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今天，位于罗马市中心的奎里纳尔宫里熙熙攘攘。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卫队的作用是总统的贴身保镖，卫队士兵个个身材高大魁梧，着统一制服。总统卫队负责游客和学校团体的安检工作，并引领他们参观各个国事厅、花园、赛马训练场，观赏五彩斑斓的绘画作品、各式各样的枝形吊灯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古董。运气好的话，游客们还能闻到饭菜的香味，那香味来自为外国政要准备的国宴，或者碰上总统坐在公务车里穿过宫院，由此得以一睹总统的风采。

公元1848年11月24日，法国大使哈考特公爵乘马车前往奎里纳尔宫，彼时的奎里纳尔宫还不是总统府，而是教皇的官邸。11月15日，罗马爆发大规模起义，彼时奎里纳尔宫的大门被烟熏得漆黑，窗户被打碎。哈考特公爵从马车上走下来，向国民卫队的士兵表明自己的身份，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要是他早几天造访奎里纳尔宫，负责核查他身份的就是瑞士卫队的士兵。国民卫队由身穿制服的罗马市民组成，他们守在奎里纳尔宫外并不是为了保护教皇，而是为了软禁他。也就是说，他们是看押教皇的狱卒。哈考特公爵是教皇的故交，士兵在核查他身份时，说不定会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

但是，他们还是放他进了奎里纳尔宫。在一大队国民卫队士兵的护送下，他沿着宽敞华丽的楼梯走向教皇庇护九世（公元1846—1878年在位）的寝殿，教皇正在房间里等待着他的到来。卫队士兵允许两人关上门说体己话，此举甚为体贴，却不明智。两人的谈话很诡异。起初，门外的人能隐约听见两人在交谈，后来就只能隐约听见哈考特公爵一个人在说。这时，教皇已经悄悄溜进隔壁房间，迅速脱下教皇法袍，换上普通神父的法袍，戴上一副深色的眼镜，和一个名叫贝内德托·菲利普帕尼的仆人离开房间，只留下哈考特一人自言自语。菲利普帕尼拿着一支小蜡烛照亮前行的路，蜡烛忽明忽暗，他和教皇快速穿过黑漆漆的宫殿走廊。几年后，约翰·弗朗西斯·马奎尔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记载了下来：

他们（教皇和菲利普帕尼）穿过一间内殿，蜡烛突然灭了，两人被困在黑暗中。没有蜡烛照明，两人寸步难行，菲利普帕尼决定折返法国大使哈考特公爵所在的那个房间，重新点亮蜡烛。哈考特公爵看到菲利普帕尼回来，又惊又怕，以为教皇遭遇不测，导致蜡烛被扑灭，整个逃跑计划流产。[1]

哈考特公爵的担心是多余的。菲利普帕尼重新点亮蜡烛，匆匆回到教皇身边，带他逃到宫殿另一边的椭圆形楼梯处。宫殿外的院子里，停着一辆出租马车，一位仆人认出了教皇，双膝下跪，祈求祝福，教皇再次受到惊吓。但幸运的是，当晚值夜的国民卫队士兵警觉性不高，没有发现他们。教皇爬上马车，马车咯咯嗒嗒地驶出宫外。为了不被发现，马车绕道而行，教皇随后换乘了巴伐利亚大使的马车，巴伐利亚大使也参与了此次的出逃计划，并把自己私家医生的护照给了教皇。当天午夜，教皇庇护九世穿过边境线，来到两西西里王国（公元1816年12月12日—1861年12月12日），脱逃成功。5个月后，一支集现代化和专业化于一身的法国军队向罗马进逼，准备把教皇送回罗马。这支军队有8000到1万人。

19世纪中叶，对欧洲大陆来说，是变革的时代。旧有的秩序突然瓦解成碎片，欧洲人既满怀期待，又害怕至极。他们对新秩序的期待和畏惧要追溯到半个世纪前的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军队的帮助之下，法国大革命取得胜利，欧洲大地上也随之掀起了革命的浪潮。公元1796年，法国的军界新星拿破仑·波拿巴（公元1769年8月15日—1821年5月5日）将新思想带到罗马，准备打造一个精英治国的、先进又理性的世界。拿破仑把罗马人从旧贵族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在古罗马广场上种下一棵“自由树”，废黜了教皇庇护六世（公元1775—1799年在位），后者在流亡期间死去。10年后，拿破仑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公元1804—1815年），他宣称罗马是法兰西帝国的第二大城市，是意大利王国（公元1805—1814年）的首都。意大利虽然沦为殖民地，但是意大利人却比1000年前更团结。

罗马被法国占领期间，大多数罗马人对法国人没有好感，还跟从前一样忠于教皇。公元1798年，台伯河岸区的穷人发动起义，遭到暴力镇压。法国在1814年退出意大利半岛，不少意大利人居然生出怀念之情。当然，他们并非怀念被异族殖民的日子，而是怀念法国给意大利带来的一些积极变化。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兴意大利资产阶级受到旧贵族的反对和打击，而法国的革命者们十分痛恨这些旧贵族。整个意大利半岛还在政治上开倒车。法国大革命失败后，君主制复辟，严格的审查制度死灰复燃，异见人士遭到残酷打压。罗马教廷成为意大利半岛上最保守的政权，教皇国的监狱里挤满了政治犯。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公元1831—1846年在位）反对科技进步，禁止人们使用电报、煤气灯和铁路。他声称铁路会给罗马带来污秽之物，并称铁路为“地狱之路”。此外，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挫伤。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帝国（公元1804—1918年）接替法国，继续殖民意大利。1815年后，意大利各邦国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威尼斯共和国（公元697—1797年）成为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米兰公国（公元1395—1797年）的领土划归奥地利帝国控制的伦巴第·威尼斯王国。意大利人驱逐外国侵略者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再次被点燃。我们在上一章里讲过，意大利人的民族独立意识曾在公元1525年有过短暂的萌芽。

意大利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首先在文艺领域表现出来。他们迷上了浪漫主义小说、历史、绘画、戏剧和歌剧，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爱国者们为了守住妻子和女儿的清白，同残暴的外国侵略者浴血奋战。后来，意大利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由文艺领域转到暴力革命。公元1820年，意大利北部多地爆发起义。19世纪30年代初，起义卷土重来。所有的起义均以失败告终，但是到了1847年，人们能隐隐感觉到意大利的革命形势已经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期。你可能想不到，正是连夜逃出教皇国的庇护九世最先激发了意大利人民的革命意识。

起初，教皇庇护九世是个不折不扣的激进派。他出身玛斯泰家族，这个贵族家族支持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以保守著称的格列高利十六世是庇护九世的前任教皇，前者甚至抱怨称玛斯泰枢机家的猫都是共济会成员（共济会起源于1717年6月24日，支持民主改革）。玛斯泰成为教皇前的职业生涯都在罗马城以外度过，对梵蒂冈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知之甚少，所以他仍然保有一份天真，待人随和，不拘小节，对天主教十分虔诚。公元1846年6月，玛斯泰打败两位备受关注的枢机主教，作为折中候选人当选为教皇，称庇护九世。登基不久后，他就开始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释放政治犯，允许流亡海外的政治犯回国，废除审查制度，建立民选理事会，甚至效仿法国军队，组建了一支由罗马市民组成的国民卫队。他还宣布引进电报、煤气灯和铁路，旨在推动教皇国的现代化进程。

渴求改革的罗马人欣喜若狂。庇护九世释放政治犯，人们喜极而泣，纷纷涌入奎里纳尔宫向他致谢。从那以后，每当庇护九世穿过罗马城，阳台上的人就会扔下鲜花，路边的人就会下跪致意，有人甚至把教皇马车的马牵走，凭肉身为教皇拉马车。人们举办各种纪念活动，管乐队奏响革命的赞歌，教堂挂起了意大利三色旗，整座城市都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教皇的一系列民主化改革令罗马人激动不已，到了公元1847年，这些改革措施还点燃了整个欧洲的革命意志。公元1848年初，欧洲人民把革命的意志付诸行动，巴勒莫、那不勒斯和两西西里王国相继爆发人民起义。两西西里国王费迪南多二世（公元1830—1859年在位）是极端保守派，他被迫同意了颁布宪法。同年2月和3月，革命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各邦君主纷纷逃离自己的宫殿，被迫颁布宪法，巴黎、维也纳、柏林、德意志和意大利全境的旧政权都摇摇欲坠。经过5天的巷战，米兰人民把多达1.9万人的奥地利驻军赶出了米兰，萨丁岛·皮埃蒙特国王卡洛·阿尔贝托特（公元1831—1849年在位）对奥宣战。在罗马民众看来，教皇庇护九世成为意大利总统只是时间的问题。

教皇本人却不这么认为。他喜欢受人爱戴的感觉，但不想拿教皇国冒险，更无意当什么意大利的总统。他还极害怕惹恼哈布斯堡王朝，担心奥地利帝国与罗马教廷决裂，成为第二个英格兰。罗马人开始质疑他的革命决心。面对内忧外患，教皇压力重重。公元1848年4月29日，教皇不顾内阁成员的反对，宣布退出反奥战争。内阁宣布集体辞职，以示抗议，罗马人对教皇的反常行为震惊不已。

更大的失望接踵而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意大利人因没有统一的军队和骁勇善战的将领，眼睁睁地看着独立统一的愿望化为泡影。在7月末的库斯托扎战役中，卡洛·阿尔贝托特国王的皮埃蒙特军被一小队奥地利军引开，米兰人落入奥军主力部队的虎口，真是耻辱！革命浪潮在欧洲大陆走向低谷，保守派找回了信心。费迪南多二世在那不勒斯炮轰起义军，起义军投降，他因此得到了“炸弹国王”的绰号。罗马似乎注定要走其他邦国的老路。教皇庇护九世背叛了民族统一大业，遭到万人唾弃。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加强统治，任命保守派的佩雷里诺·罗西为首相。罗西将罗马国民卫队中的激进分子清洗出去，将两位起义军首领流放，并恢复了审查制度。同年秋天，人民普遍认为罗西会发动政变，废除教皇庇护九世不久前颁布的宪法。

罗马人不甘任人摆布的命运。同年11月15日午后不久，罗西出发前往坎榭列利亚宫，参加教皇国的立法会议。美国作家玛格丽特·富勒（公元1810—1850年）此时正好生活在罗马，将即将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罗西的“马车渐渐驶向坎榭列利亚宫，到处都是抗议的人群，人们怒吼着、悲鸣着。他微微一笑，假装不在意。马车驶进坎榭列利亚宫的庭院，他暗暗松了一口气，做梦也没想到这里就是他的刑场。马车停了，他从马车上下来；周围挤满了人，推推搡搡，像是故意让他难堪似的；只见他突然转身，被人一击致命”。[2]

罗西被人割喉，没过多久，当场死亡。他不得人心，教皇军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刺身亡，无动于衷，一言不发。罗西的妻子刚刚丧夫，一大群人就跑到她的房外唱起“手刃暴君，为民除害”，教皇军也参与其中。对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啊。

翌日，教皇发现自己的权力彻底被架空。奎里纳尔宫前的广场上聚集着游行的人，他们要求实行社会改革、指定民主政府，以及对奥地利宣战。宫中一小撮瑞士卫队士兵冲外面开了火，持续造成人员伤亡。广场上挤满了教皇的军队，其中包括教皇骑兵团和新成立的国民卫队。他们冲宫殿的窗户射击，一位教士被射杀，教皇宣布投降，任命革命派组建新政府。国民卫队代替瑞士卫队担负起保护教皇的职责，实际上教皇已沦为阶下囚。一周后，他逃到“炸弹国王”的地盘那不勒斯。公元1849年1月6日，教皇将全体罗马人革出教门，给予绝罚处分，给出的理由是“忤逆犯上，罪行昭昭，骇人听闻”[3]，双方矛盾彻底激化。

▲这幅创作于当代的版画，描绘了奎里纳尔宫被围的场景。

教皇出逃后，教皇国沿着民主化道路继续前进。同年2月9日，教皇国举行制宪会议选举，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公元1849年2月—6月）。意大利三色旗在卡比托利欧山的元老宫上方高高飘扬，马可·奥勒留皇帝骑马的塑像上戴上了三色花环，礼炮轰鸣，就连乞丐也戴上了红色的自由帽（liberty cap，一种代表自由的软帽，古罗马时代给予获得自由的奴隶，法国革命时戴此帽以示自由）。一年前，起义接连失利，罗马的革命事业给意大利共和党人和爱国志士带来了新希望，他们纷纷来到罗马。

那么我们不得不提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年7月4日—1882年6月2日，意大利爱国志士及军人）和朱塞佩·马志尼（公元1805年6月22日—1872年3月10日，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这两位杰出代表，他们为意大利的统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从表面上看，两人有诸多共同点，比如两人都来自意大利半岛西北部。马志尼生于热那亚，从小熟读浪漫主义爱国小说，立志成为文学评论家；加里波第出生在尼策，也就是今天法国的尼斯，当时属于萨伏依公国（公元1416—1859年），青少年时代，他在去黑海贸易的两桅帆船上实习。19世纪30年代，两人发动的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双双被捕。加里波第曾被判处死刑，后来成功逃脱。不得不说，他的人生经历要比马志尼跌宕起伏得多。

从两人的流亡生活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马志尼很快就适应了典型的革命生活——深居简出。他藏在马赛的一栋公寓里，几乎从不出门，但最后敌人还是发现了他。无奈之下，他逃到瑞士。1837年，他又辗转来到伦敦。他在伦敦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渐渐习惯了这座城市里的污垢、臭虫和酒鬼。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困了就靠喝咖啡和抽雪茄提神。最拮据的时候，他不得已拿了手表去典当，步行省下车费，只为攒钱买寄密信的邮票。他逐渐建立起一个名叫“青年意大利党”的革命组织，并在欧洲编织了一张情报网。马志尼成了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言人。他还广泛结交英格兰的改革派人士，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革命思想。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公元1773年5月15日—1859年6月11日）是当时欧洲保守主义的巨擘，他认为马志尼是欧洲最危险的人。对马志尼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成功。

相较之下，加里波第的流亡生活则充斥着酣畅淋漓的痛快。他逃亡到刚刚获得独立的南美洲，很快加入里奥格兰德共和国的起义军，跟当地人民一起反对巴西帝国（公元1822—1889年）的统治。因敌众我寡，起义以失败告终。加里波第所在的战舰被炸毁，沦为敌军的俘虏，受到拷打，所幸几乎没有受伤。他跟自由自在的加乌乔牧民学会了骑马和打游击战，学着当地人戴上了毡帽，穿上了南美披风，这在日后成为他的标示性装扮。他还在南美洲找到了他的挚爱——妻子阿妮塔。阿妮塔原先的丈夫是个沉闷乏味的男人，英勇善战的加里波第很快赢得了她的芳心。阿妮塔英勇无畏，丝毫不逊色于加里波第。

▲1849年2月9日，罗马人在卡比托利欧山的元老宫阳台上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

眼看着里奥格兰德共和国一天天式微，加里波第和阿妮塔来到蒙得维的亚，此地也不太平，当地人民正在反抗阿根廷独裁者胡安·曼纽尔·德·罗萨斯的入侵。加里波第于是跟志同道合的流亡者们组建了一支意大利军团，他把一批原本为屠宰场工人定做的红色制服拿来当作军团的制服。1846年初，意大利军团在圣安东尼奥德的萨尔托击败罗萨斯的军队。他和他的军团谢绝了乌拉圭政府的犒赏，他们的义举赢得了当地人民的尊敬。萨尔托战役是加里波第军旅生涯的转折点。得益于马志尼孜孜不倦的宣传，加里波第在欧洲变得家喻户晓。加里波第的公众形象简直就是为新闻宣传量身打造的，他一直以英勇无畏和克己爱国的形象示人，就像浪漫主义小说里走出来的主人公。几十年来，意大利人民一直都是浪漫主义小说的忠实读者。

听到意大利爆发自由主义革命的消息，加里波第和马志尼匆匆返回祖国。1848年夏，两个惺惺相惜的人携手合作，但最终不欢而散。那时，意大利的民族解放事业已经举步维艰。皮埃蒙特军在库斯托扎战役中不敌奥地利军。此后，马志尼加入加里波第的志愿军，在马焦雷湖附近不断侵袭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深居简出的马志尼不适应紧张艰苦的军旅生活，被强迫行军几天后，他就匆匆越过边境，来到瑞士。加里波第的志愿军击败了一支奥地利军，这是意大利人在1848年夏天不可多得的一场胜利。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步马志尼的后尘，被迫来到瑞士。在瑞士，两人在战略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教皇庇护九世连夜逃跑，罗马共和国在礼炮声中宣告诞生，马志尼和加里波第携手南下，分别在新政权中担任要职。公元1849年3月，马志尼因组织革命党而名声大振，成为罗马共和国的实际掌权人，三人执政团（卡洛·阿尔梅里尼、马蒂亚·蒙特切奇和奥雷里奥·萨雷塞梯）唯马志尼马首是瞻。加里波第负责率领志愿军团保卫罗马共和国。马志尼和加里波第都深知罗马共和国难以长久。公元1849年4月初，除了罗马、威尼斯和匈牙利，其他地方纷纷失守，欧洲革命陷入低潮。奥地利、西班牙、那不勒斯和法兰西宣布联手，制订瓦解罗马共和国的计划，旨在把教皇安全护送回国，并重新扶上圣座。奥地利逐步蚕食教皇国北部，“炸弹国王”费迪南多二世虎视眈眈。

罗马共和国难掩颓势，但是加里波第和马志尼都认为罗马共和国的建立为民族解放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世人树立了榜样，因此有着重大的意义。至于为世人树立了什么样的榜样，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加里波第希望树立英勇无畏的形象，向世人证明意大利人准备一雪前一年的耻辱，为祖国的统一浴血奋战。作为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言人，马志尼则希望罗马人能以谦逊的姿态投入民族解放运动，从而拉拢外国支持者。为达到这一目的，他立即下令禁止袭击教士和富人，禁止侵吞教会财产。尽管马志尼并非传统天主教徒，他的信仰有种神秘主义倾向，但是他小心翼翼地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他并不想同天主教交恶，他的矛头只对准教皇。1849年复活节期间，教皇不在城中，于是马志尼选了一位革命派教士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阳台上为众人祈福，而马志尼就站在他的身旁。

马志尼还试图通过清贫的生活方式赢得民心。他还跟从前一样住单间，没有守卫，与平民保持零距离，饿了就到附近的餐馆简单对付一下。不过，他的所作所为并未在欧洲各强国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倒是在外国作家圈里有着诸多拥趸，美国作家玛格丽特·富勒就是其中之一。此外，他还得到了罗马人的爱戴，葡萄酒商安吉洛·布鲁内蒂成为他的支持者。众所周知，布鲁内蒂是当地的风云人物，人称西塞罗奇奥，他的儿子路易吉曾刺杀过首相罗西。在西塞罗奇奥的鼎力支持下，马志尼终于打消了罗马人对他的疑虑。风雨飘摇的新政权终于有了一些群众基础。

马志尼把加里波第看作累赘。加里波第很有人望，但是他有时让人捉摸不透，政治观点也颇为激进。他对神父深恶痛绝，甚至干脆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然而，在那个时代，绝大多数欧洲人都无法接受无神论。他对婚姻的态度也极易引起人们的诟病。他勾引有夫之妇阿妮塔是众人皆知的事，两人未婚就生下孩子。因此，马志尼拒绝任命加里波第为共和国最高统帅，而把橄榄枝抛向了有些呆板却正派的罗马人彼得罗·罗塞利。加里波第被发配到一个名叫列蒂的山边小镇，负责在当地训练他的志愿军团，守卫共和国的东部边境，时刻提防那不勒斯人的入侵。加里波第知道自己得不到重用的原因，加上又犯了严重的风湿病，整日郁郁寡欢。他一会儿暴怒，一会儿又低声嘟囔说他的志愿军里外不是人。

然而，敌人并没有从东部攻来。4月25日，乌迪诺（公元1791年11月3日—1863年6月7日？）中将率领一支装备精良的法国军队在奇维塔韦基亚登陆，那里距离罗马城以西只有64千米。虽然这个消息令人沮丧，但是马志尼仍然保持积极的态度，他相信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就可以让罗马化险为夷。在对罗马共和国宣战的四大敌国中，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公元1848年11月4日—1852年12月2日）是最容易被拉拢的。总统路易·拿破仑（公元1808年4月20日—1873年1月9日）是革命派人士，他跟马志尼一样曾多次发动起义，密谋政变，也尝过阶下囚的滋味。青年时代，他支持过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志尼在伦敦跟他打过照面，两人当时都是流放犯。此外，路易·拿破仑似乎也并不喜欢穷兵黩武。霍顿斯·考纽是一位与路易·拿破仑关系匪浅的女性，但不是他的情妇，实属罕见。考纽剖析过路易·拿破仑的性格，令人印象深刻。在她眼里，路易·拿破仑为人谦和忠厚，但是疏懒成性。她写道：“他是个很没有耐心的人，一天到晚都在不耐烦中度过。”[4]

马志尼还希望能赢得法国舆论界的支持。一年之前，法兰西是革命的灯塔，尽管此后这个国家逐渐右倾化，不过好在此时它还是共和国政体，新的议会选举即将举行。马志尼命人印制了许多海报，海报上用法文写着《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公元1848年11月4日由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第五条：“法兰西共和国绝不武力干涉其他民族的解放事业。”从奇维塔韦基亚到罗马的路边墙上贴满了写有这句话的海报。

可是马志尼的希望十分不合时宜。不只革命氛围浓郁的巴黎，整个法国都对教皇心怀敬意。教皇在流放地加埃塔宣称罗马是“一座奸佞之城，外国人、叛教者、异教徒以及革命党头目遍地”（教皇口中的外国人指的是马志尼、加里波第和两位的拥趸）。乌迪诺将军麾下的将领都不是共和派，大部分士兵都是农民出身，来自保守的法国农村。他们对马志尼的海报视而不见，径直杀向了罗马。