不少习俗已失传，但是也有不少习俗顽强地流传下来。朗基奴斯枪的残片、圣安德鲁的头骨和维洛尼卡耶稣圣容布画平时都珍藏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库房里，只有在特殊的节日里才会拿出来供游人观瞻。值得一提的是，朗基奴斯枪是一支曾经刺穿耶稣侧腹的枪。至于那幅维洛尼卡耶稣圣容布画，在1527年的战乱中流散，有人说被烧了，也有人说在一家小酒馆里被卖了。后来，襁褓耶稣像横空出世，令其余三者黯然失色。这是一尊木质雕像，雕像身披绸缎，饰以金线饰带和珍稀珠宝，收藏于天坛圣母堂。相传，这尊雕像可以治愈疾病，医生看诊时，人们会把它放在病人的身旁。好在这些医生真有治病救人的本领，病人们真该感到庆幸。每当雕像“坐在”马车里穿过大街，街上的男人都要单膝跪地，并在胸前画十字，女人则要用头巾盖住自己的头。狄更斯曾这样描述这尊雕像：“（它）就是个小木偶，长得活像拇指将军汤姆，就是那个美国侏儒。”[14]

罗马的住宿问题是最令“大旅行”游客头疼的一件事。初来乍到的他们通常先在旅馆里住上一两天，随后再搬到宽敞又便宜的公寓楼里。可是，像罗马人一样生活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乔治·黑德爵士将脏兮兮的楼梯、错位的门、劣质的锁和透风的窗户一一记载下来，并指出很多房子“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在罗马以外的地方，没人会住这种房子”。[15]这些房子有专门为抵挡夏日的酷暑而设计的系统，但是对秋冬时节住在罗马的“大旅行”游客来说，这种系统没有任何助益。纳撒尼尔·霍桑坐在冒着烟的火炉边取暖，炉火总是不旺，衣服加了一层又一层，他这辈子第一次穿这么多衣服过冬。此外，无论多好的出租屋，里面都有跳蚤。

罗马的噪声问题也着实令“大旅行”游客头疼。公寓楼的天花板根本没有隔音功能，再加上公寓楼有多个入口，就像是迷宫一般。这样一来，“楼下的租户只能瞪着眼睛听着楼上的租户蹦蹦跳跳，直到这位租户在几个周或几个月后搬走才消停”，因为楼下的租户根本找不到楼上租户的门，所以无法当面要求他消停点儿。“铜质容器通过圆环吊在一根铁丝上，铁丝是斜的，地面上的人把水装进铜质容器，通过铁丝拉进楼上的窗户，楼上的人再顺着铁丝把铜质容器滑到地面上，取水过程中产生的噪声非常大”，这种向楼上运水的装置在罗马比比皆是，令“大旅行”游客不胜其烦。这种铜质容器精致小巧，所以住户往往需要多次取水。每个广场上都有六七根这样的铁丝，“取水过程中产生的噪声不绝于耳，水溅得到处都是，叫人不知如何是好”。[16]

罗马的空气问题也时刻困扰着“大旅行”游客。有一种匾额在城中俯拾皆是，匾额上都写着禁止乱倒垃圾，否则绝不姑息的标语。然而，罗马人对此视而不见，把垃圾扔得到处都是。垃圾腐烂后，散发出难闻的味道。罗马的空气难闻是所有“大旅行”游客的共识。至于哪座城市的空气最难闻，他们则各抒己见。奥古斯特·冯·科策布的答案是那不勒斯，詹姆斯·约翰逊的答案是里斯本，而约翰·拉斯金的答案则是爱丁堡。摩根夫人宣称罗马的一切都无关完美。在她看来，通往圣彼得大教堂的街是罗马最肮脏的地方。她傲慢地断言：“欧洲最肮脏的城市是罗马，罗马最肮脏的街道是通往圣彼得大教堂的街道。”[17]霍桑还不忘好心地提醒去古罗马广场的人“注意脚下的路，以免踩到脏东西”。[18]

肮脏不是罗马街道唯一的缺点。大部分街道都没有铺设石砖，所以一些街道的路面上有不少椭圆形的大洞口，下面就是排水沟。一个不小心，随身携带的金银细软就会顺着洞口掉到排水沟里去。丢失财物的人不必惊慌，乔治·黑德爵士曾详述补救之法：“一些精瘦的小骨架男孩苦练钻洞术，能自如地进出这些洞口，找他们帮忙打捞失物易如反掌。”[19]酷暑时节，下水道成为猫群的避难所，小家伙们时常凑到洞口处探头探脑。

最要命的是，到了晚上，街上一片漆黑，行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堪忧。这一切，都是拜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所赐，他本人对煤气灯深恶痛绝，街道上连一盏煤气灯都没有。劫匪的惯用伎俩是佯装没带火柴，请求路人帮忙点雪茄，趁着路人热情地帮他点雪茄的空当，用匕首抵住对方的胸膛。奥多·拉塞尔（公元1870年5月3日—1951年12月23日，英国外交官）是英国派往梵蒂冈的非正式代表（教皇不可能接受新教国家的正式代表），他的罗马仆人曾给他忠告：“万一我被劫匪劫持，我不但不会挣扎，还会把身上的财物全都给他，因为他向我保证明天就能把我的钱从警察那里要回来。劫匪曾警告我，要是我抵死反抗，就别怪他的刀子不长眼，杀了人就跑。”[20]

在外国游客看来，罗马民风彪悍，但是无关宏旨。那位从公元1527年穿越而来的游客眼睁睁地看着罗马沦为世界上无足轻重的城市，定会心如刀割。公元16世纪初，罗马不仅是欧洲的宗教中心，而且是一个二流军事强国的首都，罗马在欧洲乃至世界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公元19世纪40年代，罗马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城市，风光旖旎，但是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自布伦努斯的高卢劲旅攻破罗马城以后，真的很难想象罗马城会再次沦为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整个世界都在扶摇直上，却把罗马远远甩在后面。罗马的人口数从1520年的约8万人增长到1849年的15万人，增长不到两倍。然而，同一阶段伦敦的人口数猛增40余倍，1849年的伦敦是一座拥有超200万人口的大城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罗马没有建成一座地标建筑。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罗马故步自封。这一点，可以从好些地方看出端倪，例如水磨依旧停在台伯岛的岸边。罗马在艺术方面也裹足不前。公元19世纪40年代的罗马只能吸引来二流的画家，他们靠给“大旅行”游客画肖像画来维持生计。19世纪的米开朗琪罗在法兰西、在西班牙、在德意志、在英格兰，却唯独不在罗马。

与三个世纪前相比，19世纪前半叶的罗马经济也陷入停滞。就在同一时期，工业革命在欧洲北方的各个城市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让·夏尔·德·西斯蒙第（公元1773—1842年）直接给罗马的生产力水平判了死刑，他说：“在罗马，除了画家、旅馆经营者、马车夫和杂货店掌柜衣食无忧，其他人都一贫如洗。除了乞讨业，所有的项目和行业都因资金短缺陷入了瘫痪。”[21]

罗马贵族也跟罗马城一样，处在江河日下的境地。公元19世纪40年代，罗马城中像潘菲利家族那样坐拥大片地产、别墅、宫殿和艺术收藏品的豪门不过十几家而已，他们在欧洲北部的富人面前也毫不露怯。然而，其余的罗马贵族早已名存实亡，空有一个头衔，住在一栋勉强与身份相称的房子里。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将手上的一两处公寓租给“大旅行”游客。约翰·莫里曾提醒读者：“就算房东再有排场也千万别忘记跟他签租房合同。”[22]

绝大多数贵族的日子大不如前，但是他们的家庭生活却比从前的贵族温馨得多。从前的意大利贵族都生活在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这种家庭又被称为扩展家庭。自公元18世纪末开始，出身贵族的新婚夫妇开始效仿资产阶级，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比从前紧密得多，贵族母亲不再把孩子交给乳母抚养，而是凡事亲力亲为。此外，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也比从前和谐得多。意大利人的家庭生活可谓一枝独秀。至少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那位从公元1527年穿越而来的游客兴许会觉得这一时期的饮食美味不足，清淡有余），罗马贵族的饮食要比从前好得多。自公元17世纪开始，来自东方的调味品失去了欧洲富人的青睐，部分原因是这些调味品的价格变得亲民，已经无法彰显他们的尊贵身份。酸酸甜甜的酱不再被人们追捧，糖曾经是罗马人的万能调味料，如今也被降格为甜点。公元19世纪40年代，佐以白酱的豆子、洋蓟、西蓝花、意大利面、土豆、鱼和小牛肉等清淡可口的当地菜肴受到了罗马富人的追捧。佐以番茄酱的意大利面和肉也深受他们的喜爱。现代人所熟知的罗马菜终于在此时登上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